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赞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

快乐大歌-

新年不欠旧年帐，生死接力还薪忙。

诚信兄弟是雷锋，传统美德得弘扬。



[转帖]易中天：是谁害死楚人孙水林

据《楚天都市报》记者舒均、楚田报道，2010年2月9日夜，武汉市黄陂区建筑商孙水林先生，为了抢在大雪封路之前返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连夜从天津驾车回家。次日凌晨，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发生重大车祸，孙水林先生一家五口不幸遇难。为了替哥哥完成遗愿，悲痛欲绝的弟弟孙东林排除万难，抢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将33.6万元工钱，全部发到60多名民工手上。此事经媒体发现并报道后，闻者无不动容。几乎所有人，都对这兄弟俩表示崇高的敬意。


但我以为，这事还应该想得更深一点。
我想问，孙水林先生，为什么不在那些民工回汉之前，就在天津把工钱发给他们，非得在2月9日连夜往回赶呢？因为他没有钱。工地放假后，孙水林就一直留在北京催款。直到2月4日左右，也才收到11万元，根本不够。后来，还是他弟弟孙东林从银行提取了自己的6.6万元，再加上母亲拿出的1万元养老钱，这才凑够了。那么，孙水林先生又为什么不委托弟弟在武汉刷卡，非得自己带着现金开车走呢？因为以前带银行卡回家乡取现，好几次都差点没取上。这就是说，拖欠工程款和取钱不方便，害死了孙水林。
我不想责怪谁。有些事，恐怕也怪不了谁。但我以为，我们应该“化悲痛为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什么办法？建立一种制度，让承包工程的人不用催，就自动能拿到工程款；让打工的人不用等，就自动能拿到工钱。怎么做呢？我认为可以通过银行来做。比方说，我请孙水林盖房子，我就得先在银行存一笔钱，或者把某某不动产的产权证押在银行。然后，我要跟银行签约，授权银行在合同约定的时间，自动转账给孙水林。如果我账上没钱了，银行有权拍卖我的不动产，来支付我欠孙水林的钱。同样，孙水林也应该跟银行签约并授权，我的工程款一到，银行就将该付的工钱划出来，并自动转到民工的账上。这样，承包商就不怕拿不到工程款，民工也不怕拿不到工钱了。
当然，这种办法，靠自觉自愿，怕也不行的，必须立法。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我的这点想法，很可能是书生气，也可能是外行话。但中国有那么多内行和智者，总不会想不出办法来吧？如果谁想出来了，建议他交给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马上就要开“两会”了，提一点建设性意见不好吗？更何况，与其发表道德高论，不如推动制度改革。因为只有制度，才是最靠得住的。
想当年，楚人孙志刚的不幸去世，曾经促使了一个旧制度的废除。这一回，楚人孙水林的不幸去世，能不能催生一个新制度呢？
苟能如此，则孙水林先生可以安息！

苍梧听风

谁害死楚人孙水林？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泪莫轻弹

嗯，是社会深层次问题。

月下笛

不管咋说，这两兄弟是好人！

快乐大歌-

谢谢3位版主关注
雷锋日记真难写 文/孔庆东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h0ju.html

今天3月5号，学雷锋的日子。雷锋跟孔乙己一样，好久不见了，只剩下雷锋日记，供人凭吊。

80年代开始反雷锋，说雷锋不合人性。拾金不昧物归原主，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未经同意就搀扶老太太过马路，侵犯了一位老年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大雨之夜送大嫂回家，谁知道他肚子里揣的是什么念头；火车上擅自拖地，是表演作秀，剥夺乘务员的正当劳动权利，而且没有经过全体乘客公投，完全是法西斯专制主义思维；特别是私下撰写日记，把这些阳光的事情都写进去，却没有写那些见不得人的阴私，比如幻想某位姑娘的大腿等等，绝对属于人格变态。

于是，中小学生守则里“见义勇为”的一条，就被英明的两会代表给修改了。先主张改成“见义智为”，后来则干脆“不为”，再后来又恢复成“勇为”，但前提是“见不义”。凡是损公肥私、欺软怕硬、崇洋媚外、抢男霸女、杀妻灭子、造谣诬蔑、贪赃枉法、落井下石诸类壮举，人人勇为，蜂拥而为，而且每年开两会隆重展示和表彰一次。经30年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中国遂攀附美国大哥之后，成为世界老二，英语叫做“男伴儿兔”也。

