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传奇-----60年来最具影响力事件

若鸿格格

朝鲜战争爆发时，身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正在集中精力拟制西北五省的三年经济恢复计划。

　　１９５０年８月，当美军和李承晚军凭借釜山环形防线固守待援，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受困时，毛泽东预见到朝鲜战局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他考虑此事关系重大，有必要事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通个气，便在８月２７日致电彭德怀“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１２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４个军），但此事可于９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自从朝鲜人民军与美军、李承晚军胶着在釜山防线时，彭德怀就表示了忧虑，他曾对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说：“朝鲜半岛现在是一分为二，相互对立，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北朝鲜人民军打到南方去，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样下去可能会出问题，我国也应作点准备。”彭德怀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从战略角度分析，已预感到朝鲜战争将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问题。

　　中共中央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后，挂帅出征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中央曾考试派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挂帅，但由于粟裕重病缠身，一时难以康复，不能出征。之后又考虑派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挂帅，但本来就反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派兵出国作战的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婉言拒绝。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挂帅人选急待确定。

　　１０月４日，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到西安接彭德怀入京。为了保密，中央没有告诉彭德怀火速赴京的原因，他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还以为是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讨论制定三年经济建设计划，让秘书带了一大堆有关西北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飞抵北京后，彭德怀直奔中南海，政治局会议已经开始了，彭德怀这才知道是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的事。因为没有准备，彭德怀只是静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表示支持出兵的主张，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在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指挥志愿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有提出任何困难，立即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８日，毛泽东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完）

若鸿格格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确定志愿军各部于１８日或１９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１６日，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在安东（今丹东）召开，彭德怀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并分析了朝鲜战场形势，阐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现在美军及李承晚军队正在向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疯狂进攻，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遭受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央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后，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决定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那对我国就是个直接威胁，国防、边防都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彭德怀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
　　彭德怀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情况叮嘱说：“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
　　１８日，毛泽东致电第１３兵团领导：“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１９日）晚从安东和辑安（今集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４时即停止，５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１９日晚）准备渡两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
　　１９日黄昏，彭德怀仅带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首先跨过鸭绿江大桥，奔赴朝鲜战场。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第４０军和第３９军主力及炮兵第１师从安东过江；第３９军１１７师、炮兵第２师和高炮团从长甸河口过江；第３８军军部、第４２军和炮兵第８师从辑安过江。至２２日，第３８军主力从辑安过江。
　　按照中央的要求，所有渡江部队，从每日黄昏开始行动，至翌晨４时停止，天亮前隐蔽完毕，不露痕迹，入夜开拔，奔赴前线。就在“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东西两线部队争先恐后地向中朝边境狂奔猛进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埋伏在鸭绿江南岸的崇山峻岭中，准备与之进行一场特殊的较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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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自1912年清政府垮台、民国内乱不休以来，西藏事实上由僧侣集团进行完全自治。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于1933年圆寂之后，西藏本身也陷入了内斗不止的状况。英、美等外国势力的介入，则使形势更为复杂。面对着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国民党军队的人民解放军和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以及他们解放西藏的决心，各方势力的博弈变得波谲云诡……



部分藏军仍然谋求“独立”

　　1949年夏秋，解放战争向全国迅猛发展，逐步接近、进入藏区，英美等国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活动。

　　1949年4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国驻印度大使：华盛顿希望看到“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英国特务福克斯帮助西藏地方政府筹建的昌都电台，于1949年7月由罗伯特福特在昌都建成后，从西康、青海方面搜集有关解放战争发展和共产党、解放军的情报，提供给在拉萨的托玛斯父子和噶厦，再由黎吉生和福克斯源源不断发往英国。黎吉生、托玛斯父子还与大扎摄政商定后，于1950年初派出由西藏官员组成的“亲善代表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西藏独立”。

　　1月17日，福克斯致函藏军总司令部为其抗阻人民解放军入藏出谋划策：“共产党对西藏用兵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等，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都要埋设地雷。估计边境地带的百姓中，将有一些共军间谍煽惑公众，制造谣言，讲些使他们变心的话，或将西藏军队的驻防地域告知共产党。”

