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分之二》连载

耿于天

先介绍一下作者
耿于天，男，北京人，198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北京市顺义区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按时间顺序）：长篇小说《所谓80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卤煮研究生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猪图腾》、《股浪语》（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千分之二》、《耍猴》等，另有同名广播剧《卤煮研究生院》（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录制）、《股浪语》等

耿于天

2012年8月，河南省郑州市卫生局下达《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对辖区内重症精神病患者进行一次集中筛查，检出率不得低于常住人口千分之二，否则相关负责人会因渎职遭到处分……
    《方案》一出，引发广泛吐槽，甚至有些人人自危，担心将自己抓去充数，“被精神病”……
    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千分之二这个比例，对于重症精神病来说并不算高，甚至只是个起步水平，本无需大惊小怪。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要有人成为“精神病人”的，就像总是要有人当官、总是要有人发财、总是要有人出名一样。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才是那千分之二？是你？是我？是他？还是你们？我们？他们？亦或都是？亦或都不是？是觉得自己或别人是的人才是？还是觉得自己或别人不是的人才是？是觉得自己或别人觉得自己或别人是的人才是，还是觉得自己或别人觉得自己或别人不是的人才是？是…… 还是……

耿于天

第一章、双相障碍


1.越南新娘

    近日，五岳市精神病院来了一位新病人，名叫杨飞。
    杨飞是江苏人，出生于南京市江宁县，父母都是普通的产业工人，家境一般，不比别人多什么，也不比别人少什么。70年代末期杨飞中学毕业后，时值“对越反击战”打响，他积极报名参军并主动要求上火线，但和“一战”时的希特勒一样，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杨飞报国之心不死，不顾父母亲友劝阻，自己打点行装，赶赴广西边疆，当了一名“志愿”支前民工，也就是帮正规军运送给养物资、挖掘战壕工事之类，而且是编外的。80年代初“对越反击战”大规模机动作战结束后，不知何故，杨飞并没有班师回家，而是滞留在了边境地区，穿梭于广西、云南和越南、缅甸、柬埔寨之间，搞些国际贸易。当然，杨飞没什么本钱，只能做点儿小本生意，针头线脑、柴米油盐。
    从90年代末开始，继香港、台湾地区之后，中国大陆也渐渐时兴起“购买”越南新娘的勾当。尤其是农村地区，年轻姑娘都进城攀高枝去了，剩下一群鳏寡孤独，花上几万块钱，从越南买个女孩儿过来，点灯说话，关灯作伴，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同很多往来于内地和南洋的商人一样，杨飞也开始做起越南新娘的生意，从偏远地区“趸”来几个、十几个黄花儿闺女，偷渡入境，送往国内某乡村出手，里外能有对半的利润。越南新娘年轻貌端、性格温柔，且吃苦耐劳、能操持家务，即使挨打受气也大都逆来顺受，很受中国老光棍的欢迎。
    显然，这种跨国“购买”新娘的做法并不合法，甚至可以等同于贩卖人口，中国公安机关也一直在打击此类行为。正因如此，不少做越南新娘生意的人贩子会使用黑吃黑的手段，将新娘卖给夫家后，过上几个月，设计将新娘拐跑，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再找新买主，有时，这个循环会重复若干次。失去新娘的人家也知道自己的做法本就见不得光，肯定不敢报官，只能私下打探寻找，找不回来常常也就自认晦气了。
    杨飞也是如此，经他之手卖出去的越南新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逃跑或失踪。但和其他人贩子不同，杨飞并不是将这些女孩儿换个地方再次卖掉，而是把她们重新送回越南家中，还会将所获钱财全部交还给女孩儿的父母，自己分文不留，临走还常常痛哭流涕地向人家下跪谢罪，说自己干的不是人事、猪狗不如。
    去年年底，杨飞又从越南某地弄来七八个姑娘，送到五岳市北郊山区准备卖掉，可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当地群众举报，让公安局打拐部门拿了个正着。落网后，杨飞一点儿没让警察同志费事，竹筒倒豆般将自己十几年来贩卖越南新娘的林林总总悉数坦白，怎么到越南偏远地区“上货”、怎么偷渡、怎么找买主，过后又怎么重新将新娘拐走、怎么送回越南、怎么向人家父母谢罪，一五一十，毫不含糊，交代得清清楚楚。办案人员又按照杨飞的交代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补充侦查，并重点走访了曾经向他购买新娘的人家，最终确认，杨飞的供词完全真实可靠。
    连警察都觉得有些惊讶，从没见过态度这么好的人贩子。通常，办这类案件最难的就是“挖余罪”，拐卖妇女儿童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取证困难重重，人贩子为减轻处罚，除被抓现行的案情无从抵赖外，对过去的罪行往往能隐瞒多少就隐瞒多少。几乎所有人贩子，无论是怎样的惯犯，被抓后一般都会说自己是第一次犯事，以前从没干过，有些老油条还会趁机拍办案人员和人民政府马屁：“要不说咱社会主义国家眼里不揉沙子呢，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借以争取从宽处理。像杨飞这样，一没严刑逼供，二没政策攻心，上来就把十几年的老底儿都吐得干干净净的，以前还真是从来没见过。
    更关键的是，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打拐干警，也实在搞不懂杨飞贩卖越南新娘的动机是什么。干这行通常是谋财，但杨飞每次都将非法所得如数还给所卖女孩儿的父母，当了这么多年人贩子，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自己却依然一无所有、家徒四壁。若说杨飞协助被卖作性和生育工具的女孩儿逃回家是行侠仗义吧，这些人原本又是被他拐卖的，他本人就是其无后乎的始作俑者。若说是良心发现吧，每次将女孩儿们送回越南后不久，杨飞又会重操旧业，弄来一批新的女孩儿卖掉。难道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发家致富？可这种做法似乎代价又太大了些，而且据了解，那些女孩儿的父母并非他的同谋，女儿被“相遣归”时也都大感意外。
    为此，办案人员多次提审杨飞。杨飞的表现很奇怪，一时悲愤，一时欢喜，毫无逻辑规律。有时咬牙切齿，说自己上过“对越反击战”前线，对越南鬼子恨之入骨，这些强盗土匪的姐妹就应该给中国老光棍当老婆，罪有应得。说到激动处，每每“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大有“风餐饥食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势，一度搞得民警们都同仇敌忾。可有时，杨飞又是一副捶胸顿足的忏悔模样，说自己不是人，怎么能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再也无颜苟活在这世上。讲到动情处，他面向南方，长跪不起，泪雨滂沱，磕头如捣蒜，要求政府立即枪毙自己，不，应该是凌迟，最好是檀香刑，实在不行五马分尸也能凑合。
    刚开始时，警察以为杨飞在演戏，毕竟，他们天天和犯罪分子打交道，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意识到杨飞并非故意撒泼，确实是情真意切，兴奋时呼喊到声嘶力竭，伤心时悲怆到五内倶焚，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打动。再后来，杨飞的情绪反应越来越强烈，有时，因为太激动或太痛苦，他开始胡言乱语，一会儿说自己是开过上将许世友转世，一会儿又说自己是“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转世。最终，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经反复研究，怀疑杨飞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大正常，决定暂时将他送往五岳市精神病院进行诊断、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行处理……
