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分之二》连载

耿于天

3.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

    不知从何时开始，精神病院已经俨然成为访民的对口接收单位，以五岳为例，信访局、公安局一直是市精神病院的固定“客户”，经常会送来一些“上访钉子户”、到市委市政府门前“无序上访”或“上省赴京”的访民。当然，院里有时也会出动出击，想来，这也不能算是越俎代庖，如今不是提倡“简化中间环节”、“节约物流成本”么，既然最终左右也要送进来，反倒不如“一站式服务”来得干脆直接，就像这次一样。
    五岳市精神病院中负责对口接收“访民”的机构名叫“反社会人格治疗部”，这个治疗部历史十分悠久，是院里最老牌的科室之一，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
    80年代以前，那时的市精神病院还没有独立出来，仍是五岳市人民医院精神科。当时，精神科内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用以收治那些“政治上”存在问题的“病人”，该机构的官方称谓是“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这里一度人满为患，历次政治运动中，五岳市均有不少“病人”被送到这里，其中不乏曾煊赫一时、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在今天，即使对于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或研究人员，这个词依然显得十分陌生，别说了解，恐怕连听说过的人都不多。事实上，这个“学名”源自前苏联。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对持有不同意识形态观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不宽容政策”，前者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仍在大呼反共产主义的人，很明显我们就能断定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绝对不正常”。很快，根据赫鲁晓夫的“最高指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主持制订《防止精神病人危险行为措施条令》，“精神状态绝对不正常”的“反革命分子”被认为是“不可信”和“无声誉”的，是现行体制的负担和威胁，被关入一种称作“psikhushka”的特殊医院予以粗暴对待。
    在苏联，精神医学领域存在两个相互平行的系统，一是由位于列宁格勒的“心理神经学研究所”主导的正统研究与治疗，取得过很多对世界精神医学具有相当贡献的成果，二是由位于莫斯科、臭名昭著的“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统辖的伪医学研究。当时，最著名的伪精神病学家当推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尼奇内夫斯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新的精神病类型，被他自己命名为“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斯尼奇内夫斯基认为，的确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会促使病人反对政府和政体，患者“无法把握现实而转向对体制的不满”。
    五岳市人民医院精神科“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主任名叫孙梓图，50年代的老大学生，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赴苏联公费留学，进入莫斯科国立医科大学心理医学系学习。据孙梓图自己说，1957年11月毛主席对留苏中国学生发表“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演讲时，他就在现场。按理说，莫斯科国立医科大学的心理医学是很有名的，时至今日，始终在该学科全球排行榜上稳居前十位，但不知为何，这里的正统心理医学课程就是无法令孙梓图提起兴趣，反倒迷上了斯尼奇内夫斯基的伪精神病学，非闹着要转学投至他门下。
    在“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孙梓图作为斯尼奇内夫斯基的助手，前后工作了大约五年，直至60年代初，“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最终破裂，在苏中方人员陆续回国。回到五岳后，孙梓图在人民医院精神科创立“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准备将老师的学说发扬光大。“治疗部”成立初期并不受欢迎，“患者”寥寥无几，还大都是从其它病区“友情加盟”的。但没过多久，“治疗部”的价值被官方发现，于是乎，出现“政治问题”、“路线问题”的官员、学者开始被孙梓图诊断为“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到了“文革”期间，“治疗部”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孙梓图也跟着扬名立万，一度成为五岳市第一人民医院革委会主任、市卫生局革委会副主任……
    不过，孙梓图和他的“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并没有横行太久。1977年，斯尼奇内夫斯基的伪科学宣告破产，当年的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以他为代表的苏联伪精神病学被点名批评，“政治用途精神疗法国际联盟”不久后成立，对其展开清算，并杜绝类似事情继续发生。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亦宣告结束。
    很快，五岳市人民医院精神科“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被勒令解散，其中的骨干，开除的开除、停职的停职。“祸首”孙梓图原本应被重办，但这家伙运气不错，一位他曾经的“病人”、复出担任某要职的老同志发了话：“狗咬人，人不能咬狗”。凭着这句话，孙梓图侥幸逃过一劫，被从轻发落，调离一线岗位，安排到省医学院任教……
    孙梓图在省医学院前后教了二十来年书，最得意、也最有成就的弟子，就是现今五岳市精神病院的院长邓开。几年以前，孙梓图病重住院，邓开专程去探望他，师徒二人在病榻旁“执手相看泪眼”，弥留之际，孙梓图说自己一生光明磊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虽然最终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然忠肝义胆、冰心玉壶、日月可鉴。没有别的遗憾，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那个被勒令解散的“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这可是恩师斯尼奇内夫斯基在中国仅存的火种。孙梓图至死都认为，“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绝对是人类精神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精神医学宝库中的一大朵奇葩、一大块瑰宝，邓开若能将其发扬光大，自己在九泉，师祖斯尼奇内夫斯基在天堂，也就都能含笑了。
    回到五岳后，邓开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治疗部”，当然，直接“诈尸”是不行的，只能“借尸还魂”。邓开认真研究了孙梓图留下来的资料，结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的相关记载，发觉《诊断标准》中的“反社会人格”一项竟与当年的“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有着惊人的相似，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反社会人格治疗部”……

