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股浪语》连载

耿于天

14. 不邪淫

     根据天台宗《大智度论》，沙弥及沙弥尼，也就是出家人，应受十戒，分别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歌舞观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宝物，而佛门四众弟子，也就是在家修行的信众，要受五戒，与十戒中的前五项重叠，只是将‘不淫欲’改为‘不邪淫’……
    毕竟，蓝贝儿是梁韦国渴望已久的女子，一朝追到手，自然乐在其中。故而，结婚后最初的那段时间，两人的‘夫妻生活’还是很和谐的，尽管激情四射，但基本还符合‘不邪淫’的准则。
    然而，随着最初的神秘感褪去，梁韦国对贝儿的需求也渐渐不如从前了，加之他频繁出入各种或合法或不合法的风化场所，早就对女人有了免疫力。因此，若要长久的保持激情，就需要添加些额外的刺激，梁韦国选择的方式是‘RPG’，也就是所谓的‘角色扮演’。
    当初装修新房时，梁韦国执意要在主卧内安装两根并排钢管，由地面直达天花板，当时贝儿就曾表示过不解，被梁韦国敷衍过去，现在才知道，那是用来捆人的架子。梁韦国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是‘日本鬼子’，穿着专门托人从影视基地买来的军服，蓝贝儿自然被迫成为了‘花姑娘’，衣衫不整，五花大绑在钢管上，麻绳如灵蛇般在身上来去盘绕，勾勒出她有致的曲线。
    除服装外，梁韦国还有一整套‘专业设备’，皮鞭、手铐、脚镣、吊索、胶布、球塞、束带、夹头、滴蜡等等，应有尽有，成人用品商店都未必有他这里全。当然，由于装备是专业的，虽然看着吓人，其实并不会真伤到蓝贝儿，比如那条皮鞭是绒面软羊皮做的，无论用多大力气，抽在身上最多也只是浅浅的一道红印而已，滴蜡也是特质的，纯进口低温美容蜡，燃烧时不超过五十度，据说从前是专为走江湖的骗子预备的。
    在角色扮演中，梁韦国体验的更多是一种精神快感，充当‘日本鬼子’蹂躏中国‘花姑娘’，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说实话，这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悲哀，如同那些雷人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一样，‘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任何事物超过了‘度’都会走向反面。民族仇恨煽动得太多，大家反倒没什么感觉了，爱国一旦变得廉价，注定难逃沦为儿戏的命运……
    尽管梁韦国在和贝儿的闺房之乐中玩儿得挺邪乎，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处处要求妻子坚守‘不邪淫’的准则，就像中国的那些精英，惯于玩弄双重标准，靠宣扬排外来谋取私利，骨子里却比谁都崇洋。
    梁韦国首先挑剔的是蓝贝儿的衣着：‘你就穿成这样去上班？’
    贝儿莫名其妙：‘我不一直这样么？’
    ‘你不觉得这裙子太短了么？’
    ‘裙子？’她看看身上的职业套装：‘不短啊，这都是标准尺寸的。’
    ‘什么标准，连膝盖都不到，露着半截大腿，算怎么回事儿啊？’
    ‘哪儿露大腿了，不是都挡着呢么？’
    ‘现在看当然挡着了，要是一坐下呢，不全看见了，很多家伙专挑你这样的女人。’
    蓝贝儿有些不高兴：‘你到外面去看看，哪个职业女性不这样？’
    梁韦国语带讥讽、阴阳怪气：‘职业女性好啊，一天到晚泡在办公室里，跟男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
贝儿尴尬地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其实，梁韦国婚前还曾经不止一次鼓励蓝贝儿穿短裙，说那样吉利。著名经济学家、美国仲裁协会创始人乔治·泰勒曾提出过一个‘裙摆指数’(hemline index)，认为女性裙摆距地面高度与证券市场盛衰成正比。研究者曾根据纽约最有名的女装店‘Smith Barney’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一百年间不同长度裙装销售量变化与股票指数运行进行对照分析，结果竟惊人吻合……
    第二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小喜欢穿裙子的蓝贝儿特地换了身休闲装。
    更衣完毕的贝儿正准备出门，卫生间内响起冲水的声音，随即，梁韦国从里面出来，一边系着裤子，嘴里叼着本杂志。
    蓝贝儿眼睛一转，走到梁韦国面前：‘我今天这身没问题吧？看，捂得多严实，你的宝贝都藏着呢，放心了吧。’
    梁韦国抬眼随便扫了一下贝儿那条紧身牛仔裤，小声嘟囔了一句：‘跟光着屁股差不多。’
    蓝贝儿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
    梁韦国若无其事地走到餐桌前坐下，吃着上厕所前没有吃完的早点。
    蓝贝儿跟过来：‘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跟光着屁股差不多’？’
    ‘耳朵还挺长的。’
    ‘多新鲜啊，要是有人这么说你，你能装听不见么？麻烦您告诉我，这哪点儿像光着屁股了？’
    梁韦国嗤笑：‘怎么不像，包得那么紧，沟沟坎坎都能看出来，跟光着有什么区别？正经女人谁穿这个？整天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自己也不知道检点点儿。’
    蓝贝儿哭笑不得：‘这裤子也不是我设计的，人家就这种款式，再说了，你原先也不是老派的人啊，这条裤子可是当初你给我买的，还总说我穿上显得腰细腿长，现在又说我不正经。’
    ‘我可没说你不正经，别往自己头上找骂。’
    蓝贝儿赌气：‘这样得了，以后我穿什么衣服你说了算，行么，无事生非，横挑鼻子竖挑眼，穿个衣服还得看你的脸色…… ’

