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色诺芬的斯巴达人的政制看斯巴达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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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中的斯巴达问题

(一)色诺芬的斯巴达兴衰论

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的开篇，色诺芬写到：“犹记昔日，斯巴达虽是人口最为稀少的城邦之一，却也是希腊最为强大，最有声望的城邦。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直至想到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制度，我的困惑才随之消逝。”3显然，色诺芬在这里将斯巴达兴盛的原因归结为斯巴达独特的制度。色诺芬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来库古是斯巴达人所遵从的法律的制定者。正是遵从了这些法律，斯巴达人才迎来了国家的繁荣。”4他在文章的第14章中还写到：“要是有人问我来库古所订立的法律是否至今未变，我实在没有信心做出肯定的答复”，“我们无需为拉栖代梦人会受到这些指责而好奇，因为他们显然既没有遵从他们的神，也没有遵守来库古所订立的法律”。1显然．在色诺芬看来，斯巴达必衰的关键就是斯巴达的独特制度即来库古立法。因此，他的《拉栖代梦人的政锚》几乎是围绕着来库古立法而展开的。然而，此处色诺芬关于斯巴达的独特错4度是由来库古一人所创的论断却是令人怀疑的。关于来库古其人及其改革的问题，学界尚有诸多争议。2笔者认为，历史上可能确有来库古其人，也有来库古的改革。但是，斯巴达如此完善的制度显然并非一蹴而就，必定经过漫睦岁月的洗练才最终形成。来库古一人不可能在短期内在斯巴达建立起如此系统完善的制度。但是，正如哈蒙德所说，希罗多德和他的后继者把斯巴达改革归于来库古并没有恶意3。许多古希腊人习惯于将内容广泛的改革归于某一个人的名义之下。色诺芬作为古希腊人难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无论如何，色诺芬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中以来库古立法为中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斯巴达独特的制度，并对斯巴达兴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1、拉栖代梦人的政制

由于古希腊文化的泛政治性，古希腊的“政治”、“政治制度”和“法律”等词汇的含义较之今天都要广泛得多。可以说，在古希腊，只要是与城邦相关的事务都归于政治范畴。所谓政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色诺芬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中，从国内的制度安排和在外作战时的法律两个方面对来库古的立法进行全面阐释，给我们生动再现了拉栖代梦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1)生育政策

第1章中，色诺芬首先讨论了斯巴达人的生育问题，指出斯巴达人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繁衍出优良后代。在这里，色诺芬谈到了斯巴达女子相对于其他城邦的女子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待遇。女子可以得到比其他城邦更好的膳食。女子需与男子一样进行体能训练。同时．在斯巴达，新婚夫妇的性生活是要有节制的。男女都被要求在身体健壮的人生黄金时期结婚生子。如果是老夫少妻，丈夫还要主动戴上“绿帽子”，邀请体格健壮、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与自己的妻子生孩子。不愿与自己的妻子同居的男子还可以请自己欣赏的出身好、子嗣多的妇女帮其生育后代，不过这首先要征得该女子丈夫的同意。由此可见，斯巴达人的性生活相当自由，性嫉妒似乎并不不存在。据普鲁塔克说，斯巴达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通奸是怎么一回事4。以上这些独特的制度安排都是以繁衍出优良后代为目的。斯巴达女子之所以在斯巴达有较好境遇，也是由于国家将其视为生育工具。关于这一点，色诺芬指出，来库古认为生育子女是自由民出身的妇女最为重要的职责，所以他才在斯巴达推行女子的体能训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子才能吃上好的膳食，和男人一样参加户外活动，以此确保女子身体健壮，繁衍出优良后代。因此，在斯巴达，没有子嗣的妇女处境悲惨，生育能力强的斯巴达妇女则被丈夫借给别人生子。而斯巴达人之所以有颇为自由的性生活，也是山于繁衍后代的目的。在斯巴达，人的婚姻和爱欲都从属于这一目的。在他们看来，只要能生育出优良的后代，形式和手段似乎并不重要。

