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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鸿格格

印度给中国的三次备忘录




由于印度对中共进军西藏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的消息传来后，德里当局大为震惊。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表示抗议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奇怪的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及西藏的地位及中共进军西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反复强调进军西藏将会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如何不利。




十月二十六日，中国政府宣布昌都解放。这时印度又提交了一份措辞更为强烈的备忘录，其中指出，因为中国已经作出保证：其目的是为了和平，并且将真心诚意地同西藏进行协商谈判。中国军队向西藏发动进攻，显然"非常令人震惊和遗憾"，其中还说，印度方面对这种侵略行为深表惋惜，可是同时又一再声称它向中国所提的建议是"友好的，并没有任何私欲"。




十月三十日，中国政府以极为鲜明的态度作出了答复，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中国在西藏采取何种行动都是自己内部的事情，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接着谴责了印度是"受到了在西藏的敌视中国的外国势力的影响"，也指出了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十一月一日，印度政府对此提交了第三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印度阐明了（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西藏自治的理由，声称这并不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不正当的干涉，"而是其邻邦的一个友好的政府为求得与自己有关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而提出的善意的忠告"，但是，印度还是单方面废除了其在西藏的传统权益，但印度希望继续保持向西藏派驻使节，维持"麦克马洪线"。印度以为放弃一些自己所认为的"合法权益"，就能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目的。




中国提出进行中印谈判




十一月十六日，中国政府就印度最后一份声明作出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中，中国政府愿意与印度政府进行谈判，如果双方严格遵守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平等互利的准则，"涉及到西藏并与中印两国有关的外交、商贸和文化关系问题以及与我们双方利益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印度政府从这封公函中看到了与中国政府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于是便退缩了，不再支持西藏的呼吁书，并向其驻联合国代表贾姆.萨赫布（Jan Saheb）发去了如下指示：




"一、印度政府不欣赏萨尔瓦多的决议案，不打算再支持这项议案。




二、把握西藏呼吁书的时机的问题需要仔细斟酌。朝鲜战争显然是当务之急，因此，在这危急时刻希望一言一行都不应危及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最好的办法是，目前对西藏的呼吁不采取任何行动。对中国在西藏的行为进行任何谴责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处，现在站出来进行谴责只能引火烧身。"




联合国对《呼吁书》的讨论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联合国应萨尔瓦多的要求，将"西藏遭到外国武装力量入侵"的问题作为联合国大会的附加议案交由总务委员会讨论。




由于萨尔瓦多对西藏问题所知不多，同时又不能承认自己的政府是受别的政府的操纵的，萨尔瓦多总是标榜自己是独立自主的。所以，萨尔瓦多代表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够在不把其提案提交总务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就这个问题作出一项决议。




在总务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一些代表要求萨尔瓦多代表提供一些情报信息，证明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结果这位萨尔瓦多代表拿出竟然是《钱伯斯百科全书》节选本的第十三卷，并且宣读其中的条目。这表示萨尔瓦多代表多么的无知。




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荣格（K.Younger）则以"西藏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在法律上模糊不清"为由，提出"暂缓对西藏的呼吁和求援采取行动"的动议。此动议得到了印度的积极支持，印度代表提出的理由是：一、中国人已经停止向拉萨进军，也就是说，潜在的危机已不复存在；二、从中国向印度提交的备忘录来看，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




英国的动议就这样得到了多数国家的同意。西藏向联合国呼吁求援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了。最后，美国代表格鲁斯（Ernest Gross）也对英国的动议投了赞成票，虽然他依然表示支持萨尔瓦多的提议。

若鸿格格

二。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如果山中没有雪峰，哪里会有雪水流下；如果雪水未聚集成湖，用什么去浇灌庄稼。”西藏军区参谋长张斌吟诵着冰峰雪域间流传的古老民歌说，如果没有解放军的伟大进军，就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打，不是为了打而打，而是为了和谈而打，昌都战役以不大的牺牲规模，开启了和谈的契机。

十八军各参战部队遵照西南军区“决于10月7日开始全线渡江，执行昌都战役”的命令，准时于邓柯、德格、巴塘横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金沙江系长江上游，邓柯至巴塘段江面宽60至120米，水深流急，多暗礁漩涡，水情十分险恶。邓柯为北线主要渡口。在6月下旬第一五四团侦察排和二营粉碎藏军第三团一部拟进驻西邓柯企图后，藏军一直盘踞在邓柯以西70公里的郭堆、生达一线，战役开始前，邓柯对岸无敌情。