耿于天

4.棋逢对手

    对于“专业访民”尤峡来说，五岳市精神病院绝对不是个陌生的地方，连他本人都不记得，自己这次已是几进宫了。
    多年的“斗争实践”，早已使尤峡变得刀枪不入，总结出了一整套对付医生、护士的经验，“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谁也拿他没办法。尤峡不是个保守的人，一有空儿，就向病友们传授他的理论……
    “其实啊，依我看，在精神病院里承认自己有病，就如同那些落马的官员在法庭上忏悔一样，”尤峡大喇喇地盘腿坐在床上，身边围着一大群忠实拥趸：“既然已经进来了，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人家都已经认定你有病，还不如早点儿‘忏悔’，还能落个好态度…… ”
    封建帝制时代，官员被责罚问罪，无论是革职查办还是流放充军，甚至满门抄斩、夷灭九族，都要谢主隆恩，务必感激涕零、如蒙再造。重点是歌颂吾皇圣明，“彼何人哉轩与羲”，绝不能求饶，表功更是大忌，“为人臣者，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最多是像嵇康赴死前那样，取来赵瑟蜀琴抚上一曲《广陵散》：“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如今，贪官被揪出来后也要悔过，有的是写成文字材料，有的是在法庭上发表“重要讲话”。同理，也得声泪俱下、寻死觅活，说得越下作、越不要脸、越肉麻恶心越好。
    悔过的第一个步骤通常是挖掘错误根源：理想信念动摇，被万恶的资本主义糖衣炮弹及不良社会风气击垮；交友不慎（就像范伟演的“领导”在《私人订制》里说的那样：“群众里面有坏人啊”），没有深刻领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意义；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未能管好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没有注意方式方法、好心办坏事，缺乏学习、法律观念淡薄等等……
    “进来以后，大夫找你们谈话，首先是寻找发病原因对吧？”
    众病友纷纷点头。
    尤峡得意地：“这里面学问就大了，跟落马官员挖掘错误根源的原理一样，要有高度，最好能引用一些专业术语。这样一来，大夫看你是内行，就不敢糊弄你，又平添了一分敬意，在之后的治疗中占据主动。”
    病友们啧啧称是。
    “接下来该什么了？”
    “病史，该说病史了，”一人提醒他。
    “对，病史。这就相当于官员回顾自己犯错误的过程，重点要讲思想斗争，一边是金钱、美女，一边是党的教诲、人民的嘱托，完全是一时糊涂，才上了贼船，只有这样说，才能表示自己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还有救，”尤峡：“咱们也一样，大夫问病程病史时，要强调自己的挣扎，有时清醒，有时不清醒，说明咱们还有自知力，并不是不可救药。”
    “有道理，”某病友十分钦佩：“再然后呢？”
    “再然后就该说说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了。家庭方面，一定要说得温馨，让大夫明白，父母、妻子、儿女还在苦苦等着自己回去，别给咱治傻了。至于工作，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大夫，自己没犯病时，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不说是栋梁吧，怎么也能算个骨干，”尤峡顿了顿：“落马官员忏悔时，也有这个环节，就是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为官经历，明里是感激组织的栽培和造就，实则暗示自己当牛做马拼死效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放一马就放一马…… ”
    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桐接受组织调查时，省委领导曾对他说“有功，有罪，有路”，这三点是有逻辑关系的，因为“有功”，所以在“有罪”时才能“有路”。要是能像嵇康那样，谈谈个人特长就更好了，比如被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斥为“五毒俱全”的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就曾在法庭上泫然落泪：“不让我回去，天门一百六十万人民怎么办？”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更绝，临刑前说：“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胡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直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会长）……
