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间]重新浮上水面的经典??《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秦王政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社科院研究员邓野2003年出版的专著。现在看来，这本书似乎没有得到读者的重视。在网络上搜索的结果，只有雷颐2005年写的一篇文字，从内容看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导读。2007年，社科院近史所网站先后刊载了邓野的两篇旧文《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和《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引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邓野的名字被网络所熟悉，才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再次浮出水面。
　　
　　雷颐为这本书写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自然为史家瞩目，有关研究成果丰硕。然而邓野新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则以客观的立场、开阔的视野、冷静深刻的分析，把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读完全书，完全认可雷颐所言不假。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中，对国民党口诛笔伐的有之，对共产党讽刺漫骂的有之。但往往只有鲜明的观点、坚定的立场、情绪化的描述、道德定性的结论，却写不清楚事态发展的曲折和其中过程的反复。邓野没有走老路，而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从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先后在豫、湘、桂三个战场溃败，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开始，到1946年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会战失败，国民党军在杜聿明指挥下一举进占长春，和谈大门彻底关闭为止，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方势力、美国、苏联等左右中国局势的力量，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展开的政治攻防一回合一回合的细细描述。在中苏条约、马歇尔调停、东北问题的国际背景下，中共灵活的调整着策略，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不断的向“一党训政”的国民党发起政治进攻。国民党或是以退为进，或是防守反击，始终希望将“联合政府”纳入其“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双方更是不惜突破各自的一贯态度和宣传??中共为了争取联合政府，要求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多党制；国民党为维持自身一党政制地位，甚至搬出苏联作为挡箭牌。
　　
　　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刘斐看到日军一号作战的布置，立即判断对手的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陈布雷看到《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见识何其深远；杜聿明一到四平，胶着的战局顷刻扭转，四平由败而胜，甚至在一年后又拖着肺病加肾病的残躯重演了一回。但这些人都无法挽回国民党最后的失败。
　　
　　国民党问题出在组织上，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实是“共主”，要靠权术平衡方能施政。豫湘桂会战的失败使蒋介石地位动摇的，不仅是中共和民主党派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进攻、美国方面在实行多党制和言论自由上的立场发难，还有国民党内部CC系与政学系的派系争斗，地方派系向中央威严的挑战。尤其是后两者，逼迫蒋不得不走向极端，以最偏激的立场超越所有攻击他软弱的政治对手，以保证他号令全党的威信。这种做法带来的恶果是，国民党的谈判目标不明，策略缺乏弹性，连必要的让步也步履艰难。所有症结缠绕在一起，只有靠战争才能斩开这一团乱麻，国民党自己把自己套上了战车。
　　
　　坐在国共两旁看的是美苏，夹在中间的则是第三方势力，这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军队、没有政权、组织松散、观点不一，却顽强的抓住了这段“最好的时光”展示自己的力量。他们指责国民党不肯开放政府，也指责中共不愿意放弃军队，他们反对政府对美国人依赖，也反对苏联在东北的横暴。有时候，他们的很团结坚定，有时候，他们分裂动摇。国民党认为他们呱噪，不懂治国之艰难，共产党责备他们幼稚，不知保持军政实力对争取民主之重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为谋求和平努力奔走，多有贡献，功劳或许不彰，苦劳确实不小，热心更是难得，大儒梁漱溟都参加政协军事组讨论整军问题，实在破天荒的第一遭。
　　
　　和平之门终究是关闭了，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说，这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也就是谈判表现为打和谈的高度统一，双方互相放心与否，取决于武力能否保证，而武力毕竟是具有排他性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战争。三年政争留下的遗产，一是“政治协商会议”，另一个恐怕是张君劢以三权为立改造五权共和的尝试??虚化国民大会，以立法院为议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这个连周恩来闻之也喜形于色的方案，如今竟然在台湾成了现实。
　　
　　从著作反映的历史年代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与本书相映成趣。前者描述的是抗战前国共由战而和的过程，后者讲述的则是抗战后国共由和而战的演变，恰是首尾相连的一幕活剧。前者以西安事变为高潮：红军在西北连战连胜的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拉开了国共合作的序曲。后者则以四平决战为顶点：杜聿明指挥的政府军在四平击破了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一路追击占领长春，彻底粉碎了靠政治手段解决国共问题的最后一线希望。无论背景多么差异、历史主题如何变换，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确实近代中国不变的真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说不上是悲剧，但绝对不是喜剧。

北伐战争机缘太好，就算发生宁汉分裂，也能迅速完成，但反过来也让国民党缺少了在艰难曲折中纯化组织、加强中央权威的历程。与此相反，中共经过长征，把不适合生存的分子淘汰出局，锤炼出一支组织严密、如臂使指的队伍。

近代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从一盘散沙状态转化为以某个集团为领导核心的过程，其动力则是自德国强占胶州湾、义和团运动以来勃然兴起的民族主义。为对抗强大的外来势力，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从民族主义目标出发，必然加强集体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国民党成分复杂，恰恰在集体主义方面与中共相形逊色。斯大林怀疑毛是否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有道理的；毛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善于利用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其实，国民党内反共最激烈最有力的并非最信仰孙文主义的国民党元老或代表“守旧势力”的新政学系，而是年轻一代的黄埔系和CC系。黄埔和CC成员反共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924-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党争，其主战场就在黄埔军校。对于黄埔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学生来说，反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意气用事，其中一些领导者还曾数次申请加入共产党。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最死硬的反共分子，个中原因，真堪玩味！

秦王政

今天得到了这本书，顺便转个他人的读后感，呵呵

草头

书生们是理想主义色彩的，但政治家则是必须脚踏实地的。用理想主义去看政治家，则政治家都是骗子。然而，能成事的却不可能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