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猪图腾》连载

耿于天

三、除夕

桌上的台历变得越来越薄，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
平津市‘和谐办’召开年终总结会，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英勇负伤的端木衡当选为先进工作者，嘉奖令上说，投票选举先进工作者时，端木衡是全票通过。后来，季若云告诉他，全票不如少一票，不仅因为少一票显得谦虚，更是因为少一票比较仿古，新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极其重要的投票都是以少一票的结果通过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投票时，575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者是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1959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投票时，1225票赞成，1票反对（据说投反对票的是刘少奇自己，他选了董必武）；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些职务’，投票时，132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者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
年终总结会上，为端木衡授奖的是一身戎装的许万年——平津市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市和谐办副主任。
现代西方文明国家基本都力行‘文官治军’的理念，人家的国防部长、副部长都是穿西装而非穿军装的，推行‘文官治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避免‘武夫当国’，拿枪的永远要服从于拿笔的，因为前者在特殊情况下具有后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必须加以制衡。其实，中国也曾经是个‘文官治军’的国家，宋代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长官称作‘枢密使’，南北宋三百年间，枢密使一职始终由文官担任，武将顶了天也就是个枢密副使，且非常例，做到这个位置的只有两个人：北宋的狄青和南宋的岳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之初也是支‘文官治军’的军队，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就是一次文人对武夫的胜利，有人说老毛终其一生都没亲自开过一枪，而蒋某人却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地地道道的军人，蒋介石取代孙中山，标志着国军指挥权从文人手中转移到了武夫手里，后来的独裁与失败自然是题中本有之义了。
近几年总听说要反对‘军队国家化’，重申和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领导军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自然是合理的，可如今某些人却要籍此来实现军队的独立化。政府常常根本就指挥不动军队，反倒是军人往往能在政府中任要职，各级党政机关中都不乏曾穿过或正穿着军装的人物，人大、政协一开会，下面都是绿油油的一大片，平津自然也无法免俗。
对于端木衡来说，许万年副主任除了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一外，还有另一层关系，萧洛君的父亲萧滨是许万年夫人萧曼溪的大哥，如此‘等量代换’过来，端木衡私下里应当叫他声‘姑父’。但这个‘姑父’是打了折的，准确地说只能算半个或者四分之三个‘姑父’，因为萧滨和箫曼溪并非‘纯种’亲兄妹，而是同父异母的‘杂交品种’。
萧滨的母亲——也就是萧洛君的奶奶——叫石玲，出生在上海，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追求真理的知识青年，上过‘抗大’，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接受完‘工农再教育’，石玲主动要求到革命斗争第一线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华北某边区做妇救会主任，也就在此时，她认识了萧洛君的爷爷萧格非。
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建国以前，在中共军队中有个著名的‘268团’规定，是关于干部结婚标准的，‘26’指年龄不低于26岁，‘8’指军龄不低于8年，‘团’指职务不低于县团级。当时，石玲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这倒不是什么太大障碍，因为‘268团’的规定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可问题是，萧格非当年也不够条件，还只是营级干部的他从理论上讲并不具备结婚资格。