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学案(张振涛)

晨风

冀中学案

张振涛


一、冀中学案“前奏”　　

1、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

冀中吹管乐之前名为冀中吹歌。1950年5月，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应邀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演出，杨荫浏、曹安和等开始对其进行录音，这是录音史上第一批录制的民间器乐乐种的音响（该录音现保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随后，他们对民间乐师进行深度采访，记谱、整理后编辑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2年由万叶书店出版），成为中国乐种的第一本曲集。值得提及的是，在《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发表后的50余年，定县子位村先后有六百余人参加了各级专业艺术团体，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另外，李元庆也撰写了重要的长篇论文《管子研究》。其内容包括：第一章：管子的名称和来源；第二章：制管的材料；第三章：指孔的数目；第四章：管子的尺寸和大小；第五章：管哨；第六章：指法的变迁；第七章：现在的指法；第八章：管子和工尺谱；第九章：“凡”字问题及其译法；第十章：管子的性能；第十一章：管子的演奏风格；第十二章：管子的改造；第十三章：改良指法；第十四章：管子的乐曲。该文被　伍国栋　先生认为是20世纪乐器研究论文中的开山之作。

2、北京智化寺

中国艺术研究所对于北京智化寺的采访对冀中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杨荫浏、王迪、孔德慵、查阜西等学者分别对这座隐蔽在不宽胡同中的私家家庙进行了考察。195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巨赞法师支持下，查阜西采访了智化寺的18位艺僧。同年11月，研究所邀请10余位艺僧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录制了《清江引》《小华严》二曲。翌年3月，又录制《昼锦堂》《锦堂月》《山荆子》及套曲《料峭》。目前，所录制的音响资料均已出版面世，谱例也由音乐学者记录存留。　1953年2月10日　，北京文联会堂举办智化寺艺僧“燕乐晚会”专场演出，并由查阜西向文艺界介绍了“智化寺京音乐”的发掘经过及其艺术价值。

另外，学者们在智化寺的藏经楼发现了《智化寺京音乐腔谱》永乾手抄本（该谱抄于1693年）和另外两册残本。此本腔谱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研究古谱和唐宋遗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由此，以上两件事情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包括1）杨荫浏、曹安和编：《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4年）； 2）李元庆论文：《管子研究》（1952年）；3）杨荫浏、简其华、王迪等，查阜西、潘怀素、杨大钧等：《智化寺京音乐》（一）[1953年1月1-4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室采访记录第一号（油印本）];《智化寺京音乐》（二）[1953年2月9-14日，中央音乐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五号（油印本）]。《智化寺京音乐》（三）[1953年3月3-4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室采访记录第二十一号（油印本）]。4）杨荫浏《笙竽考》； 5）《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1961年）。

所以，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与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音乐研究所全面考察京、津、冀中地区笙管乐种起了先导作用。后来的调查者看着与上述两个调查对象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基本相同的景观，既感到陌生，也觉得熟悉。由这座家庙引发的冀中乡村“音乐会”的调查，则把“药引子”的学术意义再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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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冀中音乐会”　　

1、“音乐会”的名称

目前，对于“音乐会”这一名词的说明甚少。我们仅在天津静海县县志中看到了如下记述：团体娱乐俗称剧曰“会”，约有五、六十种，散布于各乡镇。如尚武者曰“五人义”、“打狮子”；尚气力者曰“杠子会”、“中幡”等；尚枝巧者曰“坛子会”、“猴竿会”、“高跷”、“台阁”等；尚壮观者如曰“龙亭”“灯幡”等；尚情趣者，“会缘桥”“长亭”等；尚音律者如“法鼓”“音乐会”等；尚奇怪者如“鬼会”“金山寺”等（1934：《静海县志》）。

2、“音乐会”乐队编制及调高系统

“音乐会”分为“文乐”（或称“文场”“文坛”，有些乐社把诵经的称为“文坛”）和“武乐”（或称“武场”“武坛”），共有八样乐器。文场指旋律乐器：笙、管子、笛子、云锣，简称：“笙、管、笛、锣”；武场指打击乐器：鼓、小钹、大钹、大铙，简称：“鼓、板、铙、钹”。