此际忽然发现，原来美国大哥是崇拜雷锋的。美国搀 扶老太太过马路，是不用先听证后投票的；美国人干了好事儿，不但可以写日记，还可以发表在《读者文摘》上，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看见暴徒强*妇女或殴打儿童，是不会只围观不报警只欣赏不干涉的。美国人救苦救难的时候，是只讲耶稣圣母玛利亚不讲市场经济原则的。

于是汉*们又说看人家美国道德何其高尚，中国人何其堕落，哎呀呀，一个堕落了五千年的民族，早就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啊。于是，先诱使中国领导悍然实施引刀自宫的一胎制，后摧毁其科技创新能力，再将可怜的几十万有点能力的青年勾引去美国，给几百万官员用普世价值药水洗洗脑，接着就摧毁其农业、工业、医药、教育，再寻机发动几场气候灾害战争，最后一个转基因，一杆清台。

三百年后，世上有个好人雷锋的传说，西方的小学生从课本里学到，雷锋是耶稣门下的第十八位圣徒。不过韩国学者考证，雷锋是韩国人，因为他做好事的地点主要在抚顺一带，那里是韩国祖先腌泡菜的地方，而且雷锋手背上的三道刀疤，就是表示三星也。但日本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因为一个部队司机，身高不足1米65而被允许驾驶大卡车，这只有在日本才可能……

看来雷锋日记太难写了，还是写写咱本人的日记吧。

《渤海早报》2010年2月23日发表孔庆东《人生在世，加减二字》。责编荆娇同志总是及时寄来样报，应予表扬。

2010年2月26日，北大中文系发布讣告，中共党员、中文系退休干部蔡明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23日5时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中文系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

2月27日，吃米饭焖鸡蛋。快递公司送来一箱书。3本山东美术出版社的画册，1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王子》，一套文汇出版社的“老舍小说精汇”，华文出版社的何虎生《蒋介石传》上下，其余都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有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全三册，影印珍藏本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全三册，还有潘光旦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后者是2006年版，这是我20年前读过的经典，当时就认为，潘光旦先生的译注比原文更有价值。把性问题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现在西方人领先。但若从整个文明的视角来理解性问题，西方人只是小学生。中国人的智慧第一用于饮食，第二就用于男女了。

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一书，在西方是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童话经典，发行量已达5亿册。当年我给我家领导写信时，就剽窃了里面的一段：“当你夜晚仰望天空时，因为我在其中一颗星上居住，因为我在上面微笑，对你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就看见会笑的星星啦！”不料领导回信时，不动声色地接着抄录了下面的一段：“当你得到安慰时，你会因为认识我而高兴。你永远是我的朋友。你会想和我一起笑。有时候你也会为一时快乐，打开你的窗户……”俺的剽窃丑行，就这样被一个工科硕士给无言地揭穿啦。于是俺在文学方面再也不敢穷得瑟了。一个男人失去了专业优势，在家里就只能沦落为良民大大的了。

2月28号，吃夫人亲自做的抻面，边吃边赞不绝口，鼓励能者多劳也。读到一篇材料《曝光！美国实权势力阴谋控制全球的绝密计划??及我们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有效反制手段》，文中说：“……美国实权势力为了这一摆脱困境，逃脱惩罚，并在未来世界维持自身的全球控制力，安排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大致内容是：先彻底控制中国政府，然后暗中破坏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操纵各国政府，在全球制造混乱，未来解体美国逃脱惩罚，逐步建立自己控制下的全球新秩序，实施独裁统治，而不是一个许诺的自由民主世界。科技人员将是重点监控目标，科技成果将被限制服务于独裁统治。期间，如形势失控则推出替罪羊??美国中情局承担责任，美国政府承担赔偿，自己逃脱惩罚，目前形势正在失控，替罪羊计划已经进入实施，这对大多数人是极不公平的。如再失败就拿出恐怖主义王牌，利用手中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胁全人类，或最终自杀逃避制裁……”

