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永远长不大的资本主义??对秦以后历史的另类解读

秦王政

楼主这个观点很新颖，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肇于秦之后，呵呵，当然我知道这个资本主义概念不等同于近代的资本主义。

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本来就没有统一过，马列的原始、奴隶、封建和共产四分法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哲学教科书里，而且马克思关于这个四分法也是主要参考的欧洲历史，对于东方，尤其是远东历史他是存疑的，只是我们的学者奉行拿来主义不做分析，这个四分法是完全不适应远东历史。

我虽然不完全赞同楼主的观点，但我支持楼主的创新思维，这个思维并不是异想天开，还是有一定的论据支持。说到底楼主这个观点还是建立在马列的以生产关系来划分历史形态这个基础之上的。只是在具体时间上有不同。

欧洲和远东的历史不能简单用一种标准来划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不是我们 目前的历史哲学教科书所能简单定性的。我们小时候历史教科书所传授的许多知识，现在都需要修正。好比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什么，是部落联盟，还是酋邦，还是民族？实际上在不同历史地理位置上的各个国家的形成历史和发展并不相同，而我们的历史书便简单抄袭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用部落联盟做了答案。同样是部落联盟，美洲的易魁克部落联盟又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部落联盟有着区别，呵呵，很复杂。所以，人类社会的划分也必然要因地制宜，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必然有着千变万化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关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要么还停留在马列的结论上，要么是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只阅读本国历史典籍而无视世界历史，所以，至今没有得出使用于我国历史的正确结论。而真正有关祖国历史的学习，是不能孤立的，它必须同世界历史相对照相联系，一个国家的历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除了歌颂自己的故乡之外，还需要明辩是非的能力和勇气，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曾在一样的日月星辰下兴衰，他们曾经经历过一样的危险，曾经有过同样黑暗的年月以及共同的和伟大的传统。

最后，欢迎楼主，帖子将仔细拜读

秦王政

读了个开头，感觉楼主在某些方面和韩毓海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里的一些思路相近，属于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的一些新思路新观点。推倒马列教科书似的史哲观点，推倒所谓的新朝总是顺应民心，总是顺应生产力，旧朝总是昏庸腐败等老观点，重新解释我国的兴衰史。

呵呵，就我个人的阅读面和知识面来看中国史，夏商两代是盟邦制，这个盟是联盟，这个邦是酋邦，而非部落联盟。两周才是封建制，秦以后那是王权官僚制，而今是私有官僚制和公有官僚制。当然，所谓的公有官僚制也只存在于49到改革前这段短暂的时期，现在是货真价实的私有官僚制。当然，这个私有官僚制（俗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私有官僚制（俗话叫资本主义）还是有区别，但区别绝不大过公有私有之别，不过是编制内民主编制外集权和资本集权公民民主的区别而已。就像我们对古希腊古罗马要称为军事民主制，加个军事的定义框一样。

还是定风波

八 最后的轮回，停滞的帝国
元明清三代为西方坚船利炮到来前最后的轮回，此三代亦即侯家驹先生所谓“政治益趋专制”，“经济益趋统制”，“社会益趋管制”的“第三次一元体制”，历史从此驶入另一条河道，终于越走越窄，搁浅在河滩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 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如果他真的来过中国的话??是宋元之交，自他来后的五六百年，中国就象一个钟摆，破坏，恢复，破坏，恢复，最后完全停下来，成了所谓“停滞的帝国”。

有元一代是中国第一次完全为异族征服，也是历代中殖民色彩最浓的一个。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十二十三世纪是蒙古人最为风光的世纪，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为“暴风雨之来临”，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称为“蒙古旋风”，他们当时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所谓的“世界征服者”，他们的梦想是“让蓝天之下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又岂会囿于一国一族。蒙元历代皇帝，同时拥有中国的帝号和蒙古的汗号，理论上既是中国的皇帝，也是四大汗国的共主，这两种身份并列，乃一个双元体制，而官方语言为蒙古语，蒙元皇帝不会汉语者多有。其他方面，这种殖民色彩表露无疑，人分四等，汉人、南人尚在色目人之下，色目人地位较高，是因为他们被征服较早，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奴的资格比中国人老”，蒙古人殴死汉人，只赔一头驴钱，而汉人殴伤蒙古人，则有杀身之祸，还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另对汉人、南人有种种禁制，如禁执兵器，禁习武艺，禁夜行，禁骑马，禁习蒙古、色目文字，禁江南农家用铁禾叉，如果《烬余录》说的是真的，则还有初夜权制度，煮酒的沙梨熊说得好，“张无忌娶赵敏，小昭还可以，要是想娶周芷若，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想保住周姑娘的元红，有三个办法，要么贿赂峨眉山当地主管此事的红衣喇嘛，或是蒙古民政官员达鲁赤花，要么私奔，做个永远的黑人，要么造反，只有这三条路走”。

