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弟之忧（作者：无风带）

倚槐卧雪

      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徐志摩
    在一班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小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或者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多于利??这个问题，在小的时候真是没少纠缠我。小孩子的思虑及于此端，只不过是因为父母经常说道做老大的种种辛苦和责任，说道做老小的种种幸运和宠爱。对于我这个老八子来说，听得多了，也就很自然的对老大老小的利弊问题做一番权衡计较。
    我排行末位，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是正宗的老八子。小时候没少被父母宠爱、兄姐纵惯。尽管母亲经常说儿女之中，做老大的最辛苦，责任最重大，但我并不十分赞同这个说法，我总觉得做老小的也并非总是占尽便宜。因为相对于老小来说，做老大的有很多特权，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有时还超过母亲。而作为老小的我，不但要受父母的管束，还要受老大等一般哥哥姐姐的管束。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宠爱和纵惯很多，而由于这些宠爱和纵惯，也使我经常落入被责怪甚至打骂的境地。所以，小的时候，我不愿做小，情愿做大，老大的责任和辛苦我都愿意担待。
    记得那时，到了晚间，母亲总是在洋油灯下说起解放前的事，说起大哥和二哥上学、放牛的事。说大哥胆小、拘板，而二哥则调皮、刁滑。大哥个子矮小，上学的时候要走好几十里，路上经常被一帮放牛娃欺负，被打的鼻青脸肿。大哥对母亲说，他们有五六个人，个个比自己高半个头，被他们围殴时，只好蒙脸护头，不敢还手。母亲为此事很是伤怀，就教大哥绕路走。大哥说，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过了桥就走上那段路，别无他路可走。母亲听了，也只有叹息的份。有一次，大哥回来拿粮，临走时用一根竹扁担挑着，过河不久就又被那帮放牛的围住。大哥放下担子，依然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等到那帮人走的近身，他突然舞起扁担，把他们痛打一顿。“自打那回以后啊，你大哥经过那个地方，那帮放牛的只敢老远看着他，再也不敢来惹他了。”母亲说到这里，总是会放下针线活，欣慰地笑一阵子。至于二哥，母亲在说到他时，总是又欢喜又讨嫌的口气。因为二哥调皮捣蛋，家里经常要接待因他闯下的“纰漏”而来讨说法的前庄后村、左邻右里的苦主。他曾经半夜三更骑着村里的老牯牛，顶住草屋里村“眨巴眼”张自顺的大门，在外喊“眨巴眼”父亲的小名。“眨巴眼”的父亲大怒，从床上跳起来摸了一根棍子就往大门冲，连鞋都没来得及穿。等他拉开门闩，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河对面有名的捣蛋鬼时，却被老牯牛“呼哧”一下，迎面顶个正着，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有时，二哥自己也提起这件事，而且是当着“眨巴眼”的面。他说：“那一回真是把你老头子气死了，第二天跑来狠狠告了我一状。结果，我被老头子打了一顿，那一顿打得真不轻哪！竹棍都打批了。”此时，“眨巴眼”就眨巴着眼睛说：“活该，你也太不象话了啊，”他又转过脸对我母亲说，“是吧，大婶？”“一点不错”，我母亲搭腔说。然后，二哥和“眨巴眼”就会把话题扯到他们冬天洗澡的事。有一年过年前一天下大雪，二哥和“眨巴眼”去生产队澡堂烧水洗过年澡。他们在热水里洗一会，就跑到外面的雪地里打会滚，用寒雪盖住自己的身子，等到实在吃不消了，再跑回澡堂泡一会，等暖和了，再到雪地里打滚。结果，被大人看见了，又是一顿好打。说到这里，大家总是一起大笑。等笑完了，二哥就板着脸，心事重重的说：“我这腰痛的病估计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母亲还会说起其他哥哥姐姐的事，但我总是觉得没有大哥、二哥的事好玩。这也可能是除了大姐之外，其他几个哥哥姐姐和我一起生活时，我已经记事、懂事，对他们的“神秘感”不够的缘故吧。说老实话，我对大哥、二哥很是崇拜的，我总觉得他们在家庭里有着相当的权威，特别是大哥。记得每次大哥从江宁东山回来探亲，父母亲总是有很多事要征求他的意见，大哥总是不苟言笑的样子，话很少。父亲很少议论大哥、二哥的事，倒是母亲，睡觉前经常会在我面前提到大哥。那时，大哥、二哥都已成家独立，大哥每年要补贴我们一些生活费。母亲说，大哥不怕大嫂，生活费都能按时给付。母亲是自豪的，因为接着，她就会说到村里姓陈的弟兄俩，怎么怎么因为怕老婆而不孝顺父母的事。由于二哥是在安徽广德成家的，而且是入赘二嫂家，所以也就免除了他给付父母生活费的责任。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难得见到二哥，因为他只有在过年时才有可能带着比我只小一岁的侄女或是比我小三四岁的侄儿回来一趟。听他说山里头的事，非常向往。他会说到冬天做糍粑、做年糕的事，说到春天漫山遍野开满映山红的事。他说山里有山里的好处，叫着靠山吃山。不过，他还是想回老家来，他说要叶落归根。他说那番话时，大约三十大几四十不满的年龄。后来，三哥和二哥的中学同学张哥一起去了一趟广德，他们说了很多家乡的好处，二哥因感念一帮兄弟朋友能经常聚会寻乐，是以归乡之情愈发迫切。没过两年，他便卖掉房舍，举家迁回。为此，他和二嫂闹了好一阵子不愉快，尽管父母从中做了不少调和工作，但二嫂的怨气仍经年难消。母亲说二哥是个祸害，他的归迁不仅闹得夫妻不和，还给本来就穷困的我们家带来很重的经济负担。
