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股浪语》连载

耿于天

9. 恐怖袭击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滨江南路东口一声巨响，那座倒霉的短命立交桥在屹立了不到两年后轰然倒塌，比预定爆破时间早了整整一个星期。
    很多市民以为又地震了，光着屁股跑了出来。这些人真不长记性，唐山地震告诉我们，不要睡得太早，汶川地震告诉我们，不要睡午觉，雅安地震告诉我们，不要起得太晚，三次地震告诉我们，不要裸睡……
    事实上，这次‘定向爆破’是梁韦国一手安排的。负责炸立交桥的虽然是武警工程兵，但不少打眼、装炮工作都是由民工完成的，梁韦国设法买通了其中几个关键岗位的人，在正式爆破前的一次荷枪实弹演习中真点了炮，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对滨江南路东口立交桥实施爆破拆除是市里早就定下来的，时间也公告了，可如今，却平白提前了一个星期。周围也没进行交通管制，所幸是夜里，除震碎了几块附近居民楼的玻璃、殃及了几辆违章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外，没有造成额外损失。然而，事发之后，谣言便风行开来，有人说是操作失误，有人说是民工被拖欠工资后寻机报复（这工种也敢拖欠），甚至有人说是恐怖袭击……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成为全世界人民最耳熟能详的名词之一，从富庶自由的欧美发达国家，到被贫穷、专制包裹的第三世界，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而中国，却成为这动荡时代中绝无仅有的净土，人们几乎没有听到过这个世界最大国家遭受任何恐怖袭击的消息。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基地组织’曾向中国派出过十名恐怖精英，却均无功而返：第一个也是炸立交桥，结果上去就转晕了；第二个炸公交车，根本就没挤上去；第三个炸超市，炸弹倒是安好了，可遥控器不知何时被偷了；第四个炸火车，赶上春运，没买着票；第五个炸政府大楼，刚到门口就被保安暴打，保安一边打还一边骂：‘叫你上访，叫你讨薪’；第六个炸学校，被某驾车男生撞成重伤，男生走下车，态度轻慢：‘撞你怎么了，有本事告去，我爸是李刚’；第七个炸广州，刚下火车，炸弹就被飞车党抢走了；第八个炸铁岭，结果让一位老大爷给忽悠瘸了；第九个炸河南，遇到人贩子，至今杳无音讯；只有最后一个到山西炸煤矿的成功了，死伤惨重，可潜回总部后半年都见不到任何相关新闻报道，被以‘欺骗组织’的罪名处决。于是，恐怖大亨拉登不禁感叹：‘这个世界上，惹谁都行，就是不能惹中国人…… ’
滨江南路立交桥被炸后，尤其是关于‘恐怖袭击’的谣言四起后，市里非常重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市长郝治平专门召集办公会，责成公安局限期将此事调查清楚。其实，虽然梁韦国已将‘点炮’的民工送到外地避风头，但这件事的真相并不难搞清楚，不过，若有人从中作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梁韦国向裘实面授机宜，由后者向市里建议，‘立交桥爆炸事件’关注度较高，性质也敏感，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查，弄不好会越抹越黑，反倒授人话柄，不如当机立断，早些下结论，具体说就是找个可以嫁祸的替罪羊。
    果然，裘实的建议被采纳，立交桥倒塌后第二天的下午，调查组就破了案，‘肇事’的是一辆违规运送烟花爆竹的卡车。因未采取相关安全措施，在行驶到该立交桥上时，车上十吨花炮发生剧烈爆炸，司机弃车逃走，仅受轻伤，立交桥却遭重创倒塌。还好，反正这座桥也是要‘定向爆破’的，就算‘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了。
    其实，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一车花炮是不可能炸塌一座立交桥的。
    首先，花炮中装填的是火药、而不是炸药，其威力远不如后者。花炮所用火药有‘黑药’和‘白药’之分，‘黑药’就是著名的‘四大发明’黑火药，有效成分硝酸钾，‘白药’的有效成分是氯酸钾或高氯酸钾，效力比黑火药稍大。工业炸药或民用炸药中最常见的是三硝基甲苯，也就是所谓的‘TNT’、‘黄色炸药’，相传为诺贝尔发明（实际应为德国化学家威尔伯兰德）。军用炸药的典范是美军的C4，也就是塑性炸药，爆炸速度八千二百米/秒，爆轰气体体积七百三十升/千克，爆炸热能六千五百千焦/千克，形象地说，花炮所用火药的威力只相当于工业炸药的十五分之一、军用炸药的二十分之一。1949年5月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企图炸毁钱塘江大桥，工兵使用军用炸药都因安放位置不合理而没能得手，可见炸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根据相关报道，卡车所运送的是烟花爆竹成品、而非原料。既然是成品，那必然是各自独立包装成形的，即使被引燃、发生爆炸，也应该有个先后顺序。花炮所用导火索的燃烧速度大约是一百秒/米，一万响普通鞭炮差不多要放十分钟，以此类推，十吨花炮都放完又需要多久？那不是十吨火药，不可能瞬间同时爆炸，能量是逐渐释放的，细水长流，单位时间上的破坏力应该十分有限才对。
    此外，爆炸发生时，那辆传说中的卡车正行驶在立交桥桥面上，桥面上方的空间是开放的，此时即便发生强烈爆炸，冲击波也会很快向四周扩散。1944年7月施陶芬贝格等人发动的‘女武神行动’中，希特勒之所以能侥幸逃过一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天天气太热，大家打开地下室的窗子通风，原本的封闭空间变成了半开放的，‘狼穴’被引爆时相当部分冲击力都无谓消散掉了。爆炸的破坏性与压强成正比，因此才要尽可能将能量集中于某一点，董存瑞舍身举炸药包的原理正在于此，他当时面对的也是座改装为碉堡的旱桥，倘若把炸药包随便往桥上一扔便能奏效，那董存瑞也就不必牺牲了……

耿于天

10. 神秘空头

    既然认定立交桥是被违规运输的花炮炸塌的，事情肯定不能到此为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绝对不行，怎么也得治治本，给社会一个交代。
    没过多久，由市工商局牵头，一场针对烟花爆竹行业的‘综合治理’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根据规定，九州市范围内年产值三百万元以下的花炮作坊一律关停并转，产值千万元以下的中小型花炮厂歇业整顿三个月，视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发给牌照。
这次‘综合治理’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行业龙头‘洪记烟花’，市场很快给出了正面解读，该股摆脱长期低位徘徊的窘境，连续拉出大阳线，从‘儒商’投资部入手时的五块多一路涨至七元以上。
    然而，就在‘洪记烟花’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一支神秘的空头力量开始看似不合时宜地悄悄进驻……
    这天一大早，刚刚上班的梁韦国一走进投资部操盘室，老周就拿着一叠交易数据、忐忑不安地迎了上来：‘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就在咱们逐步拉升‘洪记烟花’的时候，有人开始悄悄融券做空这只股票，数量还不小呢…… ’
融券（securities lending），也就是所谓的‘卖空’、‘沽空’，指证券公司将股票借给空头投资者，后者将该证券卖出，到期返还相同种类和数量的股票并支付利息。融券业务在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在我国却长期遭到严格禁止，尽管如此，卖空融券仍暗中生长、屡禁不止，尤其在熊市中更是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单边下跌行情中的任何做多行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正因如此，2010年3月，经反复酝酿，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的融资融券交易正式获批上路。
    上交所、深交所颁布的《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以下均简称《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融券卖出标的股票的标准比融资买入略高，‘流通股本不少于两亿股或流通市值不低于八亿元’，‘洪记烟花’刚好过线，也是融券标的股之一。
    在‘儒商证券’的组织架构中，融资融券业务是归营业部、客户部及信用交易部分头管理的，投资部没有权力插手，通常也不会过问。因此，当‘洪记烟花’中那个神秘空头悄悄上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梁韦国等人的注意，老周也是在昨晚随手查阅各标的股融资融券余额的时候，偶然发现他们正在操作的‘洪记烟花’居然高居融券余额榜首，空头持仓量已达八百万股，占该股总流通盘百分之三以上。
    ‘这家伙想干什么？‘洪记烟花’明显刚刚开始拉升，均线系统多头排列，又有实质利好支撑，这个时候做空不是找死么？’梁韦国翻看着相关数据，一脸不屑。
    ‘是啊，我也觉得…… ’老周不住困惑地摇头。
‘哎，不对，’梁韦国猛然想起了什么：‘你查了么？他们是在哪家券商开的户？’
    ‘查了，就是咱们儒商证券。’
    ‘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手中有这么多‘洪记烟花’的？你看看，都八百多万股了，一般券商可不会提供如此高的融券量的…… ’
    与某些西方国家的股市不同，中国大陆证券市场如今虽然可以融券做空，却依然禁止‘裸卖空’。所谓裸卖空（naked short selling），是指投资者在市场上卖出根本不存在的股票套现，待该股下跌后再买回了结获利的操作方法，由于裸卖空卖出的是虚拟股票，故而成交量理论上可以放到无限大，对股价可能造成极其危险的恐怖冲击。
    换言之，在中国内地，投资者若想进行融券交易的话，其前提是开户的证券公司手中确实有这只股票，投资者才能借来卖出。由于融券业务量始终不大，故而‘儒商证券’并没有按规定在每个交易日结束后实时更新可供融券卖空的标的股名称及数量，客户如果想借入某只股票，通常是直接在系统中下单，如果‘儒商’有该股、数量也够，委托就会成交，反之则会被退回，客户也就知道该股暂时无法借入了。
    当初梁韦国与骆京生协议转让百分之十‘洪记烟花’时，为避免暴露目标，并没有立刻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而是想等坐庄完毕再‘事后诸葛亮’，届时想跟庄的人后知后觉也就迟了。入手‘洪记烟花’后，‘儒商证券’投资部又在二级市场上搜罗了一定数量的该股、完成控盘，如果是看盘高手，或许可以判断出这只股票有主力在低位扫货，但除非他开了天眼，否则绝不可能知道这个庄家是谁。如今，忽然有人想做空‘洪记烟花’，而且算准了‘儒商证券’手中有这只股票，且一借就是数百万股，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然而此时，梁韦国炒作‘洪记烟花’的决心已定，连立交桥都被他这个‘恐怖分子’给炸了，绝不可能为这么点儿波折就半途而废。梁韦国吩咐老周等人动用正规与非正规的手段调查这个神秘空头的底细，之后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强拉‘洪记烟花’，将卖空者的头寸杀爆。
    《实施细则》中指明，同大多数带有期货色彩的金融衍生品种一样，融资融券实行的也是‘四两拨千斤’的保证金交易制度。具体来说，该法规第三十五条规定：投资者融券卖出时，融券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50%，计算公式为：融券保证金比例=保证金/（融券卖出证券数量*卖出价格）*100%；第三十八条规定：维持担保比例是指客户担保物价值与其融资融券债务之间的比例，计算公式为：维持担保比例=（现金+信用证券账户内证券市值）/（融资买入金额+融券卖出证券数量*市值+利息及费用）；第三十九条：客户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30%，当客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时，（证券公司）应当通知客户在约定的期限内追加担保物，前述期限不得超过两个交易日，客户追加担保物后的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50%；第二十条规定：投资者未能按期交足担保物或者到期未偿还融资融券债务的，（证券公司）应该根据约定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处分客户担保物，不足部分可以向客户追索。
    老周等人根据‘洪记烟花’近几个交易日的成交加权均价以及收盘后公布的融券余额，计算出该股空头手中那八百万股的持仓平均成本大约位于六块二左右。其后，他们又私下通过‘儒商证券’信用交易部和客户部了解到，神秘空头一般是用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保证金比例进行放空。二者相加，说明该空头账户中的保证金总额大约在三千万上下，以‘洪记烟花’的现价七元计算，维持担保比例差不多位于百分之一百四十的水平，只要将该股拉升到七块七以上，那些融券账户基本就全部爆仓了。
    很快，‘洪记烟花’在二级市场上重拾升势，短短三个交易日，已经轻松站上八元关口。梁韦国每天收盘后，总会美美地泡上一道功夫茶，焚香听琴，坐在他那把乾隆红木月牙执手软绷踏床交椅上，打开融券余额页面，等着看与自己作对的傻空头爆仓的好戏。
    可事与愿违，融券余额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继续大幅上升。信用交易部那边的内线传来最新消息，‘洪记烟花’的神秘空头毫无认赔平仓的迹象，一边随股价上涨大举持续卖空，一边向已经告急的账户里追加保证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追加融券保证金时用的并不是现金，而是债券和其它股票。
    证监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以下均简称《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客户保证金‘可以证券冲抵’；《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在计算保证金金额时应当以证券市值以折算率进行折算；该条第一款：‘上证180’指数成分股股票折算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七十，其它股票折算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第三款：国债折算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款：（其它）债券折算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八十。
据‘儒商证券’信用交易部的人说，神秘空头冲抵保证金的证券都是清一色国债及‘上证180’指数成分股，折算比例很高。显然，对手来者不善，普通投资者手中是不可能有这么多国债和大盘股的。
事已至此，梁韦国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弦易辙是不可能了，拿着‘洪记烟花’百分之二十的流通盘，不是说撤就能撤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狭路相逢勇者胜，到了比拼决心的时候了，这种多空大战没有双赢的可能，必须排除杂念，惟其如此，才可能将对手逼到绝境，乃至出局。
    如今的‘儒商’投资部已经没有了欧阳至，完全是梁韦国的一言堂，只要他下定了决心，其他人也只好‘统一思想’。‘洪记烟花’脱离八元整理平台，继续上攻，突破九元阻力位，并成功站上十元历史高位。按道理来讲，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个从六元区域就开始介入‘洪记烟花’的神秘空头早该爆仓一百回了，但对手的毅力，尤其是实力，远远超出了梁韦国等人的想象，他们始终在不停加大卖空力度，如今的总持仓已经达到惊人的两千五百万股，占流通盘百分之十。同时，为防止因亏损被强行平仓，神秘空头还在不疾不徐地向低位进场主动买套的那部分融券账户中补充保证金，不是一次加满，而是每次都要等到维持担保比例降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下、证券公司开始催促追加担保物时，再向账户中输血，像冰山一样，沉稳而坚定。
与此同时，梁韦国等人在拉升‘洪记烟花’时所遇到的阻力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大，融券交易是先卖后买，从券商那里借到股票都要在二级市场上卖出套现才算完成融券，也就是说，本来已经完成控盘的‘儒商’投资部若想拉升‘洪记烟花’，必须要先将这些卖盘吃掉才行……