民族岐视如此，自然是反抗不断，但最后的推手，仍在经济。因为普通的“民怨沸腾”多半是“聚众滋事”，而经济规律带来的萧条却能让国家翻了个个。蒙古人四处征服之时，大抵稍遇抵抗即加以屠城，独留工匠，也包括少量为免一死冒充的工匠。他们将这些工匠编为匠户，身份既定，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在国家开设的局?院里做工，子孙皆不许改行。择业自由既已失去，而制造业全部国有化，效率日渐低下，工匠颇有怠工、隐冒、逃亡者。有元一代，除新兴的棉纺织业外，制造业全面衰退，以陶瓷业为例，宋之官、哥、汝、定、钧诸名窑，历元代之后，只有景德镇一处可以看看。而所谓商业，大抵是用征敛手段搜罗的财富，购买外国的奢侈品，此外陆上通路被打通，回回商人颇有致富的。汉人、南人也有狡黠者，与蒙古官员拉关系，“江南有新官来任者，巨室须远接，以拜见钱与之”，从而致富，最后竟有“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者”，打仗我不行，但做奸商就是你不行了。而元政府也采取对策，增加江南地主之赋税以杀其力，先科商贾末技以差役而削其富。

制造业衰退了，而税收有增无减，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什么都不干吧，还有 “撒花钱”。另有包税制度，即所谓“扑买”，将某一处或某一类税收，以多少钱包干给色目人，色目人想怎么收都可以，如“燕京刘思笃马者，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者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鸭”。 蒙古性格粗放，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初得汉地时还想实现“蓝天之下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的想法，准备杀光汉人把地做为牧场，“汉人无益于地，宜空其地为牧场”，所幸有耶律楚材阻止，自然懒得操那份闲心，弄钱的事交给色目人，蒙古人负责打仗，而汉人、南人负责生产，天下岂不太平，但他们省心，色目人又岂会省心，五十万两买下的税，不收个五百万两这生意是白做了。而色目人不省心，汉人、南人又岂能让蒙古人省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蒙古政府的对策则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屠杀，在亡国前十几年，屠城徐州，另有杀五大姓的计划。

然后是通货膨胀。蒙古贵族开销浩繁，以赏赐，佞佛为著，再养些鹰鹘狮豹之类，仅靠巧立名目的税收哪里得够，如仁宗“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按纸面价值，一锭为五十贯，总数在三亿贯以上，或三千亿钱，或白银三亿两以上，唐朝两税法之后的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贯，北宋最多时七千万贯，南宋约一亿贯，明代为两三千万两，清代康熙年间三千万两，乾隆年间四千多万两，晚清工商业和关税收入增加，增加到八千万两。元代人口不及宋代和明代，只有清的五分之一，自然不是因为经济突飞猛进，只能是大印钞票。宋元皆用纸币，宋发行纸币有界有定额，元有准备金制度，各有千秋，本不至于滥发。但年年财政赤字，只好委屈一下百姓了，先发至元宝钞，其后有中统钞，又有大银钞，又有中统交钞，顺帝时，至于京师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

最后是灾荒和河工，元代河道堵塞，粮食都用海运，但水利不兴，水患不已，旱涝频仍，自然又是“流民四起”，元相脱脱亡羊补牢，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做一回好事，同时给“流民”一些就业机会,于是开始修河。但修河也就罢了，给的工钱本来就少，层层克扣，到工人手里，别说养家了，糊口都难，于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如果说刘邦是无赖治国，刘秀是书生治国，朱元璋则为愤青治国。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借王冕之口，说朱元璋八股取士“这个法子却定的不好”，其实明祖“不好”的法子又岂止八股。其中有承元制，也有自创的。