    入院后，杨飞住进病区中专为新病人准备的“兴奋室”，类似旨在学规矩的“新兵连”，见习传帮带，用最短时间将其塑造为一个真正的“病人”。
    由于杨飞是被公安机关送来的，故而院里比较重视，除照例“三级查房”外，还由五岳市精神病院院长曾抗美亲自牵头、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病情讨论。讨论会在院长办公室旁的小会议室进行，出席者明显分成了两个阵营，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议员们根据主张和立场不同，落座成“左”、“右”两个方阵并由此衍生出过后数百年间对政治派别最耳熟能详的命名方式一样。
    曾抗美看看她那边的邓开：“还是小邓先来吧。”
    “好，那我就谈谈我的看法，”邓开是曾抗美最坚定的铁杆，时任病区主任，他显然是有所准备，摊开文件夹：“我认为这个杨飞应该是患有解离症，也就是双重人格，受一个人格支配时去拐卖妇女，受另一个人格支配时又把人家送回去…… ”
    “你小子美国大片看多了吧？”说话的是景越，院“医务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坐在曾抗美对面，整个讨论会期间，始终没有正眼夹她一下。
    邓开被抢白，有些不高兴，但摄于景越的地位，未敢发作：“您什么意思？”
    “双重人格？你懂什么叫双重人格么？”
    “当然，”邓开翻阅着带来的资料：“双重人格——也包括多重人格——是一种心因性人格障碍，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内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存在。”
    曾抗美点点头：“杨飞的情况确实和解离症的描述类似。”
    景越没有理她，继续看着邓开：“你知道历史上有多少双重人格的病例么？”
    “这个，我没有查到流行病学方面的权威统计，应该很多吧。”
    “很多？”景越摇摇头：“近两个世纪的现代精神医学史上，全球范围内双重人格的病例总共不超过五百个，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存疑，比如曾经名噪一时的‘二十四个比利’、‘第五位莎莉’等等，最后都被证明是误诊甚至虚构。小说家和艺术家很喜欢拿双重人格说事，这也难怪，解离症确实很富有戏剧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患这种病症的患者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往往是在被催眠或应激的状态下短期出现的症状。这么说吧，我干这行几十年了，严格意义上的双重人格，还一例都没遇到过。”
    “这是好事啊，”邓开不大的眼眸中放射出贪婪的明亮光芒：“杨飞的病症应该很有学术价值，咱们可以搞一篇报告，一定能产生轰动效果。”
    曾抗美也很兴奋：“好，我看就让小邓做杨飞的主管医生吧，我亲自进行指导，我还认识几家核心期刊的主编，到时候…… ”
    景越摆摆手：“别忙，真要能得诺贝尔奖，我不会跟你们争的。可问题是，这个杨飞根本就不是什么双重人格。”
    “怎么不是？”
    “当然不是。双重人格患者无论处于哪个人格支配下，通常是不会记得自己在另一个人格支配下所经历的事情的，而资料显示，杨飞对自己过去十几年做过的事一清二楚。再者，杨飞有时会出现亢奋、痛苦两种情绪混合、并存的情形，而双重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环境适应的心理现象，和变色龙、变形虫类似，不同人格交替值班，不会出现争夺控制权的混乱状态。”
    “那…… ”曾抗美有些失望：“那你觉得他属于那种疾病类型？”
    景越胸有成竹：“应该是双相情感障碍…… ”
    双相情感障碍，简称双相障碍，是指既有狂躁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一般呈发作性病程，狂躁与抑郁反复循环或交替出现，也可能以混合形式出现……
    “我同意景老师的观点，”坐在景越右手边、一直没有发言的白桃也加入了讨论：“通常来讲，除非是服用抗抑郁药转躁，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最初起病都是由狂躁相开始的，杨飞也是这样，他参加过‘对越反击战’支前，和越南人的仇似乎不浅，拐卖越南新娘应该是在狂躁发作时的行为。数月或数年之后，狂躁相转为抑郁相，杨飞又感觉自己罪孽深重，重又设法帮助被他卖掉的女孩儿逃跑。”白桃三十岁出头，长相很秀气，在院中的职位与邓开大体相当。
    “而且，”景越拿出公安局提供给医院的案情资料：“根据这上面的记载，十几年来，杨飞贩卖越南新娘、之后又把人家拐跑送回家的间隔有逐渐变短的趋势，起初两三年一个周期，后来变成一年左右，到案发前，女孩儿刚被卖掉一两个月就重新被杨飞‘营救’出来。这也是双相障碍的典型特征，随着病程迁延，狂躁、抑郁两种状态的发作间隔会越来越短，并会出现混合发作、快速循环发作等情形…… ”
    正说着，病区值班护士长秦寿生敲门进来，走到邓开身边：“邓主任…… ”
    邓开：“怎么了？”
    “那个杨飞又在闹，说自己是许世友，说我们是越南鬼子，企图打人，已经被我们给‘约束’了，”秦寿生拿出一张医嘱单：“打两毫克氯硝西泮吧，您给签一下。”约束病人护士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若需注射镇静剂，病历中必须有具有处方资格的医师开具的医嘱，否则一旦出事性质就变了。
    邓开从上衣口袋抽出笔，龙飞凤舞，笔走龙蛇，全世界医生的字都很难认，精神科也不例外：“打四毫克吧，让他多消停一会儿…… ”
    秦寿生捧着医嘱离开后，曾抗美重新将讨论拉回正规：“杨飞总说自己是许世友转世是怎么回事？”
    白桃：“这不奇怪，严重的双相障碍患者常伴有妄想。”
    “他好像还说自己是波什么…… ”邓开翻看着公安机关提供的审讯资料：“哦，波尔布特转世，波尔布特是谁，听着有点儿耳熟。”
    景越刚要开口，被曾抗美抢先一步接过话头：“‘红色高棉’创始人、赤柬总书记，自称‘毛泽东主席的好学生’…… ”
    事实上，毛主席本人可是从来不认可波尔布特这个“私淑弟子”的，他曾引用鸠摩罗什法师的话提醒波尔布特：“学我者病”，周恩来也曾多次告诫波尔布特：“如果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但波尔布特并没有听进这些逆耳忠言，1975年4月，“红色高棉”成为柬埔寨执政党，推行一系列极左政策，取消城市、取消货币、就连结婚对象也要强制进行“组织分配”。短短三年间，约四百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该国总人口三分之一，西方学者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autogenocide”——自我屠杀（屠杀通常都是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自己杀自己旷古未闻）……
    “许世友转世，波尔布特转世，”白桃用手托住下巴，嘟嘴思考着：“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么？”
    “这个嘛，好像，好像没什么关系吧，隔着十万八千里啊…… ”曾抗美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精神障碍患者，咱们认为没关系，他们却可能会认为有关系，”景越笑着：“70年代末‘对越反击战’，许世友将军是东线兵团总指挥，而这次战争，跟‘红色高棉’多少也有点儿瓜葛…… ”
    1978年12月，刚刚彻底击败“美帝及其走狗”的越南人民军兵分七路攻入柬埔寨，第三次印支战争爆发（国际上普遍将中越战争作为第三次印支战争的一部分）。次年1月7日，已经天怒人怨的“红色高棉”政权宣告垮台（这一天后来被柬埔寨人民视作解放日），波尔布特率领残部退至深山游击抵抗。也是在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副总理随即访美，向卡特总统通报中方准备对越南采取的行动。月底，小平同志回国途中顺道访问日本，在同田中角荣首相的会谈中指出：“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对这样的侵略者，必须进行教训和惩罚”。2月，《人民日报》发布檄文《是可忍，孰不可忍》，14日，也就是情人节那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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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染的风采