    很多年后，具体说来是在我参加工作之后，有一回我做一个梦，梦见大哥死了。醒来后非常伤感。为此我写了一篇很短的小说，叫着《红匣子》。当时我刚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派文学，就模仿那种叙事风格进行写作。前些时候，我的小说集《安慰》出版，一位曾在杂志社当过小说编辑的朋友还对我说起过那篇小说，他说我要是一直坚持那种风格进行写作，成就一定比现在大。但他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那篇小说。可以说，自从做过那个梦后，一个念头就一直纠缠我，就像当初老小的利弊问题一直纠缠我一样。那个念头很快就演变成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也是把那个问题和老小利弊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
    我的大哥要比我大二十二岁，二哥比我大将近二十岁，和我年龄最近的四哥比我大四岁。按照常规的程序，他们都将一个个先我而去，我将在一个既漫长又短暂，而且是难熬的岁月里，接二连三地为他们送终。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精神压迫？七个人，我要为七个哥哥姐姐送终，加上先我而去的父母，我要先后为九个人送终。这是老弟特有的忧虑，是老弟必然要经验的痛苦和悲哀。但每当我心中有这个念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的心中又平添了一种负罪感??凭什么他们就一定走在我前面？为什么我就不能因病或像父亲那样因一次车祸而走在他们前面？这难道不是可能的吗？难道我不是很希望这样吗？这样至少可以卸却我的负罪，可以使我不致再因亲旧亡故而悲不自胜吧。这个应遭诅咒的念头，总是像毒蛊一般在我脑子里潜伏着，不定什么时候就溜出来招摇。我厌恶说它，害怕说它，然而它却越来越活跃，总是蹦蹦跳跳，让我心乱如麻。如今，我迫不得已说出它，是因为我敢于正视它作为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以及它在人生旅程里作为悲哀之源的现实预期。
    在那个梦之后不久，我从现在工作的地方回家省亲，就特别留意大哥的变化，发现他真的老了，他那模样在城里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不过他精神还算好，没有什么疾病，而且退休之后，一天两包的吸烟量也减少了不少，甚至还戒过一段时间。但母亲的身体似乎一天不如一天，每次回家都听到她的病痛呻吟。她一个人独过，不愿成为任何一个哥哥姐姐的负担，拿她自己的话说一个人自在。她的头发皓白，身体消瘦得十分厉害，脸皮褶皱蜡黄如鸡肫皮，时不时要坐在床沿或是小木凳上咯气，目光呆滞无神。但她还闲不下来，经常到后山割些柴草，并且种了几分三哥家抛荒的菜地、养了几只鸡。为此，二哥每每责备她，说她这样做陷我们做子女的于不孝之境，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不但无法向故去的父亲交代，我们从此也就没有妈妈、没有依靠了。尽管二哥责备的口气颇有几分“犯上”，但他说的实在是不无道理，而且听起来让人心酸。
        2002年8月1日，母亲到底走了。她走的前一天我回家看她，把她从病榻上抱起来，在竹躺椅上坐了一会，她的两只脚肿的比腿粗，两只手背静脉凸起老高，尽是黄豆大小的黑斑。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对我说，她这次生病亏得大哥日日夜夜照料，说大哥辛苦了。大哥站在一旁，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依旧一言不发。等我和大哥把母亲重新抱上床躺下，大哥把我喊到堂屋里对我说：“老五，我妈恐怕不行了，大概就这两天吧。”我长嘘口气，一句话也没说，心灵却又一次经验了方才贴身抱住母亲干瘦如柴的身体时的疼痛。而当年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她的身体多么柔韧、多么温暖？我的身体多么娇小、多么稚嫩？可如今呢？我看看大哥，觉得大哥更老了，而那个念头，那个有罪的念头，那个后来演变成问题的老弟之忧，突然之间就牢牢攫住我的心。一股热辣辣的血液猛烈地冲上我的脑门。
        父亲走时，他六十八岁，我十七岁。二十二年之后，母亲又走了。而这二十二年里，大哥老了，二哥老了，大姐眼睛坏了、头发白了一大半，三哥也五十好几了……二姐的三个子女中的两个已经成家得子了。这一回，也就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二年的五一节，我又回老家去吃三姐儿子的结婚喜酒。眼看着侄甥辈一个个相继成家立业，大多有了后代，大哥、二哥……我们这一代又怎么能停止一天天衰老呢？外甥的婚礼上，其他哥、姐都到了，就是没见到二哥。我问二嫂二哥为什么不来？二嫂说，她来时，二哥正在田地里转悠，喊他他也不搭理。于是，我就往二哥家里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过来，兄弟姊妹也好借机聚会一下。我还想好了他不愿来时的劝辞，那就是这年大年初一他打电话给我执意要我回家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弟兄几个都老了，见一次面少一次了。因为他的这句话，我初四回到老家。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母亲虽然不在了，但哥哥姐姐在，日子一天好似一天，要我一定每年都回来看看。我见他神气活现的样子，心里很是高兴。