“音乐会” 的演奏形式包括坐坛与行乐。坐坛即围长案而坐，鼓与云锣，两头相对，管子笙笛，分列两厢。主奏者称“头管”。打击乐器，聚于一端，围鼓而坐。行乐即用于“踩街”行仪，最前擎举神像旗幡，依次为：云锣、管子、笙、笛，鼓、铙、钹、板。

考察中，我们还发现有“北乐”（音乐会）与“南乐”（南乐会）之分。其主要区别在主奏乐器。“北乐”由小管子主奏，“南乐”由大管子主奏。同时，管子的长短差异，也形成了调高的差异，因而形成与两类管子相配套的所有乐器的调高差异??相差四度，这也意味着一套乐器可以奏全四宫，两套不同调高的乐器，实际上配应两套四宫（在民间，两套四宫的调名却一模一样）。同时，经过大面积的普查之后，我们发现这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由此说明了民间的系统到现在为止，还部分保留了隋代用乐时乐部的调性分布。

为了进一步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以下四个乐种所取的五度圈：
  
仅以一个乐种的宫调分布来看，四地笙管乐似乎都仅仅具备着四宫或五宫，但要把北方笙管乐的宫调分布统一观察，性质相同的鼓吹乐种所形成的宫调体系，就并非止于五均、四均。因此，各地乐种各有侧重，并都含有其地域性特点。我们不能孤立的看某一组乐器的调高，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一个庞大的笙管乐系统中进行分析和探讨。

另外，南乐可加入胡琴之类的弦乐器、龙头号之类的吹奏乐器等，但北乐编制，决不随意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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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查记录的内容　　

我们在普查前制定了一个表格，大概包括以下的项目：采访地址（包括省、市/县、镇/乡、村等行政信息全部罗列），邮编、会名、联系人、人数、会史、器物统计、乐器描述、活动项目、活动时间、音乐会的管理方式等。另外，需对采访日期、调查人、调查次数等信息进行说明，对民间艺人的姓名、年龄、擅长、职业等进行造册登记。同时，对于民间传承的谱本进行了登记和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民间乐种时，我们还要考察其中的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依据经济功能在区域社会中的作用，把行政区域划分为不同级序。《城市与区系级序》中，他进一步将级序称谓修改为标准集镇(standard market town)、中间集镇(intermediate market town)、核心集镇(central market town)、地方性城市(local city)、较大城市(greater city)、区域性城市(regional city)、区域性都会(regional metropolis)、核心都会(central metropolis)。施坚雅把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划分，视为相应形成的行政区域划分的重要因素的观点颇具见地，可与把自然地理条件作为文化区域划分重要因素的文化地理学观念，相辅相成。所以，我们认为施坚雅的级序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冀中的地理位置等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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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乐”解题　　

1、“音乐会”界说

冀中当地人仍将“音乐”读为yin yao。在民间乐师的概念中，以唢?为主奏的吹打班演奏的乐曲不能称为“音乐”，以大管子为主奏的“南乐会”，需冠以贬意的形容词，称为“怯音乐”。与此相反，北京智化寺艺僧，则给自己冠以独尊一国的定语“京音乐”。民间乐师在音乐会里演奏的是“音乐”，当同一人参加吹打班活动时，他演奏的便不再是“音乐”。可见，此处的“音乐”，仅仅指“音乐会”演奏的“音乐”，是这一乐种的专有名词。这与我们所认为的含有音高、节奏、音色即为音乐的完全西方化定义是不同的。

那么，冀中一个艺术班社是否可以称为“音乐”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取决于一个艺术组织参与的礼俗仪式的性质以及在这些礼俗仪式中演奏曲目的风格品次。“音乐会”主持的礼俗仪式，全部与社区事务、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春节祈祥、朝顶进香、丧葬祭祖、祈雨驱雹、中元祭鬼。而从不参加婚礼、得子、建房等仅与某一个体或家庭相关的俗事。承接冠婚丧祭的仅是吹打班、吹歌会、吵子会类的乐班，但这些乐班也是绝不允许出席朝顶进香、与信仰相关的庄严祭礼活动的。这种现象保持了中国人最早对于音乐严肃的定义。