耿于天

15. 人以类聚

    数月前梁韦国与蓝贝儿结婚时，裘实不仅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安排市里一大批政界、军界、商界名流出席婚礼，为韦国挣足了面子，本人还送了一份大礼。但梁韦国近期一直很忙，没来得及登门道谢，‘远朋’的事情彻底停当后，他专门找了一天，去裘实府上拜访……
    裘家发迹是从他祖父那一代开始的，老爷子原名裘仁忠，后改为裘任重，家境可以说是贫寒到了极点，靠给地主和富农家打短工为生，和阿Q一样，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1929年九州市发生严重饥荒，酿成灾民暴动，裘任重参与其间，因其骁勇机智，很快被公推为首领，从此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倥偬半生，‘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建国后，裘任重被授予少将军衔，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享受行政八级（准兵团级）待遇，曾任某大军区副参谋长。裘任重一生刚直不阿，60年代，在一次与军内‘造反派’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突发中风，不幸辞世。
    裘任重膝下两男一女，裘实的父亲裘亦工是其长子太郎，早年间一直在省里工作，后因故调回九州市任纪委书记，仕途末期重回省城，以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致仕。九州市现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郝治平是裘亦工的老部下，颇有提携之功，郝治平能进入常委班子，据说就是裘亦工回省城前极力保举的，他同时也将儿子裘实托付给了郝治平。后者自然不会辜负老首长的信任，投桃报李，短短十年间，裘实已经从一名普通的机关秘书，一路成长为郝市长的‘大秘’、市府办公室副主任。
    前清时，爵位分‘功封’与‘恩封’两大类，功封有公、伯、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共九级二十七等，恩封有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一至三等镇国将军、一至三等辅国将军、一至三等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十四级。其中，恩封爵位在承袭时有两种情况：一是‘八大铁帽子王（后增加至十二家）’的‘世袭罔替’，嫡长子继承，不降级；绝大多数属于第二种，即‘降等世袭’，嫡长子继承爵位时，要在父辈的基础上降一级，当然，这种‘降等’是有极限的，亲王子孙降到奉恩镇国公为止，郡王子孙降到奉恩辅国公为止，贝勒子孙降到不入八分镇国公为止，贝子子孙降到不入八分辅国公为止，以此类推……
    裘家的情况也很类似；裘任重的‘行政八级’折合成现在的级别，怎么说也得到省部一级；裘亦工最高的职务是九州市纪委书记，理论上应为副局级，因为是纪委，一把手通常高配半级，享受正厅局待遇；到了裘实这一代，虽一直工作在市长身边，手握实权，但细追究起来，不过是个处级干部，而且至今仍是个副的，和显赫的列祖列宗根本没法比。表面上看起来，裘家人的官好像是越做越小了，但换个角度想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经过近十年的酝酿，中国证券市场终于在2009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创业板’，首批二十八家上市公司的规模虽普遍很有限，但溢价水平却高得吓人，发行价可以达到净资产十倍以上。假设有这样一家公司X，发行前总股本一亿股，每股净资产两元，大股东Y拥有其中的八千万股，总股本的百分之八十。该公司经证券机构保荐登陆‘创业板’，IPO发行四千万股，每股发行价二十五元，发行完成后，X公司总股本增加至一亿四千万股，净资产十二亿元。此时，大股东Y手中的八千万股从占总股本的百分之八十被稀释至百分之五十七（类似前清贵族或裘家人的‘降等世袭’），控制力似乎不如过去了。但那不过是些障眼法，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大股东Y依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一如‘降等世袭’存在极限一样，亲王、郡王的子孙再怎么降也降不成平民百姓），仍旧可以乾纲独断、我行我素，小股东们还是没有发言权；其次，X公司经高溢价IPO后，每股净资产由两元激增至八点五元以上，大股东Y手中那八千万股的总价值也由先前的一亿六千万元上涨到近七亿元，翻了两番多，瞬间完成小平同志规划中需要二十年做到的事情；再者，创业板公司的股票在二级市场开始挂牌后，交易价格较之发行价亦大幅上扬，仅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就达到百分之一百，至于X公司的那位大股东Y，八千万股乘以市价五十元，没错，整整四十个亿，身家变魔术般地翻了数十倍……
    同理，虽然官职比不上裘任重和裘亦工，但同廉洁奉公的祖父、父亲相比，裘实的经济实力却远出其上。
    裘实自豪地指引梁韦国在自家客厅里的多宝格前欣赏那些花费不菲的古玩收藏。
    梁韦国啧啧赞叹：‘早就听说裘哥志趣高雅，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啊，依我看，您快能开私人博物馆了。’
    ‘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那可是炫富游戏，我还差得远呢。’
    ‘炫富也不错嘛，至少让大家顺便开了眼，’梁韦国发现墙角处放着两个大纸箱，与客厅里古典幽雅的气氛很不协调：‘那是什么？’他走过去打开箱子：‘哦，是唐三彩，’从中拿出一个造型神采熠熠的素色陶马把玩着。
    裘实：‘不全是，有的是五代、宋、元时期的，也有的年代早些，是南北朝时的。’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摆出来，改天我找人给您再多打几架多宝阁，您喜欢紫檀还是黄花梨？’
    裘实：‘不不，这些都是明器，给死人陪葬用的东西，‘神明之器’，摆出来看着多别扭啊。’
    梁韦国一听是给死人陪葬用的，险些把手里的三彩马扔在地上。
    ‘别紧张，死人也是人嘛，咱们早晚都有那么一天，’还好，在这一点上，裘实身上多少残存着些许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影子。
    梁韦国：‘给死人陪葬用这些东西？太奢侈了吧？’
    ‘这算什么奢侈啊，你现在觉得它们是古董，几百年、上千年前刚烧出来的时候可不是…… ’
    先秦时代，贵族死后都是用活人陪葬，后来觉得成本太高、也不大人道，就换成了人形的‘俑’，有木制的、陶制的、石制的等等。刚开始的时候，俑做得很逼真，很真人一模一样，连头发都有，十分骇人。孔子很厌恶这种做法，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这种人形俑的，一定会断子绝孙’（很多人以为‘俑’通‘怂恿’的‘恿’，以讹传讹）。
    后来，俑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从奴仆、舞乐、士兵、依仗到鞍马、牛车、牲畜、器皿再到楼阁、亭台、居室、仓房，应有尽有。生前有什么，死后也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享用，生前没有的，死后正好把缺憾弥补上。因而，俑有些像今天的模型或者玩具，成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和再现，对于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到了明清，陶俑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纸扎的明器。
    其实，俑原本不值钱，历朝历代都有出土，但人们觉得是给死人用的，不吉利，往往挖出来就给砸了。直到近代以后，由于西方人比较喜欢这路东西，价值才渐渐被人们所认可……
    梁韦国受教点头：‘怪不得您不愿意摆出来呢，好看倒是好看，但知其所以然之后是觉得挺别扭的。’
    ‘在家里摆几个唐三彩，那感觉就跟放了一溜花圈似的，再好看也没这么干的。’
    参观已毕，两人走到沙发旁坐下，梁韦国仍在忙不迭地恭维着裘实：‘我以后得多上您这儿来，受受历史文化教育，又有这么多实物作为例证，比在教室里听课生动多了。’
    ‘孺子可教。其实我也是买得多了、久病成医，’裘实神秘地笑着：‘你知道我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要搞收藏的么？’
    梁韦国摇头，这种情况下，即使能猜到也得装糊涂。
    ‘当着老弟你，我也不掖着藏着了，咱们知根知底，没什么可隐瞒的，’裘实毫不掩饰：‘你是知道的，像我这样吃官饭的人，难免会有一些不大能摆得上桌面的收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灰色、黑色收入。’
    梁韦国满不在乎地：‘这很正常，就拿您来说吧，名义上是市长秘书，其实谁不知道，有个什么大事小情还不得您拿主意，管着这个大个摊子，每月才五六千块钱死工资，我们看着都不落忍，当然得广开财路，能者多劳，自然也应该多得嘛…… ’
    可问题是，这些灰色、黑色收入是很烫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抓到把柄。钱到手之后，你敢花么？敢存到银行么？敢拿来投资么？只要一露富，完了，自投罗网，马上就得被纪委、反贪局找去‘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说不清楚就治你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所以，得给这些钱找个既合理、又隐蔽的去处。
    于是乎，裘实就想到了古玩收藏。这种投资有个巨大的好处，除了公开的拍卖之外，一般日常交易都是买卖双方私下进行，究竟多少钱成交，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行有这行的规矩，只要东西过了手，就不能找后账，亲娘老子都不认，因此，谁也不知道你这些玩意儿是花多少钱买的。某件东西值多少钱和你花了多少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打了眼，把赝品当成真品买回来，值十块钱的东西可能花了一百万，捡了漏，用赝品的价格买到了真品，值一百万的东西可能只花了十快钱……
    裘实指指架子上的一个清花大盘：‘康熙的官窑，绝对保真，上过机器，也请专家给掌过眼，花了我十五万，市价在二十万以上。可纪委要想用这个来定我的罪，却是万万不能，谁看见我花十五万买了？有录像么？没有就给我玩儿去。老子眼力好、运气好，花三百块从棒槌手里淘换来的，怎么着？不信？爱信不信，用铁道部那个发言人王勇平的话说就是‘我反正信了’，总之没证据就扳不倒我。’
    梁韦国：‘高，实在是高，’这次，他确实是真心的。
    ‘不瞒你说，这几年弄的钱，大部分都投在古玩上了，多保险啊。现在投资品市场这么火爆，想套现很容易，不想套现、摆着当玩意儿看也不算扎眼。就算有谁出了事、牵连到我，他也拿咱没办法，到时候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那时古董市场很萧条，百八十块钱就能换回一车真东西，或者干脆说是祖宗留下来的，你上哪儿核实去？’
    梁韦国叹服：‘人才，您可真是人才。’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裘实咂咂嘴，推心置腹地：‘前几年，钱挣得真是有点儿手软了，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地被作为腐败、堕落典型给收了监，节假日没干别的，光上牢里慰问他们去了。不怕你笑话，哥哥我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做的全是噩梦，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不到四十岁，脑袋顶上都见了亮儿了，有时候真想一把火把那些钱都烧了。后来，过年给领导上供，省里有个厅长喜欢收藏，投其所好吧，一打听，一个小破碗就能值几十万、上百万，看走了眼还得交学费，我一想，对啊，干嘛提心吊胆地把大捆的现金放在家里啊，要是都换成了这些玩意儿…… ’
    除此之外，近几年，裘实还多次托梁韦国想办法用金融工具‘洗钱’。
    梁韦国首先推荐的方式是博彩，博彩也是金融行业‘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理论上来讲，任何金融工具都可以用来洗钱，就看你会不会玩儿。
    主意是‘烟雨’的操盘手金鑫出的，他是此道中的老手，一有机会就往澳门跑。用金鑫自己的话说，只有亲身到葡京赌场里走一遭，才会知道什么叫‘花钱如流水’、‘纸醉金迷’，那里最大的筹码每个两百万，VIP房里的豪客一扔就是十几二十个。毫不夸张地说，葡京赌场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印钞机，那里有一个秘密数钱房，几十个员工日夜不停地数钱，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情景。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税收的百分之五十都来自博彩业，赌王何鸿燊更是富可敌国，和梁韦国一样，他也是汉化的犹太后裔，世界上最贵的水龙头、圆明园大水法的‘马首’和‘猪首’就是何鸿燊买回来孝敬国家的，光一个‘马首’就花了将近七千万。
    很多人都觉得赌博是件很脏的事情，没错，黄赌毒嘛，赌博光荣地和毒品以及卖淫嫖娼并列在一起，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过，如果和股市比起来，赌场恐怕还算是干净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股市像个赌场，甚至还不如赌场，赌场也有赌场的规矩，至少你不能看别人的牌，可在中国的股市里，有些人却可以横行无碍……
    去年，裘实帮东北的一个开发商拿了九州市的一个市政项目，总值一个亿，对方很‘懂事’，拿出两千万作为谢礼。裘实倒不见钱眼开，说两千万太多了，一千万就行，百分之十，剩下的钱还是放在工程里吧，别弄出事来。后来，裘实告诉梁韦国，百分之十是有‘典故’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里·布托的女婿、也就是贝·布托（另一个‘老朋友’）的丈夫扎尔达里（第三个‘老朋友’，访华最频繁的外国总统，平均三个月来一次）在巴基斯坦国内有个著名的绰号——‘百分之十先生’，讽刺他每每利用权力帮别人谋取好处，都会收取百分之十的‘佣金’……
    一千万到手后，裘实本想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汇到国外去，但又怕不安全。首先，很多地下钱庄是会‘黑吃黑’的，知道你这笔钱不干净，来个‘卷包会’，你也不敢声张，只能吃哑巴亏。其次，即使是有‘信用’地下钱庄也并非万无一失，一旦东窗事发，钱庄老板为了立功减刑，肯定会把你供出来。
    因而，许如烟受梁韦国之托，安排金鑫带着裘实的爱人朱妍到澳门走了一趟。他们找了家知名的大赌场，先把一千万现金换成筹码，分两次换，一次一百万，一次九百万，拿到两张收据。然后去场子里随便玩儿了点儿什么，花几个小时把那一百万的筹码输掉，不会赢还不会输么。输光之后，再回到cashier把剩下的九百万筹码换回成现金，又会拿到一张收据。至此，裘实的爱人朱妍手里总共就有三张收据，第一张是将九百万现金换成筹码的，第二张是将另外一百万现金换成筹码的，第三张是将九百万筹码换成现金的，金鑫让她把第一张收据存根撕掉、扔到马桶里冲走，只留下后面那两张。
    如此一来，朱妍手中就有一百万现金换成筹码和九百万筹码换成现金的两张收据，后者比前者晚几个小时，造成那九百万是用一百万本钱赚到的假象，很多‘赌神’其实就是这样炼成的。‘百分之十先生’裘实的一千万谢礼中有九百万变成了‘合法收入’，剩下那一百万是买路财（刚好也是百分之十），赌场明知道有人用这种方法洗黑钱，却不去举报，必定是有所图的。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博彩业普遍不很景气，有的老牌赌场甚至门可罗雀，服务生比顾客都多。可是，东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地方的博彩业却欣欣向荣，主要是受‘中国需求’拉动。连金鑫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过去澳门赌场里听到最多的是粤语和日语，而这几年，普通话渐渐盛行了，而且说得越来越标准，说明赌客的来源地在从南向北、从沿海向内地蔓延，身份也五花八门，有土豪大款，有富二代，当然，还有不少像裘实这样的人……