    熟悉越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从立国之日起，战争就没停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已成为越南人的生活方式，由此也塑造了其骁勇的性格，“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他们就是不要命的典型。因而，“对越自卫反击战”初期，中方虽在兵力、装备上明显占优，但战斗进行的并不顺利。越南北部多山地，重装备、重火力施展不开，只能在山林中陪着越军玩儿藏猫猫，加之是“客场作战”，越南人又寓军于民，老幼妇孺都能摸出枪给你一下子，明里暗里吃了不少亏。
    中方虽然“水土不服”，但总体实力毕竟要比越方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越南人不要命，咱们这边也是从来不怵流血牺牲的，不就是人么，中国不缺。当初，美军不得不从“越战”泥潭中抽身，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命太金贵，在这一点上，咱泱泱大国的后顾之忧就要少很多。于是乎，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战争进行到2月底时，中方依旧顺利扫清外围，三路挺近重镇谅山市……
    “杀啊，杀啊，杀光越南鬼子…… ”杨飞将“兴奋室”中的其他病人悉数打了出去，有一个跑得慢的，被他按倒骑在身上，一顿老拳。
    一个体格健壮的的男护士想要冲进去，冷不防被杨飞扔过来的拖鞋击中眼睛，一声惨叫。
    “开火，开火，所有火力齐射，炮弹打光了为止，一间房子也不留，”杨飞将“兴奋室”内所有的病床、矮柜掀翻在地，抽屉、脸盆、被褥，凡是他拿得动的，全都朝被堵在门口的医生、护士以及围观的病人扔了过来……
    谅山战役中，许世友将军汲取了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再和越军纠缠，而是采用苏式的“大炮兵主义”战术，以优势炮火压制敌人，下令“一间房子也不留”，将人口四十万的谅山城区夷为平地，着弹量高达每平米三枚……
    杨飞把“兴奋室”中能扔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见实在没有弹药了，索性将一张装有轮子的病床推出来，朝正准备冲进来抓住他的几个护士“机械化冲锋”……
    攻克谅山后，越南北部已无险可守，许世友将军摩拳擦掌：“全是平原了，坦克正好发挥用场，不要两小时我就能到河内…… ”
    杨飞正推着轮式病床在病区走廊里横冲直撞，冷不防被人从脑后给了一墩布杆，脚下一软，摔倒在地。很多人都以为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装备精良”，比如电棍、喷雾之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些东西一旦被病人抢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只能使用“冷兵器”。
    趁杨飞倒地的瞬间，几个护士一拥而上，有的锁脖，有的掰胳膊，有的抱大腿，奋力将他擒住。狂躁病人发病时，力气大得难以想象，别看杨飞个子不高、身材清简，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想制服他都困难。
    “同志们，冲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不可战胜的…… ”杨飞一边呼喊，一边奋力挣扎。
    “看戏呐，你们还不快去帮忙，”在一旁指挥的邓开招呼几个围观的病人。
    病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即一哄而上。逢有病人生事，若医护人员人手不够，或闹得太凶一时难以控制，经允许后，一些没有处在发病期、平时表现较好的病人也会被临时“征召入役”。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差事，在精神病院中，病人们显身手的机会不多，若能在关键时刻“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出色”，多少能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些优待，比如吃饭时遇到好菜多得到半勺，或者发烟时多领一根，当然，对病人来说，能被“征召入役”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荣誉”，是高人一等的资本和象征。
    果然，有了病人的加盟，战局立即发生根本性的扭转。虽然杨飞拼死抵抗，但好虎难敌群狼，很快被按倒在他自己推出来的那张病床上，手脚被用“约束带”牢牢地同铁制床架绑在一起。比起平日里看似凶神恶煞的几个男护士，被临时“征召入役”的病人下手更狠，有人用膝盖抵住杨飞的大腿，有人死死揪住杨飞的头发，疼得他嗷嗷乱叫。
    护士们精疲力尽，有的靠在墙边，有的蹲在地上，不住喘着粗气。
    杨飞虽然手脚被捆，难以动弹，但身体还在床上不住上下翻腾，将床架撞击得铮铮作响，活像一条在案板上翻动的鱼。
    “闹，我让你闹，”邓开一脚踹在杨飞肋间。
    杨飞吃痛，动作的幅度大大减小。
    “捆着，捆到他老实为止，”邓开吩咐：“先饿他几顿，水也尽量少喝。”
    杨飞渐渐力竭，开始躺在床上唱歌，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创作于80年代初，为歌颂“对越反击战”中的英烈们而作，曾红极一时：“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
    转身刚要离开的邓开忽然全身一震，筛糠般颤抖起来。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
    邓开汗如雨下，脸色惨白：“不，不许唱…… ”
    旁边两个护士赶紧扶住邓开：“邓主任，您怎么了？”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杨飞越唱越激动。
    邓开双腿发软，跪倒在地上：“不许唱，捂，捂住他的嘴…… ”
    “什么？”护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说捂住他的嘴，快…… ”邓开撕心裂肺地喊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杨飞嗓音嘶哑，却声情并茂。
    护士上前捂住杨飞的嘴：“不许唱，”冷不防被狠狠咬了一口。
    “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献出的爱…… ”
    邓开躺在地上，全身痉挛，一边痛苦喊叫一边打滚：“我叫你们捂住他的嘴，听见没有…… ”
    还是旁边一个刚才帮忙制服杨飞的病人手疾眼快，脱下自己的袜子，塞进他的嘴里。
    杨飞还在含含混混地唱着：“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献出的爱…… ”
    “不许唱，哼也不行…… ”邓开呻吟着。
    那个病人左手掐住杨飞的喉咙，右手抡圆了正反两计耳光。
    杨飞终于消停了。
    邓开虚弱地卧在墙角处，全无平日里威风的模样，杨飞的歌声停止后，邓开的身体也渐渐停止了抽搐，仍在不住发抖。
    在场的医生、护士不知邓开究竟犯了什么病，一时间有些吓呆了。同时，早有人跑回办公室报信，不一会儿，曾抗美、景越、白桃等人闻讯跑了过来。
    见到曾抗美，邓开像一只受伤的幼兽一样，一头投入母兽的怀抱，嘤嘤哭泣起来。
    景越从没见过邓开这样：“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位见证事情全过程的护士挠挠头：“杨飞闹事，我们把他‘约束’了，后来，后来…… ”
    另一个护士接口：“后来杨飞开始唱歌，邓主任就这样了。”
    “唱歌？唱什么歌？”景越不解。
    “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 ”
    倒在曾抗美怀中的邓开又开始抽搐：“别让他们唱，别让他们唱…… ”
    曾抗美厉声：“闭嘴！”
    唱歌的护士赶紧住口。
    曾抗美瞬间换了一种众人从未听到过的、极为温柔的语调：“没事了，没事了，”她抚摸着邓开的脸颊，眼神充满柔情蜜意，既像一位哺乳中的母亲，又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女。
    邓开抽泣着，撒娇般地：“那个杨飞坏，给他扎电针。”
    “对，咱们给他扎电针，”曾抗美迅速在极端严厉和极端温柔两种情绪间切换着角色：她转向立在一旁的护士长秦寿生：“听见没有，给那小子扎电针。”
    “什么？”秦寿生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曾抗美的声调向戏曲里的嘎调一样、瞬间又翻了一个八度：“我说扎电针，给杨飞那个混蛋扎电针。”
    “哦，明白，”秦寿生赶忙点头：“扎电针，扎电针。”
    邓开撅着嘴：“要扎脑袋的，要扎脑袋的。”
    “好，好，扎脑袋，”曾抗美情绪的切换越来越利落：“听见没有，扎脑袋。”
    “对，对，扎脑袋，扎脑袋。”
    曾抗美抱起邓开，虽然很吃力，但脸上依旧带着笑：“不怕，咱们走。”
    邓开揽着曾抗美的脖子，用力地点点头。
    曾抗美抱着邓开朝病区门走去，两个医生跟在后面，不想却被曾抗美转身呵斥：“跟着我干什么？”
    众人望着曾抗美远去的背影，有的面面相觑，有的窃窃私语。
    景越看看白桃：“到底怎么回事？”
    白桃瞧瞧曾抗美，瞧瞧景越，抿着薄薄的嘴唇，没有说话，但从眼神中能够看出，她可能是除曾抗美、邓开之外唯一一个知道其中内情的人。
    忽然，大家闻到一股腥臊恶臭的味道：“什么味儿啊，是不是那个杨飞在床上大小便了？”
    “没有，他没拉也没尿，”一个护士刚给杨飞打完针，从“兴奋室”中出来。
    “那是，哦，是这个，”众人在刚才邓开躺过的位置上发现一滩浅黄色的液体。
    “找人把这里收拾一下，”景越朝大家挥挥手：“行了，别围着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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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异性恐惧症

