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对篡改所做的剽窃》连载

耿于天

15.无可云证

    刚结婚那段时间，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也或者，恰恰因为其“不可以”，所以才“可以”。当时的状态，总的来说用“相安无事”四个字形容大体贴切，毕竟，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唯美主义者，能走到一起，本就各怀鬼胎。
    倪宪素有浪子之名，尽管朱红琪百里挑一，男女老幼都算上，到底还不至于“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说一天一夜没腻在一处肯定是假的，最初的新鲜劲儿一过，立马关上灯都一样，很快恢复到婚前的状态。要么整天不着家，要么大半夜一身酒气脂粉气倒头便睡，好在东北那旮消费水平一般，老爸那点儿小权，老妈那点儿小钱，还够他折腾。
    至于朱红琪，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甚至说，根本就懒得有心理准备。倪宪父母原还担心，儿子本来面目暴露后院起火，竟是个“晓事的”，从没为这些“小节”费过口舌。结婚以后，朱红琪搬到省城，在婆婆的咨询公司随便挂个职务，闲得没事就去看看，办公室带宽不错，不去也没人管，左右什么都不会，去了也是瞎逛。每日介，或在家打游戏网购，或出门做做指甲美美容，和职高毕业没工作时差不离，无非手头宽裕多了。
    这种日子，持续了大约一年，换言之，大约一年以后，倪家“平静”的生活结束了……
    事情来得挺突然，这里所说“突然”，指的并不是，并不完全是时间意义上的突然，而是变化的性质，倪宪变化的性质。
    没有一点点防备，被家里惯坏，吃喝嫖赌捅娄子外，屁能耐没有的倪宪，突然间像是，事实上就是变了一个人。主要是夫妻生活方面，不是床上那种，日常夫妻生活。
    对倪副巡视员两口子，他还和过去一样，吆五喝六，颐指气使，除了要钱就是找茬儿发脾气，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没有。可到了朱红琪面前，倪宪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一夜之间全断了，会员卡注销，存的酒送人，再不去不三不四的地方。
    和朱红琪一样，他也在老妈公司挂名领工资，原先就是鬼混，去公司也是踅摸前台实习小姑娘去的，现在虽然依旧不正经上班，但每天的工作，变成了给老婆大人鞍前马后。家里有保姆，但天还没亮，倪宪准时起床学做早点，自己不吃，站在一旁看着她吃，朱红琪会开车，但只要有换衣服上街的意思，倪宪立马拿上钥匙候在门口，一路挡风遮雨拎包护花。更多时候，一门心思在家守着朱红琪，上网累了替按摩，看电视渴了给冲咖啡，递纸巾、送零食，比碎催还碎催。
    对此，倪副巡视员夫妇半是感慨，半是欣慰，娶了媳妇忘了娘，当然过去也没记得，果然不错，好歹能有人收服了这讨债来的冤家。至于朱红琪，先是有些莫名其妙，自己本不在乎这些殷勤，不在乎没有，按理说也应该不在乎有，可渐渐，她越来越感觉，似乎哪里不大对劲……
    原先，倪宪沧海为水、巫山是云，明里暗里，干净的不干净的，有多少女人恐怕连他都记不清。对自己，也是那么回事儿，无非多张证，政治、经济上都是正宫待遇，倒也自在，我不管你，你也别管我，豁牙子吃肥肉。至于公公婆婆，临办喜事之前，高盼悄悄同女儿谈过一次，没挑明，也不可能挑明，也没办法挑明，无师自通的朱红琪还是隐约听出来，她和那位倪主席、倪处长，恐怕不仅仅是老同事那么简单。换言之，到了倪家，用不着低声下气，别觉得矮谁一头，就记住一条，底气杠杠的。
    正因如此，嫁给倪宪一年，朱红琪过得挺滋润，物质上挺滋润，精神上更挺滋润，该吃吃，该喝喝，该花花，该要要，“世间行乐亦如此”、“且放白鹿青崖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对丈夫，朱红琪平视，甚至于俯视，对公婆，愿意叫爸妈就叫爸妈，不愿意叫就叔叔阿姨，其它也一样，怎么合适怎么来……
    可现在，随着倪宪像是、就是变了一个人，朱红琪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过到头儿了。原以为他是在哪儿受了什么刺激，三分钟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想到当了真。朱红琪装作若无其事，很想装作若无其事，两口子嘛，就是搭伙过日子呗，甭整那没用的，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还是喜欢长发的你。
    可倪宪依然故我，体贴入微，爱妻模范，乃至于连倪副巡视员夫妇都受了感染，一家子把她捧在手心里、挂在心尖上，弄得朱红琪哭哭不是，笑笑不是。什么法子都想了，熟视无睹肯定不行，自己这关首先就过不去，连将心比心，干脆当个好媳妇、好儿媳的狠心都有了，无奈实在不是这块料。
    那两三个月，可能是朱红琪有生以来最别扭的一段时间，谁羡慕谁来，反正她是过不惯。至于为什么，朱红琪没去想，不愿去想，反正不舒服，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还好，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不久之后，朱红琪就找到，或者是猜到，或者自以为找到，自以为猜到了引发这一切，具体说，引发倪宪变化的病原体……
    事情应该是从结婚纪念日前后开始的，那天，两个人一起回了趟老家，算是归省吧。结婚一年，朱红琪没怎么见过父母，多次让他们到省城来，长住也行，玩儿几天也行，都被高盼找种种理由谢绝了。
    走到楼门口，迎面碰上一对老夫妻，觉得老，觉得比印象中上次见面老了许多，乍一看差点儿没认出来。是唐邈父母，朱红琪这才想到，也是后来偶然听原先一个闺蜜说的，自己办喜事那天，“恰好”也是他过世那天。
    老两口儿穿着素服，手里拎着一大堆奠仪，其中一个，脚步已经有些磕绊，估计是去扫墓的。也不算扫墓吧，没买墓地，不是买不起，不完全是买不起，似乎是根据唐邈本人的意思，骨灰撒了，撒到哪儿闺蜜说“不大清楚”，看样子，不是“不大清楚”，是说“不大清楚”。
    三个人对视了一下，都没说话，应该是唐邈父母先将目光挪开。待其走远，倪宪问了一句是谁……
    没错儿，肯定是因为这个。
    唐邈的事，倪宪没问过，朱红琪自然也没说过，问也不怕，没什么亏心的，或者说，跟倪宪比起来，没什么亏心的。问我？我还没问你呢！
    朱红琪从小就是个怕累的女孩儿，主要指心累，最怕心里装着事，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很快就同倪宪摊了牌。后者没承认，也没否认，但从其毫不惊讶的表现看，应该没猜错。
    如果是吵架，朱红琪奉陪，我不干净，你也没干净到哪儿去，外加你那个副巡视员老头子，鱼找鱼虾找虾，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算动手，伴随或发展到，“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深受战斗民族濡染，男女都一样，真撕吧起来，东风吹战鼓擂，不定谁怕谁。可任凭朱红琪怎么问，甚至于怎么闹，倪宪永远那么个态度，笑不露齿，任你骂任你吵，过后一如既往，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对她反倒比先前更好，化悲痛为饭量。
    朱红琪意识到，倪宪这招儿，其实也不是招儿，连他本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记得那段时间总梦见唐邈，似乎是在托付自己什么，醒了又一概想不起来，够狠。先前，自己吃倪家的，喝倪家的，心安理得，气壮山河，倪宪越花红柳绿，她反而越踏实。可突然之间，浪子回了头，母猪上了树，朱红琪再也无法淡定，干什么都不是滋味，心里整天慌慌的，总在走神，可又说不清究竟在想什么……
    这日子没法过了，朱红琪恨恨，也好，你不是“作”么，我也作，看谁作得过谁。结婚以前，朱红琪身旁不缺男人，除唐邈之外的男人，嫁过来后收敛了不少，一来是刚到省城人生地不熟，二来也是听了高盼的嘱咐，别因小失大。既然你倪宪不想好好过，那咱们就耍，我一个流氓无产者，光脚不怕穿鞋的。
    只是苦了倪副巡视员两口子，眼见儿子改过，本以为熬出头了，却不想刚出虎穴又入狼窝。成天，朱红琪打扮得妖里妖气，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倪宪退出风月场不久，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丢了怪可惜，趁着热乎，全让她接盘了。当初，倪宪再能造，也是到外面去造，朱红琪可好，名声在外也就忍了，有时甚至于直接把人带到家里来。
    两人怎么说也算小有身份，人要脸树要皮，倪宪妈妈甚至动了搬家的念头，倒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受不了别人议论，主要怀疑是不是风水不好，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家难道没个祸胎就过不下去么。倪宪爸爸则整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报应，这就是传说中的报应。
    你还别说，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自打把脸一沉、把心一横，朱红琪的生活，倒是重新走上了“正轨”。从中，她悟出一个哲理，没人能跟自己过不去，永远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心里不踏实，因为你有在意的东西，倘若什么都不在意，自然赤条条肆行不碍、凭来去了无牵挂。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从前碌碌却何因，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