耿于天

第三卷：烟花易冷


1. 吊灯坠落事件

    欧阳至离开‘儒商证券’投资部后不久，梁韦国便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头把交椅，尽管经理头衔前的‘代理’二字尚未被拿掉，但仍旧堂而皇之地搬进了经理办公室，鹊巢鸠占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装修。欧阳至原本不常用这间独立办公室，多数时间都和同事们一起待在大开间里，且他素来不喜奢华，屋内布置得简单而素净，所用陈设基本都是‘儒商证券’成立初期便开始服役的老古董，走进欧阳的办公室，就如同进入了80年代某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政府。
    这些显然是梁韦国所不能容忍的，很快，他便找来包工队，将那些与‘儒商证券’及自己身份地位不符的破玩意儿尽数丢了出去，一来是讨个新气象，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彻底地清洗投资部中与欧阳至相关的一切痕迹。没过多久，曾经十分老土的经理办公室便旧貌换新颜：地上铺的是以东南亚柳桉木为基材的日本东洋地板，据说，这种地板在制造过程中要经受四道步骤的严苛考验，先由一百摄氏度沸水煮四小时，接着放进六十度烤箱中烘二十小时，再回到一百度沸水里煮三小时，最后装进零下二十度冷柜中冻两小时，这么折腾还不变形才算过关；墙上贴的是纯色暗花Sanderson壁纸，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该品牌就成为英国王室的指定供应商；家居陈设就更讲究了，一水儿中国古典风格，万历紫檀雕龙屉托翘头高案、乾隆红木月牙执手软绷踏床交椅、道光黄花梨饕餮大四件柜、同治榉木海棠八开光弦纹鼓钉龟足绣墩，唯一不算文物古迹的是一架八仙桌，材质为巴西黑檀，是梁韦国前年去南美洲开保护热带雨林研讨会时带回来的，花费重金请前九州市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打成八仙桌，这位主席是木工出身，50年代末率领青年突击队去北京参加过‘十大建筑’会战，退休后没什么事儿干，又把过去的手艺捡了起来……
    2009年，当中国石化（证券代码600028）‘为社会责任’炼油亏损一千一百四十四亿、向国家索要五百零三亿补贴、股价也从最高点二十一点六元跌至四点二二元时，去该公司刚刚装修一新的总部大楼参观的股民却惊奇地发现，十几层高的辉煌大堂穹顶上赫然悬挂着价值一千两百万的天价吊灯。一时之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涌，甚至有人按照《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曲调重新谱写了一首《我为祖国献神灯》：‘石化神灯吊天价，一千两百万一盏，点亮个愤怒火焰亮身价，阿拉神灯照天下，巨头探求高油价，上涨理由一大把，降慢升快极反常，鬼灯棚下黑万家，天不怕地不怕，该涨价时就涨价，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老子的天下…… ’很快，中石化作出回应，称‘吊灯的采购安装经过了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和严密的监管过程’，而且那个吊灯也不值一千两百万，才一百五十六万多一点儿，并保留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梁韦国在装修投资部经理办公室时也买了一盏吊灯，虽不如中石化的奢华，但同样价值不菲。这盏吊灯以纯天然南非水晶打造，总体呈半梨型结构，最大直径超过八十厘米，重约二十公斤，这么个大家伙，挂在并不算太宽敞的办公室里多少显得有些不够协调。按理说，安装这种大型吊灯是个很麻烦的系统工程，先要在天花板上预埋吊钩、吊链和螺栓，再以此为基础加装吊灯的金属结构，之后才能将珠链、坠子等水晶挂件按图纸依次布置到位。但急于入住的梁韦国嫌麻烦，以为是包工头为了多收钱而故意磨洋工，于是自作主张，让工人们在屋顶草草钻了几个眼，将组装好的水晶吊灯直接安上去了事。
    结果，豆腐渣工程完成后没多久就出问题了。梁韦国正式搬进经理办公室的第一天，正当他志得意满地坐在那把乾隆红木月牙执手软绷踏床交椅上享受‘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之喜的时候，那盏二十公斤重的吊灯霍然掉了下来。所幸，梁韦国坐的位置离吊灯第一落点不算太近，只是被崩飞的水晶挂件上打磨抛光出的切面划到，受了点儿皮外伤而已。
    然而，出乎梁韦国意料的是，‘吊灯坠落事件’发生后没多久，‘儒商证券’中便流言四起……
    曾到北京故宫参观过的人大概都听导游介绍过：紫禁城正殿太和殿金銮宝座头顶上方有个‘盘龙藻井’，藻井中央浮雕一条龙，龙嘴里衔着颗明晃晃、冷森森的大圆球，水银所制，其重非常，称为‘轩辕镜’，相传乃上古黄帝轩辕氏所做，可以分辨真假天子，若坐在龙椅上的不是正牌皇帝，那颗大圆球就会掉下来，砸死你个小舅子的。1644年李自成称帝时，因惧怕‘轩辕镜’威力应验，改在偏殿武英殿举行大典；1915年袁世凯篡国，虽然是在太和殿登基，但特意将龙椅往后挪了三米，避免光头被开瓢（直到现在也是这么摆的）。
也不知是谁起的头，总之，‘儒商证券’的同事们很快就想当然地将太和殿的‘轩辕镜’和投资部经理办公室的那盏吊灯联系到了一起，众人私下里议论说这大概也是天意，梁韦国恐怕不是‘真龙天子’、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才险些被掉下的吊灯砸中。这也难怪，欧阳至在‘儒商证券’素来威望很高，虽被陷害调离投资部，但大家都是聪明人，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并非没有疑窦。
    看起来，梁韦国若想坐稳投资部经理的位置，必得先立威。投资部是个务实的地方，想要立威，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战成绩证明自己。然而，此时‘儒商证券’旗下几只基金和自营盘的仓位都已经很高，不具备‘打大仗’的条件，梁韦国只能另外想辙。
    也就在此时，老朋友裘实给他介绍了一桩划算的‘好买卖’，九州市社会保障基金愿意将手中的一宗股票折价转让给‘儒商’，且可以赊购，延期付款……