耿于天

11. 凯库勒的蛇

    境外成熟证券市场中融资融券交易量占交易总量的比重通常都可以达到或超过百分之十的水平，如日本的百分之十五、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台湾更是可以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然而，由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长期缺乏卖空机制，投资者更习惯进行做多交易，即使是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开闸之后，参与度普遍也不是很高，且大部分都是融资买空而不是融券卖空，融券余额占某标的股流通盘的比例通常连百分之一都远远不到，即便是几十亿总股本的大盘股，能有一两百万融券量就算不错了。
    正因如此，‘儒商证券’当初在设计融券业务交易规则时多少有些草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融券，只能使用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实施细则》中亦有条款指出：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不得用于证券买卖。也就是说，券商开展融券业务所用的证券和自身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同种证券应该分别管理，井水不犯河水。但‘儒商证券’却不是这样做的，说穿了还是财迷心在作祟，投资部这边不愿意有一部分股票被冻结在融券账户内，信用交易部那边也希望可供融券的股票尽可能多，毕竟是年化百分之十的利率，因而，‘儒商证券’自作聪明地将用于向客户提供融券和自己用来投资的证券全都存放在同一个账户内，只要该账户内有某只融资标的股，客户即可以借来卖出，同时也不妨碍投资部进行买卖操作。这也是该公司为什么不能按规定在每个交易日结束后实时更新可供融券的标的股名称及数量的原因，若真如此的话，监管部门只需拿这个数据和最新融券余额一对，‘儒商证券’的小聪明就露馅了。
    可另一方面，《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务，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在商业银行分别开立融资专用资金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金账户；第二十四条：证券公司应当将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价款，分别存放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作为对该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担保物；第二十七条：任何人不得动用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内的资金。虽然客户在融券时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融券卖出后也会获得相应数量的现金，但这些钱都存放在第三方托管的特殊账户内，证券公司根本就拿不出来。
    ‘儒商证券’设计融券规则时的疏漏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结果：‘洪记烟花’的神秘空头可以随意将投资部持有的股票借走，而投资部却不能动空头的保证金和这些股票被卖出后的收入。俗话说：‘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存钱的匣子，不怕耙子没有齿儿，就怕匣子没有底儿。’梁韦国如今面临着十分相似的窘境，融券就像个没有底儿的匣子，不管投资部手中有多少‘洪记烟花’，都会被空头利用制度缺陷弄走，投资部这边反倒要在二级市场上将本就属于自己的股票重新买回来，可刚一买回来，又会被弄走。明明已经完成控盘，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浮动筹码，可现在却突然凭空变出一座座抛压大山，阻挡在股价爬升的道路上……
    19世纪中叶，伴随着石油、炼焦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机化学研究也迎来了繁荣期。人们从煤焦油中提炼出一种芳香的液体，它就是苯环，可在当时，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化学家们，那就是该如何理解苯的结构。苯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构成的，碳的化合价是四价，氢的化合价是一价，如此，一个碳原子就要和四个氢原子化合，六个碳需要十二个氢（碳原子之间也要化合），那苯中的六个碳原子怎么能只和六个氢原子化合呢？
    当时，著名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黑板上、笔记本上甚至墙壁上、地板上，到处都是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的图形，他尝试了上百种排列方法，依然不得要领。一天晚上，过度劳累的凯库勒在书房里打瞌睡，梦中，苯分子的长链仍在盘绕卷曲。接着，凯库勒梦见了自己的恩师李比希男爵，他曾因在著名的‘赫尔利茨伯爵夫人戒指失窃案’中通过分析戒指化学成分找出窃贼而蜚声海内，那枚戒指造型奇特，上面有两条蛇，一条是用黄金打造的金蛇，一条是用铂金打造的白蛇，在凯库勒的梦中，白蛇活了起来，不停扭动着，最终居然自己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一个环。恍惚间，那个环与由六个碳、六个氢构成的长链渐渐融为一体，凯库勒触电般惊醒，没错，苯分子结构应该是首尾相接的，六边形苯环从此诞生。
    学过高中化学的人大概都听说过这个故事，苯分子因具有环状紧凑结构，碳与氢的原子价得到高效利用，性质非常稳定。但梁韦国遇到的情况却刚好相反，就像那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不断重复着‘买入——被借走卖出——买回来——再被借走卖出——再买回来’的死循环，虽然只掌握着‘洪记烟花’百分之二十的盘子，可加上那百分之十的融券，却已经付出相当于百分之三十流通盘价值的成本。
    更令梁韦国不解的是，那个神秘空头至今都没有在二级市场上砸盘‘洪记烟花’。《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融券卖出的申报价格不得低于该证券的最新成交价，当天没有产生成交的，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其前收盘价，低于上述价格的申报为无效申报。融券得到的股票，只能在现价上方挂单，等着对手盘来吃，而不能用于砸价。但这并不意味着空方将对股价采取无为而治的姿态，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其它账户，在二级市场上高买低卖，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这样做是违法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客户应当在于证券公司签订融资融券合同时，向证券公司申报本人及关联人持有的全部证券账户，客户融券期间，其本人或关联人卖出与所融证券相同的证券，客户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向证券公司申报；第四款：客户在融券期间卖出其持有的、与所融证券相同的证券的，应该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不得以违反规定卖出该证券的方式操纵市场；《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也指明：融券期间，投资者通过其所有或控制的证券账户持有与卖出标的相同证券时，卖出该证券的价格应遵守前款规定（不得低于最新成交价），但超出融券数量的部分除外。这类法律条文是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那些资本大鳄怎么可能把他们‘本人及关联人’‘所有或控制’的‘全部证券账户’都告诉你并不用以操纵股价呢？这不等于是让饥饿的老猫枕着咸鱼睡觉么？
    但‘洪记烟花’的空头确实没有在二级市场上采取行动，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这种做法非但没有令梁韦国感到一丝安慰，反而更加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大多数食肉动物都只能捕杀体型比自己小或与自身相当的猎物，但狼却是个例外，它们不像狮子、老虎那样强壮，却每每能捕获比自己个头大得多的植食性动物。狼捕食凭的不是蛮力、不是用常见的突袭方法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而是靠自身出奇的耐力在身后不紧不慢地追赶猎物，有时一追就是几十公里，到了最后，猎物累得瘫软在地上，狼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取胜利果实，效率又高、又避免了在激烈的近身肉搏中弄伤自己。
    那个始终躲在暗处的神秘空头正如捕猎中的狼群一样，不像缺乏经验的新手那样，一上来就急于发起进攻，而是通过长时间的追逐消耗对手实力。按照梁韦国原先的计划，除控制‘洪记烟花’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流通盘外，还必须留下足够的现金，用以拉抬股价、对敲出货并应对意外，但现在，这部分‘预备队’已经都被那些融券盘给吃掉了。虽然‘洪记烟花’的股价被顺利拉升到十元以上，可手中没粮的梁韦国难免心中会慌，若此时空头猝然发难，自己可是连护盘的能力都没有了。《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单只标的证券的融券余量达到该证券上市可流通量的百分之二十五时，（交易所）可以在次一交易日暂停其融券卖出。‘洪记烟花’如今距离这个还有很大一截，若真等到监管部门插手过问，估计黄瓜菜都凉了。另一方面，面对如此之高的融券余额，敢在高位接盘该股的投资者变得少之又少，连续几个交易日，‘洪记烟花’的成交量都十分清淡，完全不像一只刚刚完成大幅扬升的热门股，照这样下去，‘儒商证券’投资部手里那五千万股根本没法完成出货……