耿于天

16.诲淫诲盗

    与绝大部分，甚至几乎所有女孩子不同，祁家语最喜欢的小说，不是鸳鸯蝴蝶，不是才子佳人，更不是霸道总裁，简单说吧，不是“诲淫”，而是“诲盗”，《水浒传》。当然，也可以走文艺路线，《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有点儿安纳塔汉岛的意思，对版本也很有研究。
    读过《水浒传》的人，大都会对一百单八将最终结局略感不满，至少是遗憾，可反过来想，若换作你，能有什么更好的主意么？是像金圣叹那样，干脆把七十回（大聚义）之后的内容统统删掉，来它个“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噩梦”。还是像俞万春《荡寇志》那样，直接走向反面，“杜邪说于既作”，以张叔夜为首，弄出个“雷部三十六将”，将宋江等人一一就擒虐杀。甚至丧心病狂如陆士谔（精准预言2010年浦东世博会）或西泠冬青，两部《新水浒》，让梁山好汉开银行、修铁路、办报馆、建立共和国、制定宪法、推动工业革命，似乎都不甚合理，甚不合理。
    替天行道，是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人的旗帜，同时，也是他们的原罪，有了这个起点，终点就已经注定。他们不是罗宾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已经走到极点，既然是极点，就必须做出选择。如何选择，是如李逵所说，“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不如众弟兄杀进东京，夺了鸟位，还是“鳖囚在这水洼里”，工农武装割据，均与替天行道初衷不符。
    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招安是唯一出路，也是绝大部分梁山头领的终极目的，“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不过是讨价还价，否则早就散伙，各奔东西了，何必等到山穷水尽。招安之后又如何，当然是“若有战，召必回”，甭管谁对谁错，为国效力呗。破辽国，征方腊，亦或如百二十回本，加上田虎、王庆，再亦或如张恨水，让他们接茬去抗金，物尽其用，无非兑水拖拖戏，最终效果一样一样的。
    仅凭替天行道四个字，往好听了说朴素，往难听了说愚昧，什么是天，什么又是道，宋江等人也不知道。招安，进入体制内，不同流合污，至少助纣为虐，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么，那钟相、杨幺（雇工出身，农民领袖中最接近工人阶级的）起义，又是谁设下奸计残酷镇压的？再这样子下去，就真该蜕化变质了，唯一的办法，唯一的结局，当然也是最好的结局，就是毁灭，舍生取义……
    朱红琪也是一样，唐邈得病，不治之症，散尽家财依然不治之症，这是天灾，不是她害的，也不是她能左右的。再进一步，即使朱红琪不离开唐邈，病就真的能好么，最起码，对病情好转，哪怕是好转的可能，有帮助么？没有，结果一样一样的。
    是早一天离开，还是像唐邈临终说的那样，“再等等，就快死了”，等他身后再说，并没什么区别。接下来又待怎样，“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如此当然好，可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做不到怎么办，堕落，像朱红琪那样堕落，悬崖撒手，听起来荒唐，但换个角度，可能是最好的出路，甚至也是最对得起唐邈的出路……
    以通行本，也就是一百回本《水浒传》为基础的续书，比如陈忱（明朝遗民，顾炎武“惊隐诗社”成员）《水浒后传》，以及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等等，思路都差不多。不甘毁灭，“收旧部”、“斩阎罗”，无非是把梁山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原样再来一遍。
    有的版本是幸存者重新啸聚山林，有的版本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有的版本甚至是转世，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更有执着的，金兵南下，“国破山河在”，跑到海外（暹罗）称孤道寡。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转嫁痛苦，被举人老爷欺负找王胡，王胡打不过找小D，小D也打不过找小尼姑，尼姑庵放狗咬，实在找不到人，著书立说昭告天下，“总算被儿子打了”。
    除专业研究者，以及少数近乎专业的爱好者，比如祁家语，这些续书大都不怎么为人所知，最多也就是在评书曲艺中苟延残喘。原样再来一遍，并不解决问题，而且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能再来一遍的，如果非要再来一遍，不仅这一次，会变得不伦不类，就连上一次，也会一起变得一钱不值……
    唐邈死后，准确说，唐邈死的那一天，朱红琪嫁给倪宪，无论目的，她自己的目的，母亲高盼的目的，倪宪父亲倪主席的目的，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朱红琪压根就没打算好好过。后来离开省城，远走四海，进入“孟家湾”，也是一样一样的。很多人可能会说，事实上，这些人，这些很多人，自己大抵也是这样做的，老话所谓往前再走一步，今天的话所谓年轻时不懂爱情，重新开始，开始新的生活，健康的、积极的、成功的生活，难道不好么？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必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克去本夫另嫁人”，细想想，世上怕是没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了。还是刚才那句话，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能再来一遍，原样再来一遍的，再来一遍的爱情，能够再来一遍的爱情，一定不是爱情，不仅这一次不是，上一次，一定也不是。
    如今恋人分手，常常会说，为了我，答应我，一定要幸福。这种人的境界，甚至还不如，远远不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至少祁家语这么认为。朱红琪堕落，自甘堕落，这不假，但她的忠诚，对爱情的忠诚，对她与唐邈爱情的忠诚，恰恰就体现在堕落上，体现在自甘堕落上，注意，是自甘，关键就是这个自甘。
    妓女怎么了，妓女有时最懂爱情，何况朱红琪也不是。193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28年“六大”，“暴徒一大堆”的“六大”当选）向忠发不幸被捕，当晚就叛变了（有争议，亦说没有叛变，受电刑时牺牲），将中央机密和人事关系交代了个底朝天。当时，一同被捕的还有向忠发小妾杨秀贞，是他花八千块大洋（总书记真有钱）包养的风尘女子，受尽酷刑，愣是什么都没说。
    最后，反倒是向忠发去做她的工作，遭到杨秀贞（被判两年半有期徒刑，出狱后一直隐居，享受军烈属待遇，“军”、“属”倒也罢了，只是不知这个“烈”，究竟是从哪儿论的）怒骂：“原来，你们共产党人竟然是这种下三滥的货色，别拉我下水，我虽是一个妓女，也不能这样不讲义气。”这件事，周恩来曾多次提到，并评价向忠发：“他的气节，还不如一个婊子…… ”

