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经过

晨风

作者：任启圣

    康有为自1923年在国内倦游之后，即拟在沪办一大学，因经费无着，延至1926年，始在上海愚园路住宅设天游学院，登报招生。康氏自任院长兼主讲，每星期担任课程五小时；龙泽厚(广西举人，为万木草堂弟子)为教务长，另聘教授数人。此次招生，报名者不过二十余人，以唐文治主办之无锡国学专修馆学生投考较多，皆江浙籍；北籍者只有黑龙江之杜某、山东之李某及我三人而已。康氏以我在军政界工作，尚能发奋读书，见之大喜，誉为志人心虚；并曰：“凡百学问皆由志趣而出，志大则器大。若仅志于富贵禄位，所谓器小也。志小则器小，语以天下之大，岂能受哉?立大志则必砥砺名节，涵养德行，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玉制之精，达天人之奥，任天下之重。孟子言尚志：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始则训勉，继则泛谭，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康氏时年六十有九，气壮如少年；每发一问，则滔滔不休。次日特开《中庸》三堂，宣明教义：谓“孔子之教论，莫精于《中庸》一篇。此书系孔子重孙子思所作，亲传文道，具知圣统；原于天命，发为人道；本于至诚，衍为教化；穷鬼神万物之微，著三世三统之变；其粗则在人伦言行政治之迹，其精出于上天无声无臭之表；其道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务因其宜而得其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滞不固。务令可行，而为人道之用”。又谓“《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孔门教人求知力行之精义。王阳明之良知良能，粗浅不足道，其人可重，其学不足言也”。康氏在学院上半期讲诸天，下半期多讲文章、书法及各家杂说。其主要功课则在笔记，每月论文十道，随同笔记一并送呈，由康氏亲自批阅，加以圈点，按时交还。其意重在自修，不在课堂，所谓讲解者不过启发之作用耳。
    讲天文则谓：“地乃日所生，而与水、金、木、火、土、天王、海王星同为绕日之游星。吾人生于星中即生于天上，为天上人。愚人不知天，只知有个人，有家庭，则可渭家人。或只有里阊族党而不知天，则可谓为乡人。进而知有郡邑而不知天，则可谓为邑人。又进而知有国土而不知天，则可谓为国儿环游世界者而不知天，则可谓为地人。其为人亦苦矣]余因望远镜得见火星之火山冰海，而悟他星必有人物焉，因推诸天之无量，必亦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余日作天游，睹诸天之无量，俯视人间，则不啻南柯之蚁国也。众生皆苦，诸教主矫托上天神道设教，怵以末日，诱以净土，皆欲导人以极乐。惟不知吾地为天上之星，吾人为天上之人，其所发之药尚未对症。”康氏颇以教主自居，故借天以说法，所言诸星中必有人物、政教、礼乐、风俗为其绝妙之思想。康氏晚号天游化人，宅名游存庐。学院名天游，盖皆取义于此。
    讲文章则谓：“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沦》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扬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其文骈中有散，散中有骈，综错变化，仪态大方，如人形体诸美俱备。然诸家之文，并非篇篇俱美，能读者亦不过在集中得一二篇而已。”康氏选文眼光太高，但其本人讲书，并不注重文法、章句，往往出乎本题之外。如讲韩文公《马说》，首言：“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载湘)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戊戌奏稿》内未见此奏)，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至下课，则文公《马说》一字未谈。戊戌为康氏一生悲剧，亦为一生之喜剧；无论讲学谈话，则念念不忘。康氏乃近代政治家、思想家，以读书为政治之资本，以孔子为推行之工具，讲学乃其余事耳。