斯巴选人追求优生的情况实际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只不过他们做得更极端一些而已。在古代社会，频繁的战事要求大量体格强壮的战士。为在战争中获胜，古代社会的每一民旗都渴望繁衍出大批优良的后代。同时，人口问题在斯巴达也比较突出。色诺芬在文章的开篇就指出，斯巴达是人口最为稀少的城邦之一。当然，此处所说的人口并不是所有的拉栖代梦人．更不包括希洛特，它指的是斯巴达人。如果算上斯巴达的希洛特和庇里阿西人，斯巴达的人口并不算少。但是，相对于希洛特和庇里阿西人，斯巴选人却的确是少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暗示，当时的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大概有8000人1。到公元前418年左右，斯巴达的成年男性公民只有约3000多人2。公元前371年左右，在战场上的斯巴达公民兵只剩下700人3。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处于下降的趋势中，而斯巴达人周围却有大量希洛特和庇里阿西人。面对统治压力，人口稀少的斯巴达人为补充兵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甚至不得不允诺给自己的敌人希洛特以自由。严峻的人口问题和统治压力使作为斯巴达统治阶层的斯巴达人必须促进公民生育，增加人口，增强自身力量。

(2)教育措施

继生育问题之后，色诺芬在第2章到第4章讨论了斯巴达的教育问题。在今人看来，斯巴达人的童年并不美好。斯巴达人从小就接受严酷的军事化教育。这种教育被称为“AGOGE”。只有经历了“AGOGE”，孩子们才能真正成为台格的公民。从色诺芬的记述看来，斯巴达孩童的童年生活异常艰苦。他们赤足行走，终年只穿一件长袍度日。他们被限制饮食以习惯忍饥挨饿。而令人惊异的是，斯巴达人鼓励他们的孩子进行偷盗，允许孩童偷窃食物以缓解饥饿。对于那些在偷盗中被发现的孩子，他们还要施以严惩。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曾经有小孩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的偷窃行为，将小狐狸藏在自己的外农下，忍受狐狸尖牙利爪的撕咬，最终被扯出肚肠而死4。除此以外，斯巴达似乎鼓励“正当”的同性恋。照色诺芬的记述来看．正直可靠的男子与男孩间纯粹的精神之恋似乎是被允许的，且是被来库古所赞同的。但如果二者发生肉体关系的话，那是要被禁绝的5。同性间的精神恋爱之所以被斯巴达所赞同，因为斯巴达人认为品德高尚的成年男子对于男孩的成长有着良好的指导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斯巴达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的目的是培养出能适应艰苦战争的勇敢战：b。一方面，它蛆艰苦的生活促使孩童习惯战争中的苦痛，锻炼出适合战斗的健壮体格：另一方面，它鼓励孩子们成功偷盗，使其学会作战的谋略。可见，斯巴达对孩童的全部教育均建立在军事目的之上。孩童就是未来的战士，对他们的教育实际上是全方位的军事教育至于对少年的教育，斯巴达着重培养他们谦恭的品性，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低眉顺眼、沉默寡言。在青年中，斯巴达则引入激烈的竞争。监察官从青年男子中选出最优秀的300人组成卫队，使他们与那些落选者形成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焦点是勇气，目的是促使青年努力保持强健的体魄，更加英勇善战。另外，色诺芬还提到，斯巴达并没有放弃对那些已度过青年时光的人的军事训缘。为使他们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经受住行军打仗的疲乏之苦，斯巴达鼓励他们在公务之余进行狩猫的政策。总之，咀培养战士为目的，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儿乎覆盖了公民的整个人生阶段。