　　藏军总司令迅即于1月19日复信福克斯，对其“良好之指教”“十分感激，并铭记心中。”其后，藏军基本就是按照福克斯的意见行事的。仅以上事实，就可看出英、美等国势力在西藏的严重存在及其控制西藏地方当局程度之深，说明新中国对西藏这块国土行使自保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但是，大多数的藏族人士则热切要求、衷心拥护、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进藏。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949年12月2日，被亲英上层于1947年迫害致死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要求迅速解放西藏。

　　1950年1月26日，在兰州的藏族各界人士集会，反对噶厦派“亲善使团”到外国进行“西藏独立”的游说，坚决支持解放军进藏。甘南藏族人士黄正清说：“我们将动员藏族人民，热情地欢迎与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大进军”。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德格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赴京代表旺嘉等人，向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将同当年波巴苏维埃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

若鸿格格

驱汉事件

英国外交官理查逊??驱汉事件策动者之一

1949年7月8日，西藏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戴白手套的英国外交官理查逊。他是英帝国主义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份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无线广播电台：
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 西藏妇女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来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像幽灵一般地活动着......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有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理查逊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
英国入侵西藏由来已久。在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占领了南亚大部分土地之后，企图加强其在中亚的势力，于是就策划把西藏变成它的“缓冲区”。1903年底，英国派遣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上校率领由3000名士兵护送的“使团”进入西藏，要求与西藏政府“谈判”。13世达赖喇嘛派藏军阻止。
在曲米香果，英军与藏军对峙。英军诡称谈判，荣赫鹏上校要求双方退出子弹，但英军退出一发子弹后，随即又将另一发上膛。藏军不识英军现代步枪机关，毫无警惕地熄灭了火药枪的全部火绳。
谈判中英军忽然开火，而藏军无法还击。这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大屠杀。1500人的西藏军队留下了600至700具尸体，英军仅6人受伤。
1904年3月，英国人开始了对战略要地江孜的攻击。由于藏军的抵抗，江孜直到7月才被攻占。于是，英军拿到了“前往拉萨的钥匙”。
江孜保卫战十分残酷。英军炮兵榴霰弹、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藏军则用火绳枪、石头和大刀还击。山上的水干了，藏军就喝自己的尿。最后藏军弹尽粮绝，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不少不愿投降的藏军跳崖身亡。
8月，荷枪实弹的英军开往拉萨。13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9月7日，英军进入布达拉宫，强迫当地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西藏向英国赔款，拆除要塞，开放商埠，英国可在西藏的亚东驻军。
从公元13世纪起，西藏就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但是，面对英军入侵，腐败的清王朝却没有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不过，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仍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
在屠杀了四五千名藏胞并掠夺大量珍贵文物后，英军于9月中下旬返回印度。但英国的侵略势力却一直留在了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逼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外”。
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主教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若鸿格格

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五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成立。

与此同时，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美国间谍进入西藏秘密活动。

西藏当局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

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和北京表示独立。”

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1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

“倾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藏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若鸿格格