    讲史学则以《史记》、两汉书为主。《史记》多孔门微言大义，虽有窜改，可以信据。《前汉》述汉时事甚详，《后汉》风俗气节至美，为孔子理想之政治。范蔚宗妙于激扬皆有经义。编年史应读《资治通鉴》，左宗棠圈点九遍，胡林翼治国治军皆出于《通鉴》。若《史通》、《通考》、《职官》、《地理》．诸书皆必读，可与诸史相辅而行。《通典》详于礼而多伪说；《通志》以二十略为精；《通考》最佳，与《通鉴》同读，宜称四通也。若通边事，则《朔方备乘》、《蒙古游牧纪》、《藩部要略》、《卫藏志》皆当参考。
    讲书法：榜书推重《经石峪》，自谓至泰山观碑三日不忍去，真其师也。其次则《石门铭》、《郑文公》、《爨龙颜》。曹孟德书法颇佳，朱文公得其形似，后人无学者。晚近则邓完白、张廉卿二人，邓长于篆隶，张长于北碑。张为人谨厚，独于书法巧妙绝伦，善窃僻碑，取其长而不显其迹。尝取张写南宫碑，与古碑对校，谓其某笔出某碑，一撇一捺，一钩一点，无不有其来历，自诩为捉赃老手。又谓“写字须先摹碑，五日一换；能摹百碑，即可拔群绝俗。若欲成家，则?铸古今，截长去短，得其神似，而不取其形貌。吾徒有卢某者，学柳毕肖，终身不得名。盖学柳太似，为柳一生之奴隶耳。”康氏执笔偏下而中正，大字纯用肘力而少兼腕力；稍小则用腕力少兼指力。中锋圆笔，左右开张，落笔似放而能收。故笔画无直不曲，亦无曲不直。此由钟鼎篆隶北碑得来，非谨守一碑一帖者所能为也。康氏尝与同学言：“读书每日至少要读一本，摹碑至少要五日一换。如不能者，即为钝才，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又云：“古今书法家以苏东坡字最劣。彼不知用笔，故意装腔作势。若从余学，应先打四十戒尺。”此言皆《书镜》所不载，吾特举而出之。康氏一生尊碑，不取隋唐以下，对帖则不屑道。近年余在康同璧家整理遗书，见有致某君书，谓前作《书镜》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前后颇矛盾。晚近尊碑之风起于包慎伯，成于康氏。自谓戊子入京，上书不达，沈子培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乃徙居南海馆之汗漫舫，日以读碑为事，续包慎伯作《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发行至十七版，日本学者译为和文。康氏有诗曰：“一事无成人老矣，惟将谈艺擅千秋。”嗣后又拟尊帖，或晚年另有所得耶?
    康氏志大言大，好高鹜远。晚年讲学，常有盛气。某日在讲堂大言曰：“有人谓我不能为骈体文，然我并非不能，实不愿为。少时读六朝文，皆能背诵。今日请诸君(康氏在讲室中皆泛称同学为诸君，如单称某人则称某君，如张君、王君)戏出一题。余在讲室口述，诸君笔记，不经窜改，即可成骈体一篇。”又曰：“有人谓我诗似杜工部，我实非学杜者。但少时喜读杜诗，至今尚能背诵全集。如诸君不信，请任提一句，我即可连接下句，不遗一字。”其自负如此。康氏处处欲为第一人，若谓其学某似某广则非其所喜。
    康氏颇信相貌禄命。尝曰：“昔何晏邓?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至，戊戌维新，谭复生、林暾谷入军机，其形貌皆不类开国功臣。唐才常好回顾，似待刑状。故皆不得其死。我弟广仁，少时批八字，占者称其不禄。及戊戌难起，广仁已离南海馆，本可避，惟因平素待仆从过苛之故，致为仆人所卖。嗣后诸君富贵，对左右应宽。岂有左右心腹之人而日日督责者哉。《左传》称元帅出战，犒赏羊羹不均，为御者送死。昔谓左氏浮夸，实际决不至此；及我弟被难，始知天下真有此事。梁卓如有福相，故至今犹在耳。”