然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抗战时期，各边区之间互相隔绝，‘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而且萧格非从参加革命起就是有名的快枪手，很早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再者，1942年以后，日本人面对步步进逼的太平洋美军，只有招架之功，没闲心来对付后方的游击队，因此在那个阶段，边区的日子还相对比较好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途中，都曾有女红军怀孕（根据某些老革命子女出生的时间可以推算出来），那可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之时啊，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都没闲着，就更不用说比较安全的时期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解决一下个人问题自然是应当应分的。
结婚并生下萧洛君的父亲萧滨不久，国共内战便‘开练’了，萧格非被调到第二野战军，石玲起初留在解放区，后经本人再三申请、也随部队南下，不过并非萧格非所在部队。听说中国羽毛球队在参加混合团体比赛时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队中已经结婚或正在恋爱的男女队员通常不会参加同一场比赛，主要是怕分心影响发挥，当初组织上没让萧格非夫妇并肩战斗，或许也有这方面考虑。解放战争期间，石玲从‘文xiaojie’变成‘武将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转战大半个中国，多次参与一线作战，还曾血染疆场，‘衡宝战役’鏖战桂系王牌第七军时留下的一枚弹片跟了她几十年，直到去世火化时才最终取出。
建国后，石玲一直在机关里从事政工工作，‘文革’中受冲击，蹲了几年牛棚，据说是当初在‘抗大’的旧账被翻了出来，那时侯，著名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常在‘抗大’讲学，王明学贯中西、幽默诙谐，且斯斯文文、颇具书生意气，很受女学员们的欢迎，石玲也曾是他的忠实听众，逢王明的课必到，没想到过了30年居然为这个受尽折磨。拨乱反正后，石玲的‘历史问题’得以平反，曾经沧海的她已无心仕途，尊重本人意愿、来到小学培养下一代，担任平津市中心小学、也就是孙女萧洛君所在学校的校长。
说起这件事萧洛君就一肚子气，那时，她们班——当然也是端木衡和季若云他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典型的‘极左流毒’，有一年清明节前夕，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非让学生们做花圈，说是要祭奠革命先烈。做就做吧，做完居然还摆在教室里，一摆就是半个多月，您想想，教室四周密密麻麻地戳了一溜儿花圈，外人冷不丁进来能吓一跳。结果可好，花圈没摆上多久，石校长死了，这倒真如了那位班主任的愿了，说起来，石玲绝对是个如假包换的‘革命先烈’，当时都已经快八十高龄了，那年月刚刚实行离退休制度，老人家没几天就该回家颐养天年，结果在校长室里待着待着就过去了，一辈子枪林弹雨、惊涛骇浪都闯过来了，没想到，临了临了，让萧洛君她们班的班主任拿花圈给治了。
说完石玲，再回过头来说说萧格非，当年与妻子分开后，萧格非随二野四兵团一路高歌猛进、纵横大西南，建国后留驻滇西。萧格非所驻防的地区，原本是某彝族土司的世袭封地，随着‘土改’、‘农奴解放’斗争的逐步开展，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瓦解，封建领主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下。
这位曾经显赫的土司有个貌美绝伦的女儿，在当地无人不知，被称为‘莫乌西雅（大约相当于汉语中的‘仙女’之类）’，彝族不像礼教森严的中原民族，那里的姑娘，无论身份高低，都不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青年男女交往自由，因而‘莫乌西雅’艳名远播。西南地区的水质很独特，也正因为此，相当部分中国名酒——如茅台、五粮液、剑南春、郎酒等——都原产自那里，当地姑娘最迷人的部分便是她们的皮肤，如同人们常常形容的‘就像刚刚剥了皮的煮鸡蛋，在房檐底下用新鲜露水滴了一夜，又放到粉盒里滚了一滚’，自幼养尊处优的‘莫乌西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萧格非作为当地‘军管会’领导第一次到土司家中训话时便被她的娇羞动人彻底折服了。
彝族的婚俗很有趣，家中的女孩子年满16岁，父母亲就会为她单独盖一间高脚草楼，让女儿在其中独自过夜，草楼的名字也很美，叫‘姑娘房’，凡年满20岁的小伙子，都可以到草楼下吹响篾、对调子、诉说相思之苦，若得姑娘允许，就可以上楼相会，双方父母通常不会干涉孩子们自己的选择。‘莫乌西雅’虽是土司的女儿，但也拥有自己的‘姑娘楼’，在楼下唱情歌的后生肯定不少，可还没有任何一位俘虏到她的芳心。
萧格非来训话后不久的一天夜里，已经沉沉睡去的土司夫妇被一阵呼叫声吵醒，经历沧桑巨变的他们已成惊弓之鸟，顿时抖作一团。细细听来，声音是从‘姑娘楼’方向传来的，土司夫妇正不知所措，只听得‘喀嚓’、‘呼喇’两声巨响，跑出来一看，‘姑娘楼’已经塌了，萧格非和‘莫乌西雅’衣不蔽体地倒在‘废墟’中，姑娘如一头被猎人追得无处藏身的小鹿，瑟缩在皎洁的月光下……