    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人类的早期性人格发展，从混沌到成熟，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出生到一岁属口唇期，以吮吸、撕咬和吞咽来满足性本能；两到三岁属肛门期，以排泄来满足性本能；四到五岁属性器期，开始对自己的生殖器产生浓厚兴趣，且逐步学会通过想象获得心理满足，出现俄狄浦斯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六到十二岁属潜伏期，兴趣从自身转向外部世界，重点是发展同性间的友谊；十三到十八岁属生殖期，开始有导向地选择配偶，逐渐成为现实和社会化的人。
    幼时的邓开，和大多数孩子没什么区别，四五岁时也进入所谓的“性器期”。经过“探索”，邓开很快发现，碰触自己的外生殖器时，它会发生变化，正如《道德经》中所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生殖器）作（勃起），精之至也”，同时，一种奇特的快感在身体深处隐隐生成。于是乎，邓开的父母便经常能看到他将手放在裆部甚至直接伸进去抚摸，“指头儿告了消乏”，有时也会夹紧大腿进行摩擦，跨坐在坚硬物体上有规律地来回移动，毕竟，天真的邓开最初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因此不难被发觉。
    邓开的父亲叫邓红旗，是位小学教师，素来以严厉著称，班上的学生无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也很怕他，以至于校方对付那些调皮捣蛋的闹将最好的办法就是威胁“把你调到邓老师班里”。那时候，人们还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教育哲学，体罚学生不算事儿，邓红旗更是此道中的高手，而且能杀人于无形，被体罚完的孩子身上连块淤青也找不着，就算去告都没有证据。
    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邓开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皮带与呵斥的阴影下，尤其是被发现有“手淫”的“恶习”后。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对于一个孩子，手淫绝对可以算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从用词上就不难看出，《小尔雅》云：“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反倒是那些民间俗称：“弄拂尘”、“打丫丫”、“砍椽子”、“打秋儿”、“剡毯”、“放铳子”，隐晦而不失趣味，充分体现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其实，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邓红旗这种粗鲁、暴戾、敏感、富于攻击性的行为模式可以归纳为“性器官人格”，以无意识过分夸大自己的男性气概为典型特征，究其原因，恰恰是本人童年时没能顺利度过“性器期”的遗祸。
    事实上，邓红旗的拳脚相加和恶语相向并没有击退洪水猛兽，儿子邓开的手淫现象反而变得更加频繁，这不难理解，缺乏正确的引导，越是严厉禁止，越会激起人的好奇心。当然，邓开不再像从前那样“好事不背人”，转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行”，父子之间经常上演一幕幕侦查与反侦察的猫鼠好戏。
    最初，邓开对自己生殖器的兴趣是纯粹、孤立的，只是觉得好玩儿或为了追寻那种神秘的奇特快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行为开始和特定的外界刺激联系在一起。当年，邓开很喜欢军旅歌星董文华（那时恐怕还没有歌星这个词，应该叫歌唱艺术家），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偶像，虽然当时邓开还不懂什么叫作偶像，他只知道，只要听到董文华阿姨的歌，或者在电视上看到她的节目，自己总会情不自禁，尤其是那首《血染的风采》，每次听到都会“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
    那是邓开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夜晚，时钟指向午夜十二点二十，父母已经睡下，邓开却悄悄翻身下床……
    当时的电视台，即使是中央一套，也不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出，每晚十二点半都会和观众说再见，然后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漫天飞雪，直到清晨六点开始新一天的播出。而全天最后一档节目，是午夜十二点二十至是十二点半的《每周一歌》，也正是邓开半夜爬起来所要守候的，因为这一周播放的恰恰是偶像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
    邓开蹑手蹑脚走进书房（当时的房子很少有客厅），没有开灯，摸黑打开电视机，将音量调到最小，卧到沙发里，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双腿夹紧，将手伸进裤子里……
    一袭挺拔军装的董文华在军旗的掩映下出场了，身边还有一位伤残军人，是当年赫赫大名的南疆战斗英雄（如今早已物是人非，那位英雄后来在夜总会因争抢xiaojie组织斗殴并致人死亡，董文华就不必说了）：“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
    邓开渐入佳境，加快手上的速度。
    “也许我的眼睛，不能再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深深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
    邓开眯起眼睛，一阵阵快感冲上脑海。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
    随着副歌高潮部分来临，邓开进入忘我的境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宁静而陶醉的暗室内响起一声断喝：“干什么呢！”不知何时，邓红旗也已经来到书房，正沉着脸站在阴影中，电视荧光屏闪烁的光线映在他身上，一时红，一时白。
    毫无心理准备的邓开一声惨叫，下体登时喷涌出一股腥臊的黏液，几番痉挛后，整个人萎顿在地，不住抽搐哀嚎……
    从那以后，邓开便坐下了病，常常没来由地寒战，两眼发直，面红耳赤，口角流涎，有时还会大小便失禁，见到异性，尤其是陌生异性，更容易如此。邓红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四处托人打听，拐弯抹角认识了当时还只是五岳市精神病院一名普通医生的曾抗美，后者判断，邓开应该是患上了异性恐惧症。
    “这种病严重么？”
    “当然严重，搞不好，会毁了孩子一生的。”
    “难治么？”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那就拜托您了，救救我们孩子。”
    “想让我治也行，但咱们得先约法三章。”
    “只要能把病治好，三百章也行啊。”
    “孩子还小，到医院去治影响不好，每周两次，你们把他送到我家，住在我那里，第二天我再给你们送回去。”
    “那自然好，只是麻烦您了。”
    “我具体怎么治，你们不要管、不要问，也不许问孩子，我给他治好就是，若能答应，咱们就治，若不能答应，那就另请高明吧…… ”

