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和吕菲菲结婚的时间已经不短，但国永兴和她始终保持着同居不同床的状态，表面上是出于对菲菲和许万年的尊重，然而，国永兴心中却有另一番打算。在他看来，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尽管配不上吕菲菲，可好歹也算个处男，迷恋菲菲多年不假，但若要让他把第一次献给已经‘服侍’过许万年的吕菲菲，国永兴依旧有些不大情愿，故而‘正事’始终拖着没办。后来，父亲国维民给他出了个‘四角俱全’的主意，便是要先找个同样未经人事的女孩儿同赴巫山后，再和吕菲菲……
就在不久以前，国永兴的机会出现了。
这是个维族女孩儿，名叫‘阿依努尔’，在维吾尔语中是‘月光’的意思。
如今大城市里的姑娘们，在着装方面的确是越来越新奇大胆了，有人调侃说：过去的泳装是‘扒开泳装才能看见屁股’，现在的可好，是‘扒开屁股才能看见泳装’。与她们不同，阿依努尔的穿着打扮一向素净大方，国永兴头回见到她时，阿依努尔一袭飘逸的长裙，白地蓝绣，如青花瓷般静谧雅致，裙子是她自己亲手做的，故而格外得体，以维族独特的艾德来斯绸缎为材质，既妥帖又柔和，款式带有维吾尔的‘坎利克’风格，青春洋溢，却不失羞赧。
最让国永兴着迷的是阿依努尔那双闪烁的大眼睛，毫不夸张地说，国永兴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眸，即便曾经让他魂牵梦萦、食不甘味的吕菲菲，也无法与之相比。
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汉民族）眼睛的内角处都有一个明显皮褶，由上眼睑处向下微微褶住泪阜，对于矮鼻梁或单眼皮的人来说，此现象尤其突出，这个皮褶就是所谓的‘蒙古褶’。人类学研究表明，‘蒙古褶’出现在东亚人种身上并非偶然，自远古时代起，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始终干燥多风，为应对这种自然环境，先民们逐渐进化出了‘蒙古褶’，这个小小的皮褶可以有效抵御风沙，避免过多刺激泪腺。不少西方人在春季来到中国北方都很不适应，稍微一刮风，眼睛里就开始不停地进沙子，导致发炎、肿胀、流泪不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蒙古褶’造成的。
传统上，中国人的审美并不排斥‘蒙古褶’，倘若外眼角再能微微上挑，就成了著名的‘丹凤眼’。旧时，人们大都以能拥有一双‘丹凤眼’而感到自豪，‘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向来是古典东方美女的典型特征，男人也不例外，曾国藩在《冰鉴注评》中说‘目如凤凰，必定高官’。古代中国人性格含蓄，‘丹凤眼’深藏不露、神光照人，显得既睿智又不失温婉，颇得其要。
可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人也开始爱上了西方式的大眼睛，阿依努尔就是典型。那一双明眸，活像一对刚从树上采下的水杏，顾盼生辉，炯炯有神，真好似欲说还休一般，如一湾秋水，像满天寒星，沉甸甸地，就那样摇啊摇啊，摇得人揪心，摇得人迫不及待地想去一探究竟。
漫说是一向见着美女走不动道儿国永兴，就连单位里那些年龄相仿的女同事，也大都羡慕阿依努尔生就的‘双瞳剪水’，没办法，这就是人种的差异，汉族女孩儿就算到韩国去‘开眼角’，怕是也难逃东施效颦的宿命。其实，西方人反倒更倾心中国人的小眼睛，比方说超模吕燕，中国人觉得很‘丑’，但西方人却喜欢得不得了，很多国际品牌的名车甚至直接将车灯设计成‘丹凤眼’的形状。审美就是这样，难免‘这山望着那山高’，如同男女间的关系，‘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奸，奸不如没奸成…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国永兴放着家中如花似玉的吕菲菲不用、反而挖空心思在外面‘打野食’的原因之一吧。
阿依努尔出生在天山南麓的一个小牧村里，背枕皑皑雪山，前望碧波瑶池，风光旖旎，宛若仙境，维族牧民世代居住在这里，逐水草而居，恬然自安。然而，自19世纪后期开始，内地汉族人大批移民新疆，天山南北大多数水草丰美的牧场都给他们占据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人则被驱赶到偏僻荒凉、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地方。
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与宣传中，新疆好像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似乎倘若没有汉族人的‘支援’和‘帮助’，维吾尔人早就饿死、冻死了，看起来，他们应该对掌握着‘先进文明’的汉人感激涕零才对，可情况果真如此么？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总面积约167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是我国境内最大的省区，群山峻岭、戈壁绿洲之间，蕴藏着无数‘粮仓’、‘肉库’、‘油盆’、‘煤海’，已探明的130多中矿产中，相当部分的储量、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原油总储量300亿吨、天然气15000亿立方米、煤炭25000亿吨、锂60万吨、镍100万吨、铜250万吨、云母8万吨、黄金20万公斤…… 大家可以一起来算笔账，现今，新疆每年资源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万亿元，区内维吾尔族人口约800万，即便只是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那样躺在家里卖资源，人均年GDP也可以高达15000美元左右。可事实上，经多年‘高速发展’，新疆现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也只有可怜的10000元人民币，这还是连同城里富裕的汉人一起计算在内，落实到维族牧民头上，能温饱就不错了。