3。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提出

　邓小平起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
中共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藏如能实现和平解放,对于统一祖国、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但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阻挠下,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提出
　　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今后力争以北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和绥远（暂维现状尔后解决）方式解决尚待解放的各地问题，提上了解放战争的日程。这一年，在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形势下，相继有湖南、宁夏、新疆、云南、西康等省区得到和平解放。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就为团结西藏民族、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展现了光明前景。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1950年1月18日，朱德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向西藏贵族、王公、喇嘛们说明我们的政策。”年初，当获悉西藏当局将派“亲善使团”出国寻求支持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时，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0日发表声明，在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的同时，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适当的区域自治，而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末，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2月25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复西南局的电报中强调：“我军进驻西藏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4月27日，周恩来在藏民研究班上讲话说：“西藏派出代表与我们商谈，我们是欢迎的，但驱除英帝国主义出西藏是要坚决执行的。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西藏人民，使其能实行自治。”这些讲话和文件，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和方针。
　　西南局为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多方调查研究。贺龙在成都解放之初，即召集专家、学者座谈西藏情况，思考对西藏的政策。西南局派人在重庆与班禅原驻渝办事处以及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部分人员座谈，了解西藏情况,收集有关西藏的档案资料，研究西藏历史、社会、地理、气候、政府及藏军等状况，提出政策意见与进军的初步方案，上报中央。
　　2月24日，西南局报告中央，拟派出曾经长期在拉萨与西藏上层有良好关系的汉族僧人志清法师到西藏去做达赖喇嘛的工作。中央当即批复同意，要求通过志清说服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的羁绊，由达赖本人或其代表来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或与进军中的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谈判。中央还指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人选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立即设法派去。
　　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派人到塔尔寺等寺院找到了达赖喇嘛的长兄当才活佛和夏日仓活佛等几名宗教界上层人士，准备以青海藏族代表团的名义派往西藏。同时提出了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六项条件。5月1日，省委书记张仲良报彭德怀并西北局称：
　　“去西藏之夏日仓、当才、先灵等活佛，今日均到西宁，夏日仓活佛表现最积极，与西藏各方关系也较多，拟以青海藏族代表团名义，并持省府主席函赴藏。他们要求决定去藏的谈判条件，我提出初步意见如下：一、西藏当局宣布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部分，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愿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二、驱逐英美特务，逮捕国民党特务如欧阳鸷等。三、协助解放军入西藏，西藏武装接受解放军领导，实行共同纲领二十条、三十二条之军事制度。四、西藏实行区域自治，各负责人由藏胞推出，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五、西藏各当权人，只要赞助和平解放事业者，其生命财产均受保护，如进行破坏和平解放事者必办，并没收其财产。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若鸿格格

5月11日，西南局根据各方面调查的情况分析，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较前增大”，“除继续加强进军的军事准备外，拟特别加强政治工作”，包括派人入藏，并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藏语节目，着眼于争取西藏上层等。为了同西藏当局谈判，西南局拟定四项条件上报中央：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中央在审阅西南局、青海省委的电报后，于5月17日批复西南局并西北局指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当前西藏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特点：一、政教合一，宗教神圣不可侵犯，达赖在西藏人民中有很高的信仰；二、长期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挑拨，西藏统治集团采取非爱国主义的态度；三、上层有分化，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和达赖某种程度的内向是可能的；四、劳动人民极其穷苦，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维系力仍很强；五、地形、气候、粮食对进军作战不利。”中央明确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至于西藏的亲英美官员和国民党员，只要他们不进行反抗，亦可不加追究。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处理，也不要提作条件，如藏方提出不要追究，则我可提出以不继续反抗破坏为条件。”“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

　　西南局认真领会中央指示精神,针对西藏实际情况，由邓小平亲自起草,将原来的四条扩展为十条，于5月27日上报中央。毛泽东在审阅后，于29日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其内容是：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上述十条，又称“十大政策”或“十条公约”。它不但作为准备同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实际上已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十条的内容以不同形式传达到西藏后，受到了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