耿于天

4.女将

    曾抗美是山东人，祖籍聊城市冠县柳林镇。柳林镇不大，区区几万人口，却因两位名人，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其实，柳林镇无柳也无林，原本只是个名为太平集的小集市，之所以得名柳林，与第一位名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关。相传，朱元璋早年贫寒时，曾在太平集一地主家做帮工，和他搭档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柳春、一个叫林直。一年盛暑，三人在田间锄地时，朱元璋不小心将盛有绿豆汤的瓦罐打破了，三个人只得捡豆粒吃消暑。没成想，朱元璋有朝一日造反当了皇帝，柳春、林直听说后也跑去想要沾光，可上了金銮殿，朱元璋却已经记不起他们。柳春想提当年一起捡豆粒的事情，又怕明说揭了朱元璋的短、惹恼他，便现诹出一首打油诗：“想当年，你我他三人，身跨青骢马（禾苗），手使钩镰枪（锄头），打破冠州城（瓦罐），跑了汤元帅（豆汤），活捉窦将军（豆粒）”。朱元璋恍然大悟，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外，还给了柳春、林直官职，出任太平集守，并使用他们二人的姓氏、将此集改名为柳林。巧得很，曾抗美的母亲姓林、祖母姓柳，或许就是朱元璋这两个贫贱之交的后代，而父系，则据说源自同为山东人的孔门大弟子——曾参。
    而柳林的第二位名人，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兴学义丐”武训。武训本名武豆沫（后清廷嘉许其义举，取“垂训后世”之意赐名“训”），土生土长的柳林人，出身贫苦，有一次，雇主欺负他文盲，用假账谎称已经支付工钱（那时候就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武训争辩，险些被人打残。武训以切肤之痛领教了“没文化，真可怕”的道理，决心为贫苦人办学，他十年行乞，在馆陶、堂邑（冠县古称堂邑）、临清建兴义塾，供寒门子弟免费入学。曾抗美家原本也是穷得叮当响，祖父曾庆古当初就是拜武训所赐，才得以入义学读书的。
    据传，武训治学方法很有意思；凡遇懈怠、偷睡的老师，他就跑去给人家下跪：“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遇上贪玩、疏懒的学生，武训还是下跪：“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事实证明，武训的自虐方式比邓红旗的棍棒教育法管用得多，不少学童后来都成了才，而曾抗美的祖父曾庆古，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庆古五岁入柳林崇贤义塾开蒙，十二岁通过童生岁试，光绪丁酉拿下山东省乡试，这是武训去世后的第一次乡试，拿到举人喜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武训墓前“家祭无忘告乃翁”。曾庆古一心想成为武训门下培养出的第一位进士，手不释卷，积极备战会试，然而，春闱大比的水远比乡试深，辛丑、甲辰两科，他均铩羽而归（戊戌科闹学潮没敢去）。正在曾庆古鼓起余勇、准备“事不过三”时，1905年9月，科举制度废止。
    进士梦破灭，曾庆古随即步入仕途，由正九品主簿入手，旋晋升从八品训导。民国建立，曾庆古先后在县、道、专员公署就职，最高做到督查区督学，儿子曾繁文也门荫入仕，在家乡堂邑县政府任职。1943年，为纪念“兴学义丐”武训，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一度将堂邑改名为武训县，二人首倡有功。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双方在山东爆发激烈的受降、接收大战，曾繁文等人审时度势，主动开门迎接八路军、而不是居于“正位”的国民政府，解放后得以原职留用。
    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形势很快直转急下。
    1951年2月，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影片《武训传》上映。5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像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难道是我们所应该歌颂的么？”旋即，“武训历史调查组”成立，周扬（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挂帅，江青也是成员之一。武训最终被定性为“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连他当年认某大户人家太太为干妈并举行仪式吃过人家奶（看来认干妈比认干爹划算）的事情也一并挖了出来。
    不必说，武训的家乡堂邑（冠县）自然成为这场批判运动的重灾区，而柳林镇，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曾抗美的祖父曾庆古，是当时健在的不多曾经直接同武训本人打过交道的当事者，更是成为调查的重点。老人家受过武训义学的恩，加之当时年事已高，多少有些昏聩，面对“调查组”的盘问，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被定成历史反革命，没过多久就连吓带气、一病不起。父亲曾繁文也受到了牵连，先前任过伪职的事情旧话重提，一撸到底，直接发配到窑厂接受烟熏火燎。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没有结束，十几年后，“文革”爆发，江青已由初出茅庐的政治新人成长为“伟大旗手”。于是，狗腿子们又把武训的事情翻出来，将当年的事件鼓吹为“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于是，曾繁文再度遭殃，这回连砖都烧不成了，先是被造反派当作武训余孽反复游斗，进而关进牛棚，不久之后也搭上了性命。
    当时，曾抗美已经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初中毕业后，学习成绩优异的她本应继续深造，但因家庭问题，政审迟迟过不了关，只勉强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为此，曾抗美恨透了那个改变她家族命运的武训，也对祖父、父亲心怀怨毒，曾繁文被红卫兵批斗迫害时，曾抗美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主动与其“划清界限”，甚至当众赏了父亲一顿大耳刮子。这种行径在今天看来为人不齿，但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成为人人竖大拇指的“义举”。按理说，以曾抗美这样的出身，是没有权利参加造反、革命的。但因其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了立场，加之曾抗美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又生性泼辣、豪放，傍上了当地造反派的头子，从“黑五类子女”、“狗崽子”摇身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女将。甚至，曾抗美档案资料中的出身一栏也被改了过来，跳过父、祖两代，直接追溯到曾庆古入学读书之前，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曾家绝对算是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否则也用不着上武训兴办的义学。
    然而，真正让曾抗美扬名立万的还不是这些，不久之后，她露脸的机会来了……

耿于天

5.挖坟掘墓专业户

    山东省内，尤其是冠县、馆陶、临清等地，有不少和武训相关的地标，诸如祠堂、牌坊、造像之类，50年代初基本都被破坏，只剩下位于家乡柳林镇的墓地，“文革”开始后很快也被“革命群众”盯上。1966年8月底的一天，以柳林当地学生为主力的一大队红卫兵，拿着铁锤、榔头、铁钎、油锤，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奔赴位于曾抗美的祖父曾庆古曾就读的崇贤义塾东侧的武训墓。红卫兵们砸开水泥墓顶，露出土坟，刨开土坟，露出砖筒，掀开砖筒，露出黑漆柏木棺椁。
    随着棺椁被挖出，原本人声鼎沸的掘墓队伍忽然安静了下来，红卫兵虽然混，但仅限于打砸抢，真要开棺见尸，还真有点儿含糊。大家望着冒出阵阵阴寒之气的墓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先动手，先前“执蟊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的劲头全没了。正在场面僵持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后排挤了出来，没错，正是曾抗美……
    打曾抗美记事起，父亲曾繁文就处于潦倒的状态，尤其在母亲跟他离婚后，整日垂头丧气，自然也就没心思管教她。正因如此，曾抗美从小就在外面野惯了，比一般的女孩子胆大得多，也心狠得多，掏鸟窝、逮蛤蟆、夹野狗，抓住就当场开膛破肚。上卫校以后，每逢解剖课，别的女同学都吓得不敢睁眼，男生也心惊胆战，唯独曾抗美看得津津有味，下课后，其他人往往几顿都吃不下饭，她却能食指大动、胃口大开……
    只见曾抗美利索地挤到武训棺木前，从身边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手中接过斧头，三两下劈开钉榫，一把将棺盖揭开。在曾抗美的带动下，其他人的胆子也壮了起来，七手八脚拆掉四周挡板，扯掉寿衣，将头骨和铜顶子挑出来示众，又用棺木底板抬起武训的骸骨，游行一番并召开了批判大会。会上，各路造反派头子均讲了话，曾抗美的发言尤其反响强烈，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武训如何将曾家人从根红苗正的贫苦农民迫害成地主、汉奸、反革命，本人声泪俱下，听众们也唏嘘不已。批判大会结束后，红卫兵们架起火焚烧武训的骸骨，却迟迟烧不化，最终还是曾抗美有办法，抡起油锤将骨架砸碎并焚毁扬灰。
    这一次捣毁武训墓的“革命行动”，使曾抗美声名大震，不仅彻底摆脱了“黑五类”的阴影，还成为名噪一时的“挖坟掘墓专业户”。先是在山东省内串联，淄博挖蒲松龄墓，青岛挖康有为墓，曲阜捣毁孔庙孔林（没有找到孔子遗骨，改成拿几位“衍圣公”撒气），都有她矫健的身影。再后来，曾抗美的行市更涨了，走南闯北，最远到过海口，挖海瑞墓，给遗体带上高帽子，将墓园变成养猪场。据说，曾抗美还到过北京，先是去定陵，将万历皇帝的尸体销毁（该陵十年前已被考古工作者开过，比较方便）。而后又去了八宝山，目标有二：一是陈聘之，也就是王明的父亲，惨遭鞭尸；二是瞿秋白，江青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于是，穷凶极恶的红卫兵将瞿秋白尸骨刨出，并强迫其遗孀杨之华（电影《秋之白华》即取二人名字之意）对着森森白骨进行批判……
    “文革”十年，除最初一段时间受父、祖牵连，有些蹉跎外，曾抗美均如鱼得水，十分惬意。同龄人“革命退潮”后面临上山下乡的命运，她却得以幸免，历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市卫生局“革命委员会”委员等职。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日子总有过到头的时候，“文革”结束后，揭批查“三种人”的运动随即展开，“工作组”进驻柳林，重点调查武训墓被毁事件。
    当时，几乎每个了解曾抗美的人都认定，她这次肯定会被严惩，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蒙混过关了。和十年前沦为“狗崽子”时一样，率先为其打开突破口的还是她的色相，此时的曾抗美，已经不是当初稚气未脱的黄毛丫头，多年大风大浪的历练，不仅给了她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使其从初谙人事的花季少女蜕变为千娇百媚的风情少妇，“工作组”中好几个年轻人都成为她石榴裙下的俘虏。其次，同很多负隅顽抗的“三种人”不同，曾抗美被审查后转向很快，不仅主动立功赎罪、将所知道的造反派内幕悉数抖落出来，还将自己塑造为受迫害和欺骗的弱者，坚称当年并非主动傍上造反派头子、而是被后者趁机逼奸，才逐步走上不归路的。当时，曾抗美已经怀上了姘夫的孩子，为表忏悔，也是为了显示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决心，她当着“工作组”的面，硬是用当初砸武训骸骨的油锤猛击腹部，自己给自己做了“人流”。此外，曾抗美的身份确实也有些特殊，一方面，她靠捣毁武训墓起家，但另一方面，她的祖父、父亲又是批判武训的直接受害者，作为他们唯一健在的亲属，理应受到照顾才对。
    最终，“工作组”决定将曾抗美的问题暂时挂起来，先不做结论。后来，“工作组”中一个曾与她有过“关系”的年轻人要调到五岳市工作，舍不得曾抗美，问她愿不愿意一同前往，后者当然巴不得早日离开是非之地，欣然应允。曾抗美是卫校出身，来到五岳后，被对口安排到卫生系统，由于历史问题并未完全搞清，只有没人愿意去的市人民医院精神科（五岳市精神病院前身）同意接收她，来了也只能先做勤杂工。
    到了1986年，国办下发《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给武训平了反，但《批复》亦同时称：“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终，“似亦过当”四个字彻底救了曾抗美，既然“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是“过当”的，那“大张旗鼓”地处理迫害过武训的人自然也是“过当”的。曾抗美的历史问题盖棺定论，以往做过的一切都被定性为“年轻幼稚”，是“受人蒙蔽、利用”，俱往矣，不做追究。市卫生局人事处找曾抗美谈话，问她将来的工作意向，后者觉得精神病院挺适合自己，决定留下来。几年后，政策又有变化，曾抗美的工龄、职称甚至原有的级别、职务均陆续得到承认，并转为正式医生编制……