阿依努尔的家乡在一片‘煤海’之上，这里的矿藏品位高、储量大，截止目前，年产能已经达到200余万吨。因煤层埋藏浅，故而采取的是露天开采的方法，于是麻烦来了：首先，地表植被破坏极其严重，露天开采，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挖开地表，从理论上来讲，某一区块的煤层开采结束，是要对当地进行回填、植被再造的，可这需要成本，显然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于是乎，就像医生动完手术不给病人缝合一样，挖开的地表就那样长期裸露着，日久天长，土壤逐渐沙化，原有植被想恢复也不能了；其次，众所周知，煤炭中含有相当比例的硫元素，这些硫在采矿过程中会混入当地水体，造成水源污染，并导致土壤酸化。简而言之，露天煤矿开始采掘后几年，当地曾经绿草荫荫、牛羊成群的牧场就被彻底毁掉了，一车车原煤运往内地，留下的只有连片黄沙、千沟万壑。
在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动物摄取食物时都很‘讲究’，这种讲究主要体现为节制。牛羊吃草时，一片草场上的青草吃得差不多了，就会转移到另一片草场上，猴子、猩猩采食果实时也一样，一片树林的果实摘得差不多了，就会转移到另一片树林当中。这种有节制的食物摄取对自然界有益无害，青草的顶部被牛羊啃食掉，有利于促进它更快地生长，树木的果实被猴子、猩猩摘走，来年会长出更多，植物学研究证明，有动物来摄取食物的植被较之那些无人闻津的植被富含更多营养，这是上帝在造物之初就设计好的，不同物种相依相随，毫厘不差。
不过，这个规律并非绝对，偏偏有些物种对自然环境所起到的作用就不是保护、而是破坏，猪就是很好的例子。猪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杂’得离谱，‘杂’得不可理喻，凡是能嚼烂咽下肚去的东西，猪一向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家猪是这样，野猪更是如此，猪群所到之处，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不剩，连草根、书皮也不放过，威力不亚于蝗虫，再茂盛的植被，只要被野猪群看上，其结果只能是遭遇灭顶之灾。猪的这种特性是由其生理结构造成的，它们没有反刍能力，不能反刍就意味着对食物利用的效率很低，牛羊等反刍动物的排泄物很少，大部分很难消化的粗纤维都被它们神奇地吸收了，可猪却不行，以它们的消化能力，像其它偶蹄动物那样只吃青草肯定得饿死，所以见什么吃什么，而且大部分食物都被其糟蹋了，怎么进去的，又怎么出来了，很多时候，你甚至能从猪的粪便中判断出它们上顿吃的是什么。
近年来，‘科学发展’这个词越来越被中国人所熟知，坦率讲，我们的确是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发展’实在是太不‘科学’了。去过欧洲的人都会为那里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环境所折服，实际上，欧洲的‘文明史’一点儿也不比中国短，同样的自然禀赋，在西方人手中为什么就能完好如初呢？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用‘满目创痍’来形容绝不为过，越是‘历史积淀’深厚的地区越是如此，各种可再生、不可再生资源都会一扫而光，就像野猪光顾过的草场、丛林一样，带走繁华，留下荒芜。资源耗尽后，便会盯上邻居们的地盘，陆地、海洋、天空，所有能用来掠夺和破坏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放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破坏——扩张——再破坏——再扩张’的死循环始终在延续，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之所以很多中国人会对领土问题如此之敏感，归根到底是由发展方式决定的，一旦‘生存空间’被限制住，‘破坏——扩张——再破坏——再扩张’的循环便难以为继，末日也就为时不远了。
不过别担心，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供我们‘蚕食’，比如阿依努尔那曾经美丽的家乡。当然，这是需要有人付出代价的，阿依努尔家和乡亲们失去了草场，赖以生存的依靠就没了，为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当地政府‘适时’推出了‘产业升级’计划，简单说就是让牧民到矿上做工。露天煤矿虽然没有塌方、爆炸的危险，但劳动条件并不比矿井强，牧民没有相关技能，只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很大，收入却仅够糊口。