为实现深远的战役大迂回，五十二师前指及所属一五四团提前于10月6日凌晨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预定目标前进，8日至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注5）草原；骑兵支队于7日从玉树出发，当日抵巴塘草原。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已于6日到达此地,配属骑兵支队行动。郄晋武团长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具体组织协调部队行动。师前指于8日赶到巴塘草原,8、9两日，按骑支、师前指和一五四团的序列向西南继续前进。

五十二师主力于7日开始渡江，12日渡江完毕。渡江后，一五五团在右，向生达、昌都攻击前进；一五六团（欠一个营）、军炮兵营在左，沿玉曲、都兰多之线，直取昌都。师指沿一五六团路线跟进。一五五团先头部队前进途中，获悉牙夏松多藏军和民兵驻防，即向牙夏松多奔袭，毙伤和俘虏藏军10余人,余部溃散西逃。

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军侦察、工兵两营及第五十四师炮兵连，于6日黄昏后从德格向金沙江边开进。开进中，指战员除背负武器装备和粮食外，两个人抬一只牛皮船，60人抬一条木船，乘夜暗急行几十里路，凌晨三点到达金沙江边。7日拂晓，侦察营担任突击的第一连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向对岸岗拖藏军第十团一部发起攻击。藏军居高临下，顽强坚守。侦察营一连副连长沈景义带领突击排冲在前面，所乘的牛皮船被藏军机枪打了几个洞，不断下沉。船上8人有6人受伤1人牺牲。沈景义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按着船底漏洞，鼓励战士们“坚决打到西岸去”。大家临危不惧，齐心协力把船划到岸边，迅速攻占了滩头独立家屋，在炮兵掩护下，坚守了滩头阵地。后续分队强渡时，遭到藏军密集火力封锁，强渡受阻。8日凌晨，经严密组织，强渡成功，迅速攻占岗拖，毙伤和俘虏藏军30余人。驻同普的藏军第十团百余人闻迅向江达方向逃窜。此次渡江作战，参战部队牺牲26人（其中淹亡15人）、负伤10人。

由苗丕一指挥的五十三师一五七团主力，于7、8日自巴塘以北偷渡金沙江直取宁静。该团第三营于9日零时在竹巴笼渡口经过激烈战斗，强渡成功，毙伤和俘虏当面藏军第九团一个连。11日，当一五七团部队进至宁静(现芒康县)附近的古雪（古树村）时，藏军第九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注6）见败局已定,经与部属和官员、头人等商议,遂偕一营长主动前来接洽和解，受到一五七团政委冉宪生的热情接待。苗丕一将格桑旺堆谋求和解的情况上报后，西南军区于12日复电，给予起义名义，予以优待。12日，格桑旺堆引导一五七团进入宁静，同时，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并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18日，刘伯承主席复电慰勉。在昌都战役之前，格桑旺堆收到过南路先遣部队的各种有关政策的宣传品以及平措旺阶、夏克刀登寄去的劝和信件，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有所了解。当解放军逼近宁静时，他想“还不如谈判议和，于公于私都有益”（注7），于是，毅然采取了站到人民一边来的正义行动。藏军第九团的起义，对昌都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战役发起后第五天，十八军前指张国华、李觉根据藏军与各路进攻部队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的情况，判断藏军有全线撤退的可能，不会固守昌都,遂于11日电令各部迅速前进,特别电令骑兵支队和一五四团兼程前进，务必完成战役迂回包围任务，务必切断藏军退路。

此时，各路部队已进入战役纵深地区，不断越高山涉激流，越走越艰险。为达成战役目的，完成作战任务，各部强化了行军的政治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军指“迅速前进”、“兼程前进”命令的实现。

五十二师决心以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协同歼灭位于生达的藏军第三团。两团兼程前进，其先头营分别于13日晚、14日中午抵生达，尚未对藏军形成包围，牟霞代本便率部西逃。一五六团立即经玉曲卡向昌都急追。16日下午在小乌拉追上藏军第三团后尾。藏军见势后撤。经生达、小乌拉两次战斗后，师主力分路继续向昌都急进。