耿于天

第七话、不获其身

1.证明题

    按理说，居委会的工作不分朝九晚五，可每天下午四点刚过，“五一浦第二社区”便基本找不到人了，也就罗小满，左右回家没什么事，常常留下殿后、
    片警小冯，接替小邵的小冯，一头汗进来：“那个梁教授，又到处贴他的‘文章’，”把帽子放在桌上，走到饮水机前，自己给自己倒了杯凉的：“被城管扣了，我刚给领回来…… ”
    梁教授，真名梁伟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主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退休前为四海大学党委委员、基础部主任，正高一级教授，全校具有这个职称不过寥寥数人，市马列学会会长、社科联副主席。不用说四海，放眼河山省，甚至全国范围内，梁伟光都算得上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任省社科基金专家组成员、高校“两课”专家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议专家组成员。
    除教学科研之外，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梁伟光还在四海市委宣传部长期“兼职”，一度担任理论处处长。
    梁教授在宣传部的工作，简单说就是“做证明题”。每当中央、省里、市里出台比较重要的新精神、新政策，宣传部便会责成他本人或组织力量，撰写一篇或一系列理论文章，作为报刊社论、领导讲话、红头文件的基础。援引经典作家、导师作品，证明该精神、该政策非但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该主义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成就。
    不就是寻章摘句么？听起来不算什么，钻故纸堆的老夫子、老翰林就是靠这个混饭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摆在梁伟光面前的那些题目，常常是很难，甚至几乎无法证明的。
    且不说与他自求学之日起读到的绝大多数基本学说、原理南辕北辙，很多时候，梁教授刚皓首穷经为某新精神艰难作完注，转眼间，政策又变了，且不是小打小闹，几乎一百八十度推倒重来。没办法，只能捂着火辣辣的脸颊，再用同样的论据，将完全相反的命题重新证明一遍，不光自圆其说，还得振振有词……
    “这次写的是什么？”罗小满将小冯放在桌上，那张皱巴巴的稿纸拿起来。
    “‘房价自由上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小邵意犹未尽，又是个一饮而尽。
    “上个礼拜，不是刚写完‘房地产调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么…… ”
    早在退休前的那几年，梁伟光就已经有些不大正常。同事、学生们常常见到他在四海大学院内倒着走路，衣服有时也反着穿，讲课语无伦次，坐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能自己和自己打一架。
    按照相关规定，像梁伟光这种资深教授，只要不担任有年龄限制的行政职务，是可以“革命到底”的。作为四海大学，也不是不珍惜“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无形资产，实在是他的表现过于反常，最终只能忍痛割爱，安排退了休。
    退下来之后，梁伟光并未赋闲，人在阵地在，驴倒架不倒，身在江湖，心系边关，报国之心未死。书房里一如既往满满堆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列宁全集》六十卷、《斯大林全集》十六卷、《毛泽东全集（海外版）》五十二卷…… “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几乎将“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的主人埋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每有“新作”问世，梁伟光还会一如既往交到市委宣传部，或投稿给《四海日报（理论版）》、《四海大学学报》、省《理论战线通讯》等报刊。人家当然不会给发表，久之，他也不费那个劲了，求人不如求己，誊抄若干份，直接以“小字报”形式贴到街上去……
    罗小满将那份“房价自由上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反复拜读了几遍，没看懂，除标题之外，全都是些似通似不通、时通时不通的天书，一笔没几十年硬功夫下不来的魏碑倒是浑厚扎实，几乎可以当作字帖来用……
    1883年去世时，马克思的绝大部分著作均尚未问世，从那时起，整理、出版这些作品，就成了恩格斯、伯恩斯坦及后学们的重要工作，或者说，功课之一。
    马克思精通英、德、法、意、拉丁、希腊、希伯来等多种语言，写作时往往夹杂着用，当年又没有电脑，一笔潦草随性“怀素体”，外加大量只有他自己能懂的缩略形式。以至于直到今天，虽不至于像陆机《平复帖》那样，成为千古悬案，但马克思手稿中的不少词句，如何辨识，仍不时在学术界引发争议。
    内容不好说，但显然，至少形式上，“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梁伟光，已经有点儿要直追祖师爷的意思了……
    腰间手机响了一下，小冯看了看，从桌上拿起帽子，出门前忽然又想起什么：“哦，对了，城管让咱们找几个人过去，抓紧把那些‘文章’清理了，他们和环卫都不管…… ”
    顺便说一句，除理论著述外，梁教授还有一手不外传的绝活儿，熬浆糊。
    这项“非遗”，是他60年代在“干校”“改造”那会儿，从实践中练出来的。当年的梁伟光还很年轻，又是天生大肚子汉，标准低，吃不饱，还得从事重体力劳动，短短半年，大学期间养起来的膘全没了。
    为了弄吃的，什么法子都想到了。那时候，经常遇到贴标语、大字报的任务，没有胶水，全靠浆糊，梁伟光于是从中看到了机会，主动将这个活揽过来。当年熬浆糊一般不用白面，只有棒子面，拿着大字报纸到食堂，厨子按纸的多少估摸着给。随着“工艺”不断提高，熬制一定数量、质量的浆糊，梁伟光所需原料越来越少，剩余的部分，都让他偷着在宿舍就炉子烤饼吃了。
    时至今日，梁教授上街张贴文章时，用的还是自制浆糊，改用白面，外加纯淀粉。要么说一通百通呢，人家熬的浆糊，绝对没话说，比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化学粘合剂都结实。硬撕根本撕不下来，只能用热水泡，泡软了慢慢揭，稍不留神就前功尽弃……

