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传奇-----60年来最具影响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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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大将简介

　　１９０８年出生，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市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入黄埔军校学习。１９２７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１９３２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１９３７年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Ｏ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
　　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逝世，终年６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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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大将简介

　　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海东，１９００年生，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人。出身贫寒，当过１１年窑工。１９２５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夏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农民自卫队队长，１１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１９３２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任重建的第２６军副军长兼７４师师长，后任第２８军军长、第２５军军长，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红２５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任副军长、军政治委员、军长。１９３５年９月率部到达陕北，后任红１５军团军团长。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１１５师第３４４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特别是町店一战，取得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敌近千人的重大胜利。１９３８年６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１９３９年９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４支队司令员。１２月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时刻，经常身先士卒，被群众誉为“徐老虎”，先后９次负伤，积劳成疾。１９４０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１９４１年５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５日逝世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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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大将简介

　　
张云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1892年生，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3月率部进入湘赣苏区。同年冬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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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解放”牌第一批国产汽车试制成功

解放之后，中国汽车工业迎来了新生了的契机。古老而智慧的民族，凭着时代特有的那股精神，在老大哥苏联的帮助下，终于获得成功。12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被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的历史。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这种型号的汽车几乎跑遍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1。建在日军细菌工厂废墟上的长春一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亲自参与建立中国汽车工业的重大决策。1949年12月，当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在耳边回响，百废待兴的旗帜刚刚扬起，毛泽?便描绘出一幅民族汽车工业的蓝图。他在第一次出访苏联期间，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像斯大林汽车厂这样的大工厂。”他的话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毛主席和斯大林会晤确定了这个项目，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在北京灯市口工程师学会会址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以郭力为主任，苏联专家斯莫林为组长，开始了厂址选择、勘探、设计等紧张的筹备工作。当时，筹备组曾在北京、沈阳、武汉、包头四个地区考虑建厂，最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政务院财委审批，厂址定在地质、水文、气候、交通等条件都比较适宜的长春市郊孟家屯西北侧的荒原地带。


日军驻长春第100细菌部队旧址
1952年7月，中央正式决定成立汽车工业工厂，代号为652厂。同年末，中央任命饶斌为厂长，郭力、孟少农为副厂长。也正是这一年，国家也批准了一汽年产3万辆4吨卡车的设计书。1953年6月，毛泽?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并为一汽奠基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十一个大字。1953年7月15日，一汽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万名建设者汇聚在会场上，由六名年青的共产?员抬着刻有毛主席题词的汉白玉基石进入会场，伴随轰鸣的推土机马达声，埋下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块基石。在长春孟家屯这块曾是日军“100部队”细菌工厂废墟上，一场规模空前宏大的建设工程迅速展开。


1953年7月15日，毛泽?主席为一汽奠基题词

1935年至1936年间，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的密令，满洲境内成立了两支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分别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关东军兽医预防部”。1941年，这两支部队改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分别由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和若松主持，直接受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管辖。“731部队”的丑恶行径已为世人所知，而驻在长春孟家屯的日军“第100部队”则少有人知。这个细菌部队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丝毫不亚于“731”部队。与“731”部队有所不同，“100”部队的实验对象主要是研究与繁殖各类传染病菌或者人畜两用以及植物的病菌，如伤寒、霍乱等疫菌。“100”部队还在地下室设置了3座火化炉，人们曾在焚烧炉旁边挖出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人的骨灰。1945年日本战败，100部队在撤走前，把很多人畜共患、交叉感染的炭疽菌、鼻疽菌、痈疽菌等投到井里，还放跑了很多有霍乱的老鼠，造成疫病流行。日军100部队细菌工厂遗址现在就位于长春一汽集团富奥公司散热器分公司院内。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大会盛况