耿于天

12. 由禁枪所想到的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直觉告诉梁韦国，发生在‘洪记烟花’上的离奇事件或许与社保基金的那个‘空军司令’骆京生有关，当面锣对面鼓，他决定要找对方问个清楚。
    为避免把关系闹僵，梁韦国觉得还是通过裘实约骆京生比较妥当，说起话来也方便，不看僧面看佛面嘛。然而，就在此时，裘实却陪郝市长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作为‘开门办教育’活动的一部分，今年暑假期间，九州市教育局国交办（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组织一批市级三好学生赴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考察、交流，为期一周，重点是造访一所位于奥兰治县富勒顿市的著名私立高中——杰佛逊文法学校（Thomas Jefferson Baptist Grammar School），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本不是什么大事，无论如何也惊动不了郝市长，但就在三好学生国际交流团圆满完成任务，即将带着丰硕成果归国时，出事儿了。杰佛逊文法学校十一年级（高二）一个文弱的小男生，因身材清瘦，在校常被一帮橄榄球队队员欺负，兔子最终急了，决定咬人，回家找出他爸爸在伊拉克用过的M16A4自动步枪，拿到学校干了一梭子点223。小男生没打算伤人，就是想吓唬吓唬对方，结果，欺负他的橄榄球健将倒是没咋地，把国际交流团里那帮从没听过枪响的中国三好学生给吓着了，两个女生当场昏死过去，另一个犯了心脏病，还有一个尿了裤子，最绝的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听见枪响后直接打开窗子跳了出去，好在只是二楼，楼下是草坪，扭伤了脚踝而已……
    清日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3月，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赴马关谈判议和。起初，日方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政府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台湾、澎湖等领土，并允许日本在山海关、天津、大沽驻军，李鸿章表示无法接受，谈判陷入僵局。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一行会谈后返回驻地，途中，不满停战的日本‘愤青’小山六之助冲进队伍、向李鸿章座轿射击，后者左颊中弹，伤势危重。李鸿章遇袭后，日本方面担心谈判受挫，对其极尽礼遇，皇后甚至亲手为他缝制绷带，与此同时，议和条件也进行了调整，赔款减少至两亿两，辽东割地范围大幅收缩，山海关等地驻军取消。以至于后来有人半开玩笑地感慨，李鸿章这一枪挨得还真值，要是那个‘愤青’多开几枪，中国近代史说不定就要被改写了……
    虽然没有日本愤青打李鸿章的那枪那么值钱，但杰佛逊文法学校的小男生那一梭子点223也着实给九州市的众多领导们带来了福音。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像郝市长这个级别的干部，单一任期内到境外（包括港澳台）出访的次数不能超过两次，当然，特殊情况除外。本市学生在异国他乡遭遇‘枪击’，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特殊情况’么？于是，枪响后的第二天，由常务副市长郝治平、教育局袁局长、外事办杨主任领衔的庞大工作组宣告成立，随即赶赴美国‘处理善后事宜’。
    对于工作组的远道而来，美国方面也表现得十分重视，不仅奥兰治县正副县长、富勒顿市正副市长悉数出动，甚至加州的一位华裔副州务卿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露了一面。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宾主双方刚一见面，郝市长率领的工作组就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并显示中华礼仪之邦的文化底蕴，郝市长出国前特地为接待工作组的美国官员精心准备了两份礼物，都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宜兴紫砂壶。其中一件是‘冰心道人’凹龛桃纹壶，据说系清末民初制壶大师程寿珍所作，价值不菲，赠给富勒顿市市长；另一件是仿‘二泉’铭款剔红饕餮龙纹壶，工艺精湛，但因年代较近，用料也不够考究，市价大约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赠与奥兰治县县长。可后来，经当地领事馆外交官提点，郝市长才知道，美国的行政区划等级与中国正相反，中国的排序是‘省——市——县’，而美国却是‘州——县——市’，县长的‘级别’比市长要高得多。比方说，工作组造访的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是加州境内最大的县之一，拥有三百多万人口，总面积两千五百平方公里，下辖三十四个市；而富勒顿市（Fullerton City），只不过是这三十四个市中的一个，区区十三万人口，面积五十五平方公里，跟九州市城区的一个街道差不多。
    郝市长和小伙伴们惊呆了，此时，他已经把那两件紫砂壶按‘级别’分别送了出去，总不能说搞反了、再要回来重新送一遍吧。好在美国佬不识货，也分不清哪个值钱。更何况，在西方国家，民选官员之间是互不隶属的，富勒顿市市长虽然比奥兰治县县长‘级别’低，但并不是后者任命的，双方都是由各自选区的选民选举产生的，自然也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用不着去拍‘上级’马屁。2012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视察，却被前来接机的共和党籍女州长布鲁尔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成为一时舆论焦点，州长敢于‘冒犯’总统，这种情景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还好，紫砂壶风波很快过去，宾主随即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座谈。
    座谈中，郝治平对西方国家不禁枪的做法深表不解，出国前，他特地让裘实找来了相关资料，结果让郝市长十分震惊。在美国民间，散落着或合法、或非法的两亿支各式枪支，英国有约一千万，法国有一千五百万，德国有八百万，更惊人的是瑞士，区区八百万人口，却有超过一千万支枪，要知道，那可是世界上最安宁、最和谐且永久中立的国家。说起这些，富勒顿市市长也是一脑门子官司，他无奈地表示，其实西方政客也不是不晓得禁枪可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但这当中有个价值观的问题，不能完全功利地看待。《权利法案》第二条明文规定：‘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建国者们担心有一天政府会发生异化，若老百姓手无寸铁，面对军警武装镇压时将束手无策。
    随行的九州市教育局袁局长是搞历史研究出身的，想借此机会卖弄一下学问，他告诉大家，其实中国也不是自古就禁止民间持有武器，大规模‘禁械’应该是从第一位专制君主秦始皇时代开始的：‘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到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甚至连弓弩也要禁，说什么：‘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被吾丘寿王批驳：‘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 ’
    与富勒顿市市长的这次谈话对郝治平触动很大，看起来，让老百姓持有武器或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甚至可能成为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形态的动因。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期间的北京、2010年世界博览会期间的上海以及第十六届亚运会期间的广州都曾经实行过刀具管制，能不卖的尽量不卖，菜刀、水果刀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要‘定点销售、凭身份证件购买’，有些地方还打算将这些安全措施常态化。显然，在这方面，自己治下的九州市已经明显落在人家后面了。
郝市长又从刀具联想到了花炮。和熟习历史的教育局袁局长不同，郝治平是学中文出身的，读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清楚地记得，在《电的利弊》一文中，鲁迅先生曾写道：‘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但反过来讲，用来‘敬神’的烟花爆竹稍加改造不是也可以‘御敌’么？曾有中东媒体报道，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用来袭击以色列的土火箭弹中相当部分是用自来水管改装而成的，根本无法实施对原材料的禁运，防不胜防。推而广之，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反清萍浏醴起义、属于湘赣边秋收起义系统的浏阳文家市起义、醴陵年关起义、上栗斑竹山起义、萍乡安源起义都发生在花炮故乡，看起来也并不是偶然的……
    回到九州后，郝治平与几个常委碰了头，决定将立交桥被炸后开展的烟花爆竹行业‘综合治理’进行到底。三好学生们在美国被‘枪击’的教训必须汲取，仅仅关几家小作坊、挠挠痒痒是绝对不行的。
    市里最终决定，九州市烟花爆竹行业实施统购统销制度。具体来说，企业只负责生产，且有数量、品种限制，工商局系统内成立‘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管理办公室（简称烟花办）’，又组建了‘九州市烟花爆竹经销总公司’，与‘烟花办’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专门负责销售工作。
    消息一出，梁韦国彻底蒙圈了。他当初炸立交桥、促使市里下决心整顿小花炮作坊是为了给‘洪记烟花’清君侧，但没想到会闹成现在这样，实行统购统销后，‘洪记烟花’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公私合营时的情形，只能按照‘烟花办’下达的指标组织生产，产品悉数交给‘经销总公司’，客大欺店，出厂价人家说了算，利润水平将被压低到极限……