耿于天

6.低到尘埃里

    曾抗美并没有医科学历，只读过几天卫生学校，便是这几天书，也没好好念。因此，在五岳市精神病院中，曾抗美的地位一直有些尴尬，同那些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业务方面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虽然转为医生编制，后又有了相应的行政职务，最终甚至误打误撞地成为院长，但曾抗美却从未独立担任过任何一个病人的主管医生，先是不敢，后是不必。毕竟，行医坐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60年代，医疗系统也一度流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医生、护士岗位互换，可结果，只是医生干护士的活儿，没听说哪个护士真敢替医生“越俎代庖”的。动手术之前，主刀医生也只是按规矩象征性地向身边的护士们客气一下：“要不这次你来？”后者赶紧摆手：“还是您来，还是您来…… ”
    论起来，曾抗美真正独立治疗过的病人，应该只有邓开一个。还别说，曾抗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邓开的“异性恐惧症”还真让她给治好了，不过，曾抗美当年究竟是如何“妙手回春”的，除他们两个自己外，一直没有任何人知道。唯一的例外是白桃，曾经“有幸”管中窥豹，其实，她也是偶然间撞见的……
    那是几年以前的一个夜晚，当时白桃正在在职读博，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后还要赶写论文。那一日，白桃写论文时发现将一份重要的资料忘在院里了，本想第二天再说，可当时正写到兴头上，文思泉涌，怕隔上一夜就找不到感觉了。那时白桃还没结婚，住在五岳市精神病院的集体宿舍，离单位很近，不过几分钟步行的路程，于是决定连夜回院里将资料取来。
    走进病区，白桃本想先和值夜班的医生、护士打个招呼，却发现护士站里空空如也，兴奋室、活动室里也都找不到人，按理说，夜班医护人员只会待在这几个地方，此时都不知跑去哪里了。白桃也没多想，取来资料，又到各个病房简单转了一圈，确认病人们都已入睡，准备离开。
    忽然，白桃似乎听到某处传来隐隐的叫喊声和笑声。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人常常会出现类似错觉。可后来，她发现那声音虽显得很远，却很真切。循着声源，白桃来到一扇大门前，这扇门是通向院里几位资深医生和院领导办公室的，她伏在门上听了一下，没错，那些不寻常的声音就是从这当中传出来的，叫喊声和笑声都很放肆，像是在激烈地争吵、叫骂，又像是在聚会、狂欢。
    白桃有些害怕，想一走了之，但又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最终，她还是壮着胆子打开了那扇门，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最远处的一间屋子亮着灯，那是曾抗美的院长办公室。白桃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声音越来越清晰，应该是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好像是邓开，女的好像是曾抗美。白桃对他们的声音很熟悉，之所以要说“好像”，是因为这声音和平日里判若两人，毫无理智和风度，更像是院里的病人发病时歇斯底里的状态。
    “低头，老实点儿，喷气式…… ”这是曾抗美。
    “好，好，喷气式…… ”这是邓开。
    “手举高，要不然专政你…… ”
    “举高，举高…… ”
    办公室的门没有锁，试探着轻轻推开，白桃立刻被出现在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首先闯入眼帘的是邓开，他全身赤裸，头上戴着个纸叠的高帽子，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个牌子，上面不知写了什么字，只见得一个亮晃晃的红叉。此刻的邓开，已经全无平日里的趾高气昂，顺从地俯身站在曾抗美身前，后者左手扯住他的头发，右手将他的胳膊用力向上拉，就是警察抓小偷时的那个动作，只不过幅度要大得多。尽管是如此的卑微而猥琐，但邓开的脸上却洋溢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喜悦，就像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曾经写到过的那样：“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与俯首帖耳的邓开截然不同，一旁的曾抗美却是神气活现。她半裸着身体，说是半裸，其实跟全裸也差不多，脚下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老式绿军帽，腰间扎着武装带，武装带上别着一本“红宝书”，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曾抗美的身材虽然保持得还算不错，但皮肤早已松弛、皱褶，胸部干瘪、下垂，像两个半空的面口袋，垮垮塌塌地吊在半空。虽然身体已经衰老，但曾抗美的脸却是饱满而圆润的，散发出一种红彤彤的耀眼光芒，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灿烂，绝非护肤品的人力穿凿所能为，见过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些老电影的片头吧，一颗五角星在《解放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中金光四射，虽不中亦不远矣。
    至今回想起来，当年的这幅画面在白桃脑海中依旧历久弥新：两个反差巨大的裸体纠缠在一起，一个老迈枯槁却昂扬鲜活，一个血气方刚却卑贱下作，强烈的对比，形成一种奇妙而古怪的张力……
    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曾抗美和邓开便恨上了白桃，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撕心裂肺。其实，几年以来，白桃从没将那一晚的“奇遇”和“见闻”告诉任何人，半个字都没有吐露过，无论对谁，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而且，在白桃内心深处，甚至都没有鄙视过曾、邓二人，至少没有因为这件事瞧不起他们，在她看来，事出必有因，自己不想探究，也就没理由作出评判。但曾抗美和邓开却不这么想，那晚之后，他们再不敢直视白桃的眼睛，总觉得后者的一颦一笑都是在嘲笑、轻贱自己，在她面前，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白桃越是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曾抗美和邓开就越自卑，总感觉自己在人格上“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自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仇恨，当自己永远矮人一头时，要想获得所谓的“尊严”，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那个人。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也是这样……