耿于天

2.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河山省内，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有一个上国县。有一个不大起眼，无论面积、人口、资源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不大起眼，听清楚了，不是落后，是不大起眼，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
    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一样，这个上国县，这个不大起眼，这个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突然间变得很热闹。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热闹，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的热闹，一种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数十位大人物，真正的大人物，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聚集于此，秘密地，至少是半秘密地，聚集于此。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是秘密，半秘密地，前面说的热闹，才是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
    这些大人物，之所以来到上国县，之所以来到这个不大起眼的上国县，是要祭奠一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这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名叫“邹公”，或者说，人们，这些大人物，都叫他“邹公”。而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就像十几年来每年的今天，是这位邹公的忌日……
    如今，经常能听到有人将现在的官职、级别，与封建帝制时代进行对比，甚至于换算。比如说什么正国级相当于正一品，副国级相当于从一品或正二品，正部级相当于正二品或从二品，副部级相当于正三品、从三品或正四品等等。再比如说什么组织部长加人社部长相当于吏部尚书，财政部长相当于户部尚书，宣传部长加外交部长再加教育部长相当于礼部尚书，国防部长相当于兵部尚书，最高法院长加最高检检察长相当于刑部尚书，住建部长加交通部长再加水利部长相当于工部尚书等等。
    可真懂历史的人都明白，这种类比，往轻了说戏说，往重说就是胡扯，总之，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原因很简单，帝制时代，天下独夫，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云云，那是忽悠读书人的，真实情况，皇帝一句话，宰相马上菜市口的干活，官职再高，也是人家的奴才。这是定性，定量方面，进行古今官职、级别对比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封建社会，品级系统之外，甚至之上，还有一个爵位系统，那才是国家政权真正的核心部分。
    以清朝为例，爵位系统分为宗室爵位、异性功臣爵位和蒙古爵位，这里仅谈及第一类，宗室爵位，也就是皇家内部的等级划分，再确切些，男子的宗室爵位。皇帝之下，最高等级和硕亲王，接下来多罗郡王，之后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八种礼仪特权）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再之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总共十二个等级。
    而最后这四等，也就是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至四品武职。举例来说，某位宗亲，帮着皇上，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帮着皇上办了点儿事，一高兴，封为镇国公，不是世袭罔替那种。儿子降等袭封辅国公，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辅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镇国将军，以后每代一样。
    反观您老人家，自幼习武，学得一身好本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都不止十年，大半辈子仗，拼死拼活南征北讨，位极人臣，所谓的位极人臣。调到京城，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殿阁大学士，再加太子太保，甚至太保衔，顶了天了吧，邯郸城外那一场黄粱美梦不过如此。那么好，恭喜你，不高不低，刚刚好和前面那位，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当今皇上可能都没见过，差不多平起平坐了，麒麟补服，红顶子，具体说，东珠一颗，上衔红宝石。物质待遇方面，人家还高些，一年（一等辅国将军）俸银四百一十两，俸米四百一十斛（大约四十吨）。
    在此之上，还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整整八个等级。每一级，数量上都比上一级高一个几何级数，听过那个故事吧，国际象棋棋盘，八乘八六十四格，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个两粒，以后每格都是上一格的倍数，这些人才是贵族……
    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注意，是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换了一个形式。领导，甚至于统治这个国家的，往往并不是，你所认为的，你每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台前的那些人。而是他们背后，背后的人，或者背后的某种力量，再或者，背后将那些人，台前的那些人，凝聚在一起的某种力量。
    比如说，所谓的“邹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名字，普通人或许从没听过，但大凡官场上的人，官场上够一定级别的人，都会会心一笑。而邹家的那位“奉恩镇国公”，那位最初受封的奉恩镇国公，当今无数，当今电视新闻里无数“镇国将军”，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不是别人，就是现在，数十位大人物，现在正在上国县，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的上国县，祭典的这位“邹公”，而他们，都是“邹家人”……

耿于天

2.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河山省内，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有一个上国县。有一个不大起眼，无论面积、人口、资源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不大起眼，听清楚了，不是落后，是不大起眼，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
    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一样，这个上国县，这个不大起眼，这个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突然间变得很热闹。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热闹，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的热闹，一种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数十位大人物，真正的大人物，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聚集于此，秘密地，至少是半秘密地，聚集于此。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是秘密，半秘密地，前面说的热闹，才是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
    这些大人物，之所以来到上国县，之所以来到这个不大起眼的上国县，是要祭奠一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这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名叫“邹公”，或者说，人们，这些大人物，都叫他“邹公”。而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就像十几年来每年的今天，是这位邹公的忌日……
    如今，经常能听到有人将现在的官职、级别，与封建帝制时代进行对比，甚至于换算。比如说什么正国级相当于正一品，副国级相当于从一品或正二品，正部级相当于正二品或从二品，副部级相当于正三品、从三品或正四品等等。再比如说什么组织部长加人社部长相当于吏部尚书，财政部长相当于户部尚书，宣传部长加外交部长再加教育部长相当于礼部尚书，国防部长相当于兵部尚书，最高法院长加最高检检察长相当于刑部尚书，住建部长加交通部长再加水利部长相当于工部尚书等等。
    可真懂历史的人都明白，这种类比，往轻了说戏说，往重说就是胡扯，总之，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原因很简单，帝制时代，天下独夫，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云云，那是忽悠读书人的，真实情况，皇帝一句话，宰相马上菜市口的干活，官职再高，也是人家的奴才。这是定性，定量方面，进行古今官职、级别对比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封建社会，品级系统之外，甚至之上，还有一个爵位系统，那才是国家政权真正的核心部分。
    以清朝为例，爵位系统分为宗室爵位、异性功臣爵位和蒙古爵位，这里仅谈及第一类，宗室爵位，也就是皇家内部的等级划分，再确切些，男子的宗室爵位。皇帝之下，最高等级和硕亲王，接下来多罗郡王，之后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八种礼仪特权）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再之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总共十二个等级。
    而最后这四等，也就是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至四品武职。举例来说，某位宗亲，帮着皇上，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帮着皇上办了点儿事，一高兴，封为镇国公，不是世袭罔替那种。儿子降等袭封辅国公，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辅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镇国将军，以后每代一样。
    反观您老人家，自幼习武，学得一身好本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都不止十年，大半辈子仗，拼死拼活南征北讨，位极人臣，所谓的位极人臣。调到京城，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殿阁大学士，再加太子太保，甚至太保衔，顶了天了吧，邯郸城外那一场黄粱美梦不过如此。那么好，恭喜你，不高不低，刚刚好和前面那位，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当今皇上可能都没见过，差不多平起平坐了，麒麟补服，红顶子，具体说，东珠一颗，上衔红宝石。物质待遇方面，人家还高些，一年（一等辅国将军）俸银四百一十两，俸米四百一十斛（大约四十吨）。
    在此之上，还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整整八个等级。每一级，数量上都比上一级高一个几何级数，听过那个故事吧，国际象棋棋盘，八乘八六十四格，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个两粒，以后每格都是上一格的倍数，这些人才是贵族……
    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注意，是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换了一个形式。领导，甚至于统治这个国家的，往往并不是，你所认为的，你每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台前的那些人。而是他们背后，背后的人，或者背后的某种力量，再或者，背后将那些人，台前的那些人，凝聚在一起的某种力量。
    比如说，所谓的“邹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名字，普通人或许从没听过，但大凡官场上的人，官场上够一定级别的人，都会会心一笑。而邹家的那位“奉恩镇国公”，那位最初受封的奉恩镇国公，当今无数，当今电视新闻里无数“镇国将军”，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不是别人，就是现在，数十位大人物，现在正在上国县，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的上国县，祭典的这位“邹公”，而他们，都是“邹家人”……