(3)公餐制及经济制度
从第5章开始，色诺芬叙述了在斯巴达公民一生中都发生作用的制度，包括斯巴达人的公餐制、财产的公用、禁止经商和铸ilj制度等等。在斯巴达，每一个公民都要交纳一定份额的财物才能参加公餐。如果有人无法交纳所需份额，则将失去全权公民的资格。一定数量不同年龄的公民组成一个公餐团。除国王有双份食物外，所有人的食物都一样。对于公餐制，色诺芬认为，它除了避免人们暴饮暴食，公餐中长辈与晚辈的频繁接触还能促进对晚辈的教育。至于斯巴达财产公用的制度，色诺芬提14斯巴达的孩子是所有斯巴达人一起管教。公民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其他公民的奴仆，互相借用猫狗、马匹。食物充足的人要留下熟食给打猎晚归的人。此外，在斯巴达，公民不得经商。人们平摊生活必需品，全体生活水平一致。斯巴达采用铁币，禁止私藏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价值约10明那的货币都要用一辆马车来拉。色诺芬指出，在这个城邦，有钱的痛苦远多于花钱的快乐‘。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斯巴达社会似乎有点接近某些学者所梦想的大同社会。斯巴达富人穿的是任何一个穷人都能置器的极为朴素的服装2，尽可能采取与普通人同等的生活方式3。富人和穷人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一起训练和战斗。他们的孩子也受同样的教育。在这里，有钱和没钱似乎并没有多大差别。斯巴达人之问俨然一副平等融洽的样子。但是，斯巴达社会远不如其表面平等。斯巴达“平等者公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少数权贵家族垄断了重要的领导职位。长老只有某些家族成员才能担任，王位则是世袭相传。公民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财产逐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些人甚至失去份地，从而失去其公民权。在各大家族之间，在贵族与一般公民之间。在国王与贵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公餐制、财产的公用、禁止经商和铸币制度恰恰是为了掩饰平等者之间的不平等，以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消融斯巴达人Z间的矛盾，维护“平等者公社”即斯巴达统治阶层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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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德风尚
第7章到第10章，色诺芬讲述的是斯巴达人所崇尚的道德。他指出，在斯巴达，顺从是一种美德，全社会都倡导对权威的服从。斯巴达人在希腊渚邦中最具服从精神。斯巴达给予监察官以极大的权力，使其象专制君主一般对人们实施管理4。同时，为确保人们心甘情愿的服从，斯巴达的法律还借助神的庇佑，在大瑞特拉神认可的名义下实行。除此以外，斯巴达全社会还形成了～种祟尚勇者，鄙视弱者的氛围。在斯巴达，勇者享有无尚的荣耀．怯懦者却处处受人鄙视，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没有人愿意与怯懦者一起进餐和比赛。他甚至连妻子也娶不到，还要担心受强者的责打。正如色诺芬所说，“人们宁愿死也不愿如此苟活于世。”
1在温泉观战役中幸免一死的潘提特斯回到斯巴达后却因不甘受辱而上吊自杀，另一个幸存者阿里斯托达摩斯被斯巴达人称为“怕得发抖的人”，在受到极大的侮辱和惩罚之后，晟终抱着赴死的愿望参加了后来的普拉提皿战役2。斯巴选就是这样“迫使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实践所有的道德”。3从色诺芬的记述来看，斯巴达要求公民所具有的道德主要是顺从和勇敢。那些不服从法律的人和胆小怯懦的人甚至不能被作为同等公民对待。色诺芬写到：“来库古相信，奴役、欺诈、抢劫仅仅是对受害者个人有害的罪行，而邪恶之徒和胆小鼠辈却是整个城邦的叛徒。”4在道德评判上，斯巴达人把不顺从和胆小怯懦看作比奴役、欺诈、抢劫更严重的罪行。因为不服从是对城邦的背叛，胆小怯懦是一个以军事为重的城邦之大忌。斯巴达的这种独特的道德评价方式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紧密相连。斯巴达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战争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军事化的国家提倡的是军人的道德理念。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勇敢是军人必备的条件。因此，军事化的斯巴达仿若一个庞大的军营，作为核心的斯巴达人自然也必须具备军人的这两项特质。
(5)军事制度
《拉栖代梦人的政制》的第11章到13章集中讲述了拉栖代梦人的军事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征兵、军队组织、阵形变化、设营方式以及国王战时的权力等方面。色诺芬对这一部分论述得非常详尽。从他的记述米看，斯巴达的军队不仅仅包括斯巴达人，还包括大量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特。在外作战时，非斯巴达人的拉栖代梦人似乎能享用到在国内生活的斯巴达人所享用的各种用品5。而希洛特似乎是被分配给每个斯巴达人的。他们平时是斯巴达人的随从仆役，战时则作为护卫军参与战斗。希罗多德就曾提到，每个斯巴达人配有7个希洛特担任的轻装步兵6。色诺芬在论述阵形变化时指出：“在阵形出现混乱之时，该如何继续应敌的玄机是很难把握的，只有在来库古立法之下受过训练的士兵才清楚。”这似乎表明只有经过了昭镏e训练的士兵才深谙此道。而经历过钟的人多半是斯巴达人。可以说，斯巴达 人是作战的核心，而其他非斯巴达人的拉栖代梦人可能多属于工兵等其他兵种，希洛特则是斯巴达人的随从和护卫。