若鸿格格

2700余名守卫昌都的藏军自动放下武器

担任战役大迂回的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进至青海囊谦后，根据师前指的具体部署，分内外两翼前进。由于大迂回路程远，从玉树巴塘草原起，即以每日50至60公里的速度急进。走内翼的一五四团，在穿越近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巴塘草原时，天气异常，刚刚还是阳光灿烂，忽而突降骤雨冰雹，风雨过后又是漫天大雪，无论行军宿营都非常艰苦。14日夜，该团被大风雪和冰雹阻于囊谦寺以南高山上，干部战士和衣而眠。15日晨，整个部队已被大雪覆盖着看不到人。红军长征时留在邓柯、此次又穿上军装的老战士周大兴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长眠在雪山上。大迂回部队在体力极度下降的情况下，日夜兼程前进，徒涉了20多条刺骨的冰河,经连续11天的强行军，于17日夺取了西藏类乌齐西北的甲桑卡铁索桥，控制了前进的要冲。走外翼的骑兵支队在行进中，顶着暴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永嘎拉山和海拔5400米的磨格日峰时，山高缺氧，人马呼吸困难，指战员们既要照顾马匹，又互相搀扶前进，十分艰难地通过了这两座大雪山。山上多处积雪半人深，有些地段需爬行通过。经5天兼程前进,骑支先头二连于13日5时占领知牙桥,越过昂曲河，16日拂晓攻占则美，17日夺取了昌都以西要地类乌齐，毙伤和俘虏藏军第七团的一个连60余人。
侦察、工兵营强渡金沙江后，奋勇追击从同普西逃之藏军第十团。16日晚，从藏族群众中获悉“前面就有很多藏军，牛马千多头”的情况，苏桐卿、王达选立即率部连夜兼程前进15公里，在觉雍以西的拉者山口发现了藏军宿营地，迅速将藏军第三团噶炯娃部及第十团一部约200人包围，激战1小时，毙伤藏军23人，俘虏88人，缴获步枪193支、机枪2挺、乘马233匹、牦牛152头，以及粮食等一批物资。攻击分队伤亡27人。战斗结束后，立即向昌都追击前进。
当人民解放军10月7日发起战役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道情况。直至11日宁静等地解放、岗拖告急，各地逃回昌都的藏军带来战败的消息，才使总管府极为震惊。阿沛连日发电报向噶厦报告军情，急切等待回复。拉萨的噶伦们到12日虽知道昌都已经发生战事，但他们不相信局势会那样严重，仍然在林卡里吃喝玩乐，迟迟不予回复。这使阿沛等“文武官员曾为等待政府之命令而（承受）日夜焦虑之苦”。17日，阿沛得知藏军第三、第十两个团在觉雍遭到重创的情报后，总管府已是一片混乱，遂召集“在昌都之所有官员，就投降还是后撤的问题认真商讨，大家一致同意后撤。”噶厦亦下达准其撤退的命令（注8）。18日凌晨，阿沛率驻守及撤到昌都的藏军两千余人向西撤退。“当时类乌齐一带已失守，拉贡、恩达已被汉军占领，我们被包围无路可逃，只好撤回朱古寺，第三、第十团逃散官兵和第八团会合，与我主从官员合一处，大家犹如油尽之灯，陷入绝境，于是不分公私武器弹药，全部交出。”
当战役正面攻击部队在16日奔袭觉雍，战役迂回部队17日攻占类乌齐丶甲桑卡后,五十二师吴忠等判断：藏军可能放弃昌都西逃，遂令青海骑兵支队务于18日、一五四团务于20日前抢占恩达，截断藏军西逃退路，其余各部“不惜一切穷追歼灭之”。军指时刻关注着战役的发展，当得到第五十二师的电报后，张国华、李觉立即摘转通令各部：“上述部署完全正确，各团务必坚决达成此部署。”同时指出，北路各部完成部署后，昌都藏军可能向邦达方向溃退，责令“苗（丕一）应督促冉（宪生）柴（洪泉）率之两营加大行程，速向邦达急进”。
各部队坚决执行命令。南线部队在占领宁静后，一五七团政委冉宪生和副团长柴洪泉率两个营已于15日自宁静出发,接军指电令后，即兼程向邦达急进。青海骑兵支队在连续不断的强行军中，战马倒毙、累垮近三分之二，多数骑兵成了“步兵”；他们以马匹状况较好的第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为前卫，连夜奔驰疾进，余部边行军边整顿，简装急进，于18日晨按时占领恩达。一五四团不顾部队连日强行军和连续战斗的极度疲劳，在甲桑卡稍事休息后，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于17日晚以36小时的连续强行军，于19日凌晨进到类乌齐，按时于20日进抵恩达，与骑支共同完成了断敌退路的任务，奠定了战役全胜的基础。连续不断地强行军，是对部队战斗力和指战员意志的极大考验，许多人都是横下一条心，咬紧牙关，尽可能坚持着走，不管有多少人掉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就是胜利。一五四团九连排长余丙祥、三营机枪连上士郑伯锋在行军中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帮助他人，有突出表现，均荣立战功。
吴忠率领的五十二师主力向昌都追击前进。一五六团两个营从16日起，已断粮四天，忍痛杀掉随行驮运物资的少量牦牛、马匹食用，又向藏胞购买了园根（蔓箐）充饥，兼程三日，于19日20时进入昌都市区，俘昌都总管府军政人员200余名。当日24时，军侦察营进入昌都，获悉昌都总管已率部西逃，立即向昌都西南方向追击。一五五团以一天半时间翻越三座高山，强行军90公里，19日晚进至昌都北郊。