如果问你，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是什么法，估计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13日公布、同年5月1日正式生效的《婚姻法》，该法第五章第十九条明文规定：革命军人三年未与原配偶通信的，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政府方面原则上予以支持（那个年头没有手机、网络，远隔万里的情人间大都只凭一句‘不见不散’的誓言相守）。这对很多人来说就好办多了，不就是三年不通信么，那还不容易，通信这事儿得有来有往才行，你给我写信，我只要不回，那就不能算是有通信联系，没有通信联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幸福’。
那年秋天，萧格非通过‘组织’、向萧格非的奶奶石玲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之所以没有亲自出面，是担心女方大都难免一场哭闹不从，没想到，石玲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萧格非问她‘有什么要求’，回答是‘没有’，萧格非问她‘将来怎么打算’，回答是‘不劳您操心’……
障碍没有了，萧格非很快便和‘莫乌西雅’登记完婚，虽然女方当时只有17岁，不到正式结婚年龄，但这不是问题，《婚姻法》中明文确认：‘民族自治地方有权结合当地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只是不知萧格非和‘莫乌西雅’算不算这里面说的‘有权’、‘具体’、‘变通’。登记后，两人并没有公开举行婚礼，因为当时‘莫乌西雅’已经怀有好几个月的身孕，彝族人虽然对青年男女交往持开放心态，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不久后，一个白白嫩嫩的女婴降生，起名‘萧曼溪’，后来成为许万年的妻子、萧洛君的‘四分之三’姑姑，‘曼溪’是彝语‘曼西乌’的谐音，意为‘奇迹’。
如今，广义的‘萧家人’中军职最高的就要数许万年了，他肩上扛的军衔是大校，双铁轨，四颗星。

耿于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留‘大校’军衔的军队，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原本打算取消这个级别，将其中资历较深的那部分向上归入将官，可粗粗计算后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将军人数出现恐怖的爆炸式增长，最终只得作罢。可有人却据此说中国的大校相当于美军的准将，这完全是胡扯，或者说是某些人在自己给自己加官晋爵，大校的标准英语译文是‘senior colonel’，直译过来就是‘高级上校’，和‘brigadier’（准将）根本不相干，英文里的‘准将’一词源自‘brigade’（旅），也就是说，准将的标准职务应该是旅长，可在中国，旅长常常只是个上校而已。乍看上去，中国人似乎在军衔的授予上很吝啬，但你若真这么想，那可就太南辕北辙了，事实上，咱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将官最多的军队，由于没有官方数据，中国究竟有多少现役将军（包括文职）始终是个谜，有人说大约3000，有人说4000，还有说5000甚至更多的。放眼全球，美军是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将军最多的军队，大约只有1000名左右，按照经验，这个数字也是和平时期大国军队中将官人数的一个合理极限，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经历28载血雨腥风的人民军队也仅仅积累了1152名将军，当时的解放军总员额是现在的将近三倍，可将军人数却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数据，截止2010年前后，经过多次裁军，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数量大约在230万左右，也就是说，现如今的人民军队里，每几百人中就有一位将军，这恐怕能算得上是世界级奇观了。至于‘大校’，那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具体有多少依然是个谜，但根据经验，平均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大校能最终晋升为将官，以这个比例为基础，再结合那庞大的将军数量，您大概就该知道中国有多少‘大校’了吧。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校们手中一定没什么权力，就拿许万年来说吧，人家是市军分区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这可都是实职，至少在平津范围内，人家跺跺脚，大地还是能给点儿面子、抖上几下的。今年，萧家的除夕夜聚会就是许万年给安排的，地点定在军分区大院迎宾楼宴会厅，很是排场。
中国与西方在对待节日的态度上有着明显差异；西方人过节讲究要干点儿什么，情人节向爱侣吐露心扉、复活节滚彩蛋、愚人节相互善意地哄骗、母亲节感恩母亲、父亲节致敬父亲、万圣节装神弄鬼、圣诞节纪念天主；而中国人却正相反，中国过节讲究要吃点儿什么，正月十五吃元宵、立春吃春饼、端午吃粽子、立秋贴秋膘、七夕吃巧果、中秋吃月饼、重阳吃花糕、腊八喝七宝粥、到过阴历年时就更是如此了，二十三糖瓜粘（南方是二十四）、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牛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团团转、初四烙饼卷鸡蛋……