若鸿格格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共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西藏工委、青海省委以及各进藏部队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争取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展藏语广播
　　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迅速传到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广播宣传工作。西安、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较早地开办了藏语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过筹备，于1950年5月9日正式开播藏语节目。首次播出的内容，是邀请藏族学者、爱国人士喜饶嘉措（注1）大师等人对西藏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讲话。喜饶嘉措大师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有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和力量，前后藏的解放是有其必然性的。同胞们：慎勿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挑拨离间，认为西藏距西康、青海、新疆较远，中有雪山、石山和荒无人迹的草原，足以阻止解放军的前进。回忆红军的奇迹，人民解放军力量已大过百倍，已经解放全国绝大部分领土，进军西藏更无问题。” 喜饶嘉措在讲话中不仅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还揭露台湾国民党在藏语广播中的挑拨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屋脊上，在西藏上层人士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前线部队对藏军的争取工作
　　1950年4月至5 月，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进至甘孜、邓柯等地后，消息很快传到金沙江以西。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于5月26日（藏历铁虎年四月九日）致信甘孜解放军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称：“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
　　吴忠、天宝认为拉鲁的来信虽系主动同解放军联系，但实质上是坚持“西藏独立”立场，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遂拟定了复信，并于6月12日上报西藏工委、西南局审定后发出。复信首先阐述了当前形势和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然后指出：“西藏素为中国领土，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同胞怀念甚殷，本军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协助西藏人民驱逐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实现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巩固国防。”复信在扼要地介绍了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后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为帝国主义所侵凌，造成人民生活之极大痛苦。本军热望与藏胞亲密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解放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
　　在邓柯的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邓柯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分别于7月16日和8月30日向拉鲁和当面之藏军第三团牟霞代本（注2）写信,阐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与政策。

　　
南路先遣部队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阶等也于8月份向藏军第九团德格?格桑旺堆代本写信，劝其认清形势，及时做出正确抉择，并向藏军捎寄藏文宣传品等。前线部队还请夏克刀登向格桑旺堆代本写信，阐述中共中央有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希望他申明大义，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上述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十条政策”传到拉萨，在西藏上层人士中相互传播，引起震动。

若鸿格格

派遣人员入藏劝和 　　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西北局的协助下，于1950年2月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等人，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件，入藏进行联络。此信送到西藏地方政府后，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宣读，并有回复。随后，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将张竞成等人送回青海。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员并以持政府官员信函方式与西藏当局直接联系。
　　4月，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到达德格后,因金沙江被藏军封闭而受阻。8月底，传来格达活佛在昌都遇害的消息。十八军机关指示将志清暂时留在德格，尔后移住甘孜大金寺等待时机。昌都解放后志清才从甘孜启程，于1951年8月抵达拉萨。
　　5月，组成青海寺院劝和代表团准备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十四世达赖喇嘛长兄），副团长为青海黄南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西北军区联络部派干部迟玉锐为随团秘书，携电台同行。7月中旬，劝和代表团自西宁出发，经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14日进至西藏聂荣宗境时，被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扣留。随后，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当才活佛立即投靠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另两名活佛的行动受到限制。迟玉锐等四名工作人员被押送至山南泽当软禁，所带之电台被没收；直至1951年初西藏当局准备和谈后，才将迟等人放出。迟玉锐等人到了拉萨,收回并修复电台,立即与上级取得联系，反映了拉萨当时的情况。