耿于天

2. 空军司令

    股票交易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指公司通过中介机构直接向投资者出售新发行的股票，二级市场指投资者之间以证券交易所为平台买卖已经发行的股票。但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三级市场’的说法，也就是本应在交易所买卖的股票被拿到场外进行操作，亦可称‘柜台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没错，就是非处方药包装上印着的那个‘OTC’，非处方药不需医嘱，自己就可以在药店（柜台）购买，与绕过证券交易所、私下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异曲同工。我国法律对证券场外交易没有明确规定，但也未禁止，《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请注意，这里用的词是‘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交易场所’不等于‘证券交易所’，只要双方同意在此进行证券交易，这里就是‘证券交易场所’，也就是说，‘马上’、‘枕上’、‘厕上’均可，不必拘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晚，裘实家的客厅，就有幸成为了所谓的‘证券交易场所’。
    然而，当梁韦国满怀希望地赶来，并且见到了那位社保基金经理后，却心中一凛，感觉有些不妙……
    此君名叫骆京生，原是九州大学金融学院的一位年轻讲师，后来嫌三尺讲台清贫，辞职下海进入市里另一家证券公司——‘凯众证券’，从基层操盘手干起，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几年后便成为该公司旗下一只老牌基金——‘凯众阳光’的掌门人。
通常来讲，像骆京生这类学院派出身的基金经理，作风普遍比较踏实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正如巴菲特从他的恩师格雷厄姆那里传承来的两条投资铁律一样：第一，永远不要亏损本金；第二，永远要牢记第一条。在骆京生执掌‘凯众阳光’的头几年，他也确实谨守了这项准则，该基金始终保持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年复合增长率，虽算不上抢眼，却也让人放心。
    可到2008年前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该年年初，九州市证管委调来了一位新主任，主任走马上任后立即开始推行他的系列‘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基金业绩考核制。具体来说，九州市大大小小几十只公募基金，年终时要按照净值排定英雄座次，排名靠前的基金，其管理方在申请设立、发行新基金品种时享有优先权，与之相对照，排在最后几名的基金，管理方在来年不得申请发行新基金。此举立刻在九州证券界引发轩然大波，那几年正是公募基金加速发展的阶段，所有人都在‘跑马圈地’，在这个量级决定一切的时代，踌躇不前的下场只能是被无情淘汰。于是，原本风平浪静的基金业界霎时变得血雨腥风，基金经理们都被下达了死命令，不成功则成仁，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别人后面，一场争夺净值的‘段位战’拉开序幕。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骆京生也不得不改变了固有的投资策略，作风变得越发孟浪激进，再像过去那样跳慢三步肯定是不行了，‘凯众阳光’大举买入股性活跃的概念股，希望能借此快速提升业绩。然而事与愿违，起初，‘凯众阳光’的几只重仓股表现倒还不错，一路飘红，该基金排名也扶摇直上，骆京生吃到了甜头，不断加仓，可这些活跃的概念股涨得快、跌得也快，一阵暴风骤雨过后，‘凯众阳光’净值急剧萎缩，排名一落千丈。眼看年关将近，‘段位战’最终的结果即将揭晓，‘凯众证券’的老总急了，把骆京生叫去痛尅了一顿，撂下狠话，如果短时间内排名再上不去，就立刻卷铺盖给老子滚蛋。
    生死攸关之际，骆京生也红了眼，按照常规，他可以利用手中余下的仓位把‘凯众阳光’的净值拉起来，但到了年终‘段位战’的关键时刻，大多数基金都会这么干，想咸鱼翻身，得拿出点儿别人没有的绝活儿。骆京生思来想去，祭出了狠招，他找来九州市各只基金按月发布的公告，结合上市公司的季报、半年报，推算出其它基金的重仓股，悄悄分批小笔买入后再集中抛出，进行砸盘。既然自己的净值已经不可能有大起色了，不如索性把对手的净值也砸下去，我不能比你更好，就得想办法让你比我更差。
    骆京生这招最初还真挺管用，其它基金的净值没来由地一路下挫，‘凯众阳光’排名止跌回升，骆京生由此也在股市中得到了‘空军司令’的‘雅号’。但别人也不傻，‘恭喜你答对了，猪也是这么想的’，其他基金经理很快就醒过味儿来了，先是想办法护盘，后来干脆如法炮制，也开始买入别家的重仓股砸盘。一时之间，九州市证券界上演了一出‘空战’闹剧，各路基金争相对砸，发展到最后，谁也顾不上自己的净值了，不计成本地互相做空，各只基金净值直线下降，跌破发行价早已不是新闻，甚至一度开始上演‘三毛流浪记’，有些面值一元一份的公募基金净值只剩下三毛多钱，基民们损失惨重。
    最后，九州市证管委那位新主任终于坐不住了，稽查科开始介入，查，看看到底谁是害群之马。查来查去，发现‘凯众阳光’的骆京生正是始作俑者，新主任怒了，这不是存心看自己‘新政’的笑话么？不用说，骆京生的下场肯定好不了，执业资格被吊销，‘凯众证券’也炒了他的鱿鱼，骆京生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九州大学，继续当他的教书匠……