相较于数量庞大的非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实在为数甚少。从斯巴达的设营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斯巴达人真正恐惧的并非外部敌人，而是和自己一起作战的希洛特。色诺芬提到，斯巴达的哨兵在白天面向驻地而站，敌人则由散布在各据点的骑兵来侦察。色诺芬评论到：“哨兵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防范敌人，还不如说是为了照看册友。”1显然，峭兵此处防范韵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参与作战的希洛特。接下来．色诺芬又写到，“巡逻士兵必须一直手持长矛不放。这一规定的目的与排斥奴隶接近营地的目的如出一辙。”2显然，这些士兵防范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参与作战的希洛特。在斯巴达人眼中，战时的希洛特更加可怕。他们拥有武器．作为侍卫潜伏在自己的身边，随时都可能作乱。斯巴达的布防表明，斯巴达人与希洛特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希洛特且是斯巴达军队的组成部分，却也是斯巴达人永久的敌人。
2、斯巴达兴衰的根源
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中，色诺芬对斯巴达人的独特制度大加赞赏。在色诺芬看来，斯巴达人采用各种措施确保了优良后代的产生：推行严酷的军事化教育培育出了充满勇气和服从精神的勇士。他们实行公餐、财产公用、禁止经商，维持社会的平等，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爱。他们是精通战争的艺术家，妥善地安排作战的阵形和设营方式。他们的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既避免了专制，又消除了人们的嫉恨．维护了国家的稳固。军人出身的色诺芬欣赏斯巴达人的服从和尚武精神，称颂斯巴达一切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制度体系。他认为，正是因为建立起全面军事化的制度体系，斯巴达才培养出英勇善战的强壮兵士，才在城邦林立、弱肉强食的希腊世界夺得霸主地位。而无奈的是，外来的腐化使得斯巴达人放弃了来库古所订立的这套优良的制度体系，斯巴达最终走向衰落。
在第14章中，色诺芬百般无奈地承认他所欣赏的来库古立法已经衰落。他写到：“以前拉栖代梦人宁愿靠不多的财产一起在国内生活，也不愿担任附属城邦的官员，受阿谀奉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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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我也知道，以前人们惟恐被发现拥有黄金，如今却有人在吹嘘自己的财产。以前有涉外法令禁止在外邦居住，我毫不怀疑其目的是为确保公民不因与外邦人接触而被腐化。而现在．我也毫不怀疑那些所谓的拉栖代梦人中最优秀分子的不变期待就是在外邦担任官员，度过余生。过去，他们乐意完善自己的领导才能，而今他们却极力统治，对自己是否具有相应的管理能力毫不在意。”3色诺芬以上所描述的斯巴达人腐化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到公元前4世纪，大致相当于斯巴达王阿基斯和阿格西劳斯在位时期。此时，正是斯巴达在希腊权势急剧膨胀的时期。在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最终击败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396年，阿格西劳斯王远征小亚细亚，获得许多胜利。随着在外的节节胜利，大量战利品涌入斯巴达。据色诺芬的《希腊史》记载，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领吕山德带着大量缴获的船只和在战争中所获得的～切财物凯旋回国。其中还包括诸城赠予他的礼物和居鲁士资助其作战的470塔连特4。后来，阿格西劳斯王在远征小亚细亚时也获得了大量战利品。除在各地派驻军事长官外，斯巴达还在臣属诸城邦设立“十人集团”(D∞d，c^f∞)1对各邦的政治进行控制，并征收战争税。许多官员都在外邦获得了丰厚利益，成为其他斯巴达人欣羡的对象。正如色诺芬所说，“拉栖代梦人中最优秀分子的不变期待就是在外邦担任官员，度过余生。”2看来，在色诺芬眼中，随着斯巴达的扩张，大最财富的涌入，奢侈和贪婪之风逐步侵蚀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渐渐放弃了他们老祖宗所订立的法律。按照色诺芬的说法，除王制以外，斯巴达原有的制度几乎都废弛了。根据现有的一些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和公元前4世纪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大量战利品的涌入以及与外界的广泛接触，斯巴达的货币经济和私有制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斯巴达原有的：[商业并不发达，流入斯巴达的金钱被大量用于购买土地和发放高利贷。斯巴达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迅速发展。斯巴达“平等者公社”内部也出现分化。一些人由于丧失份地，无法交纳公餐份额，无力自备武装，丧失充当重装步兵的资格，不能参加“平等者公社”的公餐团，沦为下等公民。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能够在军中服役的公民人数已经不足1000人3。随着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斯巴达的公餐制度和军事训练制度逐渐废弛。正如色诺芬所说，斯巴达原有的教育制度、公餐制度和土地制度等等都发生了变化，来库古所订立的法律已经被斯巴达人所丢弃。而在色诺芬的眼中，来库古立法是斯巴达成功的关键。抛弃来库古立法的斯巴达必然走向衰落。因此，色诺芬写到：“我们无需为拉栖代梦人会受iⅡ这些指责而好奇，因为他们显然既没有遵从他们的神，也没有遵守来库古所订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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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哲学