    电话通了，但电话那头没人接听，他会去哪里呢？我问二嫂。二嫂看着我，摇摇头，嘴里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二姐在一旁说，二哥肯定生气了，因为他不会骑自行车，要这里派车去接他，这里哪来的车呢？所以他一定是……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因为二哥喜欢在弟妹及小辈面前摆摆架子，弄得不好就会生气。后来酒宴开席了，大家一起吃着喜酒，也就没人再提起此事。但不知怎么的，从三姐家回去后，我心里老是为二哥的事犯嘀咕。
    大约到了七月头上，大哥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二哥病重了。我问他是什么病，大哥说可能是腰椎腱盘突出导致血液出了问题，引发了并发症。我这才想起他经常跟我说起的腰痛病，说经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记得母亲去世时，他一边喝酒一边说他一直以为他会走在母亲前头。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赶回老家，二哥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小木凳上，就像当时母亲坐在小木凳上一样，目光痴呆，脸色蜡白。我给他发了一支香烟，二嫂赶紧说他不能吸烟，说要是咳嗽起来，腰部会疼得受不了。二哥不高兴的看了她一眼，说老五给的好香烟，抽着没事。我听了，心里酸楚难当，就把随身带着的几包玉溪香烟都留给了他。临走时，二哥坚持着要起身送我，但被我轻轻按在凳子上。我记得他当时的眼神，那是企盼的眼神，无奈的眼神，痛苦的眼神。是希冀的眼神，也是绝望的眼神。二嫂送我到门口坝岸上对我说：“你二哥今天知道你要回来，一早就等着，精神似乎要比平时好多了。”我蓦然回头，发现二哥正倚着门框目送着我。
    回镇江的路上，二哥倚门相送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使我想起小时候随母亲去广德看他那回的临别情景。那年我大概是十二岁，或者更小一点吧。我随母亲在广德二哥家住了一个多月，过完春节才回老家。二哥家在独山公社朱湾村，一个美丽的只有古典山水诗画里才有的那种偏僻小山村。从朱湾去汽车站要走十五华里山路。为了坐上头班车，我们起了个大早。我紧随母亲走在满是碎石的山路上，路边的枯草凝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二哥用一根形同拐杖一样的木棍，背着行李跟在后面，落后母亲和我大约有十几步远。。记忆中，我们一路上基本没有说话，只听到脚下石子清脆凄苦的嘎吱声。到了汽车站，二哥帮母亲和我买了去溧阳的车票（那时交通不便，从广德到溧水须从高淳东坝或溧阳转一次车）。上车时，记得二哥一改平常嬉皮笑脸的神态，寒肃着脸问母亲说：“妈，你什么时候再来朱湾？”母亲说：“哪个晓得呢。你过年回家不？”二哥说：“看情况吧，争取回家过年。”上车后我坐在车窗边，车子启动时，我朝窗外看去，发现二哥站在那里，眼里闪着泪光。那一幕我记得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大人也会流泪。那是我和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广德二哥家。因为没过多少年，二哥就在三哥的怂恿下迁回父母身边。
    二哥到底没能熬过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三姐夫从二哥家打来电话，说二哥走了。母亲是2002年8月1日走的，二哥在两年不到的2004年7月28日也随之而去。我不知道阴间的路有多长，阴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大概不致太穷困、太冷清吧。要不，那么多人，怎么都会相继去往那里，竟似不再留恋人间呢？
    爱伦?坡说，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决不臣服天使，也不屈从死神。想来他说的是在理的，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所有的死者都是意志薄弱者。
    那是个炎热的夏末，母亲去世时、二哥去世时，都是炎热的夏末。多么令人难熬啊。接下来还有清冷的深秋，严酷的寒冬，但也终有温暖的春天。我想我会怀着老弟之忧走近那个未来春天的。那时，我不当再像现在这样悲观而易于感伤了吧。存亡惯见，浑无多泪，乡井难忘，尚余归心。我会经常回老家看看的，清明到来，我会回去给那些故去的亲旧烧点纸钱，磕磕头的。我照例会在父母、二哥的坟前徘徊转悠一阵子，然后慢悠悠地踱回头，回到我工作的场所，我生活的地方，我抽烟、喝茶、写作的小桌子前的。因为“我不会停下脚步迎接死亡，所以死亡善意地停下来迎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