除夕的年夜饭，萧家人基本上都到齐了，唯一缺席的是端木衡的父亲端木重，他没来的原因很别致，既不是工作太忙，也并非身体不适，端木重有个很特殊的习惯，他不喜欢和很多人一起吃饭，在家时，每餐他都是自己单独吃，倘若人多了，端木重一口也吃不下去，强咽下去也难免反胃。官场上，常常会有些推辞不掉的应酬，每逢此时，他也只是在旁边陪大家坐着，偶尔呷几口茶，任凭别人怎么劝，他就是一筷子也不动，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不再勉强。
与西方一人一份的‘分餐制’不同，中国是实行‘共餐’的，一桌人坐在一起，把酒行令，品头论足，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不亦乐乎，既体现‘合和精神’，又以此生发出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一整套饮食礼仪。这一点有些像猪，养过猪的人都知道，猪与大多数家禽、家畜不同，它们的采食具有明显的竞争性，群饲的猪比单饲的猪吃得快、吃得多、增重效果也就相应要好得多。
端木重独自进餐的习惯是儿时养成的，那时候，端木重还叫杨重。当年，杨重的父母很疼爱他，尤其是父亲杨松林，疼爱得有些莫名其妙，别人家都是‘严父慈母’，可在他家，父亲杨松林对杨重却显得很客气，说话细声细语地，犯了天大的错也绝不打骂，最多是婉言劝解几句。小时候，杨重的每顿饭都是单吃单做，吃得比父母和弟弟妹妹们要好得多，此外还总有新衣服穿，父母在买零食、玩具方面都很大方，基本是有求必应，零用钱也从不少给。为此，杨重一直觉得很费解，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的地位如此之高，长大后才明白，原来杨松林只是自己的养父，他的亲生父亲是个革命军人，战争年代牺牲了，是烈士。当时国家对烈属很照顾，每个月按人头发放三十四元的补助，原先是杨重和妈妈一人一份，可后来母亲再婚、嫁给了杨松林（那时杨重还没记事），既然和别人结了婚，按规定就不能算是烈属了，可儿子永远是儿子，因此每月那三十四块钱照发。按道理讲，既然是一家人，钱混着花也没什么，母亲也是这个想法，可继父杨松林是个很厚道的人，说那是孩子的钱，咱们不能占烈士后代的便宜（这个人倒真有点儿意思的，既然这么尊重烈士，怎么还跟人家老婆睡在一张床上），谁的钱就给谁花……
多年以后，季若云听端木衡讲起这段革命家史，曾不禁哑然失笑，那个杨松林确实是挺厚道，只不过演技稍微差了点儿，但凡多几分心眼的人，早就看出这里面的蹊跷了。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小时候，在瑞士一家国际学校念书，名义上是朝鲜大使馆一位司机和厨娘的孩子，可瑞士方面一直觉得金正恩身世不凡，从很早就开始注意他，原因很简单，金正恩那位当司机的‘父亲’每次到学校来接他的时候，总是必恭必敬，见到金正恩就不停地鞠躬，明显不是父亲对儿子应有的态度。杨松林做的虽然不像朝鲜司机那么过分，但他的好心，却至今为端木重留下了无法和旁人一起吃饭的后遗症。
不过，虽然端木重没来，但这并没有影响萧家人吃团圆饭的胃口，一来是对他的这点儿怪癖已经习以为常，二来是这顿年夜饭的确非同凡响。
摆在圆桌正中的是一道‘清蒸鲥鱼’，张爱玲曾说平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可见其美味。目测上去，这条鲥鱼少说也有近两斤的分量，色泽洁白，体宽肉厚。
鲥鱼，俗称‘迟鱼’、‘三黎’，与河豚、刀鱼齐名，并称‘长江三绝’，尤其以安徽当涂至采石一带的横江鲥鱼最为肉佳味美，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一级保护物种。长江中下游原本盛产鲥鱼，70年代，鲥鱼年捕捞量曾经高达100余万公斤，可进入80年代后，鲥鱼产量开始急遽下降，80年代末，年捕捞量已不足1万公斤，到了90年代，更是一鱼难求，1996年，渔业部门在鲥鱼重要栖息地峡江对鲥鱼展开专项试捕，忙活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捞到。
时至今日，只有在鄱阳湖湖口的个别地带还有极其稀少的鲥鱼出现，就拿桌上这条来说吧，真可谓来之不易，这是去年6月初，当地武警会同渔政管理局，在休渔即将结束的时候（鄱阳湖的禁渔期从每年3月20日12时至6月20日12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捕到的。当时一共捞上来大小十几尾，都通过‘特殊渠道’孝敬了各路达官显贵，许万年的一位老领导得到了两条，闻讯后，许万年亲自赶到北京，泡在人家家里磨了三天，才勉强分到了一条。‘护送’回平津后，这条鱼得到了名副其实的‘一级保护’，鲥鱼自古就有‘惜鳞’之誉，极为娇嫩，只要一出水，见点儿风、见点儿光，很容易死亡，因此人们传说鲥鱼是种很典雅清高的鱼，只要有人敢碰一碰它的鳞，鲥鱼立刻就直挺不动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万年特地从平津科技大学和平津市动物园请来相关专家，专门负责饲养这条珍贵的鲥鱼，一定要保证它平平安安地活到过年。
刚刚宰杀的新鲜鲥鱼果然名不虚传，就像苏轼在诗中写道的那样：‘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鲜味透骨，嫩弹如初，汁稠肉滑。不仅如此，鲥鱼的营养价值也极高，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且脂肪含量几乎位居鱼类之首，这正是其味鲜肉细的奥妙所在。
相比较而言，摆在清蒸鲥鱼旁边的那道软炸里脊，名头就要差很多。然而，菜虽是寻常不过的菜，可吃起来却很特别，形容某人漂亮时常说有‘一想之美’，闭上眼睛想象，你心目中的美人应该什么样，她就是什么样，‘一想之美’拿来形容眼下的这盘软炸里脊也十分贴切，它妙就妙在几乎包含了这道菜所应该拥有的一切特质，金黄色的表皮软中带脆，肉质极其鲜嫩，入口即化。