    康氏与孙中山政见不和，终身未谋一面。对国民党素具嫌怨。至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昌，孙传芳败回江东，康氏即决心他徙，拟先赴青岛次至大连。乘寒假休业，宣布学院停办，并将生前手稿交留院同学抄录副本，预备携带；并嘱同学自愿报名，随同北上，此后不收学费，半工半读。又云：“上海各大学人数动辄千百，我院只有二三十人并不为少。耶稣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旧历年终，余与山东同学李维新结伴北返，行前康氏以李言行拘谨，赐以联云：“开张天岸马，俊逸人中龙。”又见余面有忧色，亦赐一联云：“应求贤作砺，更与天为徒。”皆因人设教，援笔立成。次年 (1927)旧历二月初五日，为康氏七十大寿，在沪同门公宴，并作诗会。孙洪伊征文祝寿，以梁启超所送寿联最佳，皆集汉贤成语，恰如其分。联曰：“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是月十三日，康氏搭船赴青岛。临行前遍视园林，感慨丛生，自谓与上海缘尽矣。二十三日得病，二十八日午前 5时30分逝世，葬于青岛市李村枣儿山下，墓地不大，仅亩许。1933年余至青岛奠祭，遍询附近居民，皆不知有象耳山。张篁溪所著康南海传谓葬于象耳山，实枣儿山之误也。嗣后由康同璧发起募款公葬，又将墓地重新整理。
康氏于逝世前上溥仪赐寿谢恩折，述一生保皇经过，学作章草，体极工整。文曰：“奏为敬谢天恩以臣行年七十，特赐臣寿，恭折仰祈圣鉴事：窃以今年二月初五日，为臣七十岁览揆之辰，二月四日徐良由津到沪，裔到皇上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一幅，玉如意一柄，赐臣为寿。臣喜舞忭蹈，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祗领讫。徐良并述圣旨谓：自京只身出津，无多长物可赐，欲撰联只得出联，匆匆未成等语。伏听感极，以喜以伤。伏念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之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以无闻，徒竽滥科第。先帝忧国沾危，畴咨俊义，擢臣于侧陋冗散之中，谘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先帝扫二千年之积弊，政厉雷霆；顺四万万之人心，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国虽旧而命维新。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动色而悚听。乃为那拉后所废除，遂幽先帝而兴狱。既诛六士而戮及臣弟，更掘先墓而逮捕臣孥。大索京师，则闭城门而断铁道；严搜津沪，则发缇骑而停舟车。既布太上训政之诏，谓围颐和园以危后体；更师明季红丸之案，诬进毒丸以弑圣躬。臣捧诏惊号，绝心蹈海；英吏谓圣躬犹在，救臣偷生。然图臣之形遍于中外，捕臣之电散于全国。网罗遮布，羽翼难飞。若非衣带之密诏促行，飞鹰之兵舰煤绝，臣久已上巴黎断头之台，洒东市朝衣之血。阅今卅载，墓木拱矣。岂有余生以上拜圣恩哉?逮英吏以双舰救臣，乃得出亡而奔外。然购臣之头，悬赏至五十万；刺臣之事，暗杀至五六举。或贿通护卒，冒深夜以登楼；或赁居邻舍，开地道以行炸。此则在香港也。或托于知交之旧故，而密来挟刃；或迟于已行之不遇，而刖及车夫。此则在新加坡也。若暂过而夜焚所居，殃及清议报馆。此则在横滨也。凡兹十死之至危，自维全生之无术。遂自印度，远避欧美。流离绝国之风波，飘泊西洋之天地。梯山航海，行遍四洲；追日逐月，三周大地。历经三十一国，行道六十万里。出亡在外。十有六年。每当向若望洋，睨惊涛之拍拍；残星落月，望北斗，以依依。听胡笳之悲鸣，思汉月以日远。苏武之节旄，啮之无尽；班超之玉门，生还无期。上哀圣主瀛台之幽囚，下痛亲友柴市之惨戮。内悲老母倚闾之不见，外觉生民处世之多艰。未尝不肝随肺裂，心逐魂飞。赋远游而悲秋，诵大招而不返。中拟俄罗斯之漫游，幸得陆征祥之密告：谓俄允后约，来则执归。行李戒途，遄行遂止。否则宋仲兀执归周室，樊于期头入秦庭矣。乃蒙天佑，竟得生还。然已鼎湖龙去，弓剑难攀；周室鼎移，玉步顿改。望帝之杜鹃血尽，华表之辽鹤空归。虽载洵曾举臣总揆，然大盗谋移国而未行。华侨多从臣保皇，纵会员有亿兆其何补。于是袁贼篡位，洪宪窃号。臣愤思讨贼，义不帝秦。谓非亡新，不能复汉。乃密激志士，大联群帅，蔡锷出臣门下，陆荣廷为臣知故。西南诸将，鼓其仗义兴师；东南七省，劝其严守中立。王莽遂殪，侯景无成。然虽尽瘁连年，尝复明辟；人事多阻，天变日深。近乃至黄屋蒙尘，郊宫鞠草。臣回天无术，行泽悲吟。每念家国而咎心，宜使祝宗以祈死。我皇上不自轸清露之苦，乃垂注臣初度之生。入此岁来，年已七十，怜其马齿之长，恤其牛走之劳。远命使人，特衔天诏。宸章耀于蓬荜，高深勖以岳渊。玉德贲于丘园，提携望其如意。仰云章之烂河汉；抚宝玉之重连城。此岂微臣所当被蒙：尤为老臣惊于受宠。付子孙传后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具折，恭谢天恩，伏维皇上圣鉴。谨奏。”