明承元制的有几件。一是匠户制度，终明一代未变，至清初革去，所幸明朝民间手工业尚可，影响没元那么大。二是廷仗制度，都是饱读诗书，胡子一大把的人了，当面被一群太监打板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哪，元之奴役后加之以明之笞辱。三是分省制度，以前的行政区划以江河湖山为界，比如淮南道从淮河到长江，江南东道则全在长江以南，元不是这样，没有哪个省的边境在江河湖山，无法依靠地理环境建筑防御工事，虽然可防止地方割据，但遇外敌入侵，往往一溃千里。四是跪礼，当年文天祥解到北京时，就拒绝下跪，说是风俗不同，“南揖北跪”，你们的下跪，我们只是作揖，可怜后来英国使臣到大清帝国，因为拒绝“三叩九拜”，被认为是不知教化，却不知大唐的长安早已是国际化都市，各国使节到中国来哪里用得着跪哟。五是人殉，消失上千年之久的人殉制度再次复活，真到那个阶下囚皇帝英宗废除。

明祖虽颇为“愤青”，但却是个天纵英才，雄才大略的高级“愤青”，比后世那个洪教主要强许多，自学文章，《皇陵碑》写的惊天地泣鬼神，自学用兵，而后世有评价帝王用兵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得天下之前，也曾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四海归心，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只是得天下之后，治国理念与群臣渐行渐远，才弄得天怒人怨鬼见愁。但看其创设的制度，也是个有理想的，其理想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官吏清廉，商人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民风纯朴的理想国。他开始兴学校，进行教育普及，考虑到科举取士的不足，一度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他设卫所制度，有点类似后世的“建设兵团”，自称“我京师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他痛恨贪官，贪污八十吊钱就要剥皮示众，他的老部下朱亮祖建国之后，作风腐化，贪赃枉法，就被“剥皮实草”，对贪官他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杀百儆一。他嫌《大明律》即当时的宪法太多太文言，乡亲们看不懂，特地将各种案例故事编成册子《大诰》发到乡亲们手里，为了普及法律，规定家有《大诰》犯法可以减罪。他还号召百姓造贪官的反，百姓可以把贪官绑起来扭送到京城，有官吏敢“截访”的，格杀勿论，对于这些造了贪官反的，他进行奖励和表彰。他编了本《醒贪简要录》发给官吏，亲自作序，说“四民之中士最贵，农最劳”，“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矣”，“至有刻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他在所有的县衙门前都立碑，上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他严格户籍制度，“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离乡百里，外出要开介绍信，须持“路引”。他打击商人，农民可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衣料。

但人间是没有理想国的，也没有什么天国。他用重刑治贪，而有明一代贪墨无厌，他用卫所养兵，而明末却因用兵加三饷，他立下的宦官不许干政的牌子没多少年就被撤走。而其与大臣的紧张关系，其廷仗却开了明朝两百多年的君臣对抗史。

历史继续向前，市场经济裹胁之下，工商业逐渐发展。王朝初期各种禁令都作为一纸具文代代发着，教科书上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而民间则以心学为宗，历史来到了晚明。

晚明似乎是和明前期截然不同的时代，正如晚清和清前期一样，有些人喜欢晚明或晚清工商业的活力和思潮的相对活跃，有些人则喜欢明前期或清前期的武功。但这正是中华帝国一体的两面，正如《乌有乡》中的上伦敦和下伦敦，天理和人欲在撕扯着这个帝国，显规则和潜规则乖离而又并行不悖。晚明同样是穿越爱好者适合去的一个时代，这是个适合俗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辣椒和烟草，虽然没有广泛种植，但也用不着九死一生泛着大洋去美洲找了，这个时代有了春宫画和《金瓶梅》，这个时代已经有了麻将的前身“马吊”，这个时代也有了后世各种坑蒙拐骗的勾当，这个时代也有了种种精致生活，这个时代有了我们现在听过的昆曲，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西洋传来的眼镜，这个时代有了“非君”的思潮，这个时代开始使用白银，看古装戏之后总以为古代各个朝代都用银两的朋友也不至于穿帮，而且总的来说比较太平同时比较自由，比起清前期的文网太密或后期老给人欺负要好很多。总之，晚明很象《双城记》那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但晚明也象十八世纪的法国，需要的不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革命。