    “对啊，我当初就是这么说的，”坐在不远处似听未听的梁效开了口：“我当年可是五岳的大笔杆子，全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之所以进来，完全是有人陷害。”
    “不行，不行，”尤峡连忙摆手：“这么说绝对不行。”
    “为什么？”
    “绝对不能把自己犯病的原因归结到他人或社会身上，这样只会让大夫觉得你病得不轻，”尤峡瞥了梁效一眼：“落马官员忏悔时，最大的忌讳就是说内幕和关系网，天大的事也要一力扛下来，这样才能有人捞你，更不能把错误推到体制和大环境上，咬死腐败是个例、堕落是个案。你们听说过罗荫国么，原来广东茂名的市委书记，这家伙在法庭上疯狗乱咬人，说什么：‘如果我这点数目（约七千万）是贪官，那么我这个级别以上的干部没有一个不是贪官。’”
    众人哄笑议论着。
    “结果怎么样，判了个死缓。要我说，缓刑算客气的，这种蠢货，枪毙了也不可惜。”
    “之后呢？”
    “经过三堂会审，大夫差不多就要对你的病情做出结论了。这时候切记，绝对不要辩解，大夫说什么是什么，说怎么治就怎么治，辩解没用，只会治得更狠…… ”
    落马官员也一样，组织调查、司法审判告一段落，到了该宣判的时候，这时务必做出一副认罪伏法的样子，深感自己死有余辜，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后甚至拒绝聘请律师，慨然说：“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你说说，对这样的“好同志”，组织上能不从宽么？
    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的梁效不服气：“照你这么说，咱们就不反抗了？”
    “反抗？”尤峡冷笑：“在这里面反抗有效么？”
    梁效不说话了。
    “你们都知道贺子珍贺大姐吧？”
    “哪个贺子珍？”
    “还能有哪个贺子珍，毛主席的夫人，哦，前夫人，”尤峡故作神秘：“其实，贺大姐当年也住过精神病院…… ”
    长征期间，贺子珍为保护伤员身负重伤，有十七块较深的弹片始终未能取出，年深日久，这些弹片与肌体、神经相连，更是难以手术。抗战时期，她带着女儿娇娇（李敏）来到苏联，一来是希望借助苏联的先进医疗技术取出弹片，二来也确实是生孩子生怕了，想独处一段时间。在苏期间，娇娇一度病重，医生认为已无法救治，将其挪出儿童病房，推到太平间副室等死。为此，刚烈的贺子珍与苏联医务人员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娇娇得救了，贺子珍却被认定得了精神病，被强制送医……
    “这段历史我知道，”梁效从不放过任何卖弄学问的机会：“贺大姐住的是伊万诺夫精神病院，刚一进院就被剃了光头，直到若干年后头发才重新蓄了起来。据我所知，贺大姐当年可是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的，不像你说的，逆来顺受，人家是老革命家。”
    尤峡点头：“没错，我不否认，贺大姐起初拒绝一切治疗，结果怎么样，毫无效果，医生们不予理睬，反倒更坚定了认为她有病的判断…… ”
    后来，迫于形势，拥有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贺子珍改变了策略。她发现，伊万诺夫精神病院医生们的行为逻辑很有规律，自己越是抗拒，处方剂量就越大，用药后的她四肢无力、神志萎靡、没日没夜地昏睡。贺子珍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装出驯服的样子，承认自己有病，主动接受治疗。果然，没过过久，用药剂量便开始减轻，并将静脉推注改为口服，贺子珍将药藏在舌头下面或面颊侧，佯装用水送服，再伺机吐出……
    “这招我也用过，可没过多久就被发现了，”一个病人显得有些沮丧。
    “那是你自己笨，人家贺大姐怎么就没被发现，”另一个病人讥笑着。
    “不对，我想起来了，当初是因为你小子举报了我。”
    “算了吧，明明是你自己没藏好…… ”说着，二人就要扭打。
    尤峡赶紧把他们分开：“大家都是难友，当年贺大姐可没有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同志。”
    二人恨恨作罢，被其他人隔开，可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嘟囔着。
    尤峡继续刚才的话题：“此外，贺大姐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另一种斗争手段。她常常会谎称自己腰疼、腿疼、胳膊疼，一来是借此证明知觉正常，二来是给医生找点儿事情做，将注意力从自己的‘病情’中转移出来，少开精神类药物。”
    一个病友抚掌大笑：“我说你这些天怎么总是浑身脑袋疼呢，原来是装的。”
    尤峡制止他：“小声点儿”，他看了看外面：“既然进来了，就得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想当初，贺大姐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将近三年，后来是王稼祥到莫斯科为夫人朱仲丽治病…… ”
    “不对，”梁效打断他：“应该是罗荣桓元帅。”
    “甭管是谁了，经反复交涉，才将贺子珍从伊万诺夫精神病院接了出来…… ”