若鸿格格

藏军第九代本在宁静起义

战役南翼的云南参战部队在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指挥下，由团长高建兴率领的第一二六团一营，于10月4日沿怒江北上，5日进至扎那，受到西藏地方民兵武装的阻击。6日凌晨发起攻击，俘民兵大队长（相当于营长）那恩以下13名。此次战斗，第二连六班班长魏殿堂带领全班乘夜摸到敌后,断敌退路,并奋勇追击，冲在最前面，活捉那恩，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由团政委成泽民率领的第二营进至梅里雪山脚下。两个营均向碧土急进。8日，第一营经过90公里的急行军，以突然行动攻占碧土，俘左贡宗本(相当于县长)兼民兵总指挥多东几司以下395人，缴获各种枪150支。10月4日，第二营开始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梅里雪山，歼灭了在该雪山北侧阻击解放军的民兵；经过艰苦跋涉，于10日抵达碧土，与第一营会合。随后第一营与由政治处主任武健率领的第一二五团三营相配合，于12日进占盐井。驻该地的藏军第九团一个连仓皇北逃，百余民兵就地溃散。经过第一二五团三营宣传解释政策后，群众叫回了逃散的民兵80余人。云南参战部队的作战行动，策应了昌都方向的作战。19日解放昌都后，西南军区即令该部除留一二六团一营于门工、三营九连于盐井外，其余均撤回云南德钦、中甸地区休整，以减轻供应上的困难。
20日，昌都城防司令部宣告成立，贴出安民布告。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很快就使昌都藏族群众由陌生、害怕而变为接近、支持。市区藏、回、汉族群众热情迎接解放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有的群众将逃散藏军连人带枪送交解放军。昌都解放后的几天内，送交枪支达300多支。未逃走的昌都总管府军政官员和士兵500余人携械到城防司令部报到。昌都城区商贸活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安定。
阿沛?阿旺晋美（注9）率领的昌都总管府直属人员及藏军大部，退到离昌都西南约20公里处的朱古寺后，同身边几个官员商议，决定派出两批官员分路寻找解放军接洽联系。
青海骑兵支队占领恩达后，19日分两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迎击昌都西逃藏军。担任骑兵支队先头连的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于20日凌晨到达拉贡山口时，发现了藏军仓促逃跑中遗留的3门山炮。10时许，该连抵仁达，排长李茂兴报告有两名藏军前来投诚。该连指导员明宝金立即查明是阿沛派出的代表。这两人（后查明系僧官藏巴拉和俗官基甲?扎西多吉）说，“阿沛准备同解放军谈判。”明宝金与连长夏怀道决定，“由这两个官员带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朱古寺，”一面查明藏军位置和阿沛部动向，一面设法牵住藏军不使其西逃。20日12时，骑兵侦察连沿着仁达山谷到达朱古寺，部队占领阵地后，明宝金在两名藏族官员带领下见到了阿沛?阿旺晋美。经过明宝金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和解放军对待放下武器的官兵的宽大政策，阿沛与官员协商后，遂下令总管府机关和藏军第三、第八、第十团以及其他各团和民兵一部共2700余人放下武器，并交出英籍报务员福特。当日下午5时后，骑兵支队孙巩率70余人到达朱古寺，进一步落实阿沛部放下武器的具体事项。尔后，将藏军放下武器情况综合上报了五十二师指挥所。21日上午，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领第二营赶到朱古寺，按五十二师师指的电示，杨军政委与孙巩支队长共同处理了阿沛率部放下武器的有关事宜。为发给放下武器藏军返家路费，一五四团将携带的银币3050元和一部口粮送到朱古寺。该团因此曾一度断粮。至此，完全实现了聚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的战役意图。
23日，一五四团一营教导员王锡峰率领第三连在恩达西南执行封堵通向八宿和拉萨之道路时，发现向西逃窜的藏军一部，在藏族群众的帮助下，略经战斗，俘藏军225人，缴获步枪223支。随后又收容零散西逃藏军200余人。
昌都战役自10月6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共计毙、伤、俘藏军4个团的全部、3个团各一部，加上硕达洛松（即硕般多、边坝、洛隆）地区之民兵，共5700余人；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军官有第三代本牟霞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苏巴以及昌都总管府颇本霍尔康、噶仲崔科、金中和宁静宗本玛雅、波密曲宗宗本基甲、江达宗本南噶江村、军械总管理员玉噶等20余名高中级官员；俘获为昌都总管府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在九代本处的英国人布尔（注10）及印籍藏人2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万发、电台2部、战马2000匹等物资。人民解放军伤亡（包括渡江淹亡在内）共114人。战役中争取了藏军第九团格桑旺堆代本率部起义。
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部队在行军中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在野外搭帐篷宿营；一些部队途中断粮，由营以上单位统一采购，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一五五团一营行军到洞洞竹卡时断粮，吃倒毙的驮骡乘马的肉，绝不违犯政策纪律。在他们到达离昌都还有两天的向达贡巴时，炮连走错了路，副教导员张士英把他们找回来以后，看到七八个战士正在开会批评一个战士。二连的一个党小组长向张士英报告说：三连一个战士挖了两个藏民地里的圆根吃，所以大家在批评他。那个受批评的战士向张士英报告说：“我饿着肚子能行军打仗吗？”其他战士马上说：“大家不都是在饿着肚子打仗！”接着那个挖圆根的战士承认了错误。张士英没有批评他，马上拿出五个银元来买了一些圆根让战士们吃，20多个战士分着吃了。张士英又向被挖圆根的藏民道了歉。战士彭菊生在路上拾到一袋糌粑，够全班吃一个星期，但他忍饥在原处坐等失主，最终将这一袋糌粑还给了失主，此事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说解放军真正是“新汉人”。尽管部队指战员负重行军十分劳累，但绝无人支派“乌拉”差役。对解放军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的行动，藏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由衷地佩服。刚刚解放的昌都，人心安定，局面稳定。这种形势和政治影响不胫而走。附近尚未解放的洛隆、丁青、波密等地的土司、头人纷纷派代表前来欢迎解放军进驻。
10月23日，西南军区致电西藏工委、第十八军和第十四军，祝贺昌都地区解放及争取藏军第九团起义的重大胜利。