耿于天

2.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河山省内，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有一个上国县。有一个不大起眼，无论面积、人口、资源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不大起眼，听清楚了，不是落后，是不大起眼，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
    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一样，这个上国县，这个不大起眼，这个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突然间变得很热闹。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热闹，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的热闹，一种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数十位大人物，真正的大人物，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聚集于此，秘密地，至少是半秘密地，聚集于此。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是秘密，半秘密地，前面说的热闹，才是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
    这些大人物，之所以来到上国县，之所以来到这个不大起眼的上国县，是要祭奠一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这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名叫“邹公”，或者说，人们，这些大人物，都叫他“邹公”。而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就像十几年来每年的今天，是这位邹公的忌日……
    如今，经常能听到有人将现在的官职、级别，与封建帝制时代进行对比，甚至于换算。比如说什么正国级相当于正一品，副国级相当于从一品或正二品，正部级相当于正二品或从二品，副部级相当于正三品、从三品或正四品等等。再比如说什么组织部长加人社部长相当于吏部尚书，财政部长相当于户部尚书，宣传部长加外交部长再加教育部长相当于礼部尚书，国防部长相当于兵部尚书，最高法院长加最高检检察长相当于刑部尚书，住建部长加交通部长再加水利部长相当于工部尚书等等。
    可真懂历史的人都明白，这种类比，往轻了说戏说，往重说就是胡扯，总之，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原因很简单，帝制时代，天下独夫，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云云，那是忽悠读书人的，真实情况，皇帝一句话，宰相马上菜市口的干活，官职再高，也是人家的奴才。这是定性，定量方面，进行古今官职、级别对比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封建社会，品级系统之外，甚至之上，还有一个爵位系统，那才是国家政权真正的核心部分。
    以清朝为例，爵位系统分为宗室爵位、异性功臣爵位和蒙古爵位，这里仅谈及第一类，宗室爵位，也就是皇家内部的等级划分，再确切些，男子的宗室爵位。皇帝之下，最高等级和硕亲王，接下来多罗郡王，之后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八种礼仪特权）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再之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总共十二个等级。
    而最后这四等，也就是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至四品武职。举例来说，某位宗亲，帮着皇上，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帮着皇上办了点儿事，一高兴，封为镇国公，不是世袭罔替那种。儿子降等袭封辅国公，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辅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镇国将军，以后每代一样。
    反观您老人家，自幼习武，学得一身好本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都不止十年，大半辈子仗，拼死拼活南征北讨，位极人臣，所谓的位极人臣。调到京城，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殿阁大学士，再加太子太保，甚至太保衔，顶了天了吧，邯郸城外那一场黄粱美梦不过如此。那么好，恭喜你，不高不低，刚刚好和前面那位，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当今皇上可能都没见过，差不多平起平坐了，麒麟补服，红顶子，具体说，东珠一颗，上衔红宝石。物质待遇方面，人家还高些，一年（一等辅国将军）俸银四百一十两，俸米四百一十斛（大约四十吨）。
    在此之上，还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整整八个等级。每一级，数量上都比上一级高一个几何级数，听过那个故事吧，国际象棋棋盘，八乘八六十四格，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个两粒，以后每格都是上一格的倍数，这些人才是贵族……
    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注意，是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换了一个形式。领导，甚至于统治这个国家的，往往并不是，你所认为的，你每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台前的那些人。而是他们背后，背后的人，或者背后的某种力量，再或者，背后将那些人，台前的那些人，凝聚在一起的某种力量。
    比如说，所谓的“邹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名字，普通人或许从没听过，但大凡官场上的人，官场上够一定级别的人，都会会心一笑。而邹家的那位“奉恩镇国公”，那位最初受封的奉恩镇国公，当今无数，当今电视新闻里无数“镇国将军”，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不是别人，就是现在，数十位大人物，现在正在上国县，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的上国县，祭典的这位“邹公”，而他们，都是“邹家人”……

耿于天

2.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河山省内，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有一个上国县。有一个不大起眼，无论面积、人口、资源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不大起眼，听清楚了，不是落后，是不大起眼，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
    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一样，这个上国县，这个不大起眼，这个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的上国县，突然间变得很热闹。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热闹，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的热闹，一种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数十位大人物，真正的大人物，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聚集于此，秘密地，至少是半秘密地，聚集于此。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是秘密，半秘密地，前面说的热闹，才是一种一般人感受不到，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作热闹的热闹。
    这些大人物，之所以来到上国县，之所以来到这个不大起眼的上国县，是要祭奠一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这位比这些大人物更大的大人物，名叫“邹公”，或者说，人们，这些大人物，都叫他“邹公”。而今天，就像每年的今天，就像十几年来每年的今天，是这位邹公的忌日……
    如今，经常能听到有人将现在的官职、级别，与封建帝制时代进行对比，甚至于换算。比如说什么正国级相当于正一品，副国级相当于从一品或正二品，正部级相当于正二品或从二品，副部级相当于正三品、从三品或正四品等等。再比如说什么组织部长加人社部长相当于吏部尚书，财政部长相当于户部尚书，宣传部长加外交部长再加教育部长相当于礼部尚书，国防部长相当于兵部尚书，最高法院长加最高检检察长相当于刑部尚书，住建部长加交通部长再加水利部长相当于工部尚书等等。
    可真懂历史的人都明白，这种类比，往轻了说戏说，往重说就是胡扯，总之，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原因很简单，帝制时代，天下独夫，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云云，那是忽悠读书人的，真实情况，皇帝一句话，宰相马上菜市口的干活，官职再高，也是人家的奴才。这是定性，定量方面，进行古今官职、级别对比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封建社会，品级系统之外，甚至之上，还有一个爵位系统，那才是国家政权真正的核心部分。
    以清朝为例，爵位系统分为宗室爵位、异性功臣爵位和蒙古爵位，这里仅谈及第一类，宗室爵位，也就是皇家内部的等级划分，再确切些，男子的宗室爵位。皇帝之下，最高等级和硕亲王，接下来多罗郡王，之后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八种礼仪特权）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再之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总共十二个等级。
    而最后这四等，也就是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至四品武职。举例来说，某位宗亲，帮着皇上，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帮着皇上办了点儿事，一高兴，封为镇国公，不是世袭罔替那种。儿子降等袭封辅国公，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不入八分辅国公，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镇国将军，以后每代一样。
    反观您老人家，自幼习武，学得一身好本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都不止十年，大半辈子仗，拼死拼活南征北讨，位极人臣，所谓的位极人臣。调到京城，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殿阁大学士，再加太子太保，甚至太保衔，顶了天了吧，邯郸城外那一场黄粱美梦不过如此。那么好，恭喜你，不高不低，刚刚好和前面那位，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当今皇上可能都没见过，差不多平起平坐了，麒麟补服，红顶子，具体说，东珠一颗，上衔红宝石。物质待遇方面，人家还高些，一年（一等辅国将军）俸银四百一十两，俸米四百一十斛（大约四十吨）。
    在此之上，还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整整八个等级。每一级，数量上都比上一级高一个几何级数，听过那个故事吧，国际象棋棋盘，八乘八六十四格，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个两粒，以后每格都是上一格的倍数，这些人才是贵族……
    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注意，是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换了一个形式。领导，甚至于统治这个国家的，往往并不是，你所认为的，你每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台前的那些人。而是他们背后，背后的人，或者背后的某种力量，再或者，背后将那些人，台前的那些人，凝聚在一起的某种力量。
    比如说，所谓的“邹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名字，普通人或许从没听过，但大凡官场上的人，官场上够一定级别的人，都会会心一笑。而邹家的那位“奉恩镇国公”，那位最初受封的奉恩镇国公，当今无数，当今电视新闻里无数“镇国将军”，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无数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不是别人，就是现在，数十位大人物，现在正在上国县，距离四海市约一百公里的上国县，祭典的这位“邹公”，而他们，都是“邹家人”……