耿于天

第二章、脱管事件


1.缘木求鱼

    中午，景越端着刚刚洗好的饭盒走进休息室，看到两个毕业不久的小护士正在吃干果聊天：“你们怎么又没去吃饭？”
    “我们俩正瘦身呢，咱们院里的菜太油了，才来了不到半年，足足胖了一圈。”
    另一个附和着：“干咱们这行是体力活儿，尤其是遇到有人不老实的时候，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不知不觉饭量见长，”她摸摸自己的肚子：“上学时，我的体重最稳定，九十四到九十六，五年没变过，前几天一称，好家伙，都三位数了。”
    景越走到自己的储物柜前，一边用毛巾擦饭盒，一边瞟了那个抱怨体重的小护士一眼：“三位数很正常啊，是你原先太瘦了。”
    小护士夸张地尖叫：“三位数还正常，这些日子，我男朋友都不怎么爱理我了，再这样下去，我就没人要了。”
    景越笑：“我插队那会儿，人家农民娶媳妇，遇上太瘦的才没人要呢。”
    “您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谁不喜欢苗条的？”
    景越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桌上已经摆好了厚厚一摞病历，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每天至少要把全病区病人的最新病历完整阅读三遍，早上接班时一遍，午休时一遍，傍晚交班时一遍。
    “景老师，您尝尝这个，”小护士捧着一大把干果，有榛子、腰果、杏仁、花生、瓜子等，用纸巾垫好，放在景越面前。
    景越没有抬眼：“你们吃吧，我不爱吃零食。”
    “我们这儿有好多呢。”
    “你们就靠吃这个减肥？”
    两个小护士的笑声环佩叮当：“现在都叫瘦身，减肥多难听。”
    “好，瘦身，瘦身，你们就靠吃干果瘦身？”
    “是啊，这个不占地方，又有营养，”她轻启朱唇，用瓠犀编贝般的皓齿灵巧地嗑开一枚瓜子。
    景越将一夹病历放回去，随即拿起另一夹：“怎么样，这种减…… 啊，瘦身方法有效果么？”
    小护士有点儿沮丧：“暂时还没有。”
    “依我看，你们这么干只能越来越胖。”
    “为什么？”
    景越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病历，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正餐时虽然没吃饭，改成吃干果，但过后又偷吃了别的东西，背着抱着一样沉，对么？”
    一个小护士惊奇地眨着戴有廉价假睫毛的眼睛：“您怎么知道的？”
    另一个也赶忙附和：“对，这几天都是这样，原本想得挺好，但后来实在扛不住，偷偷买面包吃了，看来还是我的意志力不够坚定。”
    “不是你意志力不够坚定，是胆囊收缩素惹的祸。”
    “胆囊收缩素？”小护士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这个词汇，但很快就放弃了。她上学时就以爱臭美著称，心思不在功课上，实习时给病人扎点滴，连着扎了五六针也没见血液涌进导管，病人当时就急了：“你这儿纳鞋底子呐？”后来，她的档案被医院退了回去，实在没办法才勉强到精神病院当差。
    “胆囊收缩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CK，一种神经递质。受体分两个亚型，CCKA和CCKB，前者分布于外周，刺激胆囊收缩，促进胰腺分泌，后者分布于中枢，主要位于梨状区、尾核、间脑等部位，”景越找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画着草图，他年轻时练过素描，一挥而就：“尤其是下丘脑区域，对CCK很敏感，下丘脑知道吧，哺乳动物的摄食中枢就在这个位置。
    两个小护士似懂非懂地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景越看看她们，觉得可能是自己没说清楚，进一步解释道：“实验证明，损毁下丘脑外侧，会导致动物无法自主进食，直至饿死，因此这个区域被称作‘饿中枢’。与之相反，损毁下丘脑内侧，会导致动物无休止地进食，直至撑死，因此这个区域被称作‘饱中枢’。”
    二人的表情跟刚才一样。
    景越无奈地笑笑，知道大概是朽木不可雕也：“简单说吧，人在进食时刺激CCK分泌，当CCK达到一定水平时，刺激‘饱中枢’的CCKB受体，产生饱感，人便不再进食。而干果，比如你们吃的这些榛子、腰果、瓜子，可增加胰蛋白酶水平，而胰蛋白酶会使CCK失活，导致大脑‘饱中枢’无法活跃，”他放下笔：“这下明白了吧，靠吃干果瘦身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还不如不吃，吃了反倒更饿，不偷吃才怪呢…… ”
    正聊着，护士长秦寿生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景老师，您快去看看吧，杨飞快让他们给弄死了……”
    景越赶忙在几名医护人员的簇拥下来到病区，远远便看到一大群人黑压压地将一个人围在中间，像是一群蚂蚁在一块掉到地上的肥肉旁边忙碌着。
    正当中的杨飞被人反身按倒，赤裸着上身，双脚用脱下来的病号服绑到一起，压在后背上。其中一个病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只破塑料袋，撕开做成“口罩”，闷住杨飞的口鼻，憋得他满脸通红。另外两个一边一个，踩住杨飞的手，正在掰指甲，弄得鲜血淋漓。还有一个病人，一手按住杨飞的脖子，一手在他头上乱薅，旁边散落着一团团揪下来的头发，有的还带着头皮。其他几个则拿着自己喝水的水杯，络绎不绝地到饮水器那里打满滚烫的开水，再回来秩序井然地倒在杨飞裸露的后背上。
    “住手，”护士们上前拉开正在折磨杨飞的那些病人：“你们疯啦？”说完又觉得这句话放在这个场合不大合适。
    刚才薅头发那位有些意犹未尽：“是他让我们这么干的，”他指指正在地上喘息的杨飞。
    “胡说，”秦寿生的公鸭嗓子特点鲜明：“我看你们是欠收拾。”
    “真的，真是他让我们这么干的，向毛主席保证，”病人们异口同声。
    杨飞艰难地爬起来，用满是血污的手抹了抹同样满是血污的脸，回头看了看背上的燎泡，傻笑着，像是十分满足的样子：“对，是我让他们干的…… ”
    秦寿生不去理他：“都给我回床上去，”他转向正在等待命令的护士们：“去，去拿约束带，都拿来。”
    病人们委屈地：“真的，真是他…… ”
    “鬼才相信你们…… ”
    景越拦住他：“不用约束，应该是杨飞让他们这么干的…… ”