耿于天

3. 奇葩社保

    正所谓‘金麟岂是池中物’，天生不甘寂寞的骆京生肯定不会安于平庸的生活，他在等待机会，等待‘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的机会。果然，三年之后的某一天，机会来了。
    那年夏天，九州大学主办了一场‘APEC’框架下的金融智库论坛，来自二十几个国家或地区的数百位学者与会，此时的骆京生已经晋升为副教授，代表东道主九州大学，也参与了此次盛会。为其一周的论坛波澜不惊，大家喝喝咖啡、吃吃自助餐、念念论文，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闭幕前一天的晚上，骆京生躺在宾馆房间内百无聊赖地翻看第二天闭幕式的资料，他猛然发现，来宾名单中有九州市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一龙的名字，项一龙原为市财政局局长，六十岁‘到杠’后调到社保理事会。
    社保基金，这可是骆京生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地方，无奈‘天子门高，小童腿短’，始终没得贵人提携。此次和理事长项一龙偶遇，骆京生感觉这是上天给自己的一次重要暗示，他决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骆京生一宿没睡，上网仔细查阅研究了项一龙的相关资料，发现这个看上去并无出奇之处的老头儿竟有着十分传奇的经历：项一龙是云南人，十几岁时受切·格瓦拉输出革命精神的影响、跑到印度支那半岛去参加左翼游击队，转战缅甸、柬埔寨、老挝各地，据说波尔布特曾亲自为他授勋。1978年，越南出兵推翻柬‘红色高棉’政权，项一龙九死一生、几经辗转回国。1979年初，小平同志在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时指出一定要给越南人‘必要的教训’，很快，‘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打，项一龙立刻报名参军、捍卫革命果实，战斗中两度负伤。80年代，项一龙进入政坛，但革命热情始终未曾磨灭，直到今天，每次开大会升国旗、唱国歌时老人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有时一天能哭好几回，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死去活来。骆京生盘算再三，打定主意，要充分利用项一龙的这个性格特征，唱出好戏，让他第一时间注意到自己……
    第二天，金融智库论坛闭幕式在九州大学报告厅如期举行，和大多数活动一样，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合影，与会者分批上台，照相留念。由于代表们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故合影时也按照国别进行，组织者将二十几面小国旗依次贴在地毯上，以便代表们上台后能找准自己位置。
    骆京生特地等到最后一批，合影完毕，正当大家准备一拍两散、各奔东西时，骆京生毫无征兆地惊呼一声‘Oh，no！’然后在全场数百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俯身，如同发现了什么宝藏，小心翼翼地将地上那面小国旗捡起，掏出手绢，拂去上面被踩踏过的鞋印、污垢，像捧着十世单传的婴儿，看了又看，轻轻对折后放进最贴近胸膛的口袋，把所有人讶异的目光丢在身后，径直昂首挺胸走出报告厅。
    那一刻，台下的项一龙确实注意到了他。
    这还不算完，会后，骆京生又找了几位报社的朋友，将这件事爆炒一通，新闻稿上尽是肉麻的溢美之词：‘他捡起的不仅是国旗，更是一个民族的自豪感’；‘这一弯腰让中国人的腰更直了’；‘低头不是屈服，而是为了拾起尊严’……
    果不其然，项一龙被此‘义举’感动了，没过几天，他就将骆京生请到社保基金理事会，嘘寒问暖之余得知他怀才不遇的艰难处境，当即拍板，把骆京生调到自己身边，人尽其贤，担任社保基金投资经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纵观全球，中国的社保基金不啻为一支奇葩。众所周知，西方国家每年要拿出大把的资金来补贴社保，譬如说，美国政府财政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二都被用于此项支出、加拿大是百分之四十七、德国更是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五十六，即便如此，老百姓仍嫌不够，动不动就上街游行、控诉社会不公。而在中国，社保补贴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只有区区百分之七，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原本应该入不敷出的中国社保居然每年都能有所盈余，以九州市为例，覆盖九十万人的社保基金去年总收入一百三十亿、总支出一百零五亿，累计滚存结余二百二十亿。
想维持这种奇妙的平衡，首先必须要大力开源。以城镇在岗职工实际工资作为基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再加上公积金，总共占工资份额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这个比例在全球有相关统计的一百八十一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五国平均水平的两倍、G7国家的二点八倍、北欧五国的三倍、东亚邻国的四点六倍。
    此外，还需盘活存量资金，实现保值增值。按照规定，美国的社保基金不得投资股市，全部两万亿美元资产均用于购买年利率百分之三点五至九点二五的‘理念特种国债’，实为政府的变相补助。反观中国社保，投资风格就要激进得多，仍以九州市为例，无风险的银行定期储蓄和国债只占约百分之五十，外加百分之十的企业债、金融债，剩余百分之四十全部投向股票与证券型基金。
    显然，一支过硬的投资管理队伍必不可少。按规定，社保基金应采取委托管理方式运作，遵循风险分散原则，委托单个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的资产，不得超过社保基金年度委托管理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州市也不例外，经反复遴选，社保理事会同七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联合成立了托管机构，分别管理其中的‘01’到‘07’组合，不过大权依然是理事会自己掌握，托管机构倒也乐得清闲，只负责分享每年那百分之零点二五的托管费即可。骆京生刚进社保理事会时，被委任为‘03组合’的基金经理，后因其业绩突出，由项一龙做主，将七个投资股票的组合悉数交给他打理……

耿于天

4. 御用铳师

    这次，骆京生打算转让给‘儒商证券’投资部的股票名为‘洪记烟花’，顾名思义，该公司是生产烟花爆竹的，而且是家名副其实的老字号。
    ‘洪记烟花’的开山始祖本不姓洪，而是姓刘，单名一个朴字。如果族谱记载无误的话，刘朴应该生于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本是个村野无赖，不事生计，整日与一群狐朋狗友厮混，后因拖欠赌债，无力偿还，只好逃入山中。活该这小子发迹，‘幽居在空谷’、‘零落依草木’的刘朴遇到了一位高人，这个老头儿姓洪，是个道士，行医、算卦、看风水外加炼丹，全活儿，隐居在此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这座山名叫七宝山，盛产硫磺，老头儿将四处采挖来的硫磺、硝石、木炭粉以及各色金属矿石混合在一起、置入炼丹炉中高温炙烤，结果就爆炸了。洪老爷子很有韧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炸了再炼，炼了再炸，房子也塌了，物件也烧了，仍旧痴心不改。后来，在一次大规模试验中，老头儿的双臂被炸残，炼丹工作只好暂停，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来逃债的刘朴，二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洪老爷子身边也确实缺个掌灯磨墨打下手的，于是就收刘朴为徒，赐姓为洪。一老一少隐居在一处崖谷，继续着采药、炼制、爆炸的过程，直到老头儿去世。
师傅在时，靠不定期的下山行医为爷俩挣下柴米钱，师傅死后，洪朴也就没了经济来源，只得到一个炸得黑乎乎的山洞、一架丹炉和一堆莫名其妙的秘方。按照老爷子的遗训，作为徒弟的洪朴本应继续炼丹事业，但他没有师傅那份执着，心眼却较之活泛不少。早在老爷子健在时，洪朴面对着丹炉中喷射出的花花绿绿火焰，就曾动过别的念想，看来长生不老药是没戏了，当个戏法看看倒不失为一个门路。于是，洪朴决定出山，来到附近的千秋县城关镇上，开设了一家小型‘铳坊’，按照师傅留下的方子，制成各种烟花弹丸的雏形，因所含发色剂不同，燃放时产生的色彩也就不同，按照现代化学分类标准，含铝和镁的发白光、含钠和钡的发黄光、含钙和锶的发红光、含铜的发绿光、含锂和钾的发紫光。洪朴的‘铳坊’很受欢迎，十里八乡每逢年节婚丧都会请他去放一通焰火，聊以助兴。
    但洪朴真正的好运还在后头。
    转眼间到了明正德年间，正德皇帝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明朝是个昏君辈出的王朝，其中，朱厚照的荒淫暴戾、怪诞无耻可谓佼佼。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耍流氓，先是在宫中建立妓院一条街，让宫女们扮作娼妇粉头，自己挨家进去消费取乐，后来还嫌不过瘾，干脆微服出宫、到民间去寻花问柳。朱厚照的拿手好戏是带着爪牙趁夜闯入民宅、逼令女眷陪宿，良家女子以为真遇到了采花贼，难免叫喊厮打，朱厚照则大呼痛快，跟梁韦国玩儿‘日本鬼子与花姑娘’的心理差不多。
    这一年深秋时节，荒唐的正德皇帝又潜入了千秋县，在江边游乐时，他看上了一位年方十四的渔家女，当晚，朱厚照摸上渔船、企图逼奸。正在他颠鸾倒凤之际，一队巡夜的兵丁恰好经过，见船上有人呼救，兵丁们冲上渔船，准备捉拿淫贼。小船猛然间上来这许多人，不堪重负，晃悠了几下就翻了，众人尽皆落水，别人到还好，关键是朱厚照，宽衣解带后正忙得不亦乐乎，忽然落入刺骨的江水中，扣在船底下翻身不得，冷热相攻，大病一场，遍请当地名医调治，均不见起色。
    朱厚照一气之下，将倒霉的千秋县知县问罪斩首，令县丞代行其责。县丞战战兢兢，前任已枉为刀下冤魂，如果皇上的病再好不了，自己估计也小命难保，无奈之下，只好贴出皇榜，招各方奇人异士，谁能治好朱厚照的病，赏金百两。当然，对外不能说皇上是因强奸民女未遂落入冰水受病，而是谎称千秋县当地山水间素有魑魅魍魉作祟，朱厚照体恤黎民，不顾自身危险斩妖除怪，恶鬼被定点清除后怀恨在心，魂魄缠绕圣驾，导致皇上圣躬违和。
    洪朴看到皇榜后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神异经·西荒经》中有云：‘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山魈，以竹著火挂熚，而山魈惊惮’，在中国，以花炮驱邪的传统由来已久，《诗经·小雅·庭燎》中就有‘庭燎晣晣，君子至止’的记载。于是乎，洪朴揭了皇榜，自告奋勇说可以为皇上治病，具体做法就是燃放烟花爆竹。要说这小子胆儿是够肥的，朱厚照本就罹患寒热重症，再这么噼噼啪啪一折腾，不吓死就算便宜，当初宋高宗的元懿太子便是这么没的。然而，命该洪朴走运，皇上看完花炮表演居然病好了，今天回想起来，朱厚照当时毕竟年轻（驾崩时不过三十岁），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得病主要是因为着凉，中草药治感冒不像西医那么快，调养了这许多时日，也该大好的，洪朴便是占了这时间差的便宜。
    朱厚照痊愈后大喜过望，再加上他本就喜欢热闹，当即下旨，赐洪朴八品顶戴，回銮时带回京城供奉内廷，属神机营编制。摇身一变，洪朴成了‘御用铳师’，大小节庆典礼时都有大显身手的舞台，他的花炮成为宫廷一景，爆声如雷，光气四射，争奇斗胜，花样翻新，烟雨灿烂，眼花缭乱……