耿于天

13. 不败之败与不胜之胜

    转眼之间，两个月白驹过隙，到了当初社保基金与‘儒商证券’投资部协议转让股份并拆借现金的还款期限，总价约两亿七千万。而此时，梁韦国的‘洪记烟花’还全部套在手上，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来。
    虽然操作‘洪记烟花’遭遇窘境，但有一件事梁韦国的确是猜对了，从盘升阶段就进驻该股的那个神秘空头就是骆京生……
    其实，骆京生和黄菡始终也没有放弃过对‘洪记烟花’控股权的追求。原本想在二级市场上低调购入该股，造成既成事实，可计划刚进行到一半，就被洪家人发现了，摄于双方有协议在先，社保基金和‘星火资产’只得暂时退让，并承若限期将所持超额股份转让。这也不要紧，‘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骆京生很快调整了策略，改为隔山打牛，让在‘吊灯坠落事件’后急于证明自己的梁韦国充当炮灰。先将两千五百万股‘洪记烟花’卖给‘儒商证券’投资部，又主动提供流动资金，待梁韦国吸筹完成控盘后，再大肆做空‘洪记烟花’，这可是骆京生的拿手好戏，梁韦国被套后无法抽身，肯定回过头来求助社保基金，届时，骆京生和黄菡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盘‘洪记烟花’并最终完成控股。
    在选择做空手法时，骆京生也是颇费了一番思量，充分展现出他‘空军司令’的本色。首先，骆京生没有在底部与‘儒商证券’投资部抢筹，那样做很容易暴露目标，毕竟自己的名声不大好，梁韦国和他手下的操盘手们也不是傻子，若发觉有人想搭顺风车，肯定会联想到骆京生，一旦追问起来，自己不好交代，如果因此吓跑了梁韦国、放弃坐庄该股，精心设计的隔山打牛大戏更是将胎死腹中。其次，当‘儒商证券’投资部已经控盘‘洪记烟花’、开始逐步拉升时，骆京生和黄菡便利用‘本人及关联人’‘所有或控制’的账户对这只股票展开融券操作，两人一早就知道‘儒商证券’设计融券交易规则时存在缺陷，否则也不会偏偏主动找上他们来当炮灰。通过融券‘洪记烟花’，梁韦国手中本就不多的剩余现金很快被压榨殆尽，没了预备队，将来发动总攻的时候，对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万事俱备后，骆京生并没有急于开始砸盘，而是任凭梁韦国将‘洪记烟花’拉到高位，融券账户暂时被套不是问题，无非是追加一些保证金，反正社保基金手中有的是高折价率的国债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待‘洪记烟花’在二级市场上盘升到十元以上时，骆京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股价已经到达历史高位，此时若抛盘一杀下来，梁韦国就算砸锅卖铁也接不住……
    然而，事情的发展同样也超出了骆京生的预料，正当他准备开始砸盘、将梁韦国逼到死胡同时，九州市的三好学生们在美遭遇了‘枪击’，郝市长回国后决定加大烟花爆竹行业‘综合治理’力度、实施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如此一来，‘洪记烟花’势必面临重新估值，一夜之间从过去的行业龙头变成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三来一补’傀儡，能有多少利润，完全要看‘烟花办’脸色。这么一折腾，骆京生倒是省事了，根本用不着费力砸盘，梁韦国手里那百分之二十‘洪记烟花’不可能在二级市场上完成派发，静等两个月期限一到，看他如何收场。
    这可能是梁韦国长这么大干得最憋屈的一件事，明明是被人算计了，到头来还得低声下气地去求害自己的人。没办法，正所谓‘人强不如命强，命强不如运强，运强不如势强’，事到如今，只能去和骆京生谈判讲和，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直到此时，梁韦国心中仍怀有一丝幻想，毕竟，他手里还有两张王牌可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梁韦国还没有败，骆京生也还没有胜……
    首先，到现在为止，骆京生和黄菡手里的融券账户并没有平仓，从理论上来讲，他们还欠‘儒商证券’两千五百万股‘洪记烟花’。但这些都不成其为问题，难不倒骆京生。其一，《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融资融券交易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当初社保基金和‘儒商’投资部签订的赊购股份及借款协议是两个月为限，这当中有个事先就设计好的时间差，换言之，梁韦国那边得先还钱，再谈了结融券的事情。其二，《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亦有规定：投资者融券卖出后，可通过买券还券或直接还券的方式向（证券公司）偿还融入证券。要知道，‘星火资产’手中原本就有约六千万股‘洪记烟花’，市国资委当年和洪家人的协议是‘公股不得超过私股的七分之五’，并没说不得少于七分之五，‘星火资产’的六千万股‘洪记烟花’随时可以用于了结融券，绰绰有余。
    第一张王牌无效，梁韦国只能寄希望于第二张。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是，直到梁韦国被迫来和骆京生谈判时为止，‘洪记烟花’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依然维持在九元到十元的区间内，以地量反复震荡，虽然该股基本面一片黑暗，原来的估值预期已经全部落空，但‘洪记烟花’的抛盘并不很大。一方面，‘儒商证券’投资部对这只股票的控盘度非常高，其中还有一部分小机构投资者，散户手中的筹码有限，对股价够不成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普通投资者并不清楚梁韦国和骆京生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只看到‘洪记烟花’那高企的融券余额，不少高位介入的散户和小机构都想等到空头买入该股了结融券时再卖，这样好歹还能锁定一部分利润或少赔一点儿。二者相加，便构成了‘洪记烟花’虽利空当头却没有暴跌的僵持局面。
    对此，骆京生也是一笑了之，完全不以为意，还给梁韦国讲了个多年前发生在期货市场上故事……
    1995年12月21日，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宣布自F605合约起咖啡期货放大交割限量，由先前象征性的一吨调整至一万吨，而限量以外的头寸都将按进入交割月后至最后交易日全部成交的加权平均价实施强行平仓。由此开始，中商所的咖啡合约上演了中国大陆商品期货历史上十分经典的一幕闹剧。
    率先发难的是多方，1996年上半年，证监会连续出台多项整顿期货市场的政策措施，不少曾经热络的品种都被叫停，从中撤离的大量热钱急于寻找新投资标的，使得不少期货合约的持仓量都迅速接近或触及上限，新到的主力无法介入，而当时海南咖啡F605、F607、F609等品种时间适中、盘口较轻，成为不二选择。很快，多空双方展开占仓大战，没过多久持仓量便突破三十万手，多头资金面占据优势，且其套保头寸保证金比例较低，借机一路掩杀，咖啡期价从两千五百元/百公斤一路飙升至三千元/百公斤、三千五百元/百公斤，空头节节败退，部分实力不济的中小投资者、套利者纷纷割肉斩仓、夺路逃命。
    初战告捷的多方得理不让人，继续穷追猛打，咖啡期货合约价格攀上四千元/百公斤的历史高位并最终创下四千二百二十一元/百公斤的天价（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咖啡豆收购价也不过二、三十元一公斤，这还是行情好的时候），同时，持仓量也放大到五十万手以上，空头似乎已经命倾在即。然而，空方主力并不想就此放弃，他们开始筹措资金，渐渐恢复元气，陆续从东南亚各地进口了一点七万吨实盘咖啡用于交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咖啡需求远不如现在这么火爆，每年的食用、药用量很有限，既不是主要产地，也非消费或集散地，作为咖啡大省的海南，年产量不过区区六百吨（1996年数据），一点七万吨的交割量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这下弹冠相庆的多头彻底傻眼了，他们根本就接不住这么多货，实盘不同于期货，期货说穿了不过是一纸合约，实盘可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不灭，一时之间，你让多头上哪儿找能装下一点七万吨咖啡的仓库去？既然接不住货，现货市场的平衡随即打破，价格一路下跌。而在期货市场上，由于多头头寸基本掌握在几个主力手中、控盘度很高，因此抛压并不惨烈。于是乎，一幕奇景出现了，同样是咖啡，现货价格竟比期货价格低了差不多一半，而此时，期货合约交割的日子也已经近在眼前了。
    交割期一到，期货变成现货，可多空双方的持仓量却依然很高。多方合约是卖出了结，空方合约是买入了结，换句话说，空方要买下相应数量的现货咖啡交给多方，这时的期价要比现价高很多，实盘又都在空方手中，除非脑子进水了，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花高价了结合约。无奈，双方只能进行协议平仓，多头手中的高价合约成为一纸空文，泣血忍痛打狠折了结，咖啡期货价格从最高时的四千二百二十一元/百公斤暴跌至一千三百四十九元，多方哭声不绝于耳……
    同样道理，此时‘洪记烟花’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对梁韦国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胜败并不以此作为标准。梁韦国手中那五千万股‘洪记烟花’虽然市值近五个亿，浮动盈利可观，但他欠社保基金的是现金、而不是股票。以现在二级市场上的成交量，根本就不可能套现，只要‘儒商证券’投资部这边稍微一动，该股将立刻开始惨烈的无量下跌，谁也跑不掉。这与1996年‘海南咖啡事件’时多头遇到的情形十分相似，虽然手中握有大量高价期货合约，但交割日已到，低迷的现货市场上不可能找到愿意在这个价位上成交的买家，没有对手盘，所谓现价不过只是个自己哄自己玩儿的数字而已。
    显然，一切都被骆京生算到了，梁韦国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静待骆京生发落，反正‘儒商’投资部账上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两亿七千万现金，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还好，骆京生并不想太过为难梁韦国，他也耳闻过梁韦国的为人，真把这家伙逼急了，像杰佛逊文法学校的那个小男生一样，给自己来一梭子点223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更何况，骆京生和黄菡的目标是‘洪记烟花’控股权，梁韦国只是一枚棋子，没必要赶尽杀绝。
    最终，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谅解，‘儒商证券’投资部将手中的‘洪记烟花’百分之二十流通盘悉数转让给社保基金，并额外支付三千万现金，先前的赊购与借款合同就此了结。
社保基金持有‘洪记烟花’只是个过渡，当初持股百分之十尚且触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上限，更何况是百分之二十。很快，九州市社保基金与‘星火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协议，将所持‘洪记烟花’转让给后者。加上先前的六千万股，‘星火资产’累计持有‘洪记烟花’一亿一千万，占比近百分之四十五，超过洪家人的百分之三十五，最终如愿，完成控股。实行烟花爆竹统购统销后，洪家人自知大势已去，也没了继续和‘星火资产’纠缠的心气，果然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随他去吧。
    遥想当年公私合营之时，公方依靠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逐步完成‘四马分肥’。可洪家人耍了个心眼儿，没交秘方，多年后‘洪记烟花’借尸还魂。但人算不如天算，万里之外的杰佛逊文法学校一声枪响，‘洪记烟花’再被‘分肥’。上次是用股息买股份，这次是靠压缩利润完成控股，绝对的‘2.0升级版’，也算洪家人不交秘方的报应，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正大光明，不要阴谋诡计；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 ’
    ‘星火资产’控股‘洪记烟花’后，按照惯例，股权被划回了九州市国资委直属。后来的事实证明，统购统销对‘洪记烟花’利润率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烟花办’在制订数量、价格标准时一直十分宽松，毕竟是国资委控股了嘛，利润装在谁的兜里都一样。当然，这些都已经是后话……

