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含章：“阜阳多事”根在当地吏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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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5月19日19:18 　 新华网　 窦含章

        近年来，安徽阜阳成了“多事之城”。从前后两任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因腐败被判处死刑、死缓，到“白宫书记”张治安涉嫌打击举报人致死；从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再到儿童肠道病毒感染事件，阜阳负面新闻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地级市中，算得上“名列前茅”。
        对于阜阳的“负面形象”，当地一些干部觉得委屈，认为这其中既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效应，也与媒体“妖魔化”阜阳有关。但是，不断出现的负面事件，难道真的能用一个“妖魔化”来解释吗？

        近日，“多事阜阳”再添新案。据中国广播网“中国之声”记者报道，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案件。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案件”的是非曲直，自有司法裁判。但将这一案件与之前阜阳发生的一系列大案对比就可发现，“阜阳多事”绝非偶然。

        在阜阳，民间早有“阜阳没有共产党”的顺口溜。而事实上，党的组织干部原则在阜阳辖下，也的确遭到长期的破坏和架空。从王昭耀王怀忠起，阜阳一地买官卖官之风久已有之。原阜阳市委秘书长张华琪更是成了卖官专业户，在他任颍上县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四年期间，批发官帽100多顶，人称“受贿不留死角”。而“白宫书记”张治安家族，在父子两辈的“苦心经营”下，将阜阳颍上县和其它区县的众多职位收入家族囊中，包括：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城建局局长、地税局局长、县委办主任、法院副院长等等，在当地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统治。
        在阜阳，家族势力的扭曲膨胀，编织成一张张近亲繁殖的权力之网。在这里，权力不仅不再为民所用，反而成为贪腐家族敛财的工具，成为叫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杀威棒。这种任人唯亲、裙带成风的吏治腐败，也正是阜阳坏消息频传的根本原因。
        “吏治坏则民生困”。阜阳的例子向全党全国昭示了干部任用不正之风带来的巨大危害，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引以为戒。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长期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宗族观念和封妻荫子思想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余毒仍深，一些领导干部在干部任免问题上喜欢搞近亲繁殖，像阜阳式的家族权力网绝非孤案。王昭耀当年成为安徽省领导后，就将自己的两个妻舅由化学教师和货车司机分别提拔成宣城市委副书记和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而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则将一双儿女安排在公安局任要职。这种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力配置，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干部任用原则，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正气不彰，歪风盛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打破这种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网，直接关系党的建设，事关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只有坚决遏止这股败坏党风政风的邪气，才能维护干部任免的公正，打破权力压倒一切的潜规则，让吏治清廉，政治清明。

        “阜阳没有共产党！”
        诸君不要为这个标题犯嘀咕，这是阜阳人民的结论，在当地已经成为口头禅，而且是“不再避讳的口头禅”，并载于新华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手遮天??18名县委书记垮掉的警示》一书，没有什么可以嘀咕的。
        居处路边经常有卖盗版书的，其中颇多境外出版的揭露内地腐败的著作，我一概不买。我担心它们的内容真真假假，叫人真假莫辨。《一手遮天》这本书就不同了，作者是新华社记者，出版单位又是严肃的机构。老实说，我倒不担心它夸大其辞，而担心它出于种种顾虑或禁忌而欲言又止。但有所保留总要比夸大其辞好，起码我据此发表言论时心里可以踏实一些。
        18名垮掉的县委书记不都是阜阳的，他们是近几年在皖北地区被揭露出来的一批烂掉了的贪官。现在的干部，一跨就是一大片，一大串，这一点早已为人所认识，皖北只是又一个突出的例子。皖北的腐败以阜阳地区最为严重，基本烂掉了。前后两任地委书记或市委书记都不行了，王怀忠好像已经处死了，王昭耀则还在查处之中。案发前，王昭耀是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之前是省委副书记，地位比王怀忠还高一些。此二人把以阜阳为代表的皖北地区闹得乌烟瘴气，下属干部不行贿的是极少数，有的地方行贿达到百分之百。所以老百姓才说：“阜阳没有共产党！”