耿于天

5.中美合作所

    对于尤峡这种老油条，院里的态度一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他别瞎折腾，大家就相安无事，像从前一样，关上个把月，等风头过去，找个机会把他放了。真正让医生们头疼的，是另一个叫魏群的“病人”。
    魏群是和尤峡一起被抓进来的，那晚的突袭行动中，“访民”中反抗最激烈的就是他，无奈双拳难敌四手，最终还是被捆了回来。与尤峡等人的泰然自若不同，自从来到院里，这个魏群就没消停过，说自己不是“访民”，而是省里派下来暗访的“特派员”，吵着要打电话，并要求市精神病院立即无条件放人，不然“后果自负”。院里的医护人员当然不听这一套，这些他们见多了，“强制送医”的病人，几乎个个都是带着“秘密任务”的“特派员”，越这么说，越说明病得不轻，至于威胁，当然更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按照以往的经验，对付这些“特派员”的方法很简单，绑上几天，再打几针，基本也就老实的。可魏群这个“特派员”却有些特别，似乎格外固执，各种招数都使尽了，还是故我，一口咬定自己是省里派下来执行秘密暗访任务的。不仅拒绝一切治疗，还对医生、护士们恶语相向，让他们“等着”，自己有朝一日逃出去，“有你们好瞧的”，甚至多次试图逃跑或抢夺护士站里的电话。
    在魏群的“带动”下，病区里其他那些原本还算老实的病人，也都开始蠢蠢欲动。魏群这家伙挺有号召力，进来没几天，已经争取到了不少病友的支持，再让他这么折腾下去，怕是离“炸号”、“暴狱”不远了。看起来，不发大招是不行了，邓开通知项鲲鹏，准备对魏群实施“电抽”治疗……
    邓开所说的“电抽”，全称为“电抽搐疗法”，指以一定量的电流通过大脑，引起意识丧失和痉挛发作，进而达到消除或缓解症状的目的。电抽搐疗法的起源很有趣，准确地说，它其实始于一个错误的观念：20世纪初，有医生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短时间癫痫发作，其间精神症状有所缓解，因此，精神病学家们猜测分裂症和癫痫可能是互不相容的，可以通过诱发一者而达到抑制另一者的目的。至20世纪中期，随着精神类药物的大量问世，以及对分裂症及癫痫发病原理的深入探索，学术界逐渐推翻了先前二者互不相容的猜测，西方对电抽搐疗法的应用也逐渐减少，但在我国，它依旧被很多医生当成对付难治性精神疾病的终极大杀器。
    五岳市精神病院的“电抽搐治疗室”位于住院部一层的最西侧，由于五岳市纬度和住院部大楼坐落方位的原因，这里虽装有几面宽大的半落地窗，却终日笼罩在晦暗的阴影中，显得很肃杀。尤其是夏秋两季，窗外花圃树丛中，一阵阵孤独而凄厉的虫鸣不时传来，让置身其间的人浑身不自在，“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即使是院里的医护人员，也轻易不到这里来，而病人们，则将这间治疗室称作“中美合作所”。之所以这样叫，大致有两个原因，一者，五岳市精神病院电抽搐治疗室使用的治疗仪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二者，该治疗室的负责人、主任医师项鲲鹏也有着赴美游学的履历……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中美合作所，和渣滓洞、白公馆属于一个系列，都是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的魔窟，可事实上，这个认识是没有丝毫史实依据的。中美合作所是“二战”期间建立的战时跨国军事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并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策应盟军的反攻。1945年下半年，中美合作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停止工作，美方人员随即相继撤离，那时，国共还在重庆谈判，离内战还远着呢。
    虽然中美合作所没有参与过任何针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迫害活动，但国民党情报机构的一批骨干有着中美合作所背景确实不争的事实，当然，这就不是美国人能管得了的了。当初训练他们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日本投降后，这些人选择为谁效力是人家自己的权利，总不能卸磨杀驴，像武侠小说里那样，想叛出师门先要自废武功吧……
    和那些拥有中美合作所背景、后来疯狂迫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一样，五岳市精神病院电抽搐治疗室的项鲲鹏医生也同美国有着很深的渊源。项鲲鹏的父亲是老西南联大的学生，主修电学，毕业后赴美深造，50年代受感召回到新中国，就职于某国防科研院所。受父亲的影响，项鲲鹏从小就对电有着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自己设计制造了不少和电有关的小玩意儿。后来，项鲲鹏考入五岳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设计时，同学们有的做了改良变压器、有的做了真空灭弧器、有的做了无功补偿器，项鲲鹏的作品就要新颖许多，他做了一台电椅。