晚上吃罢元宵后，读了纽约大学张旭东师兄《中国价值的世界历史使命》，此文原为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道路”特刊之约所作的访谈，转发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一期。文章指出：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

张旭东此言，理性之语兼良心之语也。

3月1日，吃山东煎饼卷豆芽和红肠，这天阅读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入迷，竟然忘了给博士生出题之事，打电话向系领导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中，严肃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于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一个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读着邓小平同志这发自肺腑的滚烫话语，孔和尚激动得涕泗纵横，屁滚尿流也。

3月2日中午看昆曲，下午到北大三教上戏剧课。见三教楼头写着“刘卿楼”，心想怎么叫个“留级楼”啊，学生在此楼上课多不吉利啊。晚饭吃的新疆拉条子和羊肉串。夜里没空写博客，就贴了一篇现成的书评《妹子的麦》，结果引起了海内外大量小人书爱好者的欢呼，有个住在瑞士的老华侨说，一直因为喜欢小人书而自卑，感谢孔老师为他平反昭雪，感谢毛主席时代出版了那么多世界上最优美的小人书。

3月3日，处理信件刊物，读点闲书。《课堂内外》知宾堂主聂荣，发来《课堂内外组歌》，其中广告歌最有意思，“一个青少年，六个赞助商。”父母加上内外祖父母，1个孩子要6个大人伺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教育正在以赔进去6个,争取扶起来1个的效率，向着亡国灭种飞奔。

答复某学生三个问题，该生回信，大概是想写感谢我的“厚爱”，却写成了“肥爱”，气死某也。

下午去石景山跟老高聚会，几个人喝了点茅台蒙古王二锅头，畅谈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伟人的三贞九烈，晚上回来，一路畅通。

3月4日，还是吃饭读书。《国企》2010年2月号发表孔庆东《中国的精英要站直》，有删节。赵春凌编辑还特意来信解释，颇有“国企”之风范也。

付勇勇先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若干问题》中写道：如果我们将抽象意义上的人民中的“多数”简单地视为具体意义上的群众中的“多数派”，我们就无法真正认清民主的本质，无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如果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不是基于理性和进步，而是基于宗教信仰、种族、民族、财富、地位、教育水平、出身等外在的身份“标志”，一旦其构成持久的、稳定的多数派，并且基于这种形式上的“多数”去追求超过公平要求的各种特权或者侵占少数派的利益时，民主必然异化为暴政。雅典民主制的悲剧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张鸣先生著文《扫黄不能扫到百姓的床上》。文章说，老百姓私人之间说点什么，情侣之间偶尔黄一下的权利还是应该有的。怎么也不能让人感到，连一般老百姓私下的通讯都时刻被监视着。在一个正常社会，老百姓在家里做什么，只要不是干制毒贩毒之类违法犯罪的事，政府都是不能管的。张鸣先生可能还预料不到，将来老百姓写个情色日记，做个桃花梦，都可能被政府监控和取缔，那就叫“扫黄何必到床上，直捣黄龙入梦中。”

最后说个郁保四的黄段子，曲终奏雅吧。春节翻看旧日记，得趣事一条。1987年暮春某日，郁保四找孔、王二兄，各借人民币100元。老孔诧异曰：“何事需此巨款？一百元，哇塞，可买芝麻烧饼两千枚，午饭时立于三角地，赠与过往师妹，两千佳丽中，必有动心者，可得一烧饼西施也。”老王曰：“噫，不若买清仓话梅，可得两千包。吾终生食之不尽也。”保四曰：“二位师兄勿要取笑哉，真格有急用。小弟上学期与中央美院一位模特师姐恋爱，这学期美院校方发现，告到北大，罚款小弟200元也。”老孔曰：“岂有此理！恋爱自由，人权神圣。美院狗胆包天，敢到我北大罚款哉？”老王曰：“老孔速组织几千人马，去美院抗议哉。”保四曰：“师兄有所不知，罚款单上并未写恋爱云云，只写擅自损坏我院教具，致使严重变形也。”

雷锋日记要是只写这些，大概就合乎两会代表的企盼了吧。

苍梧听风

值得深思??
大歌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