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４０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从资料上看，西萨摩亚人口只有十多万，首都阿皮亚才3万人。西萨摩亚又称“椰子之国”， 盛产椰子和可可，世界各国都用来制作高级巧克力糖。海洋的绿色波纹，火山和热带雨林气候，在我们脑海中勾勒出一派典型的热带风光。非洲没去成，能到南太平洋赤道岛国一游，也算是还了心愿。听说西萨摩亚的还是部落制社会，萨摩亚人擅长制作独木舟，很有鲁宾孙飘流记的意境，光凭这一点就够吸引我们了。言归正传，使人浮想联翩的是旁边的美属萨摩亚，六万人口，特产金枪鱼，那就是个袖珍美利坚，有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制，仿效得惟妙惟肖，还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如果能远渡重洋，进入这个南太平洋群岛，即使去不了澳洲和新西兰，滞留西萨摩亚冻不着饿不着，据说当地人的食物，主要是满山遍野的香蕉和面包果，用烧红的卵石来烧烤野味。实在熬得不行，搞一艘独木舟，趁着月黑风高偷渡东萨摩亚，也就算圆了去美国的梦。
通过新西兰驻华使馆，我们向西萨摩亚提出了申请，同时也申请了赴新西兰旅游签证。一个多月以后，新西兰驻华使馆通知我们，因为没有经济担保人，新西兰签证被拒绝，不过，使馆接到西萨摩亚政府回复公函，我们的签证已被批准了。这下子，新西兰使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发出签证，由于没有直达航班，我们就必须在新西兰过境转机，这样就有赖在新西兰的可能。如果不发签证，立即遭到我们的抗议，扣押签证显然是漠视和侵犯西萨摩亚的主权。领事查阅了半天有关的领事条例，要求我们持有中转澳洲前往西萨摩亚的机票，就可获得西萨摩亚签证。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出场的是一个经理，白人，一脸的蔑视，用盎格鲁撒克逊的高傲口吻，坚持我们得先有西萨摩亚和新西兰的入境签证，才发售机票。新西兰使馆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之间的推诿，归根到底是都害怕中国人跑进各自的国家。新西兰临时代办是个重磅女人，却有着天籁般的嗓音。最终还是她拍了板，“好了，大家都精疲力尽了，先生们，我们也不再为难你们了，不过也请你们帮个忙。”她让我们到日本航空公司办理北京-东京-悉尼-阿皮亚（西萨摩亚首都）的订票单，然后凭此单新西兰使馆换给我们西萨摩亚签证，这样，新西兰将“祸水”泼到澳洲，不过，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并阅读盖有新西兰驻华使馆公章，西萨摩亚的另纸签证（签证不是加盖在护照上，而是特制的一纸公函）上的英文说明，发现我们已经有了新西兰过境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进入该国，这可不是新西兰驻北京使馆的初衷，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被拒绝的。
澳大利亚是个金色的梦境，至少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如此。西萨摩亚旅游和新西兰过境签证的成功获得，无疑使我们士气大振，增强了进军澳大利亚使馆的底气。当时，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就像个热门的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人满为患，几乎清一色是奔着留学签证而来。坐镇签证处的中国秘书，是一位很年青的阳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干练，我为其可动听的地道京腔所倾倒。看见我胸前红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对我们颇有好感，对我们护照上各色签证，十分好奇，“你们够可以的，洲际旅行，真让人羡慕。”因为申请澳大利亚过境签证，我们的表格得以破格优先提交，免除排队之苦。不大一会儿，领事签证官员召见,是一位举止斯文的中年妇女，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你们要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亚.”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来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游年鉴的西欧奥地利一家HOTEL资料,填写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间留宿何处”一栏, 奥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没有去成大洋洲.后来去了欧洲，最终落户了奥地利，也算是阴差阳错的缘分，莫非是预兆和天意？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转而注意欧洲大陆。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西欧当然暂且不能碰，东欧诸国是我们的首选。先后走访了东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先有东欧任何一国的签证，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开个先例。真是世态炎凉，尽管本是同根生，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东欧各国并不怎样待见中国兄弟。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直就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可是我们原先预料不到的。当来到最后一个东欧国家匈牙利使馆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亲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签证官员，令人惊讶的一口纯正普通话，他很愉快的接受我们对他中文水准的恭维。这样，大家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早年他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汉学教授，我们讨论中欧对比文学，就像学术论坛邂逅的中外学者。他的业余爱好是旅游，对我们已取得签证的国家，大感兴趣。最后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欢迎我们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东欧大门从此洞开，因为有了匈牙利的签证，我们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入境许可，包括蒙古和苏联。
东欧告捷，按照计划，我们开始试探西欧。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设在上海静安宾馆，那天到达领事馆已是下午四点过后。初冬的白昼渐短，此时天色已暗。犹豫了一会，我们还是按了门铃。坐堂的秘书直接将我们引进给签证官员，一位雍容富贵，仪态优雅的女领事，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个不速之客，她开玩笑地说，“绅士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周末吗？”看来她的心情不错。打开护照，上面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签证，分别来自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扬起眉毛，说，“啊哈，环球旅行家，雄风不减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她分明在显摆自己中国通的渊博，我们赶紧表示由衷的钦佩，“不过”，她打了个悠雅的手势，“我的先生们，我只有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的权限，更长的，必须报批比利时王国内政部。”我们连忙说，“借道贵国，二十四小时足够了。”她大笔一挥，大功告成。精心策划的方略，耗费的苦心，和直至现在所做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国家签证，尽管仅仅二十四小时过境，可是意义重大，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个星期以后，由于有了比利时的签证，原先犹豫不决的挪威大使馆，果然批准了我们的入境许可。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两个中国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
发表于 2010-9-12 19:51:05
发表于 2010-9-16 14:5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