耿于天

14. 圣彼得不认主

    在‘洪记烟花’上的惨败，使梁韦国分外抓狂，他将满腔的愤恨都发泄到了蓝贝儿身上。
    这一次，梁韦国成了‘反动派’，蓝贝儿则扮演‘革命党’。
    ‘说，你的同伙儿都有谁？’梁韦国扬着手中的皮鞭。
    贝儿被迫跟着背事先安排好的台词：‘不知道。’
    ‘不说？’梁韦国上前一把扯开蓝贝儿的上衣：‘现在说不说？’
    ‘我说过了，不知道，’其实，贝儿的台词挺简单，绕来绕去就是这一句。
    ‘看来不给你上点儿手段是不行了，’梁韦国把低温美容蜡滴在她身上：‘说，你的上级是谁？’
    ‘不知道，打死我也不知道…… ’
    中国的影视作品中，仁人志士在面对反动派严刑拷打时最常说的就是‘不知道’或者‘不是’，但仔细想想，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问题的……
    基督教十二门徒之一的圣彼得，深受耶稣信赖，但主也洞悉到了他性格中软弱的种子，并曾预言，彼得会在鸡鸣之前三次不承认与自己的关系。果然，在公会对基督及门徒的抓捕、迫害过程中，彼得因为恐惧，连续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这也成为他平生大恨，后来在罗马殉道时，圣彼得要求将自己倒挂在十字架上，因他感到不配享受与耶稣同样的待遇。不过主还是宽恕了彼得，并钦定他为第一代教皇……
    蓝贝儿自结婚后就不得不陪梁韦国玩儿那些在她看来很变态的游戏，但以中国人的性格，‘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只能自己默默忍受。
    不过，相比较而言，梁韦国对岳父蓝玄倒是一如既往地热情，近一年以来，蓝玄炒股炒得不亦乐乎，梁韦国也是一有什么内部消息就与之分享。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蓝玄本事、行市都见长，不光自己炒，摸着门道后还给别人支招，当起狗头军师来。对此，老伴儿柳晓月始终坚决反对，觉得蓝玄太冒失，如今连专业股评人都不许指名道姓地推荐股票，投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既然用的是自己的钱，主意就得自己拿，正因为‘举手无悔大丈夫’，所以才要‘观棋不语真君子’。
蓝玄支招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老同事，不少人得知他是‘儒商证券’梁韦国的老丈杆子后，都加入了股民的行列。有人过去总在背地里说蓝贝儿傲气、自以为是，现在全‘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蓝玄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很多原本不拿正眼夹他的人，如今都成了跟屁虫。举例来说，厂里原先有个主管人事的高副厂长，其实比蓝玄还小一岁，见着他向来是一口一个‘小蓝’，动不动就叉着腰拍拍蓝玄的肩：‘小蓝啊，好好干，厂里对你的工作能力还是充分肯定的嘛’，‘小蓝’，多亏他不是老革命，要不然非得管蓝玄叫‘小鬼’不可。没办法，中国人的辈分一向是按照地位排的，末代皇帝溥仪刚登基时才三四岁，可宫里头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太监在他面前却一口一个‘老爷子’。自打听说蓝玄炒股赚了钱，那位曾经的高副厂长也要见贤思齐，跑来向他讨教，先是把‘小蓝’的称呼给换了，变成‘老蓝’，后来蓝玄帮着他也挣了点儿钱，于是‘老蓝’也不叫了，该叫‘蓝哥’，照这么下去，离‘蓝叔’、‘蓝爷’、‘蓝工’、‘蓝总’也不远了。
与此同时，女婿梁韦国也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恭维吹嘘，说蓝玄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有闯劲儿，‘人生在世一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又说蓝玄在股票投资方面悟性极高，一点就透，天生是这块料儿。
    随着蓝玄从股市里赚的钱越来越多，他的野心也变得越来越大，渐渐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嫌本金少，雪球滚得慢，不过瘾，于是打算把亲戚朋友、老同事、老哥们儿的钱拢到一起，由他牵头‘二度创业’，搞个‘小型私募’。正好，蓝玄所在工厂在老城区有个宿舍院，刚刚完成拆迁改造，住户都得到了一笔补偿款。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厉害，钱一天比一天‘毛’，把钱放在手里或者存进银行，用不了几年就成废纸一堆了。现在蓝玄主动提出要‘先富带动后富’，当然没有不附议的道理，纷纷嚷着要入伙。
    听说蓝玄要搞什么小型私募，原本就不支持他炒股的柳晓月真的坐不住了。蓝玄过去虽然在厂里当过段长，算个业务干部，退休前还调了半级，勉强能跟车间主任平起平坐，但毕竟是搞‘钻铣镗磨’出身的，不知道股市里的水有多深。柳晓月动员女儿贝儿一起做蓝玄的工作，希望他见好就收，毕竟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吃也吃不动啊、玩儿也玩儿不动，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不如享享清福，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可蓝玄信心爆棚，对柳晓月母女反唇，说她们头发长见识短，只知道‘撤火’，照她们这样谨小慎微，中国人民怕是还吃大锅饭挨饿呢。
    蓝贝儿拗不过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劝蓝玄至少该把成立‘小型私募’的条件跟大家谈清楚，最好能有个书面协议。比方说，赚了怎么分成，出资方拿多少，蓝玄作为操盘方拿多少，赔了怎么办，操盘方需不需要赔、赔的比例是多少之类。亲兄弟明算账，省得将来有打不完的罗圈架，如今，很多请别人帮忙炒股的人都怀有这种逻辑，赚了都是自己的，请人家吃顿饭都觉得是在施舍，如果炒亏了就让人家赔，一个子儿都不能少。但蓝玄却满不在乎，说都是老哥们儿，谁也亏待不了谁，用不着算得那么清楚。
    中国不是商业民族，没有契约传统，很多人都缺乏权责对等意识，看似小节，可实际上，后果可能很严重。
    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北大方正（证券代码600601）’创业的故事：该公司当初刚刚设立时，创业者们向某投资方借了十万块钱，因为贪图小便宜没有还；结果到企业改制时，‘方正’的所有净资产都被作为这十万块钱的增值，辛苦创业打天下的元老们什么也没落下。说起来似乎不大公平，但也活该，谁让你不还钱的，既然不还，当初那笔钱的性质就不是贷款，而是投资，既然是投资，那你们就算挣下了金山银山也是给东家打工，忙活了半天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
    绝好的反例是‘中兴通讯（000063）’的老总侯为贵，他‘下海’前供职于西安的一家军工企业——航天部六九一厂，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做到副总工程师，后来领着一批人创业单干，成立了如今蜚声海内的‘中兴通讯’。早年，‘中兴’曾向其上级主管单位——陕西国防科工委借了两百万美元起家，当时很多企业借了钱都不还，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反正都是国家的钱，放在谁口袋里不都一样么，可侯为贵却始终坚持规范操作。因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没有随意动用外汇的权力，‘中兴’只能以人民币的形式偿还借款，最初是按一比二的比值，后来汇率升到一比四，‘中兴’又按新的比值继续还款，连借钱给他们的陕西国防科工委都感到吃惊，天下居然还有追着债主还钱的人，你不要他跟你急。人们或许觉得是侯为贵这个老头儿比较厚道，但这种厚道是得到了回报的，正因为‘中兴’及时把用来起家的借款还清，才避免了后来的许多麻烦……
    不过，蓝玄的‘小型私募’成立后运转得还算良好，有梁韦国这个‘高参’在，不愁赚不到钱，杠杆效应很快显现，‘小型私募’在蓝玄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业绩远远跑赢同期大盘，成为众多股民艳羡的对象。后来，蓝玄干脆把证券交易账户的账号和密码告诉梁韦国，让他没事儿的时候帮着参谋参谋，直接操作也行，一个女婿半个儿，没什么信得过的。
    与此同时，梁韦国也得到了喜讯，RPG没白玩儿，蓝贝儿怀孕了。
    然而，在给未来的儿子（或女儿）起名字时，梁韦国却遇到了难题。如今，很多孩子起名都会用父母双方的姓，梁韦国也不例外，他早就向岳父蓝玄许过愿，等将来有了孩子，一定把蓝家的姓氏也加上，了却蓝玄当初中年丧子之痛。梁韦国准备给儿子起名叫‘梁怡浩’，加上贝儿的姓变成‘梁蓝怡浩’，听着有点儿别扭，但也算凑合了，谁叫咱当初玩儿过‘日本鬼子与花姑娘’呢。可问题是，梁韦国自己的名字中本就用了父母双方的姓，若加在一起，就成了‘梁韦蓝怡浩’，且贝儿还曾提出过想要把养父或母亲的姓氏也加上，变成‘梁韦蓝艾怡浩’甚至‘梁韦蓝柳艾怡浩’……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渐渐传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孕育萌芽的时期中，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最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也就是后来常说的‘指导思想’。1921年召开的‘一大’上，我党第一次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45年‘七大’召开，党的指导思想增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97年的‘十五大’上，党章再次修订，指导思想一项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2002年‘十六大’，指导思想进一步增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上，党章又一次进行修订，指导思想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指导思想长些是好事，‘一手抓继承、一手抓创新’嘛。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以死后的谥号为例，最初就一两个字，比如‘汉文帝’、‘陶靖节（陶渊明）’，可到了明清时代，已经发展到十几、二十几字，如‘启天弘道高明肈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明成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康熙）’。若梁韦国的儿子真成了‘梁韦蓝柳艾怡浩’，恐怕真要离谥号不远了……