然而，这种微薄的生活也没能持久，去年，阿依努尔的父母因长期积劳、又缺少必要劳动保护措施，双双患上了结核病。牧区不比城市，没有可靠的医疗保险制度（当然，城市里的社保也不怎么靠得住），得了病只能自己负担，阿依努尔家一直惨淡度日，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很快用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没办法，只能靠她这个独生女外出打工来给父母筹措医药费用了。‘万幸’的是，由于阿依努尔家所在地区的‘汉化’教育一直开展得比较好，她除本民族的维语外，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事资源贸易的保沃集团在新疆有不少项目，很多公文往来都需要汉维语互译，故而阿依努尔来到平津后不久，就在集团总部找到了可以发挥专长的职位。
2011年7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新任副助理国务卿金茂伊（Kin Moy）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举行会谈，可很多大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却都不约而同地将金茂伊的职衔翻译成了‘副助理国务卿帮办’，可实际上，人家美国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职务。科普一下，美国国务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或Department of States）成立于1789年9月，由总统直接领导，全权负责管理美国外交及内政事务，主官为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s），国务卿以下设六位副国务卿（Deputy Secretary）及次国务卿（Under Secretary），各副卿、次卿下为各事务局，每个局设一名主官、一名次官，主官称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次官称副助理国务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此次访问台湾的金茂伊是隶属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副助理国务卿，政务副卿下设八个局，其中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局（Bureau of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的现任主官为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次官就是这位金茂伊先生。附带说一句，西方的政府机构里副职很少，通常就是一正一副，不像中国，据相关新闻报道，四川某县有十四个副县长，山东某县有十五个县长助理（副县长级）。
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中，政府成立了很多新兴部门，这些部门的副职常被称作‘会办’、‘帮办’、‘襄办’等名。如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由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头号红人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挪用海军军费给慈禧修颐和园的就是他），李鸿章任‘会办’、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任‘帮办’（曾国藩13年前已经去世）。由于历史和习惯原因，港台地区至今仍沿用了‘帮办’这一说法，常将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和‘次国务卿’翻译为‘国务卿帮办’、将‘副助理国务卿’翻译为‘助理国务卿帮办’。然而，‘副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帮办’这两种叫法你只能择其一，不能混在一起称作‘副助理国务卿帮办’，这下就成了‘助理的助理的助理’，可事实上，国务卿只有‘助理’和‘助理的助理’，并没有‘助理的助理的助理’。
在访问台湾后不久，这位副助理国务卿金茂伊也访问了大陆，会见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外交部长杨洁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家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等军政高官，可见人家的级别并不低。有趣的是，金茂伊访问台湾时的官衔是‘副助理国务卿帮办’，可一来大陆，立刻变回了‘副助理国务卿’，更有甚者，美国负责经济与贸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在访问台湾时，被大陆媒体‘连降两级’，也成了‘副助理国务卿帮办’。这样做的动机昭然若揭，无非是想矮化人家台湾，不管是‘助理’还是‘助理的助理’，到了台湾这面‘哈哈镜’跟前，全变成‘助理的助理的助理’。
看中阿依努尔后不久，国永兴就效法当初许万年将吕菲菲搞到手的招数，先弄到自己身边，以后再想办法慢慢发展。在保沃集团中，何平是总裁闵榕的助理，国永兴是何平的助理，也就是‘助理的助理’，调换工作后的阿依努尔是国永兴的助理，真成了‘副助理国务卿帮办’——‘助理的助理的助理’。别看阿依努尔只是个‘助理的助理的助理’，待遇却不低，月薪一万二，每年发十六个月的工资，外加两份商业保险，这还没有将那些更为可观的隐性福利计算在内。有福之人不用忙，弹指间，她已经跻身高级白领之列，父母那边治病、调养的开销自然不在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