若鸿格格

冰释前嫌，和平解放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代表团抵达北京，和平谈判终于开启。对立，僵持，相互退让，再度出现僵持，谈判可谓一波三折。然而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解放的前提之下，又有什么矛盾是不可化解的呢？懂大局、善理解的中央代表与西藏代表们最终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周恩来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后，噶厦当局和西藏上层贵族们心绪如麻，愤怒、不甘与恐慌交织，是再战是求和，是出逃是留下，决断迫在眉睫，可他们唇争舌辩许久，依然莫衷一是。事关西藏的命运，仿佛只有取决于天意和神断了。
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被请到了达赖的佛殿。他们念念有词，舞来蹈去，如同与神灵絮语一般。突然，噶东神汉匍匐在达赖喇嘛座前，如泣如诉："神王达赖喇嘛乃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隆昌。"摄政达扎虽然恋栈，但违拗神的旨意是要遭天谴的，他只得宣布辞职。达赖亲政了，可此刻他刚刚15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他还得听凭噶厦当局、大活佛、上层贵族们越俎代庖。
就在拉萨的政教领袖们还在为解放军进入藏东后，战和走留纷纭其说之际，由阿沛•阿旺晋美执笔、40名昌都府官员签名的致达赖及噶厦书送到了。在这封上书中，阿沛•阿旺晋美以其亲身经历，详细叙说了解放军坦诚相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进军西藏、和谈的方针："此次解放军进西藏，丝毫不存在以武力支持与藏政府有矛盾的扎什伦布寺和热振派来搞颠覆的企图，而是要把西藏人民从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帮助西藏人民幸福、民族昌盛。汉人决不欺压西藏人民，这是早就确定了的……目前藏汉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党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阿沛•阿旺普美恳请达赖和噶厦，"下决心速派一位高职官员为代表，经康区去北京谈判就能成功"。然而这封言词恳切的上书，并未打消拉萨的政教领袖们的迟疑彷徨，他们又一次向神灵问策，打卦抽签的结果是"出走"。结果，达赖任命大堪布罗桑扎喜、孜本鲁康娃为司伦，代理政务，在40名政教领袖和贵族的裹带下，沿江孜亚东一线，向印度而去。
出走前，逗留印度的孜本夏格巴，在与英、印等方接洽后，曾致电拉萨：英、美均答应支持达赖，印度将派兵接应。而当达赖等披风踏雪跋涉到亚东时，局势骤变。印度政府慑于世界舆论压力和中国政府警告，收回承诺，只同意以难民身分接纳达赖；英、美亦改口不支持达赖离藏了。达赖一行顿时进退维谷，怅然若失。
能依时势应变者是俊杰，西藏的政教领袖们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阿沛•阿旺晋美上书余音犹在，中央人民政府依旧敞开着谈判之门。于是，一封由达赖署名的信札，被送到了驻新德里的中国使馆。
达赖信札的字里行间，极富辞令："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10月8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时下）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感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和外出两部分。"然而信札中对谈判一事，也显得颇诚恳。说是此前已由"昌都基巧阿沛和从拉萨政府派出的堪穷二位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起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请你（按即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这封信札被迅速送往北京。仅隔13天，达赖就接到袁大使的回信："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您的执政"，中央政府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驻印度大使馆将给予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若鸿格格