耿于天

3.婚礼和葬礼

    邹公，其实并不姓邹，至少，在官方的资料上，并不姓邹，正因如此，普通人才从没听说过，才或许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么，在官方的资料上，他姓什么，去查官方的资料好了。
    上国县，其实是，然而，在官方的资料上，并不是邹公的故乡。那么，在官方的资料上，他的故乡在哪里，去查官方的资料好了……
    邹公一生，概括起来，其主要行止，也可以说成就，是总共结过七次婚，同时，举行过七次葬礼：
    结过七次婚，听着有点儿夸张，但也不算太夸张，旧时屡见不鲜，又赶上那个动荡年代，尤其是革命家和政治人物。曾有人做过相关统计，55年授衔时的十大元帅，加在一起，总共结了惊人的四十九次婚，仅限于有名分的正室夫人。
    真正“骇人听闻”的，还是那七次葬礼。1985年许世友将军去世前，曾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信，说自己“少孤为客早”，没能在父母跟前尽孝，死后去那边陪伴双亲，希望能破例实施土葬。后者考虑后，觉得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批了四个字：“下不为例”。潘驴邓小闲也是挺幽默的，这种事都一锤子买卖，哪还能有下次？这次死了就这样了，下次再死可不许了啊。
    可偏偏，咱们这位邹公，前前后后算起来，真的“死”过七次……
    举行第一次葬礼时，尚在襁褓中的邹公还不懂事。旧时，他的家乡上国县，流行着一种奇特的风俗，孩子生下来三天，先要煞有介事地办一次葬礼。近亲朋纷纷赶来“吊唁”，家里人将孩子摆在“灵位”上，围在一旁哭个死去活来，据说，哭得越凶，越逼真，孩子将来的福气就会越大。
    这说法究竟准不准，谁也说不清，因为就在这场“洗三”葬礼结束后个把月，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瘟疫突袭上国，尸横遍野，十室九空。具体到邹公家，连同父母在内的近支亲族，几乎一个没剩，还就是邹公自己命硬，虽不至于“诞寘之隘巷，牛羊腓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可扔在死人堆里三天三夜，愣是既没染病也没饿死，吃百家饭长大……
    邹公参加革命的起因，和太平天国那位天王洪秀全有几分类似：
    早年间，洪秀全本是位屡试不第的破落秀才，一次参加广东乡试时，在考场外（同今天各类补习班发小广告差不多）收到一本用俗语介绍基督教教义的非法出版物，《劝世良言》。随手一翻竟然“顿悟”，逢人便说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进而创教起事。
    引导邹公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一份报纸。那年冬天，在县城某杂货店当学徒的邹公，从一张被用来包东西的《民国日报》上，看到黄埔军校招生广告。这张报纸能出现在上国县，实在有些偶然，当时的河山省正为北洋军阀盘踞，连国民党本身都是半地下组织，更不用说出版发行活动了。
    看到广告那天，邹公刚被老板训了一顿，为什么早就不记得了，反正那段时间总有各式各样的过错，亦或老板本就看自己不顺眼。招生广告上说的主义、奋斗之类，邹公不懂，但学杂食宿一应免费，外加零用，毕业后能当军官干部，念过几年私塾的他还是看明白了。上国这边，算起来左右是没什么出路了，一咬牙一跺脚，穷则思变吧您呐……
    其实，邹公当时所看到的，是张早就过了期的旧报，那年的招生工作，在他读到招生广告前几个月就结束了，若不是因为报纸残缺不全看不出发行时间，邹公肯定不会冒冒失失南下。幸好黄埔不是野鸡大学，招生工作每年都有，一路辗转搭车混到广州，刚好赶上下一期入学。
    按照当年的标准，邹公投考黄埔，原本不够资格。人家要的至少是中学，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同等学力，可他除了能磕磕绊绊背几句四书外，完全没有受过系统新式教育。
    最后，还是省籍帮了邹公。中国人一向重视“广泛代表性”问题，虽然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依旧遥遥无期，但你去看看全国“两会”名单，人大中赫然有个“台湾代表团”，政协里居然也包括“台盟”。同种同文，对岸的情况差不多，败退初期，走在台北街头，数十个省政府、省党部全都煞有介事地“遥领”，后来实在自觉没趣，这才慢慢取消。
    早年间的黄埔也是一样，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只实际控制两广十分有限的一个范围，影响最多也就波及华东、中南屈指几省，但招生时，名额分配却连最偏远的犄角旮旯都没放过。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敢为天下先南方数省，数百人争夺十来个名额，军阀控制地区，则只能矬子里拔将军，以河山省为例，那年投考，就邹公外加一个花柳病蒙事的，不录取他录取谁？
    录取时多少钻了些空子，但实事求是地讲，考入黄埔之后的邹公，无论军事理论，还是实操素质，都是同期中的佼佼者。毕业时，别人一般只是少尉、中尉，他则直接授予上尉衔，担任学生军教导团连长……
    1925年春，广州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也正是在此期间，邹公经历了自己的第二次“葬礼”：
    2月中旬淡水之役，是此次东征的关键一战。黄埔校军中，包括邹公在内一百人组成敢死队，出发攻城前，怀着杀身成仁之志举行决死仪式，连夜赶制一百口薄皮棺材抬到阵前，此役不克淡水城，绝不言退……
    当初，这一百名同学手挽手高唱“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慷慨赴死时，肯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就成为内战战场上，不共戴天的对手甚至仇人……
    1934年，土地革命遭遇生死考验。几大苏区，在国军规模空前的“围剿”之下，几乎同时摇摇欲坠，大规模战略转移随即展开。
    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讲到“长征”，一般都是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转战路径为线索，而事实上，广义“长征”，所包含的内容及范围，比这要大得多。正如摸了别人一辈子金的曹操，临死时担心有朝一日被仇家或盗墓贼挖坟鞭尸，精心安排七十二疑冢并从四门同时出殡一样，主力红军开始转移前，已经成为军级指挥员的邹公，奉命率领一支队伍，沿着与主力相反的线路行进，掩护大部队跳出包围圈。
    牵制敌军的战略意图最终是否达成，邹公本人当时并不清楚，也无暇顾及，事实上，离开根据地后不久，他所率领的这支部队便陷入重围……
    至1936年，已在延安初步立住脚的党中央，决定为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牺牲高级别领导干部举行悼念仪式。由于这一时期损失过大，整天不干别的，光开开追悼会玩儿也不像话，葬礼大都以集体形式进行。
    那时，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各地消息断绝，甚至只能从敌方媒体中收集相关信息（知道陕北有个刘志丹，就是报纸看来的）。早在一年多以前，尚处长征途中的中央机关，已在国军报捷新闻里，得到邹公所部覆灭的消息，文中虽未提及本人下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估计也凶多吉少。因而，当年集体追悼会悼念名单上，也有邹公的名字，某领袖还曾专门为此题词赋诗……
    直至“抗战”爆发，党中央才十分意外地辗转得知，邹公居然活着，活得还挺硬朗。
    一直以来，邹公行军打仗有个习惯，每晚宿营时，他本人和随身警卫人员，总要离开大部队，另扎一个不明显的小寨，中军大帐其实根本就没人。若不是这个怪癖，队伍被围歼的那个夜晚，他绝不可能独存。
    脱身后，邹公收拢为数不多的旧部，退居深山坚持游击，规模影响不大，始终“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后来也是听“敌台”广播，知道两党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这才放心大胆浮出水面……
    邹公经历的第四次“葬礼”，发生在解放初期，和第三次类似，也是出于误会。区别在于，前一次更多的是客观条件所限，这一次占主导的，变成了人为因素：
    和今天的“GDP竞赛”差不多，当年，各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竞争甚至攀比。当然，那时候“唯生产力论”是要受到批判的，政治挂帅。
    建国初期，河山省内各市县，曾掀起过一阵为“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乃至“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建陵园、树纪念碑的运动。上国县也不免俗，可问题在于，上国既不是老区也不是根据地，解放又比较晚，掰着手指头数，有名有姓的烈士，统共一二百人，连其它县市零头都不到。
    为此，上国的干部们总觉得矮了人家一头，尤其是去别的地方参观烈士陵园时，脸上无光，进而面红耳赤，就好像上国人天生反动落后似的。
    县领导下了狠心，偌大个上国，不信找不出千八百革命先驱来。还不错，从武装部到党政机关，从档案到史志，折腾了一年多，真就东拼西凑出近千名上国籍烈士来。当然，正如现今各省市独立核算的GDP之和，总要高出国家统计局数据几成一样，上国县的那份先烈名单，虽不敢说故意注水，至少也是个工作不细。邹公早年间短暂使用过的两个化名，不知怎么也混了进去，直到几十年之后，一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干部，来上国考察并拜谒陵园，才被偶然发现……
    如前所述，邹公的前四次“葬礼”，基本都是以集体形式进行的，即使是“洗三”那回，后来也拉上了全村几百口子垫背。还好，从第五次开始，上述局面得到了扭转：
    “文革”初年一个夜晚，来自北京几所高校的造反派队伍，闯进了邹公位于北城某深宅大院家中。“革命群众”将来不及反应的警卫员缴械，把已经名列“集团”、“俱乐部”之中的邹公从被窝里揪出来，用事先准备好黑布白幔，将曾属于前清一位王爷的宅邸正厅布置成灵堂模样。
    自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央一级领导后，邹公参加过无数次重要会议，发表过无数次重要讲话，而这一次，可能是他记忆最深，也是最特别的一次。穿着睡衣的邹公，站在灵堂正中“宗臣遗像肃清高”前，拿着造反派早就写好的稿子，被迫自己为自己致悼词，自己将自己批判为“大土匪、大军阀、大叛徒、大内奸”。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中央台一位年轻播音员，险些将讣告中近乎于绕口令的“罗瑞卿大将从罗荣桓同志家属手中接过罗荣桓同志的骨灰，安放到罗荣桓同志的灵台上”，念成“罗瑞卿大将从罗荣桓同志家属手中接过罗瑞卿同志的骨灰”，自己接过自己的骨灰。没想到，几年以后，类似一幕，便真的上演了……
    动乱浩劫中，邹公忍辱负重，如中流砥柱屹立不倒，直至“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旋即成为“新时期”左右中国命运的老人之一，直至90年代初彻底退下来。
    军旅出身的邹公，虽因各种原因，经历了若干次所谓的“葬礼”，但体格始终很强健，直到近八十岁上，居然还“老夫聊发少年狂”，“一树梨花压海棠”了一回。没想到刚一退下来，闲了闲了，反倒闲出场大病，一度告危。
    为了“冲喜”，在邹公病情最险恶，通报一天三次往高层送的那段时间，身边工作人员，瞒着相关部门，在家偷偷为他办了平生第六次“葬礼”。多少有些违背其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份，但这次冲喜，客观结果似乎还不错，不久后邹公便转危为安，又结结实实地活了大约十年。
    直至新世纪之初，第七次，最后一次，唯一也仅可能是唯一一次真正的葬礼“在京隆重举行”……