由此，这也表明了乐器绝对不是一件单纯的事物，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2、“音乐会”的演奏曲目

从曲目区分看：“音乐会”演奏古老的南北曲大型套曲；“南乐会”的部分曲目来自南北曲，部分曲目来自近世戏曲曲牌与流行时调。归纳起来，“音乐会”的演奏古雅庄重；“南乐会”的亦庄亦谐；“吹打班”的则热烈火爆。

所以，在这一特定地区特定人群心目中的“音乐”，特指用于传统礼俗仪式中，具有神圣品格、非商业性的正统音乐，而非现代概念中一切具备音高特征、对艺术品次统而不察、混为一谈的“音乐”。这一概念近似于现代人把“音乐”作为名词，再冠以褒贬定语的组词方式，如“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当地乐师将褒贬之意，寄寓在“词根”本身含有的雅俗分类中，保留着源自礼乐制度的“音乐”一词具有的品质。“音乐”特指京畿区域，越出宫禁、一度保持在寺庙、因而保持着古老文化特征的音乐。

3、“会”/“社”、“班”的不同含义

在民间艺人的概念中，对于“会”/“社”、“班”的区分是十分明确的。顾炎武《日知录》、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对于这些概念均进行了说明。即凡为宗族、宗教信仰服务、而且无偿服务的艺术结社，多称为“会”“社”。所以，对于两类班社的称呼民间艺人们是从来不会混淆的，他们决不会把“音乐会”称为“音乐班”，把“吹打班”称为“吹打社”。而是泾渭分明，严格至极！

所以，从这个词之中，我们的研究就可以进入到某种文化的领域。这种“概念”与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Merriam）三维模式中的concepts是相吻合的。同时，他们“概念”的形成与采取相应的一系列行为也是一致的。

4、“打击乐器”之意涵

打击乐器的粗重音响，让中国人体会到“音乐”的另一重意义，一重超越中国人于20世纪以来接受的关于“音乐”具有“审美愉悦、审美享受”等概念的意义。在当地的老百姓看来，这种粗粝之声必须具有强烈的祛邪功能，其功能性必须大于娱乐性。这与西方式纯净悦耳的音乐观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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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乐本体　　

考察中国传统的吹奏类乐器发展史，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创制、最具特色、且因其雅俗共赏的品格、一直成为普通百姓可以共享共娱的乐器，只有笙。从乐器构造上讲，传统的吹奏类乐器中，能够调准、固定某种律高，并在音乐实践中不受演奏技法（唇口控制、指法控制）的影响而使音高变动，从而具备定律、定性资格的乐器，也只有笙。

从宝俨《上治道事宜疏》的记载：凡十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三弦之筝，二十弦之离，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六漏之荞（竹字头），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竽，皆列谱记对，而合之类从。声等虽异，必通编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大周正乐》。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统称为“笙”的乐器在古代有四个名称，即13管簧的称为“和”，17管簧的称为“笙”，19管簧的称为“巢”，23或36管簧的称为“竽”。

此外，尤为重要的是，规格的大小之别，长短之分，各以为名的笙属乐器，意味着不同的调高。按照律名与工尺谱字固定配搭的传统，宋代陈?《乐书》记载的“和声、巢笙、竽笙”就是三种调高的笙。今日民间笙管乐种大部分承袭“和笙”的律谱配应方式。所以说，典籍中笙、巢、和、竽各立一名的原委，既有簧管数目、规格大小、斗座式样的不同，但本质区别则是具有不同调高。

另外，通观笙的音位排列法，都体现了一种设计原则，即在一个为主的宫调上，七声音阶的自然音级，即不加变化音的七声，都具备互为八度相应的两管，以加强音响，突出本调的自然七声音阶。而变化音级，则仅置一管，单出一声，如陈?所言，各笙都有数律“无应”。此双管八度相应构成的七声音阶，揭示出了传统的笙管音位排列中有些音成双配对、有些音单立无应的迷底。同时，这种看似依据指法习惯而定制的笙管音位，确是巧设机关、匠心独运、凝虑熟思的刻意设计。绝非无规可循，无律可依，而是遍布筹谋，严密至极。古代笙匠们的设计，完全来自音乐实践且为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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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间乐社与经济供养 　　