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的代表团随即组成了：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布（政府秘书官）土丹旦达为代表。后两位代表和藏方派出的翻译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黄国祯）、英文翻译桑都仁青，是从亚东经印度出发的。

阿沛•阿旺晋美等是1951年3月29日从昌都动身的，中共西藏工委和18军党委，派平措汪杰陪同阿沛•阿旺晋美经渝前往北京。"我们在重庆登机后，在飞机上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说是周恩来等中央和政府领导人，将到火车站迎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要我们在西安改乘火车赴京。""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2日傍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都在车站迎候我们。"26日，凯墨•索安旺堆等经印度赴京的代表，在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抵京。翌日，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一行45人也到了。但因当时达赖及噶厦政权尚未就10世班禅的确认表态，作为噶厦和谈的代表们一直规避和班禅大师及其堪布厅的人见面。

关于西藏和评解放的谈判，于4月29日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代表有人民解放军西南区参谋长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周恩来还亲自指定了两位列席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汪杰和18军宣传部长乐于泓。

最初，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翻译，是从中央民委调来的，他是青海人，对西藏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特别是谈判涉及许多政策性的解释，只有既稔知西藏的传统、现状，又熟悉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人，才能胜任传情达意的谈判翻译之职责。周恩来再次亲自点将，要平措汪杰担任此次谈判的政治翻译。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噶厦方面的代表端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1．西藏根本没有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13世达赖出国后延续下来的。同美国只是商务关系。2．归还旧汉政府占领及解放军解放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4．请撤走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5．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

这五项条件，是由凯墨•索安旺堆等从亚东带到北京的。据说达赖、噶厦执政者们曾一再叮嘱：和谈必须以此为依据，切勿轻易许诺。这五条的核心，还是要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使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徒具名份。

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坦诚地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东、北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毗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以解放和保卫边疆，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从噶厦的五个条件看，西藏上层部分人有三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仍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延以观国际形势变幻；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不对，要整，打败了整更容易，何须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又重申了对谈判的基本态度：英、美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露骨的，阻止西藏和谈代表赴京谈判即是证明；巩固国防极为重要，解放军必须进藏；解放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达赖保持原有地位；西藏地区内部各派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从双方的立场来看，进军西藏，可谓谈判的第一个难点，双方在此僵持了很久。

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和谈代表团中最开明、最早倾向和谈的人，而且同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已有一段接触，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力争首先说服他。作为列席代表、政治翻译的平措汪杰，是每次深谈的在座者。

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代表以历史文献说明，中央政府派军队入藏早有先例；而且西藏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西藏人民，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力拒解放军进藏，于情于理相悖。

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感到再难以坚守不允解放军入藏的条款。又经过反复权衡利害，特别是注意争取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首肯，总算是统一了认识。第一道难关，跨越过去了。