耿于天

4.欧洲老祖母

    邹公一生中，虽然光是具备完整名分，或者手续的婚姻就有七次之多，可直至以百岁高龄过世，他居然一个后代都没有留下……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怀疑，邹公在那方面，功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若如此，您还真的是多虑了，事实上，他曾经有过两个孩子，外加一个疑似病例，只是都没能天长地久而已：
    邹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那个疑似，情形同汉高祖刘邦“微时”与“外妇”曹氏生的庶长子刘肥（齐悼惠王）类似。早年间，邹公还在上国县城某杂货店当学徒，与掌柜，也就是自己师傅在外娶的年轻二房，曾经有过一手，后来之所以临时决定南下广州，外因是那张《民国日报》，内因是这个名义上的师娘，突然怀孕了。
    这件事，邹公几乎没有同人明说过，但建国以后，他专门派心腹回老家，暗地里打探“曹氏”和“刘肥”下落，苦无线索只得作罢……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出生在红色政权风雨飘摇的1934年初，儿子，但来得很不是时候。邹公给他起名“黄陂”，既为了纪念红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平生最得意之作”，蒋介石“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黄陂大捷”，同时也是希望，能在接下来更为惨烈的战斗中，复制曾经的辉煌。
    事与愿违，一个“黄陂”成为绝唱，另一个“黄陂”随之迎来生离死别。“长征”开始前，中央做出明确规定，所有未成年儿童均不得随军，一刀切，没办法，还未叫过一声爸爸，黄陂被送给一户据说十分可靠的老表，从此再无音讯……
    见惯了命如纸薄的邹公，虽也痛心疾首，并未格外在意，自己还年轻，孩子早晚都会再有的。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个世纪：
    其间，地位水涨船高的邹公身边，各式各样女人们来了又去，不说数不胜数，至少眼花缭乱，可无论黑猫黄猫，都没能留下一儿半女。
    直至80年代初的某天，一位贴身保健医生悄悄告诉他，自己“有”了，八十高龄的邹公脱口而出：“那恭喜你啊”。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位女医生不是还没结婚么，于是又等了几秒钟：“谁的？”
    这次是个女孩儿，胎里不足，七个月上就早产了，出生时只有不到三斤。“七活八不活”，可最后还是没能熬到满月，不知是不是“洗三”那天忘了办“葬礼”的缘故……
    换言之，无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媳不传婿”，终邹公一生，一个后代，一个与他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后代都没有。
    这还不算完，先前说过，给邹公办第一次“葬礼”时，一场不期而至的瘟疫，已将全村老幼悉数搭上。换言之，不仅直系，到邹公过世时，即使八竿子打不着的旁系亲属，同样一个没剩，不用等别人来灭九族，自己就先死得绝绝的……
    可既如此，现在在上国县，推而广之，在电视新闻里，那些“邹家人”，或者说，那些“镇国将军”，再或者说，那些“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维多利亚女王这个名字，想必不会感到陌生。
    享寿八十二年，统治“日不落帝国”六十四载的她，与王夫阿尔伯特亲王总共育有九个子女。长公主维多利亚（同名）嫁给德王弗雷德里希三世，生子威廉二世，女儿索菲成为希腊王后；次子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女儿莫德成为挪威王后；次女爱丽丝嫁给斯塔特大公，两个女儿分别成为瑞典、俄国（王）皇后；次子艾尔弗雷德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女婿，女儿玛丽成为罗马尼亚王后…… 就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范围内，几乎所有君主制国家的元首，差不多都是维多利亚女王后代，她本人，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老祖母”（男女平等，西方语言一般不分祖母外祖母）……
    “邹家”的情况，与之十分相似：
    尽管邹公自己没有任何孙男娣女留下来，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七位妻子，要么嫁给邹公前就曾结过婚，要么离开他后又往前迈了一步，全都儿孙满堂。还不算那些与邹公有过事实关系甚至状态的，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同时或相继和其他人有过、有着、有了婚姻关系，没有计划生育，用不着为生得起养不起发愁的她们，多子多福毫不意外……
    土豪国沙特阿拉伯，已故老国王阿齐兹，就是数十年间娶过三十四任妻子，有着上百名子女，近千名孙子女那位。
    按照伊斯兰教义，男人只能同时拥有不超过四个女人，即使国王也不例外。但阿齐兹却巧妙地规避了这一条款，教义规定的是“同时”，而非“累计”，每当他迎娶一位新后，总会有一位旧人让位，只是名义上失去王后身份，依旧住在宫中，和先前没大两样。国王的妻子，即使前妻，有哪个不知死的敢染指？
    比较而言，邹公独占欲就没那么强，也正因如此，海纳百川，报以云集景从。邹公身边的女人，无一例外，“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有朝一日主动或被迫离开，依然带领一家老小，“紧密团结在”。
    正是这些人，确切地说，这些女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所构成的庞大“外戚”集团，“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组成了毫无血缘纽带的奇妙“邹家”。就像马克思笔下那个“幽灵”，将“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全都“联合起来”，成为曾经、正在以及将要影响并决定中国政局，乃至于命运的强大力量……