    很多人或许都不知道，电椅的发明者其实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起初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交流电的危害。大多数人都以为，用电椅实施死刑是很痛苦的，可事实却正相反，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引入电刑，恰恰因为它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痛苦最小的死刑方式，在通电的最初二百四十分之一秒内，犯人已被电流击昏，不会感觉到痛苦。
    而项鲲鹏做的改良型电椅，功能与爱迪生的设计正好相反，后者是为了在尽可能不给犯人造成痛苦的前提下摧毁躯体，前者则是要在不摧毁躯体的前提下制造尽可能大的痛苦。坦率讲，项鲲鹏的设计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独创性，但毕业设计指导小组的老师们认为这个作品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且动机可疑，经反复讨论，勉强以及格成绩让项鲲鹏毕了业，本来还考虑要将他留校，也作罢了。
    项鲲鹏对此很生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果然，不久以后，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那时候，国内有电抽搐治疗的精神科医院还不多，五岳市精神病院敢为天下先，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无意中听说五岳大学有个年轻人设计了一台电椅，大喜过望，将项鲲鹏招入麾下，专门负责筹建电抽搐治疗室。
    电抽搐治疗室刚刚成立时，可谓筚路蓝缕，连使用的治疗设备都是项鲲鹏自己攒的。美其名曰治疗室，其实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别说医生，连护士都不愿意来，毕竟，这跟打针吃药不一样，动辄几百伏的电压，弄不好容易伤敌一万自损八千。
    当然，如今的五岳市电抽搐治疗室早已鸟枪换炮。几年前，院里专门拨出经费，从美国采购了一台当今全球最尖端的“ThymatronⅣ型”电抽搐治疗仪，该治疗仪采用全自动控制，电源与市电独立，四通道热敏打印，不借助电脑就能储存相关数据，并可对数据波形进行声化处理，治疗脉冲也是同类产品中最小的，改正弦波为矩形波，对记忆、认知刺激十分有限。为此，项鲲鹏还专门赴美培训了半年多时间。也正是从那时起，市精神病院的病人们开始将这个治疗室称作“中美合作所”。
    然而，正如同中美合作所中美方为对付日军而训练的特工人员，日后都成为迫害革命者的刽子手一样，再先进的仪器，到了某些中国人手中，用途都会发生变异。“ThymatronⅣ型”原本是“改良式电抽搐”治疗仪，治疗前，先通过静脉注射硫苯妥钠诱导入睡，再给予氯化琥珀酰胆碱静注，通电时，患者不出现剧烈癫痫抽搐，仍可达到治疗效果。可治疗仪到货并试运行了几次后，曾抗美、邓开、项鲲鹏等人均感到十分不满意，在他们看来，电抽搐的存在，治疗效果好坏都在其次，关键是能起到对病人的威慑作用，如今，痛苦没了，威慑也就没了。
    为此，项鲲鹏对“ThymatronⅣ型”治疗仪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重新变回非麻醉式电抽搐，充分利用该机型的安全性，最大程度地提高输出功率，将治疗过程变得更加刺激。同重庆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一样，五岳市精神病院的“中美合作所”一样是“枉担了虚名”，美国人一定是没听说过南橘北枳的典故，否则也不会一次次地平白替人挨骂……
    “我再说一遍，我是省里派下来的人，你们这样做是要后悔的！”魏群被几个身形魁梧的护士架进住院部一层西侧的电抽搐治疗室，不住叫骂。
    项鲲鹏和助手笑吟吟地等候在床边：“来啦，床上请吧。”
    “我告诉你们，我是省里的人，等我出去，你们一个也好不了！”魏群挣扎着。
    项鲲鹏还是面带微笑：“好，把从‘省里’远道而来的同志请到床上来。”
    魏群奋力挣扎，一肘捣在一个架住他胳膊的护士小腹上：“我是省里…… ”
    被击中腹部的护士急了：“我是‘省里’他爸爸，”他用铁钳般的大手卡住魏群的脖子，将其按倒在床上，其余几个人趁势捉住他的肩、肘、髋、膝等关节和四肢，将其牢牢捆住。
    魏群虽然身体动弹不得，口中依旧叫骂着：“你们这帮蠢货，等我出去，你们都没有好下场！”
    一个护士左手掐住魏群的双颊，右手紧压下颌，逼迫其张开嘴，另一个护士迅速将缠有纱布的橡胶材质牙托塞到魏群上下臼齿之间：“实话告诉你，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