        在这里，买官卖官早已是心照不宣、尽人皆知的事情。“要想富，当干部”，当干部的经济效益有时候比做生意还好，因为他们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事实上，这些贪官也确实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资本来经营的，卖官就是其中的一个大买卖。阜阳地区在经营这种新的商业品种过程中有新的发展，经营技巧超过了黑龙江的绥化地区。例如国家级贫困县颖上县出了一个张华琪，他就是经营官帽的艺术家，以前我还没有听说有谁达到过他这样的水平。他1996年到2000年任县长和县委书记，2000年起任阜阳市委秘书长，贪污受贿400多万元，2003年落网。书中说：“有人总结张华琪的卖官之道：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能呆多久，明天又可能呆在什么位置。他通过不断调整干部，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人人自危、人人都挖空心思揣摩书记心理’的局面。他认为，只有让下属首先感到了人人不安，然后才能人人买账，进而人人‘进贡’。”于是，中国共产党颖上县常务委员会会议就成了“卖官会”。有一次这样的常委会，一下子调整了１９０名干部，这买卖还真的被他做大作强了。

        有人或许会有疑问，共产党的种种规章制度哪里去了？民主集中制哪里去了？县委其他成员哪里去了？县委各部门的上级机关哪里去了？监察人员哪里去了？司法机关哪里去了？人民群众哪里去了？媒体哪里去了？其实，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一把手往往就是皇帝。他上面有保护伞，下面有喽罗，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张网，这张网是用金钱连缀起来的，是由权力支撑的。它是一张腐败网，更是一张权力网。它的顶端，也就是直接的保护伞，如王怀忠王昭耀之类的人物，也不是孤立的，他们有自己的联络图、关系网。一般情况下，这种腐败网很难打破，除非上面的保护伞由于种种原因出了问题。这和封建社会的贪官网十分相似，那时候，如魏忠贤之类的奸臣，也有一张网，共进退，共存亡，只有顶端人物出了事，这张网才能破。欲知现代贪官们如何一手遮天，书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这些垮掉的县委书记的用人模式是：把‘县委组织部’的本质扭曲为‘县委书记的组织部’。习惯的场面是，书记把组织部长喊来，然后说：‘坐下，拿笔，记录。’组织部考察干部的秘诀是，只考察‘书记提名或授意的干部’；县委常委们举手只举‘书记认为非提拔不可的干部’，常委们最大的收获是‘趁书记心情好的时候，也加塞式推荐一两个自己的亲信或心腹’。”

        共产党何以被这帮人糟踏到了如此地步？我以为，风气的作用不可低估。很难想象，阜阳、绥化只是个案，只是孤立的现象。一片稻田里，如果有一两株稗草长得像树一样高，那是很显眼的，根本呆不住。只有高高低低长了许多稗草，突出的稗草才不那么扎眼，才能够存在数年之久。如果在个别的地块，稗草比稻子多，那稻子就反而难以生长了，人们对于稗草也不以为奇了，还会惊奇于少数稻子怎么不识时务，还厕身其间。英语里“道德”一词来源于“习俗”，两个词拥有同一个词根。可见，人人都那样做，就成为“道德”了，不这样做的，反而显得不“道德”。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就这样被颠倒了。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以丑为美，效法邪恶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且，不从众还难以生存。颖上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就说出了部分不愿同流合污的干部的艰难处境：“如果你不加入游戏规则，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另类”，“就拿逢年过节来说，如果别人都送礼，你没有送，一次可以，两次三次，长此以往，你就会感觉到那份压力。那么你可能因为计划生育、防洪抢险、禽流感、‘非典’甚至是别的什么，被撤职、免职，或者你会被安排到偏远的乡镇，或可有可无的位置”。这就是许多人所指出的所谓“逆淘汰”。阜阳的共产党组织就是这么烂掉的。

        舞台上的贪官一个个都是獐头鼠目，或者鼻子上涂了一块白，很好认。生活中的贪官可不一样。如张华琪，书中说他“颇有气势”。书上还有他在法庭上的照片，真是一表人才，一付年轻有为、精明干练的样子。他可能还能说会道，八股式的官场应景话一套一套的，俨然共产党的坚定信徒、中流砥柱，让小百姓望而生畏。生活中，这样的丑类并不罕见。他们是一帮假道学，“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些人是“吃党饭的”，是一批党棍，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与党的宗旨毫不相干。他们是共产党的凶恶敌人。

        皖北地区一下子抓出这么多名为县委书记实则党棍的丑类，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县一级对于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关系极大，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整顿。不知道中央党校有没有这个研究课题。我想应该研究。首要的课题是，要防止他们“一手遮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说起依靠群众，似乎令人想起“文革”，似乎有点顾虑。实际上，“文革”的错误，不是依靠群众的罪过。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个宗旨。没有人民尊重的有效参与，反腐败将困难重重。

南方

越穷越乱，越乱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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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我党执政能力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