十
汉从一个文明变成一个民族,或汉人的“天下”观念变成“国家”观念,并非一夕之功,也不是一朝一代完成的。陈独秀说,“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而明亡清兴之后,受“天下”观念影响的朝?人则说,“大明没于腥膻”,“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而另一个受汉文明影响的日本,在修《中日修好条规》时,不同意清政府自称“中国”,“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文献中经常自称“神州”,“中华”。
但正如辽金的入侵完成了宋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西洋的入侵也完成了东亚各国民族意识的复苏,“天下”观念终被扬弃,而“国家”观念终于形成。西洋的入侵让汉民族意识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实已成为一整体,“中华民族”概念呼之欲出,第二件则是西方文明无论物质精神,实有出于中国文明之上者,于是有了现代化或西化之路。
汉人可能是土尔扈特蒙古人之后最早意识到中国各民族已成为一利益共同体的,这同认识到仅仅保存华夏文明不足以战胜西洋一样,都反在满清统治者之前。晚清时候,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满人似乎成了汉文明的守护者,汉人反成了汉文明的扬弃者,天天喊着要“洋务”,“变法”,“以日为师”,而满人则天天喊着“祖宗之法”,“天朝上国”。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汉文明本来就是一路继承和扬弃中发展的,汉朝的“汉人”已不同于先秦的“诸夏”,而唐宋的“中国”也不同于汉朝的“汉人”。西方人喜欢旧酒新瓶,一天一个“主义”,实在想不出名词了,还有什么“新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中国人则喜欢旧瓶新酒,大玩其修正,虽然同为儒家,汉之经学已不同于先秦之孔孟,而宋之理学又不同于汉之经学,明之心学又不同于宋之理学,再加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清代朴学,一个瓶里也不知装了多少次酒了。不断扬弃本就是汉文明的生命力之所在,历史中有多少固步自封的民族灭亡,而此民族独存,何尝不是因为其不停的扬弃呢。
有年到某地旅游,那个少数民族导游说她们现在都被汉化了,但观其穿着习惯,更象是被“西化”。很多民族都把“西化”说成“汉化”,也是因为汉族实际上是最早开始“西化”的,是“西化”的领跑者,也是西化最彻底的民族,其他民族在“西化”的时候感觉跟汉族越来越象,自然以为是“汉化”了。
所以某些人以为“复兴”了汉文明,就可以恢复祖上的荣光了,实为无谓。因为汉文明本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一直是在扬弃中发展的,到底是恢复明清的,还是唐宋的,还是秦汉的,还是先秦的。满清为了保存其“满文明”,不惜以上千万的头颅种下一根辫子,但二百年后,连他们自己都要放弃这根辫子,民国初年旗人境地之惨让人泪下,不仅保不住辫子,连姓氏也保不住,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所以认为能靠着把文明恢复到古时的某个状态就能恢复祖上的荣光,实在与爱新觉罗氏以为靠着“满洲骑射”能江山永固无异,倒大违汉人祖先的精神了。
自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是西化,而民族化,从来只是支流。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明实际上早已停止于中古时代,哪怕你跑到了近代化的前夜,也只是中古时代,西方文明却早已日新月异,充分现代化了。当年日本为什么要照搬唐朝,而不是埋头发展自己的文明,因为比起唐朝的中古化来说,日本本土文明还在上古,差得太远,这样大的差距,与其埋头上千年,不如学习一百年。实际上也别无选择,中国周边的定居民族基本上被汉化,也是如此。罗马灭于蛮族之后,欧洲无间断地发展了一千年,但一千年后,欧洲人还是觉得自己的文明远不及希腊罗马的,于是学拉丁文,搞文艺复兴。历数千年演进的文明成果,不是埋头苦干就能干得出来的。建国之后中国也锁国了三十年,埋头建设,等打开国门,发现差得太远。所以,一个停留在中古时代的古代汉文明,不管多么优秀,在已经日新月异,并且还在继续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甚至未来化的西方文明大背景下,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实在是不容乐观。
总之,在这种大背景下,汉民族的任务早已不是保存住汉文明不致于“由夏变夷”,而是先保存住自己,不再是保护文明的果实不被野蛮人践踏,而是保护社会的财富不至于被少数人挥霍或拱手送人。如果古代的汉文明没有能够抵抗住蒙元满清的征服,“复兴”之后的汉文明又何尝能抵挡住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是不确的,崖山之后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中国,即使没有“崖山”,六七百年后,中国又怎么还会是宋朝的中国,即使有了“崖山”,六七百年后也可以有新的中国。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首先要掌握这“潮流”,知道这“潮流”是什么,才谈得上弄潮,“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总得先在“世界潮流”中活下来,才谈得上“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