一汽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大力支援。工程整体规划当年，木工厂、辅助工场和热电站相继动工兴建，1954年进入土建高峰。来自祖国各地建设大军，为实现三年建厂忙碌着、奋斗着。满载各类物资的列车和浩浩荡荡的劳动队伍在工地上沸腾，他们坚持寒暑两季施工，在历史的空白处，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1955年，土建工程基本竣工后，安装工程也齐头并进，创业者用汗水浇灌出一串闪光数字：三年完成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铺设各种管道86290米，安装设备7554台。长春市党政军民对汽车城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援。1951年至1956年，连续二年把市政建设投资的94％和84％用于汽车厂服务基础设施上，开辟了贯通厂区的创业大街、锦程大街、东风大街3条平行主干道，修筑了跨越长沈铁路与联接市内和厂区的宽平大桥。施工紧张时，长春有3万多人都曾义务献工，包揽全部临时用工，为长春建设新兴工业城做出巨大贡献。当初苏联方面要定汽车厂的名字，有人提议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等等，后来请示了一机部部长黄敬，他说还是叫第一汽车制造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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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国之力兴建

1953年5月2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向毛主席、党中央就苏方三年建成汽车厂的建议和我国的筹备情况提交了专题报告，其中指出：“按我部现有力量，四年完成犹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一机部党组报告，并请段君毅副部长列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个工厂的建设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会上一致支持汽车厂三年建成出车，并议决向全党发文，指示举全国之力兴建汽车厂。
1953年6月9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内建成”。并对干部调配、设备制造、材料和物资供应、交通运输、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等一一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明确指出：“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每月应将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情况向中央作一报告，重大问题应随时报告中央。”党中央专为一个工厂的建设发出文件，在党82年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党中央的《指示》，以排山倒海之势，托举千钧之力，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支援一汽建设。
中央各部闻风而动。建筑工程部陈正人、万里请示周总理后把建工部的主力，南征北战、抗美援朝屡立战功的建筑五师调往一汽工地；铁道部滕代远、吕正操亲自安排一汽的物资运输；邮电部特开了直通莫斯科的专线；外交部为一汽特设了四名信使；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批示将仅有的5个随军汽车修配厂拨给一汽作为培训工人的基地……
调集人才更是先行。早在中央《指示》之前，中央组织部已从全国各地抽调从国外归来的相关专家50多名，厅局级干部150多名；之后，东北局抽调机关干部529名，江苏省抽调地委以上干部40多名，上海抽调的能工巧匠有近千名，除西藏、青海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抽调优秀人才支援一汽。与此同时，派遣赴苏实习生的工作随之启动，前后有518名。江泽民是1954年从上海机电所调来一汽后赴苏的，李岚清是最后一批赴苏实习生的团长……
源源不断奉献物资设备。数以万计种规格、型号的材料、设备，从各个省市和70个重点厂矿如万河汇流，最多时一天有二三百节车皮的运量输往一汽工地……
吉林省、长春市全力以赴。1954年初，长春市第一届党代会为支援一汽建设作出了决议。长春市1954年市政建设费用的95％、1955年的84％都用来支援一汽建设。工程紧张时，长春市组织了三万多人的义务劳动大军，经常出现在工地上。九台县饮马河的农民送来的草帘子达29180片，一位老大娘把自己养的鸡下的几十个鸡蛋，送给建设者吃……
江苏省陶吴小学的学生用课余收集废物卖得的50300多元（旧币）寄给一汽；时为江苏省崇明县（现属上海市）新东小学全体学生拣了22.5公斤稻穗，卖了3.66元（新币）也寄到了一汽……
无论是指挥千军、力拔山河的元帅、部长，还是弯腰在田头、街巷拣稻穗、拣废物的稚童，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最年小的也已白发苍苍，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无私奉献的历历往事，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亢奋不止，激动不已……
一汽的一片丹心，正是在全国人民燃烧的激情烈火中炼就的啊！在毛泽东考察斯大林汽车厂后，中苏敲定这一援建项目，我们的汽车厂叫什么名字？随团人员第一个动议就是“毛泽东汽车厂”。此动议以后提出过好多次，但毛泽东始终没有点头。
在筹建之初，一汽的代号为652厂；在中央发《指示》时，称为“长春汽车厂”。1953年6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汽车厂即将正式动工兴建的消息，并请毛主席为汽车厂奠基题词。毛泽东展开八开宣纸，胸有成竹，欣然命笔。是毛泽东，命名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名。
这里插段后话：1991年一汽奉中央之命以57家企业之首进行第一批集团公司改制改造，有人以不合企业登记规定要砍掉“第一汽车”字样。一汽人据史据理力争：难道要让我们抛弃毛主席、党中央40年前的决定吗？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同时保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名。2002年中国品牌价值报告显示，仅“一汽”的品牌价值就为185.26亿元。一汽人不能数典忘祖啊！
从1953年7月15日起，几万建设大军在共和国大地上揭开了既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科学施工、建设的第一页壮丽篇章。
按照整体规划，一汽的工程项目共106项，总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安装设备7552台，建造工艺装备2万多套，总投资6.087亿元，相当于中国当时每个老百姓出资1元。要保质、保量、如期建成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厂，有关专家说：“即使在中国后来的建设高潮中也实属罕见。”但是，一汽建设者到1956年7月15日，就是创造出了这样的业绩：解放牌汽车批量下线了！
“解放”名字的来历也颇不凡。还在1953年下半年，苏方提出了未来中国新车的名称即品牌问题，因为车头模具刻模在即。
段君毅副部长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报告，一说是段君毅直接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取名“解放”；另一说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段君毅请示后，朱老总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汽车也叫“解放”吧，各位政治局委员目光都盯着毛主席，毛主席欣然表示赞同，于是确定新车名为“解放”。可见，无论哪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汽车制造厂”与“解放”都是由毛泽东命名的。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提出确定项目开始，到他亲自为一个企业挥毫命名，再签发党中央《指示》，尔后又为一个产品品牌命名，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的生命历程中前无先例，后无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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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辆汽车下线