因为明以农立国的制度与宋不同，国家并没有从工商业发展中得到足够利益，同时明朝的社会保障却不及宋朝远甚。官僚和附庸于官僚的商贾中饱私囊，明亡于李闯后，南逃的官员皆是“十车细软，一队妖娆”，南京的更是挥金如土脂粉妖娃。秦淮诸艳“家家夫婿尽东林”的东林和复社群公子，虽号称清流，但哪个不是一掷千金的“官二代”。到内忧外患之际，只能到农民的田赋里加税，赈灾之时，则只有十万两赈一省灾民。所以说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如果继续会怎么样，袁崇焕不死会怎么样，皆是皮相之言。明朝的哑铃型社会发展到了极点，积重难返了，今年不反则明年反，明年不反则后年必反，总之必定有一场底层革命。这一点不仅今天可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出来，古人也能看出，此即“黄宗羲定律”所言“积累莫返之害”。只不过法国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却迎来了一个更加专制的王朝。

清和元是很不一样的。严格的说，满洲人算不得游牧民族，应该是渔猎和早期农耕民族，性格也与游牧民族相去甚远。蒙古人心思粗犷豪放，而满洲人则深文周密，蒙古人对汉人不甚了解，而满洲人则深为了解。蒙古人不太在意汉人在书里写什么，在他们看来，那些汉人只会嘴皮子功夫，我蒙古勇士只用刀尖说话。所以除元祖忽必烈做了些措施之外，大抵只用屠刀对付反抗，虽然在华北屠杀数量荣登吉尼斯世界记录，但却未曾兴过文网，元相脱脱官修宋辽金史，也任由遗老们意淫，大抵宋史则溢美宋，金史则称道金。而满洲人则唯恐文网不密，连“清风不识字”的诗都不放过，修所谓《四库全书》，收书三千五百余种，毁禁三千一百余种，烧书二十四次，远甚于秦皇，但其对赋税却能谨慎对待，先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后有所谓“摊丁入亩”。蒙古人和汉人混居，而岐视又重，民怨自然不断，满洲也有岐视，高宗自承“开国之时，满汉自有岐视”，但却口口声声说满汉一家，同时将满汉隔离起来，城市有城中之城??满城，在辽宁和内蒙修“柳条边”，不准汉人去内蒙和东北，这算是清朝的“长城”了，只不过这“长城”不是防胡人进来，而是防汉人出去，隔离起来，虽有矛盾，由头总要少些。蒙古自信武力震铄欧亚，马上治天下，皇帝颇多荒政，而满洲得天下定天下治天下每一步都少不了“汉奸”们的丰功，可以说，没有“汉奸”们，就没有偌大的大清国，对武力没那么自信，只好靠权术，厕身蒙汉之间，皇帝倒较为勤政。

所以某歌说“再向天借五百年”，好象某明君活成了老妖精，中国就有救了，我是不相信的。不是不相信他能继续勤政，而是担心他太勤政了，因为他勤政的目的终是为了以旗人利益为核心的集团。他学过科学，发现洋人的东西很厉害，所以禁止汉人学习，同时还迁界禁海，在海边留出无人地带。他发现八股不好，但为什么没有真的废止，还不是发现有了八股，文字狱都可以少兴几例了。他发现火器很好用，所以要禁火器，汉人的绿营也尽量不要配备火器。他发现射箭比赛中，憨厚的蒙古兄弟总是比满洲人好，结果用提倡“黄教”鼓励出家帮蒙古人减丁。指望他站在“中国”而非“大清”的立场考虑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个利益集团是他的统治基础，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晚清倒是有个站在“中国”而非“大清”的立场的皇帝，就是光绪，结果光绪变法，几乎所有的旗人都反对他，只靠几个无拳无勇的汉人书生，济得甚么用。