　　7月，格达活佛（注3）进藏。格达早在14年前任“波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时，就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熟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结识的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康定解放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第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格达随即前往甘孜拜会吴忠、天宝等领导人。吴忠、天宝向其介绍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格达表示完全拥护，并主动提出可利用他原在拉萨寺院学习经文的有利条件，去西藏说服摄政达扎和噶厦同中央进行和谈。先遣部队将这一情况上报后，西南军区曾考虑他的安全问题，劝其等待时机。但格达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去西藏，并于5月6日直接电呈朱德总司令，表明其强烈要求。朱德随即转告刘伯承、邓小平：“格达系进步人士，可用。甘孜前线如需他入藏，请代拟电答复”。
　　6月1日，西南局代朱德拟复格达的电报称：“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比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对此有何意见，请告。”
　　此时，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在京召开，已邀请格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格达表示，他很想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但解决西藏问题迫在眉睫，待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再去北京更好些。经西南局同意并由先遣部队为其做了必要的准备后，7月10日，格达自甘孜启程赴藏。从卡松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军防区后，他沿途宣传中央的十条政策，介绍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抵昌都，随即拜见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总管拉鲁?才旺多吉，表明将前往拉萨会见上层人士的意愿。但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作出了尽量拖住格达活佛的决定”。既阻止格达去拉萨，又不让他返回甘孜。格达滞留昌都期间，先后给在拉萨熟悉的上层人士写信，向噶厦发电报，转达中央的方针政策，殷切希望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他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忌恨。8月22日，格达活佛在昌都遇害身亡，成为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第一位藏族上层爱国志士。1951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和第十八军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20世纪90年代，在甘孜修建了朱总司令与格达活佛联谊的塑像，以便让后人永远缅怀革命先驱的光辉业绩。
　　中国驻印使馆人员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
　　以上对西藏当局所采取的各种争取手段，虽然都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都有局限性。如电台广播，只有少数拥有收音机的有钱人才能听到；对前线藏军的宣传瓦解，在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很难奏效；派去西藏劝和的人或遭到阻挠，或被杀害，均未能成功。1950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在同西藏当局派出的官员直接接触中，摸清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真实意图。
　　早在1950年初西藏当局派出“亲善使团”的同时，就决定派堪穷土登结波、孜本夏格巴二人率代表团，到香港等地“寻找共产党官员说明或了解情况”。该代表团于2月5日从拉萨出发，抵达印度噶伦堡后，陆续于3月15日、4月10日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派代表赴香港谈判相互关系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奉命于5月28日复信：“中央人民政府很关心西藏情况，欢迎你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地方和平解放的问题。因此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件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这个信上的最后两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时加上的，强调了西藏地方之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从属关系。毛泽东还在另一个文件上批示：告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明确了处理西藏问题的立场。
　　在这个代表团中实际起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注4）。因其1947年曾率西藏“商务代表团”赴英、美等国活动过，此次一到印度，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英国驻香港总督格兰特汉表示：“两年前他途经香港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滑头”。格兰特汉随即报告了英国政府，不赞成其在香港谈判。印度政府认为：“如果汉藏谈判在印度举行，就能密切注意谈判的动向”，因而直截了当地建议西藏代表团同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谈判。由于这样的原因，英方于6月4日阻止了夏格巴等人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
　　7月下旬，中国驻印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后，夏格巴先是致函声称他们有意去北京，因受阻未能成行；后于9月初来到大使馆，表示愿意谈判。申健向他们讲解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等文献，让其好好领会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民族、宗教政策。然而，夏格巴在此期间则频频出入于美国、英国驻印机构以及印度外交部，寻求他们对所谓“西藏独立”的支持，并于9月8日拜会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西藏地方政府的意愿，请其“在西藏和中国之间斡旋”，以求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9月14日，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袁仲贤随即接见夏格巴等人，明确告其西藏当局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当晚，袁设宴招待他们，耐心地说服和督促其尽快启程赴京。但夏格巴一面对袁大使虚以应付，一面继续鼓动印度政府出面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西藏。9月23日，袁仲贤邀请西藏代表团到大使馆看电影，并严正警告说：限定20日前去北京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你们负责，但仍然可以继续前往北京谈判。夏格巴禀承西藏地方政府的旨意，玩弄两面派伎俩，终于失去首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指出：对西藏问题，“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
　　注释
　　1、喜饶嘉措（1883??1968），藏族，青海循化人，幼年出家，曾在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游学，后入藏学经，获“格西”学位，任达赖喇嘛侍读，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代本”，藏语“弓箭官”的意思，相当于团长。过去许多文章和书籍中，都把“代本”当作藏军番号的“团”，是不准确的。藏军番号称为“玛噶”，意为“兵营”或“营房”。本书中将藏军“玛噶”均称为“团”。
　　3、格达（1903??1950），藏族，四川甘孜人。7岁时被认定为“转世灵童”，成为白利寺活佛，取法名洛桑登增?扎巴他耶。1936年5月，红军北上抗日路过甘孜地区建立的“波巴”苏维埃政府中曾任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等人熟识。格达曾以粮食、畜力支援过红军，掩护过红军伤病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结识的藏族上层爱国人士。
　　4、夏格巴?旺秋德丹（1907??1989）出身西藏大贵族，其叔父曾任噶伦。本人青年时去英国上学，十几岁在噶厦担任官职，不到30岁就任孜本，一直干了十年之久。1947年曾率“商务代表团”赴英美等地游说“西藏独立”。属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派和顽固搞分裂活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若鸿格格