无论是《拉栖代梦人的政制》，还是《居鲁士的教育》，都贺穿着某种共通的政治哲学。这套政治哲学成为色诺芬认识和评判政治问题的基准。关于色诺芬的这套政治哲学，我们可以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发现比较明确的阐释。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一套近似于近代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认为，凡是合法的就是正义的，有用的即是善的。同时，由于正义的也是善的，这两个等式实际上可以等同起来，这四个词实际上是同义词。。也就是说，有用的等同于善的，正义的，人和制度的有用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我们可以发现，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地位和权力根源于其有用性。苏格拉底指出，在私域生活中，人们之所以尊敬他们的父辈亲朋是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有用2。而在公共生活中，苏格拉底赞成那些为大众谋福利的人享有权力地位和捞取一些私利，反对只知1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人担任公职3。在他看来，只有真正懂得如何为大众谋福利的人，即真正具备“知识”的，对大众有用的人才应享有治理城邦的崇高权力。而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也指出，由于居鲁士比其他人都更懂得如何实现公众的利益，公众认为他对他们最有用，才把统治大权交付于他，甘心为其统治4。可见，在色诺芬看来，是否对大众有用以及其有用的程度决定了人的地位和权力。同时，色诺芬也认为律法之所以存在也是由于其有用性。在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指出之所咀禁止父母与子女通婚是为了避免生育不良的后代，提倡以德报德是由于人们认为与有德之人结交对自己有好处。从法律的有用性出发，苏格拉底强调对法律的遵从。他说：“凡人民遵守律法的城邦就昂强大，最幸福。”1因为遵守法律对全城邦的发展有益。鉴于此，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指出是合法的就是正义。总之，在色诺芬看来，人的地位、权力以及制度的安排都应从有用性的角度出发。律法是有用的，所以人们要遵守它。而遵守法律又是正义的，也是善的。所以，有用的即是善的。从这样的哲学原则出发，色诺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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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军事化
从本文先前关于色诺芬的生平介绍我们得知，色诺芬既是著名的作家，也是见识广博的军人。他的前半生几乎是在征战中度过的。独特的军事生涯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在色诺芬的眼中，军事是头等大事，是他最关心的话题。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中，他以极大的篇幅详细叙述了拉栖代梦人的军事安排，为斯巴达所获得的军事胜利惊叹不已。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对雅典军事失败的惋惜，并提出’止雅典人向拉栖代梦人学习的建议2。显然，他把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作为一个城邦幸福和强大的重要保证和最大体现。从他那套有用性的哲学出发，军事上的胜利成为城邦的所有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因此，在他眼中，最有用的制度体系就是能使城邦获得军事胜利的体系。这种体系的现实版本就是《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为我们提供的斯巴达的制度体系。在来库古立法下的斯巴达城邦是一个全面军事化的城邦。从使城邦获得军事胜利的目的出发，来库古对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排。公民的婚姻和性生活完全从属于生育强健后代这一目的。斯巴达人从小就接受全面军事化的严酷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斯巴达孩童习惯了忍饥挨饿和终年赤脚，习惯了谦恭顺从和沉默寡言。同时，斯巴达在全体公民中倡导勇敢和服从精神。勇敢者可得无尚荣耀，怯懦者生不如死。斯巴达社会俨然一个为赢得军事胜利而运转不息的机器。斯巴达人就是这台机器的部件。斯巴达女子的使命是生育出强健的战士，斯巴达男子的使命则是成为强健的战士，为斯巴达赢得军事胜利。在这个军事化的社会里，斯巴达的文学艺术也几乎被军事所消融，就连斯巴达人常进行的合唱也是以军歌为主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壮大士气，振奋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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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级分工