平凡的菜能做出不平凡的味道，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奥妙就在肉上。这道软炸里脊用的肉可不一般：选取刚刚断奶的小猪，将其四肢捆牢，用力以坚韧的竹竿击打小猪后背，猪受痛疼跳，全身血液集中于背部，一切精华也汇聚至此，于是杀猪，只取里脊……
一家人中，对软炸里脊最感兴趣的就要算是许万年了，其实，他本不该吃这道菜。
许万年祖籍陕西，是个回民，家中世世代代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爷爷和伯父还曾担任神职人员、是当地倍受尊敬的‘大阿訇’。可到了许万年这一代，除去证件上‘民族’一栏依然填报‘回族’，生活习惯中已经没有了半点儿默罕默德子孙的味道。
当年，由于地缘因素，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元老中以湖南、四川两省人居多，因而毛泽东曾戏称：‘吃辣椒的人革命性强，不辣不革命，凡是革命者大都喜欢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也吃辣椒，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出了多少革命家啊！’
与吃辣椒的传统类似，如今，中国某些地区的官场上流行着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大凡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干部，只有敢吃猪肉、爱吃猪肉，才能受到信任，才有可能‘进步’、担负更重要的职务。道理很简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吃猪肉，标志着你已经融入‘中华大家庭’，倘若不吃，则意味着你心里还惦记着你的‘真主安拉’，既然如此，便‘何要功名，且去浅酌低唱’吧。
这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同化力量，几千年来，它就是这样‘用夏变夷’，把周边一个个曾经拥有过灿烂文明的民族融为自己‘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就拿许万年来说，受家庭熏陶，儿时的他也曾是个不错的小穆斯林，许万年所在的县城回汉杂居，小学时，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远近闻名集市，长度大约300米左右，其间有不少屠宰、贩卖猪肉的摊点。那时的许万年一闻猪肉味儿就想吐，无论生熟，为避免吸入‘有毒气体’，他只能深吸一口丹田气、之后捂住嘴就跑，刚开始需要途中换三、四次气，后来修炼成只需一口气就能穿过摩肩接踵的长长集市。300米的长度，就算是职业田径运动员，也不可能一次气不换，但天生恶心猪肉的许万年却楞是把有氧运动变成了无氧，几年下来，肺活量竟比同龄人多出一半有余。凭着这手绝活，参军后的他‘负重跑’、‘折返跑’、‘武装泅渡’都不在话下，可随着入团、入党、提干的接踵而至，许万年渐渐开始吃猪肉并爱上了这口儿…… 因不喜猪肉而练就了当兵的本钱，到头来却‘数典忘祖’、‘离经叛道’，说起来真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接下来是两道家禽，水土两栖，一鸡一鹅。

耿于天

鸡是‘风干鸡’，甘香韧爽，不油不腻，回味悠长。
这道风干鸡的做法与别种不同，先不杀鸡，以极快手法拔毛、破肚、取出内脏，将调料放入鸡腹中，然后将创口缝上，此时的鸡必须是活的，将填了料的鸡倒挂在干燥通风处，鸡像风铃一样，一边摇摆，一边咕咕叫着……
鹅是‘醉鹅掌’，柔韧嫩脆，清鲜不腻，很入味。可奇怪的是，盘子里干干净净，鹅掌表面也看不出佐料的痕迹，那这丰美的味道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据说，此例醉鹅掌的菜谱得自宫廷密传：备料时，将鹅关在一个小铁笼内，铁笼下堆炭火，旁放事先兑好的调料，鹅受热焦渴，自饮调料，到死时，鹅掌可以厚达数寸，膏腴尽在其中……
吃完了大鱼大肉，也该来点儿清淡的了，首先是一味蒜香裕茂松茸。
松茸是种至今仍无法人工栽培的珍稀菌类，而裕茂松茸更是松茸中的极品，产自云南楚雄，海拔2000米左右、坡度30至35度的高山中，云南松、华山松和栎树、杜鹃的混交林下，茂裕松茸就隐藏在厚厚的腐殖质里，人很难找到，而这时，就该秘密武器出场了——
众所周知，猪是一种嗅觉十分灵敏的动物。在我国福建省的宁德市，有个栖林寺，寺中有座‘猪母墓’（ 福建方言中，‘猪母’就是‘母猪’），距今已历900余年。栖林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时，寺院已经破旧不堪，虔诚的僧人们很想重新修葺一番，但当时的福建可是天涯海角，不像今天的‘海峡西岸经济区’那样富庶，民力十分有限，所以始终未能如愿。有一次，住持在山下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母猪，可能是被狼抓走后侥幸逃生的，出家人慈悲为怀，住持将奄奄一息的小猪带回寺内医治、饲养，这一养就是好几年，僧人们每天都会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剩下一些饭菜，一敲钟，母猪就过来吃。可有一天，到了饭点儿，僧人敲了半天钟，就是不见母猪的影子，大伙儿很着急，漫山遍野地找，后来终于找到了，这头母猪在后山深处，正使劲拱土，还发出哼哼声，像是在招呼大家过来帮忙，僧人们挖开母猪拱土的地方，里面是三个罐子，装满银钱。发现银子后不久，母猪就过世了，有了钱，栖林寺得以翻修，为感谢找到银子的母猪，僧人厚葬了它，年年清明扫墓，至今已有900多年了。这绝对是真事，不信您可以亲自到宁德去瞻仰凭吊。
既然连钱罐在哪里都能闻出来，找松茸自然更不必说，采集裕茂松茸时，山民们会带猪入林，不需指引，猪自己就会把松茸从土里拱出来，在猪吃之前，眼疾手快的山民将松茸抢过来，送上人们的餐桌……