耿于天

5. 四马分肥

    民国初年，洪朴的后人离开宫廷，回到九州市，设立了名为‘洪记烟花’的作坊，生意兴隆，不输以往，转眼间数十年荏苒。
    1952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很快波及到了九州市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这件如今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当年确实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形态本是‘新民主主义’，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说法，新民主主义时期应有五种经济成分，包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总路线方针。
    回想解放前夕，当时，因受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九州市的企业主们以为‘红军’来了就要‘共产共妻’，那些没钱没媳妇的‘流氓无产者’当然不怕，即使谣言属实，对他们也有益无损，但‘民族资产阶级’们可就慌了神儿了，不少人都有把工厂关掉、携款逃到国统区甚至海外的打算。为此，地下党的同志们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向私营企业主们阐明了我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正因如此，才逐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多数人都选择留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可如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于是，不少人感觉自己受骗了，开始骂娘。其实，党和政府真没打算骗谁：1949年7月，毛泽东在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1950年6月，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再次明确：‘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个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可后来，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斯大林一再指责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对资本主义的调情政策’。没法子，老大哥的话不得不听，谁叫人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大资助人呢，就像毛泽东在一次接见苏联代表团时所说的那样：‘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
    后来，曾有人总结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九州市私营工商界的情形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炮制‘祭厂文’，还有人诌了个对联：‘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与这些人相比，‘洪记烟花’当时的掌门人洪子田就表现得识相很多，他始终信奉‘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出坐，向宽处行’的家训，‘洪记烟花’有长期供奉宫廷的历史，洪家人比谁都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洪子田不仅率先旗帜鲜明地支持公私合营，还奉劝同僚们‘早合营，晚合营，早晚合营，不如早合营’、‘越早越主动’、‘早上船能抢个好位置’……
    九州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原计划要进行大约十八年（三年恢复时期加三个五年计划），后来只用四年就搞定了，以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逐步完成公私合营。从1953年开始，九州市私营企业每年的结算盈余按照‘四马分肥’原则进行分配，国家税金约占总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企业公积金百分之十到三十，职工福利奖金百分之五到十五，股东红利、董事、经理、厂长酬金约百分之二十五。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改为采取定息方式，年息五厘，原定共发七年，后来又延长了三年，使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生产资料由公方统一管理、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彻底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今天回头看来，用股息‘和平赎买’股本的做法多少有点儿搞笑，或者说，将股本的赎买对价称作股息似乎欠妥，股息是由股本产生的孽息、是股东本就应得的，你怎么能用母鸡下的蛋去买母鸡呢？
    根据当时的时髦说法，社会主义改造是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确，很多曾经的资本家都摇身一变为新社会的四有新人，原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毅仁成了上海市副市长，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原华新纱厂董事长周叔弢成为天津市副市长…… ‘洪记烟花’掌门人洪子田虽比不了他们，但组织上也给他安排了相应的职务，鉴于其在公私合营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先知先觉、为一时之表率，特意在千秋县政协为洪子田保留了一个常务委员的职位，直到去世，前后连任五届之久。更关键的是，政治地位的确立为洪家人保住财富提供了先决条件，合营中所获股息外加原有财产，共计约五十万元，这在当时无疑是笔巨款，‘三五反’那会儿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地区专员张子善贪污一百七十一万就枪毙了，这笔钱在人民银行里利滚利近三十年后已达数百万，成为后来‘洪记烟花’再度崛起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

耿于天

6. ‘禁放’与‘解禁’