耿于天

6.完了

    就在魏群被送进电抽搐治疗室的同时，正在院长办公室晒太阳养神的邓开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争吵声惊醒。
    “谁啊？”美美的下午觉无端被打断，邓开有些不高兴。
    打开门，一伙儿人横冲直撞地闯进来，为首的是一男一女。
    “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跟你们说了么，见院长得先预约，”院保卫科科长跟在他们身后，拉拉扯扯。
    “走开，”闯进来的那个男人虽然看起来并不算魁梧，但似乎练过几下子，一把将保卫科长推得一溜儿跟头。
    “你们是什么人，知道这是哪儿么，敢这么撒野，你…… ”邓开刚要发作，忽然发现那个女的居然是陈晚晴：“陈，陈秘书长，您怎么来了…… ”除先前将郭光接走时曾接到陈晚晴遣人打来的一个电话外，邓开与她从有过任何交往，不知今天太阳从哪边升起来了。
    陈晚晴没有理邓开，转向身边那位男士：“这位是省纪委副书记姚终南同志，有话要问你。”
    “姚，姚副…… 姚书记好…… ”邓开更觉摸不着头脑：“您…… 您有何见教…… ”他这才意识到大家一直在站着说话，赶紧招呼：“您二位先坐，先坐，看茶啊，”邓开将自己的老板椅推过来：“您坐这儿。”
    姚终南伸手挡开他：“不必，有些情况，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他已经习惯了纪委办案的话语系统，遇到任何陌生人时，都是这个口气。
    “您说，您说，我一定积极配合…… ”邓开忽然发现自己无意中已变得像是正在接受调查。
    “你认识一个叫魏群的人么？”
    “魏群？那个‘特派员’？”一种不祥的预感向邓开袭来：“他…… 您…… 我…… 我们…… ”
    “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姚终南厉声。
    “您？您认识魏群？”
    “我是问你认识不认识，”姚终南的语气越来越严厉，一双鹰眼令邓开不敢直视。
    “魏处长是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也是姚书记秘书班子的主要负责人，”陈晚晴冷冷地：“前不久，魏处长受姚书记委派，来五岳市暗访，几天以前忽然失去了联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有人看见，是你们院里的人把魏处长从市政府门前强行带走的…… ”
    上一次的五岳之行，经历了“九魔一魇”的惊魂一刻，又看了陈晚晴、范兆光、“智尚”联袂出演的悬疑大戏，姚终南虽未动声色，但早已心知肚明，这是给自己设的一个局，抛个钩等着自己咬，动机无非是借他的手对姬光复不利。虽说是局，但陈晚晴大费周折反映的情况，也的确引起了姚终南的重视，尤其是在得知这件事的背景很深，且与“石墙街”拆迁改造中的官商勾结有关后。姚终南是个非常老练的纪检监察干部，做事向来内紧外松，表面上，他似乎没有“咬钩”，可暗地里，调查取证工作一直没有停，同时向省里的有关领导通报了此事。
    自从马砯的事情之后，省里对五岳的情况就早有不满，一直想找个机会搅搅死水、掺掺沙子，正好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为此，姚终南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魏群派了下来，到五岳市暗访相关情况，为最终的收网做准备……
    邓开汗如雨下，愣了几秒后，扑向办公桌上的电话，却忘了老板椅已经被推走，一屁股坐翻在地。七手八脚爬起来，哆哆嗦嗦地拿起电话听筒，右手却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拨了几遍号码都拨错了，有的拨到了传达室，有的拨到了“同性恋治疗中心”，有的拨到了女病区，有的拨到了“反社会人格治疗部”，只得按掉重来。
    不知反复了多少次，终于拨通了电抽搐治疗室的电话，那头传来项鲲鹏的声音：“找谁？”
    “找你，是我！”
    “哦，院长啊，”项鲲鹏心情似乎大好，语带笑意。
    “那…… 那个魏…… 魏…… ”邓开的舌头也开始不灵便：“魏…… ”
    “魏群啊，”电话那头传来众人的笑声：“您放心吧，已经完事了。”
    “完，完了？”
    “对，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