摆在蒜香裕茂松茸旁边的是海米炒养心菜，清口开胃，软而不烂。
养心菜又叫救心菜，中医将其称作景天三七或土三七，对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有奇效，亦可解除酒醉头痛。养心菜生长在华东丘陵林缘、灌丛、河岸等阴湿地带，是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最早的被子植物之一，在恐龙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而现在，养心菜在野外已经濒于绝迹，一般人有钱也买不到。
不过，无论是从猪嘴里抢来的裕茂松茸，还是活化石养心菜，其传奇程度都远远比不上下面这道名曰‘战地黄花’的野菜。
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对工农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的故事耳熟能详，这里说的‘草地’，专指川西北的若尔盖沼泽，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黑河（墨曲河）与白河（葛曲河）贯穿其间。当年，萧格非还只是四方面军红三十军中的一个小红军战士，也‘有幸’参与了这次史无前例的‘过草地’征程，据他后来回忆，行军至第5天时，萧格非所在连队已经完全断粮，一粒青稞米也找不到，好在，墨曲河西岸的草甸上生长着一种独特的野菜，叫黄花草，虽然没什么营养，但可勉强充饥，萧格非和战友们就是靠这小小的黄花草走出茫茫草地的。若尔盖沼泽虽然遍地野草，但大家并不知道哪种野菜能吃、哪种不能吃，为此，部队成立了专门的‘野菜识别委员会’，实在无法辨认的，就只能靠‘勇尝百草’了，萧格非所在班的班长、副班长都是在‘尝百草’的过程中不幸中毒牺牲的。
革命胜利后，萧格非一直对当年的黄花草念念不忘，始终想再尝尝这曾经救过自己命的野菜的滋味。为了满足老人家的愿望，上世纪90年代，就在萧格非去世前不久，女婿许万年费尽心力，从四川搞来了这种野菜。其实，这种默默无闻的小草原本并没有固定的称谓，‘黄花草’也只是红军战士根据其外观特征随口起的名字而已。黄花草虽然搞到了，但怎么烹制却成了很大的问题，当年命悬一线时，只要是能入口的东西，全都甘之若醴，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黄花草本不宜食用，又苦又腥，还有种呛人的酸涩味道，实在难以下咽。
当然，这些都难不住聪明的中国厨师，经过军分区后勤部大厨们的潜心研制，这道‘战地黄花’终于诞生了，后来，它成为萧家人每逢重大聚会必吃的‘忆苦菜’。
‘战地黄花’用料如下：黄花草500克、鱼翅400克，鱼唇150克，鱼肚6个，金钱鲍6个，刺参250克，干贝150克，猪蹄筋250克，猪蹄尖250克，猪肥膘肉300克，猪肚1个，火腿踺肉200克，羊肘500克，净肥鸡1只，鸡肫500克，净肥鸭1只，鸽蛋12个，白萝卜200克，花冬菇200克，葱白段300克，姜片100克，上好酱油150克，鸡精50克、冰糖50克，桂皮50克，八角50克，绍兴黄酒1500克，上汤500克，鸡汤1000克，猪油500克、绍兴黄酒酒坛1个、荷叶2片。
烹制过程也颇费周折，大体可分为以下十一个步骤：
一、黄花草用清水焯10分钟，取出分成10份；
二、鱼翅去沙、剔整，排在竹篦上，入沸水锅中，加1份黄花草、葱段、姜片、绍酒煮10分钟去腥，鱼翅、黄花草捞出放进汤碗，排上猪肥膘肉，加入绍酒，上笼屉旺火蒸2小时，拣去肥膘肉；
三、鱼唇切小条，入沸水锅中，加1份黄花草、葱段、姜片、绍酒煮10分钟去腥；
四、金钱鲍入笼屉蒸烂，刻花刀，加1份黄花草、绍酒、上汤，旺火蒸30分钟；
五、鸽蛋蒸熟去壳，酱油上色，净鸡、鸭去头、颈、脚、内脏，猪蹄去蹄壳，羊肚刮净，各切12块，鸡肫切开，去膜，与以上四料入沸水中汆去血水，猪肚洗净，汆2次，切12块，入上汤中，加3份黄花草、绍酒煮沸；
六、火腿踺肉与1份黄花草上屉蒸30分钟，踺肉切连皮片；
七、刺参、花冬菇切片，冬笋焯熟、切片，白萝卜切直径5厘米圆球型；
八、炒锅油热，下鸽蛋，以猪油炸2分钟，加萝卜球、冬笋炒2分钟，去油，倒入上汤，加1份黄花草、酱油，煨烂；
九、炒锅下熟猪油烧至8成热，将鱼肚炸熟，捞起放入请水中浸透，切成长条；
十、炒锅下熟猪油烧至7成热，葱段、姜片炮出香味，放入鸡、鸭、羊肘、猪蹄尖、鸡肫、猪肚翻炒，加4份黄花草、鸡精、酱油、冰糖、绍酒、鸡汤、八角、桂皮抄匀，文火煮20分钟，捞掉葱姜，汤汁待用；
十一、绍酒坛洗净，加7成满清水，放在木炭炉上，微火烧至水热，倒去水，先将所有10份黄花草、鸡、鸭、羊肘、猪蹄尖、鸡肫、猪肚块放入，然后把鱼翅、干贝、鲍鱼、火腿用纱布包成长方形置于鸡、鸭等料上方，再在纱布包上排白萝卜球、花冬菇、冬笋，最后倒入汤汁，用荷叶盖在坛口封严，小火煨2小时，启盖放入刺参、鱼唇、鱼肚、蹄筋，封好坛口再煨1小时。
待全部工序完成，将所有‘配料’悉数扔掉不用，只留黄花草，装盘上桌……
正餐用毕，最后是一道香醇浓郁的南瓜汤，比较起来，它的做法倒不算很复杂：南瓜去皮去瓤，切成薄片，佐以洋葱碎丁，用黄油炒好，加入肉汤，煮至熟烂，重新起锅，倒进牛奶煮开，将黄油与面粉搅拌均匀，徐徐放入，加肉豆蔻、精盐、胡椒，加进原汤汁，放上荷兰芹末和鲜乳酪打成的泡沫，使其漂浮于汤上。
实际上，这道南瓜汤的特别之处并不在其烹饪技法，而是原料。上世纪30年代，在江西苏区军民中，曾流传过一首很有名的红色歌谣，名叫《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其中的第一段唱道：‘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呦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呦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呦咳罗咳，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 ’据考证，这里提到的南瓜是种在井冈山茨坪桐木岭南坡下的一畦约三十亩的小菜园中的，从前年开始，平津市军分区每年都要派专人去这个小菜园采购一批南瓜，以便在各类宴会中作为革命传统教育之用。