若鸿格格

西藏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

在广袤的藏区，"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的民谚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达赖、班禅间的和洽及在西藏的地位。可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桌前，却没有班禅和堪布厅的代表；且在噶厦带来的五项条款中，竟有"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一语。
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同为藏传佛教黄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师徒三人，对黄教在藏区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藏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称为"尊贵的师徒三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自转世制度形成，历代达赖与班禅都互遵长师幼徒之仪，相互尊重，情深谊笃。然而此时何以至此呢？
这与清代后期，国势衰败无力护卫边疆，朝廷对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引起其离心倾向有关。20世纪初，英国侵略军进犯西藏，清廷一方面无力守边，一方面也希望不太听命的13世达赖的势力有所削弱，没有积极支持抗英作战。
西藏抗英以失败告终，清廷驻藏大臣联豫在达赖出走印度后，假皇帝名义取消13世达赖封号，将9世班禅曲吉尼玛迎入拉萨，出任摄政。此事虽遭曲吉尼玛坚决反对，但却为后世达赖与班禅间的不和，埋下祸根。加之噶厦政权和班禅本寺扎什伦布寺的部分官员，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屡造纠纷，推波助澜，更深化了矛盾与隔阂。
后来13世达赖重返西藏，九世班禅又因噶厦和堪布厅的关系恶化，于1923年底逃往内地，双方结怨更深。1937年末，空怀重返故土夙愿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省王树圆寂。1949年6月，国民党政府确认在青海访得的灵童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继任10世班禅。8月，10世班禅在青海境内尔寺坐床，但达赖及噶厦当局一直未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10世班禅立即给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1950年1月，班禅及堪布厅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亦对10世班禅十分尊重，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日确定后，特邀他也赴京。
谈判前，周恩来亲自指示：在谈判过程中，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布主要成员的意见。李维汉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平措汪杰和乐于泓布置说：此次谈判要涉及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要他们做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噶厦和谈代表的工作。平措汪杰说他们接受任务时，思想上毫无准备。
果然，当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提出要将有关班禅的内容写入谈判协议时，西藏和谈代表们反应强烈。他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谈判的10项条件中，本无此内容；噶厦当局，也只是交代和谈代表赴京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根本没谈班禅的事。
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等同，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解放军进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西藏和谈代表坚决不谈班禅的问题，理由是九世班禅寂后，曾在青海、西藏、西康地区遴选出三位灵童，究竟谁是真正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噶厦当局尚未表态。也就是说班禅的确定还是问题，怎么能谈他和达赖、噶厦的关系和在西藏的地位问题呢？何况代表们没有噶厦的授权，一定要谈的话，必须等待请示。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要打破僵局，首先要拿出确定10世班禅合法地位的确凿证据。李维汉立即指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查清班禅合法性的问题。
范明很快得到了10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有原国民党政府颁给10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欲自南京搬迁时，班禅堪布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百般设法，催促、运动国府尽快批准班禅转世灵童，使李宗仁代总统在6月3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此后即派国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赴青海与国府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塔尔寺主持了10世班禅坐床大典。这即表明10世班禅的确认，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仪轨和制度的。
当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出示了10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后，西藏的代表仍拒绝将班禅的问题纳入谈判的范畴，因为噶厦与堪布厅的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谈班禅问题，也容易引起达赖、噶厦当局的忐忑和疑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孙志远在休会间隙，单独与噶厦和谈代表们晤谈。这次晤谈持续了10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进入本世纪后的龃龉纠葛，通过班禅条款的难度。
显然，是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地位、职权的条款中，都写明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并做出解释系指13世达赖与9世班禅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难题似乎迎刃而解。
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西藏代表们不再抵制把班禅的问题写入谈判协议。
关于和平协议的条款大部分都讨论通过了，相对在谈判桌两边的人，都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李维汉在与阿沛•阿旺晋美晤面时，提出只需再将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一款讨论通过，谈判就可告结束了，请阿沛•阿旺晋美先和西藏的其他代表打个招呼。
这次谈判，实在是太难为阿沛•阿旺晋美了，许多难度大、敏感性强的问题，都是通过先说服他，然后再做其余西藏代表的工作的。但他毕竟是噶厦政权的首席代表，有些问题他想通了，要劝说其他人，还必须等适当的时机，并且得从各方面思虑周全。所以他在同李维汉晤谈后，一直考虑着找个合适的时候扯出这一话题。
两天过去了，李维汉估计阿沛•阿旺晋美已和西藏代表们打过招呼，便在谈判时提出要把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入和谈协议。不料平措汪杰刚刚把他的话翻译出来，竟如一石激起轩然大波，除了阿沛•阿旺晋美外，其他西藏代表均艴然恚色。
他们高声质问："你们中央代表怎么总是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强加给我们？"有的甚至揎袖捋臂嚷道："我们已经有了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李维汉不知阿沛•阿旺晋美尚未商量妥当此事，见西藏代表们吵吵嚷嚷有些纳闷。经翻译明白了吵嚷的内容后，他不免也有些怒形于色，说道："不是早打招呼了吗，怎么是一会儿一个新想法？在谈判初始，申明我们的五点基本态度的时候，就提到了'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的内容。你们这样吵闹，哪里是诚心谈判的样子？"这前所未有的对立，几乎使谈判濒于破裂。平措汪杰感到在这种气氛下，是无法继续谈下去的，就把李维汉的气话，翻译成："李代表的意思是暂时中止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处休息。"平措汪杰随西藏代表团一起回到他们的住地北京饭店。回到住地后，多数代表的怒气仍没缓和。直等到他们的吵嚷渐渐平息，平措汪杰才开始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他告诉代表们，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的，解放军解放的所有省份，都随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
但西藏的代表们一再咬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是在我们脖子上又骑个人"不放。平措汪杰思忖了一下，发问道："又骑个人？那你们说说看，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最高首脑会是谁呢？还不是达赖喇嘛吗？怎么会是脖子上又骑个人呢？"平措汪杰冷不丁的自问自答，使西藏代表们内火顿时泻了，细细一琢磨，觉得如果由达赖出任军政委员会最高首脑的话，的确不存在谁骑脖子的问题，不禁相觑自窘。一消除抵触情绪，事情就好商量了。凯墨•索安旺堆对平措汪杰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感到你确实是为西藏民族的利益尽力。散会时你没有按李代表的原话翻译，他的气话我听懂了。"在平措汪杰反复解释了他们提出的种种疑虑后，西藏代表终于同意恢复中断了的和谈。
从西藏代表团住地出来，平措汪杰直奔李维汉办公室，此时已是晚上。李维汉一见他就问："西藏代表团是不是在卷铺盖卷，准备走啦？""不，在反复说服后，他们同意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条款，谈判明天可以恢复了。""是吗？"李维汉喜上眉梢，平措汪杰遂简要叙说了经过。
听罢他的叙述，李维汉立即拨通了电话："主席，我是罗迈。平措汪杰同志来了，现西藏代表已被说服，在协议中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已经没有异议了。"电话听筒里传出了毛泽东的声音，平措汪杰回顾说："那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声音，听到他刚刚做出的指示，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由此我知道了，我们的整个谈判工作，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注和指导下进行的。"