耿于天

15. 随遇而安

    炒作‘洪记烟花’失败后，梁韦国非但没能扭转‘吊灯坠落事件’后的信任危机，反而越陷越深。与之相对照，反倒是被‘发配’到策略部的欧阳至过得比较惬意。
    欧阳在策略部找到了知己，那便是柳逸知，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都喜欢下围棋。逸知小时候还做过当职业棋手的梦，在棋院学了近十年围棋，到年龄门槛时还没能入段，只能转为业余爱好。策略部的工作不像投资部那样紧张，平日里没事的时候，欧阳和逸知常在一起切磋手谈。
    其实，很多时候围棋和股票的道理是相通的。
    唐玄宗时有位‘棋待诏’，也就是专门陪皇帝下棋的‘大国手’，名叫王积薪，王积薪写过一本《围棋十诀》，成为传世经典。
‘围棋十诀’第一诀：贪不得胜。很多在股市中吃大亏的人就是败在了一个‘贪’字上，赚了钱不懂得获利了结，赔了钱不愿意及时止损。
    第二诀：‘入界宜缓’。大部分新手在选股时都十分草率，听了朋友的介绍或者股评人的吹嘘就满仓杀入，这样人要是都能赚着钱，那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对你不了解的东西下注，因为那不是在投资、而是赌博。事实上，这种错误谁都会犯，连罗杰斯本人都未能幸免，有一次在纳米比亚旅游时，当地的珠宝商人向他推销一颗‘钻石’，说这颗钻石价值七万美金，罗杰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价格砍到五百块，可当他夫人看到这颗所谓的钻石第一眼时就断定：那不是钻石、而是玻璃球。
    ‘围棋十诀’第三诀叫做‘攻彼顾我’。凡事不能只想好的方面，未思进，先思退，每买一只股票，都要先问问自己，它有没有可能下跌？能跌多少？如果真跌了这么多，我能不能承受？
    第四诀：‘弃子争先’。搞投资什么最重要？变现能力！只要你手中还有可以调动的资金，就永远有机会。
    第五诀：‘舍小就大’。市场上有那么多股票，必须学会取舍，资源从来都是稀缺的，不能四面出击，不能面面俱到，关键时刻要分清主次。
    第六诀是‘逢危当弃’，这条最好理解，但又最难做到。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华尔街的职业操盘手判断某只股票前景的准确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三，跟瞎蒙也差不多。可他们中将近八成的人却都可以在一个较长的交易周期中保持正收益，其奥妙就是‘逢危当弃’，职业操盘手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认赔出局，从而将损失降到最低。长此以往，选对坚持，选错及时‘割肉’，小赔大赚，百分之五十三的准确率就变成了百分之八十的胜算。
    第七诀：‘慎勿轻速’。简单说就是没看准别乱动，某些有个两三年‘股龄’的投资者很喜欢换股，总嫌自己手中的股票涨得慢，这山望那山高，不停地‘五马倒六羊’，效果反而不如一‘捂’到底好。
    第八诀：‘动须相应’。走一步得看三步，不能只想着眼前，尤其是在建仓或者抄底时，别把本钱一次性地压上去，要留后手。
    最后两诀为‘彼强自保’、‘势孤取和’。大势不好时，绝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该撤就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清初围棋四大家之一的梁魏今带弟子、后来的‘棋圣’范西平游砚山时曾说‘棋道即如山间流水，行时当行、止时当止’，这就是‘彼强自保’、‘势孤取和’的真谛。很多股民都多多少少地患有些‘周末焦虑症’，看不到那些跳来跳去的股价就难受，短短的周末尚且如此，想让他们甘心情愿地离开股市一段日子当然更是难上加难。可纵观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就会发现，真正适合交易的时间不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其余要么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熊市’、要么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牛皮市’……
    除下棋之外，欧阳至还给柳逸知讲了很多关于‘儒商证券’的历史掌故。
    从欧阳那里，逸知得知，1994年创建的‘儒商证券’是九州市及周边地的第一家证券公司，那时候，很多地方还都在街边、广场上买卖股票。而叶高，则是九州证券界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发行的第一张股票是1980年初的‘抚顺红砖’（其实更像债券），但叶高与股票结缘，却比‘抚顺红砖’还早。他是75届九州大学经济系的‘工农兵大学生’，毛主席曾有一个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从1972年开始，部分大学恢复招生，但不是通过考试，而是保送，强调‘政治合格’，因此得到上学机会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和有门路的人。‘工农兵大学生’普遍被认为水平很低，因此毕业时只有个结业证书，直到1993年才被教育部‘追授’了本科或专科学历，但叶高却是‘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佼佼者，不光学识渊博，还很有思想解放的精神。
    1978年毕业时（那时大学的学制是两到三年），叶高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公司》，够有魄力，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连‘公司’这个词都不能提，更别说‘股份制公司’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并由新华社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全文刊载，叶高在学校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很敏感，意识到风向要变，就临时修改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把一直暗自研究的股份制问题拿了出来。
    然而，九州毕竟不是北京、上海，就算风向要变，可等这风刮到九州怎么也还得有一阵子，所以，叶高这篇论文一出手，就立刻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按照叶高当时的设想，中国搞股份制公司分成三步走，第一步是在国有企业之间搞股份联合，第二步是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该为股份制（有点儿像陈各庄村的‘土地经营管理公司’），第三步才是吸收部分民间资本进入，而这一步至少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能实现，对民间资本所占比例进行了严格规定，且只有分红权、没有决策和管理权。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叶高不光被勒令退学，而且发配到了郊县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说是监督劳动，其实跟蹲监狱、下大田没什么区别，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许回家，不许同外界有任何联系，每天还得从事重体力劳动，他的关节炎就是那是落下的，据说他上大学时还有个女朋友，后来也吹了。
    被‘监督劳动’两年多以后，叶高才得到平反，那时，‘老人’已经‘在中国的南海边’划完了‘圈’，风气大开。叶高的学籍恢复了，论文也被很多刊物转载。他本人先回九州大学教了几年书，后来调到体改委工作，1988年创建了九州市第一个证券交易事务所，说是事务所，其实就是个破铁皮屋，搞点儿国库券、债券的买卖。
    当然，有个铁皮屋就算不错了。1653年，一群荷兰移民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竖起了一排十二英尺高的原木墙，用来抵御印地安人和英国人的袭击，三十二年后，测量人员沿着这道墙划下了建设街道的白线，并将这条当时还不存在的街道命名为‘wall street’——‘华尔街’，直译过来就是‘墙街’。1792年5月17日，二十四个在街头买卖股票的经纪人在华尔街六十八号门前的梧桐树下讨论有价证券的交易规则，签定了闻名遐迩的《梧桐树协议》，那棵梧桐树已经在1865年的一场大雨中被雷电劈死了，但华尔街这棵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参天古树却依然根深叶茂。最早的华尔街其实就是一排原木墙，最早的股票交易守则是在梧桐树下订立的，叶高当年好歹还有个铁皮屋，条件比18世纪的美国证券经纪人强多了。
多年以后，叶高也曾带欧阳至到他当年筚路蓝缕的‘革命遗址’参观过，那间铁皮屋居然还在，只是已经很老旧了，变成了一个小发廊，不知是搞什么交易的。1994年，儒商证券公司正式成立，刚刚创建时也没有如今的办公大楼，而是对一家过去的副食店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听元老们说，那时候，整个交易大厅里都弥漫着一股生猪肉的味道，虽然整日里人声鼎沸，但这种味道却始终很顽固，直到儒商入驻后两年才慢慢散去。
    1999年，‘儒商证券’总部办公楼竣工交付使用，也就是欧阳至和柳逸知现在所待的地方。当年，在选址时，还颇费过一番思量……
    1921年（民国十年）秋冬，因证券市场火爆，中国许多沿海城市均掀起了一股滥设股票交易所的风潮。以上海为最，最多时达一百四十多家，其中只有十家在农商部履行注册登记手续，其余都是山寨货，总额定资本超两亿元（肯定是虚报的），当时，全国一百五十八家银行的实收资本和公积金加在一起才不过两亿。这些先天不足的山寨交易所注定难逃短命的结局，自有资本比例过低，管理不规范，抵御风险能力差，不到一年时间就纷纷倒闭，到最后只剩六家，给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动荡，史称‘民十信交风潮’。
    当时，年轻的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名下也有家上市公司——‘协进社’，总股本三万股，蒋、陈、戴三人各五千股，其余‘社员’合计持一万五千股，发行价每股三十元。上市后，‘协进社’成为一时‘牛股’，最高时被炒到两百元。可随着‘民十信交风潮’中交易所的大批倒闭，‘协进社’股价一落千丈，蒋介石等人瞬间变成了穷光蛋，这也是促使他们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弃商从戎’的直接原因之一。极端点儿说，这场风潮可能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从此华夏大地上少了一位投机家，多了一个独裁者……
    ‘民十信交风潮’中，九州市也设立了史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但很快就关门大吉了，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七十多年以后，叶高特地委托九州当地的史志研究者，经反复考证，找到了当初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旧址，‘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衰草，悉属旧时争战之场’。在那里，建起了‘儒商证券’现代化的总部大楼，见证着九州市证券业近百年的兴衰沧桑。
    欧阳至给柳逸知讲这些‘儒商’的历史旧闻是有用意的，叶高能打下今天的江山不易，后来者吃的是现成的，纵使不能添砖加瓦，也绝不要当败家子……