耿于天

在家中举行过较大规模聚会的人都有这种经验，无论来的客人有多少，坐下用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格外拥挤，怕就怕吃完饭后上厕所，十几口子人，堵在厕所门前排队，外面的人急得跺脚转圈，里面的人也自在不到哪儿去，背负着亲朋好友的热切期盼，总想快点儿完事，可越急越解不出来，越解不出来越急……
当然，这种窘境在军分区大院迎宾楼宴会厅是不存在的，这里有整整两排、大约二十间厕所，可供饭后的萧家人从从容容地解决‘人有三急’。宴会厅里的厕所设计非常合理，虽然有二十间之多，但每间都是独立的，面积不大，可蹲便、坐便、溺池、洗手池等各种设施样样俱全。平日里，来此宴会厅用餐的都是些够级别的人物，倘若挤在同一间厕所里方便，未免有失斯文，再则，万一赶上领导和普通群众混在一起‘坦诚相见’，也不利于树立威信，反复权衡后，就将厕所设计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插销一插，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如今，很多上档次的饭店也是采取这种格局，将厕所‘化整为零’，每间包房都配有一间厕所。但这样安排多少有点儿弄巧成拙，面向社会经营的饭店毕竟和军分区宴会厅不同，包房再大，充其量也就是三、四十平米，厕所就在旁边，离开餐桌进厕所，出了厕所就是餐桌，食客们一边听着厕所里毕毕剥剥的声音、一边还在大嚼特嚼，真佩服他们的胆识。
饮食与排泄如此近在咫尺，不啻为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汉字‘圂’共有两个基本义项，一是造字本义‘猪圈（字形很明确，一头‘豕’关在‘囗’，一目了然）’，《玉篇》：‘圂，豕所居也’，其二是引申义，指‘厕所’，《尔雅·释宫》：‘圂，厕也’。直到今天，某些农村地区的厕所依然建在猪圈上面，拉出来猪就吃了，非常环保（难怪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将猪称作‘行走的厕所’），只是不知道这样喂出来的猪谁敢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些把亲人骨灰撒到海里的人不是也照样吃海鲜么。其实，就算你不主动去‘喂’猪，它自己也会找去的，不信的话，可以看看《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中的如下记载：
‘（郅都）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这段文字让人看了想不笑都难，当时，汉景帝游幸上林苑，其间嫔妃贾夫人内急，到厕所里去方便，没想到，一头野猪闻着味儿找来了、也进了厕所（进去干什么可想而知），景帝慌了，贾夫人是他最喜爱的嫔妃之一（《史记》中将贾夫人、栗夫人、程夫人、唐儿、王儿姁并称为‘五宗’，可见其地位），唯恐有什么闪失，便向身边的郅都使眼色，示意他进去赶走野猪，可郅都却装没看见，景帝急了，抄起兵刃想冲进去亲自救贾夫人，郅都赶紧上前劝谏：‘少了一个美姬，下面还会有更多美姬进献上来（这多少有点儿轻视妇女之嫌），天下像贾夫人这样的美人并不在少数，可皇帝只有一个，您就算自己不爱惜自己，难道不想想这样做对得起列祖列宗和疼爱您的窦太后么？’景帝觉得有道理，于是没有冲进厕所‘英雄救美’，所幸野猪也没把贾夫人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就摇摇摆摆地出来了（猪也懂得怜香惜玉），窦太后得知此事，赏了郅都百斤黄金（其实是黄铜），景帝也开始看重郅都。顺手说一下，这次‘野猪入厕事件’险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势，幸亏它当时没有伤害贾夫人，否则就没有后来的中山靖王刘胜了（贾夫人为景帝生下两子，一是赵敬肃王刘彭祖，二是中山靖王刘胜），刘胜倒没什么了不起，但三百多年后，他的十三世曾孙刘备却成为了‘匡扶汉室’的最后希望。
酒足饭饱，方便已毕，萧家人来到宴会厅旁的休息室，边吃水果、边和全国观众一起看‘春晚’。
他们所吃的水果共分三种：一是肥城蜜桃，大小如婴孩头颅，因已熟透，故而不能像普通蜜桃一样咬着吃或切开吃，只能用麦管刺破表皮吸食，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如此品相的肥城桃了；二是太空草莓，比普通草莓大一倍左右，表面十分光滑、晶莹剔透，带着一种独特的香味，这是第一代太空水果（种子曾随航天器遨游外层空间），市场上买到的通常已经是第若干代了；三是西瓜，切成小块，上面已经插满了牙签，西瓜本不稀奇，有了温室栽培技术，冬季吃西瓜也算不上太难，但反季节水果大都不如时令鲜果那样风味醇厚，可这种西瓜却格外甘甜可口，个中秘密说破了其实也很简单，被送上来的只是西瓜心，其它部分倒也没浪费，都留给基层连队改善伙食了。
和刚才的宴会厅一样，这间休息室也曾经接待过不少军政界高官，如果您见过电视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的会议大厅，就应该对它的陈设并不陌生，若干架单人沙发沿房间边缘排开成扇形，每两架沙发间置一茶几，周围花团锦簇，地上铺着一整块细绒毛毯，墙上挂着巨幅国画，屋顶正中则是挂玲珑剔透的多层吊灯。这种格局用以接待宾客很合适，宾主双方分左右落座，越是重要人物，位置越接近中心，通常来讲，只有最中间的两位‘一号人物’会直接交谈，其他人都只是陪坐，没有开口的机会。但用作一家人聚会，这间休息室就显得有点儿古怪，大家排坐成扇形，每人只能和身边那两位聊天，而坐在扇形左右两翼的人彼此间相隔甚远，再加上电视里‘春晚’的声音，想说话也听不见。