清朝在经济上多承明制而加以改进，但将汉人限制在十八省之内，却让多余的人口只能在这片土地上讨生活，直到清末开关，才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移民浪潮，“捐纳”制度更是吏治腐败的催化剂，不读书有官做，不种地有粮吃的旗人集团也始终为压在头上的大山，而且越来越重，远过于秦皇的“焚书坑儒”也造成了“万马齐喑”。元之奴役，继之以明之笞辱，再继之以清之阉割，中华帝国终于陷入停滞。但这也许正是满清希望看见的，一群只知道跪在地上自称奴才该死皇上圣明的人，总比晚明那些思想超前作风怪异的人叫人放心。但历史是不会真的为任何人或任何集团停下来的，现在西方人来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西方人打到中国门口，会怎么样，但即使没有西方人，经济规律仍然会发生作用，流民仍然会四起，太平天国的仍然会发生或以另一种形式发生，而大清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镇压，兵权渐渐移到汉人手里，二是任由农民起义的洪水淹没。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罗马帝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中国人身高并不算高，至少没有在欧亚大陆上鹤立鸡群，而罗马人据说也是不及日耳曼人的，为什么汉代人认为中国和东罗马都是“长大平正”呢，因为中国和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的地方，就象今天美国人走到哪里都比别人气宇轩昂，那是民族的底气。而到了一千多年后，西方人眼里的清朝人，已经是拖着辫子，神情委顿，弥漫着漠然和绝望，只能在鸦片烟里寻求寄托。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里一次次的轮回反复，最后沦落到这步田地，也真是叫人唏嘘。

秦王政

楼主发的八章我都拜读完了，呵呵，不能不说这标题取的够大的。也许是因为出于篇幅和字数的限制，关于历朝历代的财政得失与资本运作说的比较泛泛，但是作为用一种新的观点普及历史，对于大多数网友，本文应该足够了。

楼主提到了明清两代财政的银本位，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现代研究的事情。当是时，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对新大陆白银和黄金的疯狂掠夺，造成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贸易以银为货币的贸易兴旺，这对中央帝国的经济影响，也促发了明张居正的改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银本位的财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白银作为国家官方唯一的收入货币。然而到了明后期，美洲银矿的枯竭，对外贸易中白银的获取剧减，而国内依然坚持白银为纳税收入为主的财政措施，民间富商也大量囤积白银，这对于一个根本不能自产白银的帝国财政无疑是致命的，于是，举国之财力竟不能负担一支关宁铁骑的薪饷以对抗满清。

再两百年，清承明制，依然是银本位的财政，而此时，欧洲银行业的兴起，欧洲诸国废除白银作为货币，国家向银行借贷发动对外掠夺战争，而我们的大清国还在昏昏噩噩地闭关自守，对世界史翻天覆地的变化懵懂无知，于是，全世界的劣质白银全倾销到这个银本位的老帝国，换走的是皇家国库里货真价实成色十足的官锭银，于是，明末的那一幕重现了，占世界二分之一的GDP的帝国，其举国财力竟养不起一支海军。人家银行是借贷给国家发动对外战争，捞的是战争横财，我们的晋商不过是在政府手下讨点口食，贩卖点粮食，在与外资银行对抗中如何抗的住？

本国史，也是世界史，仗未开打，我们已经败于资本与货币战争，教训焉？体制焉？

说了明清时期资本的银本位，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明以前的我国财政的得失，尤其是两宋与西夏、辽金对恃时期，有许多经典的财政战役，呵呵。什么文化决定论啊，儒家误国啊，体制误国啊，两千四百年前的希腊人就明白了：“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

秦王政

再说说“国进民退”，呵呵，国进民退究竟好不好？

我觉得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外部是虎狼窥视，那还是要国先进的，否则，民未富，国先亡。藏富于民的明亡于清，则是国退民进的典型。