耿于天

第四卷：折戟沉沙


1. ‘好人’没好报

    近日，九州市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生了一系列人事变动，理事长项一龙卸任，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人社局）局长谢昶履新社保理事会，出任理事长一职。骆京生这几年干得一直不错，社保基金在他手中充分实现了保值增殖，原以为这次换届自己可以成为理事会理事，甚至还做过直接被提拔为副理事长的美梦，然而结果却令骆京生十分失望，什么也没有，自己依然只是证券投资部经理。骆京生曾几次找过恩公项一龙，希望他能在退下来之前最后帮自己一把，可老爷子却正直得有些迂腐，只叫他服从组织安排，一如既往地在任何岗位上发光发热。这还不算完，新上任的理事长谢昶还随身调来了一个亲信，是他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九州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教研室主任万兵教授，担任理事会理事兼证券投资部经理，虽没有明确和骆京生分出大小，但人家有理事头衔加身，客观上造成万兵为正、骆京生为副的现实。
    说来有趣，万教授虽贵为博导，但少年得志的他今年不过只有四十一岁而已，而学生谢昶却比老师万兵大整整一轮、已经五十有三了。这种现象看似怪诞，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官场上，虽不能说司空见惯，倒也见怪不怪了。小平同志曾指出干部队伍要‘知识化、专业化’，同等条件下，谁的学历高，谁就能在培养选拔过程中步步优先。为迎合这种口味，官员们纷纷回炉再造，不少人都一把年纪了，还要到大学里在职读个研、攻个博，学校这边自然巴不得承受领导们的雨露恩泽，各取所需，各得其便。2012年，北京市各区县完成党委换届，有心人根据公报中的简历做了个统计，新当选的十六位区县党委书记里，七人拥有博士学位，十五人拥有硕士学位，‘光头’学士只有一个。连首善之地北京都是如此，九州市的领导干部们自然要紧跟潮流，三年前，谢昶被任命为市人社局局长，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报名读博，那时万兵教授还只有三十八岁，因业务能力拔尖，刚刚破格成为博导，谢昶成为他门下的第一个博士生。还没有实行家禽集约化养殖的时候，有些地方曾经很流行吃‘头蛋’，也就是散养的母鸡下的第一枚蛋，据说上面常常带着血，让人一看就能想起没有经验的小母鸡来‘初潮’时脸憋得通红的样子。据说‘头蛋’营养价值格外丰富，按照这个逻辑，谢昶应该也算是万兵作为博导下的‘头蛋’，彼此都很珍惜这段缘分。谢昶调任九州市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后，担心自己人生地不熟，于是想到了导师万兵，将他调到身边作为辅佐。
    万兵的到来，最受伤的显然是原本顺风顺水的骆京生。骆京生思来想去，觉得很不公平，由他执掌证券投资业务的几年间，社保基金连连飘红，与其它省市那些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的同行相比，九州市社保理事会一向不必为资金缺口发愁，很大程度上就是他骆京生的功劳。可如今，该到论功行赏的时候，自己却好人没有好报，就像历史上那些一心为皇帝犬马的酷吏一样，到头来，没几个能有好下场，汉朝的郅都、张汤，唐朝的周兴、来俊臣，如今又轮到了他骆某人。
    学界出身的骆京生很会总结经验教训，显然，自己得不到好报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人太多，就像主父偃，替汉武帝平了三个诸侯国，武帝最后却反手灭了他三族。无论是当年在‘凯众证券’时，还是后来受项一龙知遇、来到社保基金，骆京生脑子里想的只是怎么替主家赚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钱倒是赚下了，可也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据骆京生了解，这次落选九州市社保理事会理事，郝市长的秘书裘实是主因。虽然没有赶尽杀绝，但操作‘洪记烟花’的失败确实让梁韦国在‘儒商证券’内部很是难堪，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开罪了梁韦国就等于惹到了裘实，别看他职务不高，在九州市可是个手眼通天的角色，和‘空军司令’骆京生类似，裘实若想成全谁未必能做得到，但要是给谁上上眼药、扎扎针却是手拿把攥的。和梁韦国、裘实作对，还想飞黄腾达，那不是开玩笑么？
    谢昶和万兵上任社保基金后，也要拳打脚踢，选择了一只名为‘沉沙酒业’的标的股进行炒作。这次，骆京生学乖了，打算用‘沉沙’给梁韦国送礼，让‘儒商证券’跟庄买入该股……

耿于天

2. 尿与酒

    ‘沉沙酒业’的故事要从他的创始人、前任董事长万宁讲起。
上世纪50年代末，万宁从省农学院毕业，分配到九州市粮食局做技术员。参加工作不久，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九州市也受到了波及，而且这里本就不是传统粮仓，原已不够吃的粮食还常常要‘服从大局’、被调配给更困难的地方，使得情势愈发吃紧。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万宁上学时头脑就比较活络，面对此情此景，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当然，万宁也不是神仙，不可能凭空变出粮食来，只能在现有条件下让有限的粮食发挥出尽可能大的效用，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挖空心思的万宁发明了一系列‘高科技增量做饭法’，简单说就是能用一斤米蒸出五六斤饭，请注意，蒸出来必须还是‘饭’，熬成浆糊不能算数。常见的‘增量做饭法’主要有四种（有兴趣可以试试）：一是‘双蒸法’，先把米干蒸二十分钟，然后加四倍水、用猛火蒸一个小时；二是‘炒蒸法’，先把米炒成金黄色、淘净，加六倍水、猛火蒸五十分钟；三是‘温水泡蒸法’，工序相对比较复杂，先要用温水把米泡上四十分钟，然后捞出来加三到四倍开水、用大火蒸半个小时，停火十分钟，再加大火力蒸半个小时；四是‘夹生蒸饭法’，将百分之四十的米用蒸笼干蒸半小时，取出来晾凉，再将剩余百分之六十掺进去捞匀，加五倍水猛火蒸五十分钟。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其实都是自欺欺人，米还是那些米，无非是多加了些水，人又不是树上的蝉，可以‘餐风饮露’。事实上，‘增量’蒸出来的饭很不禁饱、而且很利尿，上两趟厕所就又饿了，但聊胜于无，至少比没得吃强。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这些方法能增加米饭的营养价值，理由是有利于大米表层的淀粉和维生素B渗入大米内部、减少流失（敢情中国的知识分子从那时起就这么无耻）。
    ‘三年困难时期’中，各地都流传着类似的‘增量做饭法’，1960年1月，在西安还开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经验交流大会，万宁作为九州市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受到重点表彰。回来以后，市粮食局责成万宁牵头、专门印发了一个‘增量做饭法’宣传手册，在全市各个区县、乡镇推广，每种方法都有详细说明，再配上图，一直下发到所有基层组织。近年来，‘红色收藏’持续升温，这本小册子也成为了藏家的新宠，炒来炒去，当年白送的东西现在已经值好几百块钱了。
    受到嘉奖的万宁再接再厉，通过和同事们夜以继日的攻关，很快又推出了一种叫做‘小球藻’的东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粮食。这种藻类生长很快，而且用来培养它的营养液也很容易配制，用稀释过的人尿就行。粮食最紧缺的那段时间，九州市各中小学都奉命停止为学生们供应午餐，而是在校园里挖开了一个个大池子，让男生往里面撒尿，再注满水，用来生产‘小球藻’、替代午餐。
    听起来确实有点儿恶心，但这种方法事后被证明还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至少比自己糊弄自己的‘增量做饭法’靠谱，藻类通过光合作用生长，周期短、增速快，不失为一种救急的方法。很多年过去后，某日本学者专门写过一篇研究报告，对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中使用过的各种粮食替代品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小球藻’是其中最符合科学规律的一种。这种单细胞藻类利用水、阳光和二氧化碳，每二十小时可以分裂出四个细胞并释放出大量氧气，光合作用的能力高于其它植物十倍以上，这位日本学者将其誉为‘罐装的太阳’。
    此外，据当年享用过‘小球藻’的学生们回忆，这种东西吃起来的口感也还算不错，跟海带之类的差不多，只是多少有点儿心理障碍。头一次吃的时候，热烘烘的‘小球藻’端上桌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第一个把那玩意放进嘴里，后来还是老师们带的头，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女班主任吃完就哭了，据她自己说是因为感激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
    ‘三年困难时期’当中立了大功的万宁从此仕途坦荡，短短几年就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粮食局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其后调往储备处任副处长，90年代初，‘九州市储备粮管理公司’成立，万宁成为首任总经理。
    无论是粮食局储备处，还是储备粮管理公司，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份闲差，只要不出事就行，尤其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每天无非就是打打牌、练练字，据说，中国‘国粹’麻将的诞生就与古代的粮食储备有关：
    麻将最早出现在江苏太仓，太仓地处南北要冲，自古就是官方屯粮之所在。粮食多了容易招麻雀（除‘四害’时也是因为这个要灭麻雀），于是粮仓主管司官就下令所部员僚捕杀偷粮的鸟雀，谁抓得多有奖，为统计捕雀数量，便用竹材制作了‘护粮牌’，凭此发放酬劳，这就是最早的麻将。麻将牌三种基本花色是‘条（也叫‘索’）’、‘筒’、‘万’，‘条’是指捕雀数量，抓来的麻雀穿成一串串进行统计，一串就是一‘条’，‘筒’是枪筒（横截面），当时捕雀多用土枪，需要记录吏员领取枪支的数量，‘东’、‘西’、‘南’、‘北’、‘中’、‘白’由之派生，‘东西南北’是风向，土枪射程有限，受风的影响很大，‘中’是命中，‘白’是空枪、白打了，‘万’比较好理解，指的是赏钱（看起来赏得还不少），‘发（发财）’则为发放赏金。‘护粮牌’最初只是用来记录捕雀战果，有点儿像内部有价证券，攒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成现金。平日里粮库官吏悠闲无事，手头又没有别的东西，就把‘护粮牌’拿出来玩，久而久之形成了后来的麻将（也称麻雀牌，吴语中‘雀’、‘将’读音近似）。麻将的玩法和术语也残留有护粮捕雀的痕迹，比如‘碰’是‘嘭嘭’的枪声、‘胡’原为一种豢养来捕雀的猛禽‘鹘’（‘吃’这个概念也由此而来）、‘杠’则是打雀的竹杠……
    然而，万宁却是个天生就闲不住的人，他不愿像别人那样消磨时光，而是想方设法要在市储备粮管理公司干出点儿名堂来。
    通常来讲，中国的储备粮分为四部分：首先是战略储备，也就是‘五零六粮’，要求在‘非常时期’够五十万人（军人）吃六个月，其次是备荒储备，即‘甲字粮’，接下来是专项储备和周转储备。九州市年粮食需求量约八十万吨，产量在七十二万吨上下，以年景不同稍有起伏，缺口约百分之十，储备粮三十万吨，可以覆盖年总消费量的百分之三十八，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设置的‘红线’。
    靠‘增量做饭法’和‘小球藻’起家的万宁对粮食有种特殊的感情，他看着公司粮库里那些派不上用场的储备粮，总觉得十分可惜，但又不敢轻举妄动。粮食储备系统有句口号叫做‘两个确保、三个维护’，即‘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调得动、用得上’和‘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打储备粮的主意，那可是掉脑袋的买卖，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干，因而，万宁只好另想办法。
同其它物资不同，粮食是种生命体，始终处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若存储时间过长，不仅其中的有机质成分消耗殆尽，导致缺乏营养，还含有大量可以致癌的黄曲霉素。一般来说，粮食存储的极限时间是三年，若达到四至五年就成了陈化粮，连猪都不喜欢吃。因此，九州市储备粮管理公司存储储备粮的方式是三年一轮换，具体做法是每年处理三分之一，即十万吨，再收购十万吨补齐，新粮价格每吨至少要两千元，陈化粮最多每吨一千元，当前的软硬件条件下，粮食储存成本大约是每年每吨两百元，加在一起，每吨要亏一千六百元，一年就是整整一点六个亿。
    照理说，粮食储备属于国家战略需要，所用资金由财政预算优先保障，用不着万宁操心，可眼睁睁看着大量储备粮‘陈陈相因，至腐败不可食’的他依旧感到心疼。陈化粮通常的用途是当做饲料，当然，也有黑心的老板拿它给民工吃，经漂白、抛光、加香，最多再添点儿矿物质，便成为‘民工粮’。万宁决心改变这种局面，经反复论证，最终决定，用每年淘汰的那些储备粮酿酒，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沉沙酒业’，该公司生产基地位于九州市北部沉沙河河畔，从河中取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故而得名。
酿酒行业是耗粮大户，四十度蒸馏酒，每斤需用粮食二点五斤上下。截止去年，‘沉沙酒业’年产量已达七千吨（白酒行业常用的单位是千升，大约相当于吨），占据九州本地市场份额百分之四十左右，且在周边地市有一定影响力。白酒行业在中国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生产牌照的审批权在省市一级，控制得很紧，因此，高端酒多为国家级品牌，而中低端市场则大都被本地企业把持。‘沉沙酒业’的主打产品‘沉沙醇’出厂价为每瓶（五百毫升）四十五元，合每吨九万元，七千吨就是六点三个亿，酿酒行业因存在严格的准入门槛，故而利润率较高，加之使用陈化粮，压低了成本，‘沉沙酒业’毛利率超过三十，上个财年，实现净盈利一点六亿元，刚好相当于市储备粮管理公司一年的总成本。
    除此之外，随着产量的增长，为提高效率，‘沉沙’酿酒的工艺也一再简化。有时甚至直接用陈化粮制成高纯度食用乙醇，兑上水和糖精后再添加些香精调制口感，也就是业内常说的‘四大酸四大酯（乙酸、丁酸、己酸、乳酸、乙酸乙酯、丁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虽然失去了粮香、曲香、糟香，但成本却比酿造原浆酒低得多……