从获得军事胜利的有用性出发，色诺芬还赞成按不同的作用对社会成员进行等级分工，不同等级有不同作用，享有不同权力。《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中，色诺芬提到了斯巴达的“平等者公社”“平等者公社”的成员大部分都是重装步兵的成员。重装步兵在斯巴达对外作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色诺芬曾说，在阵形现混乱之时，只有在来库占立法之下受过训练的士兵才清楚如何继续应敌的玄机1。这里所说的在来库古立法之下受过训练的士兵实际上就是指参加过昭理e训练的士兵。一般来说，只有“平等者公社”的成员才有权参与。可见，“平等者公社”的成员担负着重大的军事责任，是城邦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力量。照色诺芬的政治哲学来看，以军事胜利为衡量有用性的重要标准，“平等者公社”的成员应该是对城邦最有用的。所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可以参加公餐、担任公职，是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的全部责任就是确保斯巴达的军事胜利和实行统治。因此，他们全体都是军人，不得经商，也不务农。
在平等者之下的是庇里阿西人等其他1F斯巴达人的拉栖代梦人。这些人一般作为军中的其他部分，协助斯巴达人进行战斗。他们在军事上的作用相较于斯巴选人似乎次要～些，因此他们虽享有自由，却并不具有全部公民权。他们也不是专门盼军人，在平时一般经营商业和务农。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斯巴达的奴隶希洛特。他们在战斗时是斯巴达人的护卫军，平时则是他们的仆役。他们的地位也最低下，主要从事农业，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提供给养。在《居鲁士的教育》中，由于居鲁士比其他人都更懂得如何实现公众的利益，公众认为他对他们最有用，他获得了最高的统治地位。他还组建了一支由富人和穷人共同组成的军队。在这支军队中，由于穷人和富人同样具备武器、参加战斗，因此他们和富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按照各自的战功而受赏。不同的战功决定他们不同的地位。来自于小山村费劳拉斯就曾因战功卓著而获得荣耀和地位2。可见，色诺芬赞成根据对社会的不同作用米进行等级分工。并且，由于其对军事的重视，他把在军事上的作用作为：怍常重要的衡量标准，认为对城邦军事胜利最有用的军人应该享有较高的地位。色诺芬关于社会的等级分工的观点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一些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却不似柏拉图般明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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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教育观
从《拉栖代梦人的政制》的论述，我们还发现色诺芬提倡由国家控制教育。在色诺芬眼中，教育不仅仅是私人的事务，它关乎整个城邦的兴衰。为培育出迎合国家目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下一代，国家应该控制教育，对教育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色诺芬欣赏斯巴达国家所进行的统一教育而反对其他城邦的教育模式。他认为，在其他城邦私人化的教育模式下，孩子一般是交给各个家庭的教仆管教，或者是送到一些学校，让老师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对孩子的教育相当分散．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引导。由此培养出来的人并不一定真正切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在此种教育模式下，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疼爱，极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孩子易于娇生惯养，经受不住人生的种种磨难，也难以成为国家坚强的后备力量。
在色诺芬看来，斯巴达由国家统一进行教育管理的教育方式克服了以上这些弊端。他指出，来库古并未让每个做父亲的人都指定一个奴隶做孩子的家庭教师。他将管教男孩的责任交给城邦高层官员．由城邦统一进行管理，使教育在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引导下进行。斯巴达国家对不同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促进孩子的身心发展。在孩童时期，斯巴达的教育主要是让孩子们习惯忍饥挨饿等战争中所要经历的苦痛，使之养成强健的体魄。而在少年时期，针对他们易于张扬放纵的特点，国家则让他们不停做事，促使他们养成谦恭顺从的品性。到青年时期，国家又引入竞争机制．使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愈加完善自己。由此，斯巴达把所有公民的男孩都集中起来进行严酷的军事化教育，使他们养成服从谦逊、英勇善战的军人品性。色诺芬提到，斯巴达的孩童不仅受自己父母的管教，其他人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严加管教。当斯巴达的父母知道自己孩子在外被其他欧辈责罚，不仅不会埋怨别人，还会再次鞭打自己的孩子1。由此，色诺芬认为，斯巴达的这种教育方式既避免了父母对孩子的娇惯，叉使城邦能够统一培养适合城邦发展的武士，有利于城邦赢得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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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删掉此贴，我有时间重发一遍，这个太乱了

雪格格

留着吧，等你重发时再删~

叶知小秋

看不懂，我善了个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