一汽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大力支援。工程整体规划当年，木工厂、辅助工场和热电站相继动工兴建，1954年进入土建高峰。来自祖国各地建设大军，为实现三年建厂忙碌着、奋斗着。满载各类物资的列车和浩浩荡荡的劳动队伍在工地上沸腾，他们坚持寒暑两季施工，在历史的空白处，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1955年，土建工程基本竣工后，安装工程也齐头并进，创业者用汗水浇灌出一串闪光数字：三年完成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铺设各种管道86290米，安装设备7554台。长春市党政军民对汽车城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援。1951年至1956年，连续二年把市政建设投资的94％和84％用于汽车厂服务基础设施上，开辟了贯通厂区的创业大街、锦程大街、东风大街3条平行主干道，修筑了跨越长沈铁路与联接市内和厂区的宽平大桥。施工紧张时，长春有3万多人都曾义务献工，包揽全部临时用工，为长春建设新兴工业城做出巨大贡献。当初苏联方面要定汽车厂的名字，有人提议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等等，后来请示了一机部部长黄敬，他说还是叫第一汽车制造厂吧。
1956年7月一汽正式建成投产，7月13日，在长春一汽崭新的总装线上，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7月14日，当装配出的第一批12辆4吨解放牌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这标志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三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
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7月14日上午，在汽车工人俱乐部举行的庆祝建厂三周年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向党中央、毛 主席的报捷信。庆祝会后，400多名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坐上新装配成功的解放牌汽车，组成报捷车队，与全厂职工见面，驱车向省、市委报喜。全厂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央大道，来观看自己亲手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许多人抚摸着车上刻着中国字的国产汽车，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自豪。驾驶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老师傅马国范非常激动，女司机王立忠更是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
12辆报喜车绕厂一周后，浩浩荡荡驶向市区。长春市也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洒。在市政府门前，人们的感情达到了更为炽热的程度，路被人海堵住了，连一道缝都没有，汽车走不了，只好在维持秩序同志的指挥下，用最慢的速度前行。此后，第一批下线的解放牌卡车，还参加了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之后一部分汽车在天安?被展出，无数群众争相目睹国产汽车

梅竹

   抱抱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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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梅回来了啊,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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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批判

1957年春夏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反右运动严重的扩大化了，几十万顶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成为共和国沉甸甸的记忆。因周恩来保护而逃脱右派帽子的马寅初，也绝对想不到数月之前还受到称赞的想法，也在反右大潮中触了礁，遭到批判。 作为经济学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控制人口的建议。虽然人口问题的产生部分是新中国公共医疗取得极大成就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在当时是 应该得到更严肃对待的。责难马寅初的人没有料到，《新人口论》遭批判的深远影响，直到二十多年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时才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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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

1957年，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宣讲《新人口论》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
　　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9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