耿于天

3. 道光皇帝的裤子

    然而，梁韦国起初对骆京生的建议并不感冒。首先，他刚刚吃了骆京生的亏，一来心存忌惮，怕这次又是个坑，二来‘不应期’还没过，见到姓骆的就想打人。其次，梁韦国虽然很喜欢喝酒，但对那个‘沉沙酒业’一直没什么好感，从来不喝。
    传统上，中国白酒分为四种香型：以茅台酒为代表的酱香型、以五粮液为代表的浓香型、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和以三花酒为代表的米香型，近年来，又出现了‘凤香型（西凤酒）’、‘特香型（四特酒）’、‘芝香型（一品景芝）’等等说法。然而，以上几种‘沉沙’都不属于，它的味道颇为奇特，入口有些苦涩，细细品味，似乎还带着点儿腥味，‘沉沙酒业’多次请品酒专家来鉴定，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原董事长万宁一锤定音，创造出中国白酒的一个新概念——‘统香型’。
    此外，‘沉沙’号称自己的酿酒配方有三千年历史。这一听就是在吹嘘，别的暂且不说，‘沉沙酒业’的酿造原料主要是稻米、玉米、马铃薯三种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原产自中南美洲，分别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稻米虽然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从南亚进入中国，但‘沉沙’用的是早籼稻，这种稻米原产自越南占城，因此也被称作占城稻，北宋时才引入……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梁韦国望而却步的，是酒类个股近期面临的宏观大环境……
    去年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系列决议，概括起来便是著名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八项规定’一出，高端白酒产业首当其冲遭受重创。高端白酒不同于中低端白酒，后者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基本是一致的，说白了就是谁买谁喝，但高端白酒却并非如此，其中公务消费和馈赠消费占比很高，购买高档白酒的一半是为了请客或送礼。如今，中央下大力气整顿不正之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纸醉金迷了，出手阔绰、甚至不计成本的公务消费与馈赠消费受到极大抑制。
    很快，曾经不可一世的高端白酒风光不再，降价风潮席卷而来：五十三度飞天茅台从每瓶两千四百元降到一千三百元，水晶瓶五粮液从一千二百元降到六百五十元，五十二度剑南春从六百二十元降到三百八十元，红花郎从八百元降到四百五十元，蓝瓷汾酒从七百七十元降到四百元……
    受此影响，酒类个股在证券市场上表现低迷。‘贵州茅台’（证券代码600519）曾经是中国股市的神话，十年间翻了不止十倍，很少送转的该股长期雄踞两市高价股榜首，‘八项规定’出台前夕更是创出过两百五十九块六毛六一股的天价。‘贵州茅台’始终能穿越牛熊，屹立不倒，牛市时成为大消费概念的龙头，熊市时也会因其弱周期特征成为避险港湾。但就是这样一只生冷不忌的股票，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也不得不低下了它曾经高贵的头颅，短短几个月间便损失了千亿市值。
    与此同时，白酒经销商的好日子也过到头儿了。原先是想涨价就涨价，以茅台为例，2008年前后零售价也就三、四百元一瓶，到2010年差不多翻了一番，2012年更是一举超过两千元。可如今，降价也没人要，库存高企，压力山大。很多外行人或许不理解，既然走不动货，为什么不能少进点儿呢？在中国，申请名牌白酒的经销权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店大欺客，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销路不是问题，能拿到货就能赚到钱，经销商整天到酒厂求爷爷告奶奶，合同也是尽可能签长期的。现在可好，‘八项规定’一下来，高档白酒忽然没人买了，但酒厂那边还是按合同规定的数量定期发货，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高端白酒个股的财务报表，无一例外，‘预收账款’项目数额都很高，想反悔都没戏，库存压力全都转嫁给了销售环节，曾经风光无限的经销商欲哭无泪。
连国酒茅台都扛不住，小小的‘沉沙酒业’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幸免？梁韦国不信。事实上，‘沉沙酒业’在二级市场上已经步众多一二线品牌的后尘，从十一元以上跌至仅剩不到九元，下降趋势形成，怎么看怎么像是个无底洞，此时‘接飞刀’，很可能被套在半山腰。
    然而，梁韦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官员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时，总会出现偏差，有时甚至南辕北撤，自古而然……
清朝的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节俭或最抠门的皇帝，他以身作则，且到了事无巨细、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地步，曾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连皇后过生日都只用打卤面招待近侍。《春明梦录》中记载，有一次，他穿的湖绉裤子破了个小洞，按理该扔掉，可道光舍不得，命内务府去补一下。过了段时间，裤子补好送了回来，天衣无缝，不用放大镜观察根本看不出补过。道光很高兴，顺口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主管官员说白银三千两，道光觉得似乎太贵了，又问做条新的多少钱，主管官员说大约十两，道光一听就翻儿了，这不是拿我当冤大头么？主管官员不慌不忙，说您别激动，我蒙谁也不敢蒙您，补裤子的开销都有账，一点儿也错不了。这笔钱主要花在三个地方：第一，裤子是拿到苏州补的，那儿的工匠手艺比内务府织造处好，自然收费也高；第二，去苏州得走大运河，如今运河鲁西南那段不大太平，为防裤子被贼人抢走，采用全程武装押运，兵马粮草都得用钱；第三，裤子的材质是湖绉，《诗经·鄘风·君子偕者》：‘蒙彼绉絺’，郑玄注：‘绉絺，絺之蹙蹙者’，所谓绉，就是一种有花纹的丝绸，以湖州所产最为有名，这种丝绸上的花纹样式是随机出现的，工匠为了找一块和破洞裤子完全吻合的布料，剪坏了数百匹。如果新做一条，不用去苏州，不必动用军队，也不存在对不上茬儿的问题，自然就不需要这许多花销了……
    这种‘优良传统’，在中国官场上一直被延续到了现在。
今年年初，九州市所在的省出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精神的二十二条措施的决定》（以下均简称《决定》）。《决定》指出，中央有关决议‘如清风拂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省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干部群众一致拥护’，‘中央带了头，我们要跟上’，决心‘不等不比不变通’，并且‘结合本省实际，在多年来坚持不懈抓作风建设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话虽然这样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央精神’已经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八项规定’第一条提出要加强基层调研，调研时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决定》将其具体为‘每年到基层调研时间不少于两个月’，但‘不安排宴请’一节却悄然变成了‘不刻意安排宴请’；‘规定’第二条提出‘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开短会，讲短话’，《决定》将其具体为‘严格控制会议规格和时间，减少集中开会’、推行‘无会月’制度，这个月的会可以挪到下个月开，原本集中开一次的会，现在却能分解成若干次；‘规定’第八条提出公务活动‘厉行勤俭节约’，《决定》将其具体为‘不上高档烟酒菜肴’，什么才算‘高档’，这当中的弹性可就大了；‘六项禁令’第二条规定‘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决定》中则改称‘严格控制’赠送土特产；‘禁令’第三条规定‘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第四条规定‘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决定》中变为严禁‘随意’违反规定收送礼品、发放钱物，只是不知怎么才算不‘随意’；‘禁令’第五条规定‘严禁超标准接待’，《决定》中则称‘接待工作周全务实，节俭热情，突出地方特色’……
    坦率讲，‘中央精神’落实到九州市所在省这一级时，虽然稍有变通，但整体上问题不大，可到了九州市这一级，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决定》下发后不久，九州市便出台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精神的二十二条措施的决定>精神的三十七则办法的决议》。《决议》制订得十分详尽，以白酒为例，哪些才算‘高档白酒’、不得使用，《决议》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内一二线品牌几乎全部被囊括在内：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洋河大曲、西凤酒、四特、汾酒、沱牌曲酒、古井贡、衡水老白干、竹叶青、习酒、董酒、水井坊、口子窖、枝江、酒鬼酒、浏阳河、杜康酒、三花、双沟、景芝、舍得、金种子、金六福、宋河、孔府家酒、小糊涂仙……
乍看上去，这应该是好事，须大快人心才对。可换个角度想想，酒还得喝，礼还得送，这些知名品牌不能用了，总要有替代品来填补缺口，环顾左右，最好的选择便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沉沙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