    其实，当年公私合营时，洪家人就留了一手，‘洪记烟花’虽然变成了‘九州市第一烟花厂’，但秘方并没有交出去。公方曾专门派遣技术工人向洪家人学艺取经，都被敷衍过去，再后来，大部分传统烟花样式都被作为封建糟粕，除了‘四旧’，市烟花厂只生产那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大路货，秘方的事儿自然也就没人提了。
    80年代初，借着改革春风，‘洪记烟花’老字号重出江湖，洪家人有秘方撑腰，大量消失多年的精美烟花品种再度问世：大叶兰，二梅花，连升三级，地老鼠，天鹅抱蛋，二龙戏珠，滴滴金…… 令人耳目一新。
    近三十年来，九州市烟花行业经历了两件大事，那便是90年代的‘禁放’和新千年后的‘解禁’。说来也巧，这一‘禁’一‘解’都与裘实的父亲、原九州市纪委书记裘亦工有关。
    裘亦工原本在省城工作，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给父亲裘任重曾经的老战友、省委罗副书记做秘书，后来升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5年前后，罗书记到了离休年龄，退居二线之前特地向新班子保举裘亦工做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只等来年党代会开完，正式任命差不多就该下来了。可就在党代会召开前一个月，出事了。
    那年春节，罗书记生活在国外的女儿女婿一家回到省城陪他过年，刚满五岁的小外孙也来了，小家伙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整天缠着裘亦工带着他东奔西跑。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小外孙没见过中国的鞭炮，看其他孩子玩儿得开心，也吵着要，但小家伙天生胆小，自己不敢放，便让裘亦工代劳。偏巧裘亦工也不敢放，可被孩子磨得没辙，只好壮着胆勉强为之，他不敢碰那些大家伙，只买来一挂五百头的‘满堂红’，拆开一个一个放，可即便如此，还是把裘亦工给炸了，而且炸得比谁都惨。
    因为胆子小，故而裘亦工不敢看着点火，拿起一头鞭炮，眯着双眼，用香烟烟头往导火索上一捅，感觉差不多了就把鞭炮扔出去。可放着放着，裘亦工手上重复性的动作开始变得机械化，终于有一次，他把烟头当成鞭炮、远远地扔了出去，然后将鞭炮当作烟头、叼在嘴里，腾出双手捂住耳朵，等待鞭炮爆炸……
    罗书记的小外孙一声怪叫，裘亦工的嘴唇被炸成了三瓣儿，脸上一大块表皮也烧了个焦黑。按说，比起那些伤筋动骨的，裘亦工这次伤得倒不算太重，里里外外缝了十来针，又从屁股上移植了一块皮肤，再养上两个月，也就没什么事儿了。但他受伤的地方比较敏感，怎么说也算破了相，原本长得一表人才，这下几乎变成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说话时还有些舌头发短。近来年，随着媒体曝光率的提高，中国官场也越来越注重官员的形象，即便不能养眼，也尽量别使人生厌。罗书记原本想提拔裘亦工做办公厅副主任，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他的长相，要知道，那可是经常需要抛头露脸的角色。如今，裘亦工变成了这样，再担任那个职务显然就不大合适了，新班子反复研究后，决定还是将他发回老家九州市、出任市委常委。
    裘亦工回到九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力主禁放烟花爆竹，他恨透了那个玩意儿，必欲除之而后快。
    坦率讲，那次受伤给裘亦工带来的也不都是坏处。由于他长期在省里工作，与九州当地各利益集团没什么纠葛，所以刚被调回来时，裘亦工在几位常委中分管纪检监察，说白了就是跟那些贪官污吏以及可能成为贪官污吏的人打交道。因为从屁股上移植的那块皮并非原装，活动起来难免有些不灵便，所以受伤后裘亦工的面部表情变得很少，给人一种不苟言笑、刚直不阿的感觉，不少被调查的干部到了他面前都不敢抬头直视，气势上先矮了三分，再加上做贼心虚，往往很快就招供了。包拯小时候被乡间恶霸骑的马踢伤了头部，愈后前额留下道月牙形伤疤，结果被附会成‘明月高悬’、‘日断阳间夜断阴’。裘亦工的‘铁面无私’也给他带来了实惠，不久后即升任九州市纪委书记，一张原本死气沉沉的黑脸成为远近闻名、令违法违纪官员胆寒的照妖哈哈镜。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曾经年富力强的裘亦工也到了快要离开领导岗位的年龄。从理论上来讲，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应该六十岁退休，但换届通常是每五年才进行一次，为保持班子的稳定，原则上不宜中途换人，而干部年龄与换届周期又不一定完全协调吻合，所以具体退休时间可以向后顺延两到三年。2005年九州市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时，裘亦工刚好五十八周岁，这是个很微妙的年龄：如果现在退居二线、任个闲职，离法定年龄只差两年，无伤大雅；如果再干一届，六十三岁退休，也不算违反规定。换句话说，裘亦工当时是可退可不退，退一步固然海阔天空，进一步也同样柳暗花明。
    然而，另一个人却不这么想，那就是时任纪委第一副书记的管正，他比裘亦工小将近十岁，已经当了两届副书记，这次如果再上不去，以后怕是就没有机会了。管正当然很希望裘亦工提前退下来，但后者似乎没有主动让贤的意思。组织部门考察决定官员是否延期退休时通常遵循三个标准：‘工作需要、本人愿意、身体健康’，裘亦工在纪委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自己又不想急流勇退，看起来，只能在‘身体健康’上做做文章。裘亦工年轻时下乡插过队，后来又当过钢厂炉前工，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唯一的瑕疵就是上岁数后有点儿神经衰弱，加之经常要跟腐败分子鏖战到深夜，往往天亮才能睡着，好在官员的作息时间与普通人略有不同，上午一般没什么事，晚到几个小时无所谓。
    管正决心利用裘亦工的这个弱点。自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很多曾经禁放、限放烟花爆竹的地方都开始渐渐‘解禁’、‘解限’，九州市也讨论过几次相关事宜，还开过听证会，都因为意见不够统一而搁置下来。管正从中得到灵感，他联络了几位在市人大当常委、委员的‘生前好友’，再度就‘解禁’提案并最终获得通过。很快，九州市的大街小巷再度响起鞭炮声。裘亦工家楼下有个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理就是‘洪记烟花’所在的千秋县城关镇人，从小在鞭炮堆里长大，为保生意兴隆，每天早上七点开市前都要放几个‘二踢子’，久而久之，周边居民都不用上闹钟，听到炮声就起床。但裘亦工可就惨了，在床上辗转了半宿，东方泛白时刚恍惚如梦，马上又被‘二踢子’吓醒，‘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一天两天裘亦工还能克服，时间一长就实在扛不住了，连同事们都看出了他的变化，脸一层一层瘦下去，眼眶一圈一圈抠进去，连那块从屁股上移植的皮都变得越来越黑。
九州市是再也待不下去了，被‘二踢子’折磨了差不多一个月后，裘亦工主动给省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退居二线、另行安排工作。很快，调令到了，裘亦工回省城担任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管正，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九州市新一任的纪委书记……

耿于天

7. 就怕贼惦记

    裘亦工走了，但‘洪记烟花’的生意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乘着‘解禁’东风越做越大，短短几年间，销售额便从‘禁放’时的寥寥数百万元猛增至亿元量级。与此同时，由‘洪记烟花’另一个直系‘公私合营’而成的九州市第一烟花厂却日薄西山，最终‘曲沃代翼’、被正牌‘洪记烟花’并购，归于一统。很快，发展壮大的‘洪记烟花’又迈出一大步，完成IPO上市，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为数不多的几家烟花企业之一。
    当年‘曲沃代翼’时，洪家人本想用现金将九州市第一烟花厂彻底买下，但国资委经研究后不同意，希望采取合并方式，最终，双方各退一步，现金加‘换股’，烟花厂作价八千万，洪家人支付三千万元现金，另五千万则入股并购完成后的新‘洪记烟花’。洪家人自己创办的老‘洪记烟花’虽然效益很好，但受传统思维影响，利润大部分都拿来分红了，导致企业资本金规模发展缓慢（当年轻易被‘四马分肥’也有这个因素），估价时只估了四千万，相当于市烟花厂的一半，外加现金购买的那部分，洪家人在新‘洪记烟花’中占股五成八强，国资委则占四成二弱，双方形成‘七比五’的比例关系。这一次，洪家人吸取了公私合营时的‘教训’，为避免再一次被‘四马分肥’，并购市烟花厂时，与国资委方面签署协议，明文规定，今后无论死生契阔，私股与公股必须始终保持七比五的比例（公股不得超过私股的七分之五），洪家人相对控股，如违此誓，人神共诛。
    按照常规，九州市国资委只负责管理市属国有独资及控股企业，因而，‘洪记烟花’中的股权便划给了下属的‘星火资产管理公司’，该公司专门用于管理非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星火资产’现任总经理叫黄菡，今年只有三十来岁，坊间有传言说她本是省内某大员的相好，故破格提拔到这个肥缺上。黄菡对这路诽谤始终很恼火，与梁韦国一样，她也急于在‘星火资产’弄出点儿动静，借以证明自己，让谣言不攻自破。
    很快，黄菡盯上了‘洪记烟花’，‘星火’旗下资产大都是些针头线脑、鸡零狗杂，只有‘洪记烟花’的资产质量属于上乘，所憾始终受制于洪家人，经营方面一点儿都插不上手。所幸，‘洪记烟花’是上市公司，为黄菡创造了天然的‘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条件。当然，这件事不能张扬，‘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行’，黄菡采取迂回战术，与骆京生商议，由社保基金出面，先行在二级市场上购入‘洪记烟花’的股权，待达到持股上限后再转给‘星火资产’，借以掩人耳目、瞒天过海。
    事情起初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就在社保基金累计购入‘洪记烟花’约百分之十流通盘、即将大功告成之时，洪家人发觉了。洪家现任族长洪思对‘星火资产’和社保基金的私相授受非常恼火，职责对方公然违反‘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单方面‘改变现状’。骆京生辩称社保基金与‘星火资产’互不隶属，但洪思不管这一套，当初协议中规定的是公股不得超过私股的七分之五，社保和‘星火’是变相的‘一致行动人’，如果骆京生不尽快将所持‘洪记烟花’全数卖给没有官方背景的受让方，定当对簿公堂、绝不含糊。
    于是骆京生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不能敲锣打鼓，只能私下进行，便由裘实牵线，想请‘儒商证券’投资部接盘。
    梁韦国以前并不认识骆京生，但听说过‘空军司令’的英雄事迹，本以为声名狼藉的他早已淡出证券界，没想到却杀了个回马枪，变成了社保基金经理。虽然都是搞证券投资的，又同处九州市，但一官一商，双方过去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若梁韦国知道骆京生就是要转让给自己股份的卖家，可能根本就不会来谈这笔生意。
    然而，‘吊灯坠落事件’发生后，梁韦国一直渴望能打个漂亮仗，可投资部手上能用的资金有限，不够施展。而这次骆京生开出的条件又格外优厚：占流通盘百分之十的‘洪记烟花’按照市价打九折转让，这倒没什么，大宗交易通常都是要打折的，关键是这次转让的价款不需立即缴清，可以两个月后再付，时间差完全够炒一轮的；此外，骆京生还愿意以象征性的低利率额外临时拆借一笔现金给‘儒商’投资部。换句话说，梁韦国可以不费一枪一弹拿到价值上亿元的股票，并用从社保基金拆借来的钱坐庄，等把‘洪记烟花’炒高兑现，成本还给骆京生，利润都是自己的，这等好事，打着灯笼也没处找。
    当然，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戒贪’的道理，骗子最擅长利用人们爱占便宜的贪念设局行骗。精明的梁韦国肯定也懂这些，但此次的情形不同，骆京生赔本大甩卖并非脑袋被驴踢了，应该也不是骗自己‘入瓮’的诱饵。其一，根据梁韦国掌握的情报，‘洪记烟花’的掌门人洪思确实已经向骆京生下达了最后通牒，一个月内若不将所持股份出手，只有打官司这一条路。其二，骆京生大量买入‘洪记烟花’本身就是违规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单个投资管理人管理的资产投资于一家企业所发行的证券或单只证券投资基金，不得超过该证券或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五，按成本计算，不得超过其管理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十。骆京生持有的‘洪记烟花’是用九州市社保旗下某单一组合买入的，前述《暂行办法》中的两个上限都已被突破，若不尽快解决，骆京生就不是上法院的问题了，弄不好饭碗都得丢了。
    很快，双方签署协议，九州市社保基金将约两千五百万股‘洪记烟花’整体转让给‘儒商证券’投资部，转让价格以前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五块三打九折计算，社保基金再行拆借给‘儒商’投资部现金一亿五千万元，年化利率为最小变动单位，即二十五个基点或百分之零点二五（原为二十七个，便于被三百六十天整除，2010年与国际接轨，改为二十五），以上两项互为前提条件……