还是定风波

九 西化之路
　　
　　今人每每谈到“汉化”便喜，谈到“西化”便忧，他们宁愿用“现代化”。其实古代的“汉化”和今天的“西化”真的是一样一样的。“汉化”是上古社会的中古化，而“西化”是中古社会的现代化，都是文明化的一部分。而且“西化”比“汉化”更为准确，因为与“汉化”平行的，还有“希腊化”，“罗马化”， “印度化”，“伊斯兰化”等等，而能代表“现代化”的则只有“西化”。
　　
　　大抵落后文明靠近希腊的，便被希腊化，如公元前三世纪的地中海东部，靠近印度的，便被印度化，如东南亚地区。所以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安南被汉化，也并不是一件很非比寻常的事，只能说明古代中国的文明较他们为高，他们进行学习，而不是中国文化真的什么独门密方，有超强的“同化”能力。至于将落后的征服者“同化”，更是不提也罢，世界上有很多所谓“征服王朝”??可能只有日本没有，这些“征服王朝”都和中国的元清一样，“同化”其实是相互的，你说你把他们“汉化”了，而他们又何尝没有将你做了一些“胡化”。印度自孔雀王朝以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外族入侵，这些外族最终也都变成了印度人，包括莫卧尔王朝的统治者??一支突厥化的蒙古人，他们“同化”外族的能力可比我们海了去了，真的是一件很荣光的事么。
　　
　　当然也有对“汉化”不以为然的，比如认为“尚武”的游牧或渔猎民族统治了中国后，很快腐化，也是因为“汉化”，好象中原大地到处撒了十香软骨散似的。却不知农家娃到了大城市的花花世界，更容易受到诱惑，而贫家子弟忽登高位，往往更容易把持不住，正如前汉或明的那些底层出身的功臣，能得善终的少，而后汉的地主或唐的门阀功臣，则基本无事。所以八旗兵退化了，而汉人的新军却能兴起，如果“汉化”是十香软骨散，岂不是汉人中毒更深。还有说什么日本学中国，只会吟诗作对，学西方则为强国，却不知日本如果不学习中国，西方人来时，与澳洲土著无异，又有谁会去翻译泰西著作，“脱亚入欧”。
　　
　　所以对今天的“西化”还是持平常心为好，西方文明非仅船坚炮利，其对人的尊重也在我们之上，确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西方人到来之后，以前斗来斗去的满蒙汉诸民族实际上已成同一利益共同体，只是他们自己尚未意识到。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可能是土尔扈特蒙古人，他们或许也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殖民者之贪婪残暴，或许也意识到了随着沙俄用哥萨克骑兵向东略地，蒙古人不仅不再是草原上的主人，甚至其相对独立之地位都不可得，必须选择一个祖国，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他们选择了中国。次之则为汉人，汉人不仅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如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反而是作为统治者的满人似乎不清楚这一点，到了快亡国了还在喊“汉人强，满人亡”。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因为肃顺讲的“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而是这时的旗人已经成为一利益集团，其民族性质反而成为次要。老舍在《正红旗下》中说，戊戌年变法的时候，旗人普遍反对，因为担心变了法就领不到钱粮了，所谓“匹股决定脑袋”，六君子被杀的罪名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谁也不会割自己的肉的，利益集团自然更不会，所以哪怕到了亡国前夕，还搞出个“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
　　