耿于天

5.冰箱

    在上国，邹公既没有陵园，也没有故居、纪念馆，总而言之，至少外人看来，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他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因此，所谓的祭奠，其实就是一起坐一坐、聊一聊，和往年一样，在县城“孟家湾”里坐一坐、聊一聊……
    “孟家湾”是个连锁品牌，不仅上国，不仅四海，也不仅河山，国内主要大中型城市，都能找到它的身影。秀才认字认半边，“孟家湾”老板姓孟，熟悉的人，都叫他“孟特”：
    老孟是位厨师，起初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工作，后来转到原本也不远的人大会堂，专门负责国宴，先配菜再掌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邹公相中，将其调到身边，或许是同样来自河山省，手艺比较对口味吧。此后的十几年间，老孟始终担任邹家专职厨师，深受信任，一直做到总厨，拥有国家“特一级厨师”资质，由此常用“孟特”来称呼他，久而久之，真名叫什么，反倒没什么人知道、或者不重要了……
    “邹家人”心目中，“孟家湾”一直是个十分独特的地方，究其原因，并不在于“孟特”，而是他的女儿——孟于飞……
    第一次见到邹公，孟于飞还是个刚上学不久的小姑娘，适逢周末，孟特带她到自己工作的单位，也就是邹家玩儿，恰好碰见闲来无事，到院子里散步的邹公。
    人一旦上了年纪，都会喜欢孩子，大人物也不例外，看到孟于飞，邹公挺高兴，小丫头长得很可爱，又不怕生人，摸摸头，捏捏脸，问长问短。问到年纪和生日时，邹公突然愣住了，孟于飞出生那天，刚好就是自己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和保健医生的女儿，夭折那天……
    也正是从那时起，孟于飞便在邹公心里扎下了根。
    有意无意，邹公常向孟特问起她，多带来玩儿，自己家一样，别见外。就这样，孟于飞成了邹家常客，小姑娘天生伶俐，一来二去，人头儿反倒混得比孟特还熟，渐渐地，她与暮年邹公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没错，就是这个比邹公小将近八十岁的孩子，成为了陪伴这位曾经手握世界上最大国家舵盘的老人，走完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那个人……
    当然，那时的邹公，已经不可能和孟于飞，不可能再和孟于飞有什么“实质性关系”。自己心目中，这个女孩儿究竟是什么？情人么？女儿么？连邹公本人也说不清，或许不想说清，更或许本就不必说清。因为有一点是确定的，至少在那几年中，对于一生纵横捭阖，举目却无亲无故的邹公来说，她，绝对是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
    初中毕业，孟于飞便不再上学，除每天由专职教师上两个钟头文化课外，几乎日日夜夜守在邹公身旁，直至成为临终前，站在他床头的女人……
    邹公这辈子，无论当年在战场上，还是后来的政治斗争，见过太多打打杀杀、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可外人却不知道，生命中最后那几年，枪林弹雨中谈笑自若的邹公，突然变成了一个胆子小到极点的老人，稍稍风吹草动，就能吓得心慌血涌，甚至于大小便失禁。
    为此，“邹办”将其住所重新装修了一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卧室墙壁贴上特殊复合隔音材料，地面铺着厚厚的毛毯。发展到后来，除孟于飞之外，邹公差不多谁都不见，再重要的人物，再十万火急的事情，也必须先和她谈，再由她转告邹公，或者写成材料，交孟于飞念给几乎失明的他听，再将指示逐字逐句记下来、传出去……
    愚民黔首们或许根本无法想象，左右这个国家，乃至于一定程度上世界命运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同一根枯木没有任何区别的百岁老人，直到他去世那一刻。
    说出来，大多数人定会哑然失笑，这位人称邹公的老人，能做到这一切，所依赖的法宝，说穿了，其实就是卧室里，那一台早就废弃了的老式冰箱：
    这台冰箱确实是够老的，老到只有冷藏室、没有冷冻室，老到外壳的初始颜色已经不复辨认，老到品牌名称已经无人知晓，老到连什么时候到邹公家都说法不一。噪音太大，制冷也不靠谱，串味儿本领倒是一流，它作为“冰箱”的价值早已归零，至迟在“孟特”来到邹家工作时，就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或者原始意义的冰箱，但邹公却一直没让人搬走，当成文件柜来用。
    邹公办公室、书房以及卧室中，用来装文件的柜子有很多，木柜，铁皮柜，密码柜，还有保险柜。唯一不上锁的，就是这个冰箱，但唯一没有旁人敢动的，也依然是这个冰箱。
    严格来说，冰箱里放的并不是文件，而是一些书信，一些我党、我军、我国高级领导干部，写给邹公的私人书信。大体上，这些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告密信，也就是用来彼此揭发检举的，另一类是忏悔信，向邹公承认并检讨某些自己曾经犯过、正在犯着的严重错误。
    自80年代后期逐渐离开一线领导岗位，除非国歌里整天念的衰终于应验，“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否则邹公是不会过问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是说过么：“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邹公便是这样，不“治国”，只“治吏”，具体的方法，就是这封信。
    当然，主席的话，后半段可能需要修正一下，或者说应该辩证地理解。“四维”没错，“张”与“不张”就难说了，要真是都“张”了，邹公的这出戏，怕是也就唱不下去了……
    这台冰箱，以及里面的信，一直存在到邹公过世，除他本人外，孟于飞是唯一一个获准打开它的人，也是最终终结它的人……
    本世纪之初，这位驾驶或参与驾驶中国航船数十年的传奇老人，安详地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办理后事时，所有健在的党政军现任、前任领导尽数到齐，正如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最关心的，是它那全球最庞大核武库安全一样，缅怀之余，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乃至所有，目光焦点只有一个，冰箱。毫不夸张地说，谁掌握了冰箱，冰箱中那些生死簿、催命符，谁就掌握了这些人，进而整个政治体制的命运。
    那段时间，孟于飞这个当时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儿，无疑成为他们最想见的人，可她，却谁都没见，一身素服，日夜不息，在灵堂中为邹公守孝。
    遗体告别仪式，在“孟特”来邹家前曾经工作过的人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灵车驶往八宝山殡仪馆。来自北京医院病理科的整容专家，为邹公遗体进行了简单的修饰，脱下中山装，穿上其实十年前就已经按照家乡习俗准备好的旧式寿衣。
    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小车推进去之前，孟于飞最后一个上前告别。与旁人的如丧考妣不同，她只是简单地轻轻亲吻了一下邹公冰冷的额头，拉开始终随身携带旅行袋，取出用一面看不出是党是国的红旗，像军营里豆腐块被褥一样整齐裹好的大包，放在邹公遗体上，朝工作人员挥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