耿于天

8. 清君侧

    股权转让完成后，‘儒商’投资部又用借来的现金在市场上收集了‘洪记烟花’近百分之十的筹码，累计持股约两成。‘洪记烟花’中有两位大股东，洪家一干人等构成的一致行动人和‘星火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持股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五，该股虽然早已实现全流通，但两大股东所持部分基本是不会动的，尤其是在争夺经营控制权的敏感时期。也就是说，‘儒商’投资部已经拿到浮筹的约一半，绝对控盘，下一步就该想法子拉升了。
    梁韦国组织人力详细分析了‘洪记烟花’的基本面：该公司历史悠久，技术实力强大，又有品牌价值支撑，概念还很独特，算是只不错的个股；行业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炮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产量占全球份额百分之九十以上，烟花产量占比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九州市所在的省又是个烟花爆竹消费大省，年消费总量可达十五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然而，这么好的一家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为什么只有五块多钱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消费领域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生产领域的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阶级关系领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不论是在国内外、省内外还是九州市内外，花炮行业确实大有可为，但像‘洪记烟花’这样的龙头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也十分惨烈。尤其是在‘解禁’之后，大大小小的烟花厂乃至手工作坊如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涌现出来，市场迅速饱和，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讲过的那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
    烟花爆竹生产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工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很高，正因如此，那些中小型企业或家庭式作坊便在竞争中占据很大优势，它们大量使用临时工、女工甚至童工，工资低，劳保成本几乎是零，这些显然是正牌大企业无法比拟的。‘洪记烟花’虽然牢牢控制着高端市场，但在占比更大的中低端市场上却节节败退，根本干不过那些‘游击队’。
    梁韦国算了笔账：九州市是远近闻名的花炮之乡，省内市场占有率约六成，即每年九个亿的理论产值，按照经验，烟花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应该在毛利百分之四十、净利百分之二十上下；与市烟花厂合并后，‘洪记烟花’是九州市业内唯一的龙头，若按年销售量八个亿计算，净利可达一亿六千万，折算到两亿五千万股上，每股收益六毛四，假设二十倍市盈率，理论目标价位十二块八。
    可现在的问题是，那八、九个亿理论产值中的大部分都被小烟花作坊蚕食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前的首要任务便是要‘清君侧’、除掉这些‘流寇’。其实，市里早就想对小烟花作坊下手了，安全隐患太大，出了事儿就不是善的。但这些遍布城乡的小作坊却与当地利益集团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很多基层组织的财政全靠它们支撑。此外，前面提到过，烟花生产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那些中小产能，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特别强，起到了‘兜底’和‘稳定器’的作用，一旦清理，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因而，市里虽数次讨论过这个议题，但始终下不了决心。
    思来想去，梁韦国始终不得要领，找不出说服官方清理小烟花作坊、为‘洪记烟花’清君侧的好办法。没想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一次与裘实的闲聊中，梁韦国意外获得了灵感……
    那天，裘实约他到家里喝酒，一向守时的梁韦国却迟到了，一进门便抱怨着：‘您家门口怎么又开始大兴土木了？’
    ‘没办法，不是要铺轻轨么。’
    ‘轻轨？不是从滨江北路走么？怎么挪到南路这边了？’梁韦国清楚地记得，年初规划还在酝酿过程中时，他就曾通过裘实这条内线提前得到消息，炒了一把沿线地产概念股。据说，香港地铁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可以盈利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秘诀不在于票价，更不在于补贴，地铁公司每规划设计一条新线路，总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附近物业项目先行买下，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地铁更是如此，所到之处地价、房价都会飙升，届时香港地铁公司再把物业卖出套利，梁韦国照方抓药，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一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个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裘实：‘原本是要走滨江北路，上次市委开全会的时候就曾打算要通过相关的决议，可就在开会表决前几天，市委办公室忽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
    ‘信里说官帽胡同十三号…‘官帽胡同’你知道吧？’
‘知道，紧挨着滨江北路，按照当初的规划，轻轨车站应该就在那儿附近。’
    ‘对，那封匿名信上说官帽胡同十三号是一个中央领导的故居。’
    梁韦国调动着头脑中的记忆：‘真的假的？没听说咱九州出过什么‘中央领导’啊。’
    ‘我们让档案馆和公安局调查过了，确有其事，但那算不上是什么‘故居’，而是一个中央领导他二舅家的老房子，那位领导的二舅早就搬走了，但确实曾在官帽胡同住过。信中还说，那位领导小时候每逢放寒暑假都到他二舅家来住，还爬过院里那棵老槐树呢。也不知道那封匿名信是谁写的，反正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就跟他看见了似的。接到信之后，市里很重视，倘若真按照原规划施工，这所房子是要拆的，正好挡在轻轨站中间，躲都躲不开。’
    梁韦国嗤笑：‘中央领导多了，他二舅家的老房子就动不得？去年秋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叶挺祖坟都因为建高档别墅区被破坏了，现在的人哪管得了那么多？’
    ‘叶挺的祖坟当然无所谓了，叶挺1946年就因为飞机失事去世了，长子叶正大是中将，到了孙子叶大鹰这一辈儿，离开政界当了导演，那些开发商当然不怕一个小小的导演了，可这回面对的是正在其位的大人物。’
    ‘那个中央领导出面干预了？’
    ‘没有，人家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那为什么要…… ’
    ‘你刚才不是还挺明白的么，这会儿怎么突然间糊涂起来了？这种事儿难道还能打个报告直接去问人家么？报告怎么写？‘您二舅家的房子挡了市政轻轨的路，许不许拆？’人家能说不许拆么？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事情只能自己‘酌情’解决。当然了，酌情的结果就是避开这座‘故居’，轻轨线绕个弯儿、改成从滨江南路走。’
    梁韦国想了想：‘南路东口不是有个立交桥么？’
    裘实挥斥方遒般一扬手：‘拆！’
‘拆？那不是前年刚建起来的么？建的时候好像还出了点儿事故、砸残了几个工人，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没辙，不拆‘二舅故居’就得拆那座桥。’
    ‘怎么拆啊？我来的时候好像看见附近有武警。’
    ‘定向爆破，市武警支队工程兵中队负责。到时候你可以过来看看西洋景，肯定壮观，呼喇喇似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呼喇喇似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梁韦国玩味着裘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