任何社会组织的维持与发展，或者说任何社会活动的存在与维系，都离不开经济支持，民间乐社概莫能外。通过在冀中的调查，我们发现许多音乐会保存着村民给乐社捐资、捐物的记录，或书于布帘，或录于本册，或誊于彩纸，或题于黑板，载体不一，内容相同。按照会规，乐社需把村民的每次捐资与例年开支，详细记录且公之于众。这些记录，称为“碑文”。

“碑文”原指寺院宫观“功德碑”上刻写的文字，内容多录立庙塑像、重修庙貌的缘起、时间，筹划者的丰功伟绩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捐款者及捐款数，勒石铸碑，以垂千古。乐社捐资记录采用“碑文”一语，不但可见体制内容与“功德碑”一般无二，亦见传承渠道源自寺院宫观。碑文载体已非真用石头，现今乐社所立碑文，形式简化，称呼随便，随日常用语变为“捐资录、集资、赞助”等。但老人们仍以“碑文”或“万年榜”称呼。

民间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为什么还会供养音乐会？从碑文的背后，我们发现了隐藏其后的社会运转机制。也就是说，村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捐赠”一笔钱（我们所调查的那个村，捐赠数额大都在10元左右）给乐社，而当某村名家中发生了任何事情，不管乐社收到多么微薄的捐赠，都要郑重地、无偿地回报施主。村名便可节省大笔的开支。因此，供养者以馈赠形式获得自己所需的服务，被供养者以接受馈赠的形式获得必需的资助。两者各得其所！

而为什么村名和乐社要采用这么间接的方式进行“交易”？费孝通《江村经济》写到：“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际上馈赠和贸易是有无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虽然中国已是极为发达的商业社会，但因宗法体制与信仰系统，在某些领域依然保持禁忌。所以，家中办理丧事等神圣性事件时，沾上金钱交易的商业用语，就是亵渎。故必须在交换观念中避开一般商品交换所使用的商业语言，而采用具有相应的交换方式和交换称谓。这也就是村民们为什么不以直接付款的方式像雇佣吹打班那样雇佣音乐会的原委。同样，对于会社来讲，既然要维持必须有所花费的艺术乐社，并以艺术为手段回报乡民，就必须以某种迂回渠道，小心地避开直接金钱交易往来形成的相互间的冷淡与冷漠。所以，他们选择接受馈赠的方式，在特定的时期为村名“无偿服务”而非“雇”来服务。这是他们决不允许别人冒犯的界标，以至成为会员观念中、作为音乐会这类乐社与其它艺术班社区别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于是乎，这种流通渠道，就构成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平衡系统和机制，构成乡村社会邻里之间的双方契约：作为在观念上不能挣钱却必须花钱的艺术会社，接收村民的经济供养，再用这些馈赠，服务于普通村民。这个网络反映了社区文化中人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金钱关系，而是亲情关系，不是商业性交易关系，而是同地缘近邻关系。村民门十分小心地维持着这种关系中的亲情与温情，恐怕用金钱伤害和疏远了它。这就是汉族社会的“社会文化理性”。金钱、人情、义务、服务，并不是维系社会活动的泾渭分明、各归各域的事物，而是被文化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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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屈家营　　

屈家营音乐会已经成为20世纪末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中一个必须叙述的事件，而林中树也就成为事件中必须叙述的人物。

林中树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但绝对又是个农民中的异数。老林并未学过音乐，也不是音乐会的会员，而介绍乐社来龙去脉则是娓娓道来。1986年，他只身一人到北京，遇见了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时任副所长乔建中。　1986年8月26日　，乔建中、薛艺兵、吴奔、秦序、吴钊、录音师曹明申、摄影师张振华找到了离县城很远、位于国道、省道、县级公路之外的小村庄，开始了这次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20余年、意义非同寻常的采访。