若鸿格格

和平协议签订 西藏重回祖国母亲怀抱

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4年，毛泽东在勤政殿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51年5月23日下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盖印。
《协议》共有17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其收入不变；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自清代末期以来，西藏同内地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尔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了。
在《协议》签字当晚，李维汉主持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首先举杯说：“今天的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的成功立了大功。”这时，噶厦的代表凯墨•索安旺堆也来到平措汪杰身边，对他说：“我也认为第一杯酒应该敬给你，你是这次谈判的功臣。”而酒会刚结束，平措汪杰就因极度疲惫，突然虚脱晕倒了。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党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协议》的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180余人出席作陪。
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10世班禅及堪布厅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宴会。平措汪杰说：“这是噶厦的官员和10世班禅的第一次会面。虽然噶厦的代表们在有关班禅条款的《协议》上签了字，但达赖、噶厦当局尚未对此表态，所以他们还是回避同班禅的接触，但这次回避不了了。”“中央把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都安排与毛泽东同在一桌。毛泽东以他的伟人魅力，消弥了近代历史给达赖和班禅间遗留的芥蒂。宴会充满喜庆的气氛，毛泽东围绕西藏，谈古论今。我第一次领略了时代巨人磅礴恢宏的襟怀和经天纬地的学识。
毛泽东对班禅、阿沛•阿旺晋美说：你们西藏在历史上很是了不起，你们的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入长安，唐朝皇帝都慌慌张张跑了。唐朝有个常胜将军叫薛仁贵，他“征西”进入东部藏区青海附近，吃了大败仗的……
这信手拈来的一段历史，寓庄重于诙谐，既融洽了气氛，又紧紧扣住眼前的政治斗争主题，毛泽东挥洒得如行云流水。接着，他话题一转说道：“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和谈结束后，平措汪杰陪阿沛•阿旺晋美返回昌都。8月，入藏的解放军开始向拉萨进军。王其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平措汪杰任党委委员。当9月初，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市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王其梅和平措汪杰。
10月26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主力部队到拉萨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西藏工委。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在工委九成员中，平措汪杰是唯一的藏族委员。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1954年春季，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14世达赖和10世班禅，平措汪杰又一次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充任翻译而置身在侧。一年前，他在陪西藏佛教代表团赴内地参观访问后，因就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留在了北京。
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聚首一处，实在是异乎寻常的盛事。

若鸿格格

1952年：公审刘青山，张子善

1952年，抗美援朝仍在继续，共和国依旧是百废待兴，上下勒紧准备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少部分的官员思想上、行动上开始腐朽。两个地委书记级别的干部，相当高了。“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尚有许多空白的当时，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判决了两位贪污犯死刑。

相比起今天的“后辈”来说，刘、张二人贪的也许还不算多，但他们却是一个

标志??共和国从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这是对人民的承诺，这也必将是永远的承诺。

2002年底，当选为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一个月的胡锦涛，冒雪来到河北西柏坡调研。1949年春天，毛泽东在这里曾经作了一次著名的报告，精辟分析了即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与面临的困难。在此次报告中，毛泽东提醒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注意“糖衣炮弹”，但绝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听到了。

1949年春天，西柏坡。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的告诫不幸而言中。进城不久，腐败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起来，其蔓延之迅速，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若鸿格格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