    梁启超时在京师，闻康氏噩耗，于三月十六日纠集在门弟子奠祭于宣外之畿辅先哲祠。其所撰祭文对于复辟一役，颇有申述：“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功；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梁启超此论毁誉相间，措辞颇妙。康氏直以忠臣自况，明言不讳，其奏章等于自传。惟谢寿而言及祈死，亦别开生面者矣。启超在丁巳之际，助段祺瑞平乱，师弟成仇，康氏至诋梁为枭獍。1922年康氏之原配张夫人在沪逝世，启超亲往吊丧，师弟又和好如故。康氏讲学时每谓启超学如上海先施公司，百货俱备，惟性如流质，朝夕数变。康氏始终如一，可谓一成不变者矣。
    康氏生前所藏书籍文物甚多，其手稿计有五、六箱，零星散乱。经天游同学刘蠖庵整理年余，成目录四本。《大同书》经钱定安校订出版，诸天书经唐以修校订出版。所抄之副本由徐勤带至天津，原拟交梁启超整理，时梁在病中，遂存徐家。今康同璧所存之遗书，即由徐家取回之抄本也。
    康氏逝世后，其侧室梁夫人以欠外债，故先将愚园路本宅变卖。其藏书由徐勤向香港大学接洽，拟半赠半卖，出价四万五千元，梁夫人以款少不肯出手。嗣后济南图书馆亦拟照赠买办法出价七万五千元，在大明湖专建一馆以作纪念，亦未成交。最后大部分售与广西，一部分零星出售上海。中华书局新印之《图书集成》，即康氏家藏之原本。余在天游书院时，其二子同筏、同凝皆十八岁，肄业圣约翰中学，庸碌无才。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其旷观如此。
    康氏著书，往往先有题目，而实际并未完成。如所著英国游记、美国游记、墨西哥游记、埃及游记、印度再游记，或有诗而无记，或有记而无诗。或只有一草本，写明某处有某馆、某碑，某木、某石，或与某人谈话，皆不能连缀成章。即所校之《白虎通》、《三礼》亦如此。所用纸张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有连史、有红格、有报纸，甚至有极劣之草纸。在藏书箱内有出版者，有未出版者，混淆不清。盖康氏家中向无助手，在天游时，仅有一同学担任图书洒扫之劳，并未整理。所抄之本，错字尤多。近年在康同璧家检校遗书，大多如此。
    《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载有梁启勋所写《万木草堂回忆》一文，内称：康氏肤色黑，有武人气，与余所见不同。康氏面皮白嫩而细，态度虽严肃而和蔼，谈话中亦间作笑语。记某夜在某私室邀同学校碑，并作茗饮，嘱仆人某泡铁观音茶。仆人漫应而入睡。康氏久候不至，亲至其室呼唤曰：“君叫你泡茶，你为何高卧不起耶?”并未苛责一句。同学唐以修在笔记中痛斥君主之非，康氏批语，尚称其文章典雅，议论宏伟，亦不以为忤。梁君所言当系壮年气象。余见也晚，或正炉火纯青之候也。梁君又言徐勤始终跟随康氏搞政治，学问无甚特长。此人为万木草堂弟子，家资素丰；在草堂读书时，凡草堂租屋刻书之费，及同学生活困难者，皆由徐担任救济。至戊戌难起，康氏由天津逃沪，绝心蹈海时，曾作书托孤于徐。在海外成立保皇会，向各处募款，徐力居多。民国肇建，曾任第一届国会议员。民国五年护国之役，徐在粤参加讨袁，海珠事变，几濒于死。保皇会改宪政会，康氏为总裁，徐为副总裁，为康氏信徒而出死力者。某年徐在沪请天游同学三数人晚餐，余亦在座。余偶提军阀二字，徐高声曰：“军阀二字，由梁任公翻译而来。日本军人可称阀，概皆幕府子弟。若中国军人都是穷光蛋，何阀之有?只可称军人，不能称军阀也。”徐甚爽直，素有肝气病，胁肋常作痛，自谓必死于是。及晚年居津，其子徐良畏其多言好事，禁锢于楼上，不使见客。徐遂发疯而死。一生忠于康氏，且有胆气，盖康氏之子路也。特附及之。
    康氏一生政治学术思想，历史家当有定评，余不论列。仅就个人所知，秉笔直书，以供文史之参考。


(全文完)

苍梧听风

听风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