此后，乔建中委派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薛艺兵、吴奔深度采访。在小村庄里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写成了至今依被学术界频频引用的采访报告《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自此文发表以来，屈家营音乐会几乎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个“图腾”，指引着新一轮田野考察的方向。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一茬接一茬地层出不穷，到了有点拥挤的程度。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发出一个20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简直可用“运动”一词来形容的田野考察“学案”。 粗略统计共有：博士论文六篇，两篇英文，五篇中文；硕士论文12篇；学术论文50余篇；英文专著一部。

对于这种“扎堆”的研究现象，有以下几个原因：

1）天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乔建中、薛艺兵、钟思第和我，组成“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小组”，对河北省的保定、廊坊、沧州市下属的市县及北京、天津郊县的民间笙管乐社“音乐会”进行全面普查，走进数百个村庄，访问了上百家乐社，《中国音乐年鉴》连载了50家乐社的采访资料。对京畿地区乐种、乐师、乐社、乐器、乐谱、乐曲的探讨，成为我们未曾间断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机构的第一次大规模普查，已经不同于文革前的田野考察了，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获益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新理论和新观念，把文化背景和民俗仪式纳入其中。当时真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文革刚过，经历过民俗繁荣期的老一代乐师都有一股压抑了十几年、按捺不住恢复传统的劲，他们身体尚健，恢复乐社的热情一触即发（实在说来，现在进行研究多少有点迟了，年龄最长、技艺最佳的那批乐师已相继故去）。无须说，研究成果的每一次叠加，都被音乐学界情不自禁地与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学术观念的更新联系一起。此为“天时”。

2）地利：河北离北京最近，冀中平原近在咫尺，田野调查花费不多，平原上的交通也相对方便。音乐会如此之多，随便跑一家，就够干一阵子了。当然，最重要的是，题目也确实有令学者激动和兴奋的地方。屈家营音乐会的发现之于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人来说，就像曾侯乙墓之于从事音乐史学的人来说一样，就像50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之于石油人一样，京城的学者终于发现了卧在身边的大油田，储量之丰，地域之广，前所未闻。被媒体关注了20年，在电视台的无数次播放中与老一代领导人一起愉快交谈的老乐师形象，已经成为公众话题。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学者走向田野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人。此为“地利”。

3）人和：谈及“冀中学案”的步步深入，不能不说到时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老乔”与“老林”相遇，也是一段说不明、道不白的缘分。“老林”属大龙，“老乔”属小龙，大龙小龙，一拍即合，导演了20世纪鼓吹史上一段双龙腾越、让人眼花缭乱的“龙舞”，真把一颗大红珠“戏”出了彩。一个局内人，一个局外人；一个乡下人，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民，一个学者；联袂执手，心有灵犀，从各自的角度，呼唤社会，关注底层。大龙小龙，一起焦虑，一起兴奋，相互补台，内外呼应，把屈家营的故事演绎的撼天动地。因此，一对为了弘扬传统音乐而奔走的患难兄弟，不但鬼使神差地邂逅相遇，而且交情越来越深，到了隔一段时间不见“风雨故人来”就有点心里空落落的程度，真的是历史机缘加神秘机缘、不可思议实现的“超链接”。实在说来，一伙贫困乡村中的农民乐师与一群身处京城的学者教授之间的交往，注定不会是“平等沟通”，但以从事民间音乐采访和研究为业的乔建中，靠敬业精神、职业敏感和细微体贴，巧妙地契合了一位乡村干部没完没了的要求，让老林真正感到了“平等沟通”。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自然“风景这边独好”。 冀中音乐会的研究产生了不一般的学术影响力，不一般的学术影响力来自于参与群体不一般的高学历，不一般的“高学历”们又来自于不一般的领路人，这个半有组织、半无组织、让大家齐刷刷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起拍”的领路人，就是乔建中。

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屈家营音乐会、高洛音乐会、高桥音乐会、胜芳音乐会，榜上有名。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又有更多音乐会列入“扩展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的音乐会，得到河北省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乐社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推崇。学术界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影响社会导向的状况，欣然可见了。

霜音

学习学习 ~

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