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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曹植专题] 关于曹植作品早期集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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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1 10:46: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曹植作品早期集本的思考

    曹植作品的早期集本指的是曹魏时期的集本。
一、建安本
    曹植《与杨德祖书》曰:“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植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二十五岁写此信,则在魏建安二十一年。时杨修任丞相主簿,总理外内军政大事,朝臣国戚,争相与之交好。临湽侯曹植正以才捷爱幸,他屡次投书杨修。《与杨德祖书》云:
    今往仆少小所着词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这个被曹植送与杨修“刊订”的一通词赋,即学界所谓的“建安本”。长期以来,人们多停留在对这个集本文章数量及文集概况的推测、旁证上,而忽视了对这个集本出现的原因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与杨德祖书》全文内容的研究。这封信全文493字,谈及自己辞赋内容,除两句谦语外,再无一词。他用大量文字对当时王桀、陈琳等人的文学创作进行评论,涉及到的作家有八、九人之多。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该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曹植写此信距离“行御街,犯门禁”(《水经•谷水注》)之事尚有三、四年,正是才名方盛、党羽众多之时,“夺宗之议”已屡现朝廷内外。曹植踌躇满志,决心兴邦惠民,同时他并不甘心做个空头的文学家。他之所以结交杨修,恐怕并非因杨“高视于上京”的文学质历,实是处于网罗党羽的政治考虑。因此,这个在曹植政治志向最为高涨时出现的一通辞赋,只不过是他结交杨修的敲门砖,绝非真正版本意义上的集本。
二、太和本
    曹植《前录自序》云: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着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订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
    《前录自序》,《艺文》又做《文章序》。作为一个集本的序言,这应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它写于什么时间?这个集本与所谓的“建安本”有无关系?
    序文提出了君子之作的标准,认为应该义旨高尚,气势盛大,内容质朴,词藻华美,取材广,形式新。他还直接提出,《诗经》中的雅颂之作应改成为人们比学的样板,君子之作就应与之争比高低。曹植的这些见解,很明显是经过了长期的写作实践而得出,决非浅薄文士的泛泛之谈。在被认定的曹植建安时期的文章,尚未看到如此允和、全面的观点。
    “雅好慷慨”,不仅是说明自己诗文的审美追求,更是对自己辞赋整体艺术风格的总结。“所着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这些评语深沉凝重,不是削去了浮躁凌厉之心的,断难道出!想曹植建安之时,牢笼群彦,指点百家,逞才任气,雄视一代,有几人能入绣虎明眸?如想在建安时期的曹植文章中找到虚心评价自己作品的话,是不大可能的。而黄初年间,曹植处危疑之际,入防拘之中,朝夕愤闷,动辄得咎,其理想信念一变而为对命运的抗争,词赋文章排揎时事、抒写悲凉,激昂慷慨、情兼雅怨,他哪里又能静下心来梳理、评价自己的文章。太和时,明帝于植,施恩多于用威,身为皇叔的曹植,终于淡去了政治热望,专心于诗赋文章。虽然也曾写《求自试表》以期重用,但在明帝养而不用的御植之术面前也终于头脑清醒地回到他的文学世界里,《魏略》云:“陈思王精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此时的他,自然也不再以辞赋为小道。有时他还能读点佛经、弄点音乐,甚至走出书斋,游览一下山水风光。(见《广弘明集》)因此,笔者以为,《前录自序》定作于太和年间,《前录》应是曹植在太和年间亲手编写的一个诗文选本!其中或许有一部分就是当年送与杨修修改的,但绝不可能是原送本。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仅以曹植与杨修的书信为依据,认为这《前录》的七十八篇赋就是建安年间经杨修点定的“辞赋一通”,且断言该序写于建安十九年后,笔者以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太和本”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既有“前录”必有“后录”。“后录”集本是什么样子,限于史料的原因,我们至今还无从知晓。
三、景初本(官本)
    太和六年,四十一岁的曹植郁郁而终。植卒后,他的作品是否有亲定的全本存在,史无明确记载。直到景初时才由朝廷下令编定曹植文集。《三国志•魏志•曹植传》云:
    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阕。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 、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着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
    曹植作品的编辑是与对曹植的最终论定紧密相连的。景初官编本是见诸正史记载的第一个集本。然而这个集本也决非是曹植的作品全编。
    《晋书•曹志传》载:
    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名高文着,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以后,可无复疑。”
    晋武帝读《六代论》而疑其作者,让曹植之子曹志查实。假如内廷书库有曹植集足本的话,绝不可能再让曹志回家中寻按。由此看来,这个“副藏内外”的景初本并没有把曹植的全部作品收进去,它只是一部经朝廷编辑、审定的选本。曹志家中收藏的,才是由曹植手自编定、目录内容均齐全的集本,它很可能分为“前录”、“后录”两大部分,在体例上或许是以体系篇。由此看来,在魏晋时期,实际上有两个集本在流传,一个是景初官定本,另一个则是曹家私藏本,这两种集本汇入《隋书•经籍志》所载的那个三十卷本的《陈思王集》的情形如何,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另外,集本的社会学意义告诉我们,官定本常常是某些文集流布于社会的主流,但这并不妨碍个人藏本在少数人之间流传。笔者以为,隋朝后的曹植集之所以有大量逸句和为数不少的篇章散见于各种类书、别集,实是曹家私藏本流传的结果。想曹志达学通识,好古博物,曾任三地太守、国子博士、祭酒等职,曹植集家藏本的流传甚至刊刻,都是极有可能的。
    曹植集的版本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隋、唐以后,只有清本理源、对其早期集本有准确的把握,才能更好地探讨隋唐以后的版本流变,使曹植版本学的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

                                                        200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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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2-21 15:22: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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