　　这个时期的任务除了解决阶级升降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还要面临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工业革命已经被西方人进行过了，在科技上要做的只能是迎头赶上，于是有所谓洋务运动。但从洋务运动的那些名词来看，制造业的命脉仍控制在政府和官僚手里，什么“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外国势力进入，挟技术之优势，占领市场，中国民族资本自然益发生存艰难，资本难于生长，购买力难于提高，贫富进一步拉大。
　　
　　中国的西化之路，最初可以说是被强加的，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不得不“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产物，实际上，可能除了日本之外，大多发展中国家的西化之路皆有类似中国“强迫学习”的过程，这种强迫学习，被动西化，让中国的西化在最初更象是嫁接的，是在中古社会的股体上植入了一个近代化的器官，而这个近代化的器官所需养份远甚至从前的中古器官，造成中古的股体益为贫瘠，从而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的问题??城乡问题。
　　
　　早期发达国家就没有这种问题，他们的城市和乡村发展大致是同步的。乡村的空闲资本流到城市进行生产，再销售到乡村，一些资本则反哺乡村，提高乡村的生产水平，而乡村生产水平提高，也需要城市生成更多机器，乡村生产水平提高后，又有更多的消费及空闲资本。城乡在那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比如美国，乡村比城市并不明显落后。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和乡村俨然两个世纪。所以发展中国家也不都是“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的。
　　
　　清朝直到最后还在掷骰子，保中国，还是保大清，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还没等他掷完，南方乱起来了。而北洋的兵权早已归于袁世凯之手，袁世凯一把夺过骰子，谁都别想保，先保了我袁宫保。
　　
　　清朝之后，是为民国，前期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军头们没粮没饷了，地方的富户们自然该随时襄助，所以要想生存，如不能与高官结亲，就只好投靠洋人自保，即所谓买办。
　　
　　有人说，如蒋氏不败，中国发展如何如何，这又是不通之谈，蒋氏在大陆时，官僚资本集团地位稳如磐石，几个学生游行，或某省一点风波，是撼动不了他们的。经历了八年抗战，“四大家族”财富反而扩大。
　　
　　张国立饰演的蒋介石在《建国大业》里，对着“打老虎”半途而废的蒋经国说，“反，亡党，不反，亡国，难哪，难”，与清末的“保中国不保大清”保其似也，大清国走了，而党国来了。
　　
　　蒋氏在大陆和在台湾形势完全不同，在大陆，是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在台湾不过一隅之地，同样的体制外力量却有比以前多几十倍的作用，在大陆连三七五减租都无功而返，在台湾却能完成土地改革。如果蒋氏真的不败，“四大家族”仍会继续，土地改革要等上好些年，《林家铺子》描写的中间阶层破产仍会继续，其仓皇败退，亦宜矣。
　　
　　蒋氏政权在覆亡前夕，自陈从前过于“迷信武力”，是的，拥军八百万，又岂能不迷信。但多少军队也抵不过经济规律的惩罚，土地改革之不行，不能“耕者有其田”，致“流民四起”才是其覆亡的根本。但其土地改革在大陆又必不能成功，甚至连三七五减租都必不可能成功，因为如果施行土地改革，党国上下多半都会利益受损，“曾经阔过的要复古,正在阔着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过的要革命”，大抵如此。