耿于天

2.我有罪

    “对越反击战”期间，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当时，全世界公开支持中国对越作战的只有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一家（新华社1979年2月统计），尤其是作为越南盟友的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叫嚣若中国再不撤兵必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鉴于严峻的国际形势，且惩罚越南的目的已经达到，3月初，中央下达命令，要求中方参战部队交替掩护撤回国境线以内。起初，已经杀得兴起的许世友将军不愿意撤兵，希望将越军主力从柬埔寨调出来。后来，中央严旨掷下，许世友没办法，只得执行，撤退前将越南北部全部基础设施悉数炸毁，并将大量物资运走。据说，许世友将军从前线回京时，政治局没人敢去接他，最后还是习仲勋硬着头皮去了，可没想到，许世友刚下飞机就把习仲勋摔了个四脚朝天，骂骂咧咧地独自扬长而去。
    当年，撤军的命令下达得很突然，部队动作也很快，短短十天，数十万大军全数从越南境内撤走。杨飞既不是正规军，也不是登记在册的民工，是“志愿”、甚至可以说的偷渡跑过去的，因此，撤军时没人通知他，一觉醒来，杨飞发现周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正在纳闷的时候，逃走的越南村民回来了，见杨飞不会讲当地语言，以为是留下来的间谍，便将他带回了村子。杨飞原本想宁死不屈，后来觉得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越南人见杨飞确实什么都不知道，看样子也不像军事人员，就把他放了。
    恢复了自由，仗也打得差不多了，按说，杨飞应该“凯旋”回家才对，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滞留在了边境地区。杨飞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虽然事实上根本没人知道有他这么个“志愿支前人员”，但杨飞自己却很拿自己当回事儿，认为曾被越南人“俘虏”的经历很不光彩，回国后搞不好要被“清算”……
    在西方，当俘虏并不是件丢人的事情，甚至是种荣耀。2008年代表共和党与奥巴马角逐总统大位的麦凯恩是名越战老兵，白竹湖战役中，他驾驶的A4天鹰攻击机被越军击落，本人跳伞后被俘，关押期间，因无法忍受虐待拷打，曾被迫写下反美忏悔书。麦凯恩五年后获释，80年代初步入政坛，连任参议员之职长达近三十年。一个战俘能当参议员并竞选总统，这在很多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但按照美国人的逻辑，麦凯恩曾为祖国和信仰而战，并为此蒙受巨大痛苦和屈辱，所以他是人民的英雄。
    但在中国，情形便有些不同。杨飞有个堂叔，抗战期间离家投身革命，在沂蒙山地区打游击，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华野”一八零师五三八团某连指导员，后随志愿军入朝参战。“五次战役”时，一八零师对阵美陆战第一师，苦战不敌溃败，杨飞堂叔所在连队于突围过程中遭遇埋伏，战至弹尽粮绝，全连自连长以下数十人壮烈牺牲，余者负伤被俘。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总计约有两万两千名志愿军指战员被“联合国军”俘获，战后，一万四千多人表示愿前往台湾，剩余七千人返回大陆（通过第三国遣返），其中也包括杨飞的这位堂叔。回国后，志愿军战俘全部集中于辽西昌图县，进入“归管处”，一面进行政治学习，“对照狼牙山五壮士找差距”，一面开始无穷无尽地相互揭发与自我揭发，绝大部分被开除军籍、党籍，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叛徒、特务典型……
    杨飞从小就知道这位堂叔的经历，并受过他的牵连，那时，每逢街坊邻居和杨飞家人发生矛盾，常常会骂他们“叛徒家属”。正因如此，整个家族都为有这样一个亲戚而感到羞耻，杨飞小时候，堂叔作为“投敌分子”被挂牌游街，自己曾往他脸上尿过尿，并据此写成批判堂叔且与之断绝关系的作文，这篇作文后来还得过奖、上过黑板报。可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杨飞自己尝尝当“俘虏”的滋味了。其实，这两件事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但杨飞自己不这么想，他怕回国后也会像堂叔那样被迫“对照狼牙山五壮士找差距”、一找就是几十年，怕也有人往自己脸上尿尿并写成作文。有家不敢回的杨飞只得逗留在边境线附近，整天惶惶不安，正是从那时起，他的狂躁症中开始有了抑郁症的成分，渐渐演变成双相情感障碍……
    杨飞抑郁症状的第一次集中发作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次旅行，那一年，他去了趟柬埔寨首都金边，有幸参观了臭名昭著的“S-21集中营”。这座集中营位于金边市中心，原本是当地一所“重点高中”，以西哈努克亲王之名命名，后被“红色高棉”辟为“第21号安全监狱”，又名“堆尸陵”，约一万五千人被囚禁并杀害于此，包括不少华人华侨。
    据说，波尔布特有一种恶趣，喜欢欣赏人濒死时的痛苦表情，下令犯人受刑时或被处决前都要拍成照片，以供他“御览”。因此，在“堆尸陵”，杨飞见识了无数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酷刑：鞭笞、火烙、电击、水呛、虫咬、放血、倒挂、剁手指、剪乳头、灌辣椒水、抽筋扒皮、剜眼割舌、剖腹摘肾…… “红色高棉”的刽子手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有的孩子被带到靶场，抛到空中充作“双多向飞碟”，就像《士兵突击》里用“液体手雷（啤酒）”当靶子一样；还有的被抓住脚活活摔死在树上，就像侯宝林《歪批三国》里讽刺刘备摔阿斗邀买人心时说：“真要是那样，攥着腿往树上抡啊，啪，那还不死（看来中柬两国人民的智慧差不多）”。
    参观完阴森的牢房和恐怖的刑讯室，杨飞已是满头冷汗。接着，他来到“堆尸陵”的刑场，也就是那所中学的操场，一位在纪念馆义务担任讲解员的当地华侨告诉杨飞，这里已经出土数千具骷髅，据说还有差不多同等数量依旧深埋地下，听得他头重脚轻、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踉踉跄跄。最后，讲解员指引杨飞“参拜”了安魂塔，类似电影《唐山大地震》结尾处那一片黑色花岗岩纪念墙，区别在于，纪念墙上刻的只是人名，而安魂塔里摆放的却是数以千计的头骨。
    在巍峨的安魂塔前，杨飞的抑郁相障碍第一次集中爆发。他先是激烈呕吐，像是要把五脏六腑、狼心狗肺、肝尖肚丝、腰花百叶都吐将出来，后来实在没得吐了，说自己是波尔布特转世，长跪在那里哭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此起彼伏，别人怎么拉也拉不动……
    在某些方面，五岳市精神病院和“堆尸陵”其实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犯人入院或入狱时，除需换上统一服装外，还要除去身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物品；“堆尸陵”中的囚犯终日被铐，连床上也配有镣铐，和精神病院的病床上用来绑约束带的位置差不多；“堆尸陵”里也配有医生，但他们不会真正为病人治疗，只是避免其过快死亡，至于市精神病院，就不大好说了……
    杨飞的这一轮抑郁相症状，大约是从一周以前开始的。起初，护士们发现，杨飞常常独自一人站在病房墙角处，仰着头，弓着腰，弯着腿，抬着双臂，乍看上去和大便时的动作差不多，只是没有马桶。这个姿势很别扭，体重全靠腰部、腿部的静力支撑，时间稍微一长，全身肌肉火辣辣地疼，普通人通常连十分钟都无法保持，杨飞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呲牙咧嘴，却乐此不疲，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傻笑。
    对于杨飞的怪异举动，医生们有的认为是抑郁伴随的强迫症状，也有的认为可能是“蜡样屈曲”，属于“木僵”的一种，如同蜡人一样，肢体任由他人摆布，即使处于极不舒服的姿态也可以长久不主动改变，亦称“空气枕头”。
    对此，景越一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这应该是杨飞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景越曾听杨飞说起，“堆尸陵”中有一种砖砌的小屋子，高矮宽窄都“恰到好处”，把人关进去，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坐不下、躺不下，一关就是几天，与清朝的“圈禁”类似。清宫戏中对于“圈禁”的描述，一般仅限于幽禁，这种理解不能说错，但比较片面，事实上，“圈禁”共分四种：“墙圈”、“屋圈”、“坐圈”、“人圈”。杨飞的举动，大概是从“堆尸陵”的小屋或者“人圈”中获得的“启发”……
    而今天，杨飞的自我惩罚发展到了极致，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见到景越，杨飞像是遇到救星一样，上前一把抱住他的双腿：“给我扎电针吧，求您了，我有罪，我罪该万死，给我扎电针吧…… ”
    景越示意身边的护士拉开杨飞：“去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被两个护士架着往处置室走，杨飞还在不停地哀求：“求求您了，给我扎电针吧，扎电针吧…… ”
    一旁的秦寿生跃跃欲试：“扎么？”
    景越白了他一眼：“咱们这儿是医院，不是饭馆，不能客人点什么咱们上什么，”他转向身后的白桃：“杨飞现在每天吃多少碳酸锂？”
    白桃翻开手中的病历夹：“六片，一千五百毫克，还加么？”
    “血锂浓度多少？”
    “一点一毫摩尔每升。”
    “别加了，他现在这个状态，水平衡肯定有问题，再加容易引起中毒，”景越想了想：“加个丁胺苯丙酮吧，如果效果不明显可以再加个钙通道拮抗增效剂。”
    白桃在病历上认真记录着：“维拉帕米可以么？”
    “可以，注意用量…… ”
    然而，令景越没有想到的是，没等他新开的药起效，杨飞又出了新的幺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