4。西藏地方政府的向联合国“求援”以失败告终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昌都后，美国加紧了步伐，打算拉拢印度政府同他们进行合作，以阻止中共继续进军西藏。一九五零年十月三十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同印度外交部长巴雅帕（Sir Girja Sharkar Bajpai）举行会晤。十一月一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称美国将认真看待共产党向西藏所发动的进攻。十一月二日，韩德逊大使与尼赫鲁商谈西藏问题。然而，印度却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一九五零年六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这似乎又使西藏人看到了一线希望。一九五零年十月下旬，西藏代表主动向印度政府商讨联合国向西藏提供援助的可能性，然而印度政府提出忠告说，中国方面可能会把西藏向联合国求援看成是进一步的挑衅。但是，西藏人没有听从劝告，十月二十九日，他们直截了当地问印度是否愿意把西藏的请求和呼吁书带给联合国，印度方面答复说，求援书必须由西藏亲自出面递交。但是，印度政府也表示，会以中国方面不应使武力而应当继续进行和谈为理由来支持西藏的呼吁和请求。







这样，西藏地方政府便指示夏格巴不要从印度赴北京谈判，而是应当把西藏的呼吁书送交联合国。即将离开印度赴北京同中共政府谈判的夏格巴得到这一指示之后大吃一惊，最初还不敢相信，他立即前往锡金甘托克，在这里又直接向噶厦发电报询问之后才确信有这样的指示。于是他便返回噶伦堡，在那里于十一月七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了西藏的呼吁书。







由于西藏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并且这封电报是由西藏境外的一个代表团发来的，而不是西藏政府直接发来的，因此联合国办事人员只是按照例行公事，把所收到的这份公函当作非官方机构的电函归类记录了。但是，呼吁书的副本却又非正式地散发给"安理会"的代表。联合国秘书长说，除非有一名"安理会"成员提出请求，或者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要求将西藏的呼吁书提上"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否则就不把西藏的这封电函作为"安理会"文件予以签发。





西藏代表团这时只得又向美英政府发函，要求他们在联合国出面支持西藏的《呼吁书》。







萨尔瓦多的提案







最后，西藏人发现支持其呼吁和请求的联合国会员国却是非常不起眼的国家--萨尔瓦多。十一月十四日，大会执行主席、萨尔瓦多的代表卡斯特罗（Hector David Castro）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请求秘书长以《联合国宪章》第一节第一款所规定的联合国的首要职责和义务--'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宁"为依据，将"西藏遭受外国武装力量入侵"加进现阶段的议事日程当中。萨尔瓦多代表希望能够把这项议题直接提交联合国大会，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却决定先将此议题提交一般委员会讨论，然后再考虑是否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由萨尔瓦多代表提交的决议草案不仅要求谴责中国人，而且还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为联合国草拟可能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建议：







"联合国大会：



请注意，和平的国家西藏无缘无故地遭到了刚建立的北京政府从他们所辖的领土上发动的武装入侵。为此，提出如下解决办法：一、对这种无缘无故地侵略西藏的行为进行谴责；二、成立一个由（各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研究并制订可供联合国大会采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适当措施；三、指示该委员会来研究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特别提案，并且在现阶段尽快地把西藏的报告递交给联合国大会。"







英国在联合国上的态度







英国在联合国上首先是要考虑与印度的西藏政策一致，即不肯定西藏的完全"独立"的地位，认为如果说西藏是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的，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应当避免这种压力。这样，英国在联合国上的最佳说法就是"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这样，既可以理解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不确定"；也可以理解为"西藏独立的地位不确定"。其次，英国认为也有必要通过联合国的决议阻止中共的进攻，安理会应当谴责中国的行为。最后，英国希望联合国不应采取过激的行动（例如命令中国从西藏撤军，恢复原状），以免最后做不到的时候，使联合国的威望扫地。




印度总理尼赫鲁拒绝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