还是定风波

十 多余的话
　　
　　《红楼梦》中有一段探春治理大观园的事，探春是《红楼梦》里的改革家，她将大观园中的值钱之物交由老婆子们打理，“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算是考虑周到了，但宝钗却以为不足，她说，“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 ,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 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这一回叫“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有志于兴利除弊者，或者都该以宝钗为师，因为她的话虽小，却说出了世道人心的真相。常听人说，某某应该怎么样，某某不应该怎么样，却不知，社会之运行，并不是按应不应该，而是有没有利，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一个人可能有利他的行为，但一个经济集体，则只能是利已的。中国古代的改革或成或败，或虽成功却失败，因为改革被扭曲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皆是为此。自秦至清，历两千年之轮回，始终没有走上类似西方的道路，也在于此。
　　
　　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专制之下，并不是中国人缺乏反抗精神，也不是什么观念问题??实际上，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世界仅有??而是力量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大了，在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财富的国家中，这个巨大的托拉斯加康采恩垄断财团实际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比起这个巨大的托拉斯加康采恩垄断财团，那些反抗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东汉的数万太学生请愿，在欧洲小国或者能让国王退位或内阁下野，但在中国，不过数日之间就弹压掉了，晚明的苏州市民斗争，在欧洲或许一个新的自由城市诞生了，但在中国，却不过是在六部某个主事的桌子上过了一下，皇帝可能都不知道。集团外的力量比起集团内，人数上通常有绝对优势，但缺在无组织，并且也不可能组织。除了秘密宗教有活动的可能外，任何民间的组织都会被打压，所以秦汉会打击墨家组织，清廷会腰斩带百余名秀才哭孔庙的金圣叹。
　　
　　鲁迅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政府的定义为，“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即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服务行业，类似于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保证公共环境的维护和公共安全，而政府收取赋税，维护社会公共环境和公共安全。即中国古代官府实际也可理解为一经济组织，他虽然并不能产生社会财富，但通过提供服务，能让社会运行更为有效，让移民的意志更有保证。但客大固然欺店，店大也能欺客，何况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谓“一身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国是没有二君的。
　　
　　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认为，在古代中国，取得政权的方式，是通过暴力，那么官府没有丝毫服务业“以客户为上帝”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们收的不是物业费，而是保护费。父母官们丝毫不会记得明太祖说过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丝毫不会把百姓当成他们的衣食父母，倒似乎百姓是他们养活的。
　　
　　有这么一个庞大的以暴力获取垄断地位的托拉斯加康采恩超级垄断财团，社会的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就可想而知了。凡垄断所产生的坏处，他们全都有，而且更为过份。比如提高价格，以盐价为例，唐代顺宗时盐价每斗二百五十文，约每斤五十文，宋朝降低盐价，每斤为三十四文至四十四文，一斤盐几十块钱，即使今天也算是天价了。比如降低服务质量，诉讼为官府份内之事，但“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再比如阻碍科技进步，如明代毁掉郑和造船工程图纸，清代毁禁了很多科学书籍。
　　
　　经济学有一个剪羊毛理论，儒家也有一个剪羊毛理论，他们对统治者说，你们只收什一之税，老百姓就不会造反，大家日子都有得过，他们又对老百姓说，你们按时交什一之税，统治者就不会向你们要别的，大家日子都有得过。但如果一只羊被一人所有，他可以只剪该剪的羊毛，如果一只羊被多人所有，那么那些剪的比别人多的人总是要占便宜一些，于是大家都偷偷多剪，直到羊死去，大家都没得剪。
　　
　　人身上有一种细胞，它掌握了永生的秘密。对于细胞来说，永生就是可以无限分裂，正常的细胞染色体边缘有一段废基因“过滤嘴”，复制一次磨损一截，最后大约五十次用完“过滤嘴”，就不能分裂了，而永生细胞却不会磨损，它是永生的。这种细胞叫癌细胞。它无限分裂，摄取各种养份和资源，直到人体死去。尽管人体如果死亡，癌细胞也不再能摄取养份，但它们并不会收手，因为那是它们的本能，而永生的秘密让它们的本能不再受到限制。只有手术切除或放射治疗能有一定作用，但如果转移，它们仍然会继续进行无限分裂的进程。它们其实并不没有永生，因为它们是要从正常的人体上吸收养份的，如果让人死去，它们的永生就此停止，但它们自认为是永生的，在它们分裂的时候。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个超级垄断财团可以无视任何市场法则，但市场法则却不可能无视他们。民间的组织被打压，一盘散沙的黎民不能对他们造成实质威胁，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组织的良性的反抗既已不可能，无组织的恶性反抗必将到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李世民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是亲眼见过那股如火山暴发如洪水毁天裂地的力量的。
　　
　　（完）

叶知小秋

看不懂的人表示没有压力

秦王政

楼主在第十章提到了古代中国一直生活在专制之下，并非国人和民族缺乏反抗精神。

其实，我倒不觉得专制较于民主是多大的坏事，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大哲文豪反倒不少是专制的粉丝，比如，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许生活在民主的混乱下，更能切身体会到专制的优点吧，显然不是因为这些大哲先贤天生的具有服从与奴性。我国两千多年的专制，长吗？古希腊，古罗马，各自也有八百年的民主历史，也不短，其实，人类社会，尤其是政治形态，未必就是一直朝所谓进步和先进发展，反倒是一个螺旋循环，民主八百年，专制两千年，再来民主XX年，循环往复，何来一个进步，一个落后？不过是各自时代的政治导向罢了，一种体制长了，自然弊端明显，体制外的野心家便会煽动民意，以顺应时代为名，成，百姓苦，败，百姓苦。

再说说马基雅维里，呵呵，我这段时间倒是在阅读他的书，恩，不是那本”臭名昭著“的《君主论》，而是《论李维》，哈哈哈

秦王政

中国之所以能绵延两千年，稳定的原因，我认为楼主至少说到好几点，其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闲时修水利、灾时赈粮，使的社会矛盾总是在爆发之前得到一时缓和，因此，持极端论者也可以说，是因为统治阶层的赈灾勤修水利使的这个专制的大帝国延续两千年，要是皇帝们更昏庸点更暴虐的就好，尤其那历代层出不穷的清官能吏们，更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大罪人，否则，中国就能早些跨入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嘿嘿。

转过身，你再看看市场经济后，现在大量荒废的农村水利，以及消失的医疗住房等福利，你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民主政府的历史总是短于专制政府，嘿嘿，我这”谬论“可不是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