大概是工作中时常见面的缘故，一家人中，许万年和端木衡的关系相对比较亲密，因此，他特意选择坐在端木衡和萧洛君中间，时而和端木衡攀谈几句，时而问问萧洛君工作上的情况。可萧洛君却似乎不怎么买账，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偶而摆弄几下手机，对谈话并不上心，刚开始时，许万年问一句，她答一句，进而从‘特殊疑问’变成‘一般疑问’，只是回答‘是’或‘不是’，再后来，就连点头摇头都没有了。
虽然出身行伍世家，但萧洛君一向对军人没什么好感，从小被迫接受的‘军民鱼水’思想灌输对她非但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倒引发了不少逆反，没完没了的‘拥军’、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老生常谈的‘光荣传统’…… 想起来就让人头疼，这种感受在经历初中、高中、大学三次军训后几乎升华成了厌恶。多数情况下，无论受训学生是男是女，来带队施训的基本都是男教官，其中一部分人素质很有限，对青春茂盛的女孩子动手动脚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把正步时东摸摸、西摸摸，射击训练中半压在身上为你‘纠正动作’，障碍跑时气力小的女生爬不上木墙、教官‘助一臂之力’，甚至大半夜溜进女宿舍‘查房’……
其实，给学生军训，尤其是给女学生军训，早就成了‘优秀士兵’的一项额外‘福利’，通常来讲，只有那些会表现、首长喜欢的‘骨干分子’才能获得这个机会，不用早起晚睡、不必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不看长官脸色、还能过把‘提干’的瘾，对于大头兵们来讲，这几乎是神仙过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面前那一个个俯首帖耳的小姑娘正值妙龄，漆黑的双眸，如一泓静水般清澈，面若桃李，齿比编贝，肤光胜雪，两颊晕红，黛眉开娇横远岫，绿鬓淳浓染云烟，灿若春华，皎似秋月，周身透出青春的气息…… 这般美景，在纪律森严的绿色军营中，原本只能在梦中偶尔出现，如今却近在唾手，而且能任凭自己摆布，也难怪有人会生歹心，俗话说：‘当兵整三年，老母猪也赛貂禅’，但分不是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到牙齿的，都难免要心猿意马。
面队男教官‘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多数女生会选择躲闪，不过，也不排除有‘正中下怀’的。就拿萧洛君大学时那次军训来说吧，几个堪称‘双拥模范’的女生居然主动‘投怀献抱’，听话的孩子是能得到奖励的，除了不会被整、训练中受到特殊优待外，随意外出、打闹嬉笑等‘小毛病’都可以既往不咎，甚至连吃饭时都会被邀请到教官专用的‘主桌’旁就坐，看上去多少有点儿像陪酒的。当然，萧洛君并不会像她们那样没出息，她属于另一个极端，开始训练的第二天，就因为教官在指导军姿时‘帮助’她提了一下已经很翘的臀部便一记耳光甩将过去。这件事一度闹得很大，那个莽撞的倒霉教官显然是不知道萧洛君家背景如此深厚，自己被记大过、提前退伍不说，害得团、营、连三级领导一起到萧家比赛鞠躬才勉强了事……
见萧洛君不大爱搭理自己，许万年只好转回头来专心与端木衡攀扯，没想到，聊着聊着，端木衡竟然无意之中帮了好朋友季若云一个大忙。
去年夏天，生猪市场行情看好，九洲养猪场的几批育肥猪都卖出了不错的价钱，娄可很受鼓舞，想再接再厉，扩大养殖规模，引进300头仔猪（也就是猪崽），到元旦、春节期间正好可以出栏。对此，季若云却持不同观点，从理论上来讲，每年年底年初的确是猪肉需求的旺季，但经过他的调查走访，发现平津市已经有相当部分生猪养殖企业都打算借‘两节’行情赚上一笔，全在引进仔猪，而市场需求却是固定的，生猪集中上市，必然导致肉价下跌，再者，受预期影响，夏季的仔猪价格正位于高点，此时大批量引进实在不划算。
然而，正在兴头上的娄可固执地认为季若云过于谨慎，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到底还是以高价买来了300头仔猪补栏。结果，不幸被季若云言中，到‘两节’期间，平津市大批生猪一齐上市，导致肉价不振，始终维持在每斤6.5元左右，九洲养猪场新补的那300头猪根本就卖不出去。养猪不同于工业生产，市场不好时可以先不卖，产品在仓库里堆着反正也跑不了，猪是活的，每天要吃、要喝，在5到7个月的育肥期内，存栏猪长势甚旺，有的良种猪最快时1天能上2斤肉，可一旦超过了210日龄，猪的生长就明显放缓了，每天不少吃，可就是不上肉，要是料给少了，那等于是在帮它减肥。
为了以最小的损失处理掉那300头肥猪，季若云没少着急上火，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难题竟被端木衡和许万年无意中解决了，解决的方式也很出奇。
近年来，西方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非致命武器’，也就是那些可以使敌方装备或人员失去战斗效力但不会造成实质伤亡的武器，比如‘超级润滑剂’、‘材料脆化剂’、‘特种粘胶’、‘粘性泡沫’、‘化学失能剂’、‘动能打击失能剂’等等。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索马里执行任务时使用的‘太妃糖枪’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产品，该武器可以喷射某新型烟雾状粘稠制剂，这种粘稠剂接触人体后，与外界空气充分反应，迅速凝固，形成一张极其粘稠的‘网’，将对方武装人员牢牢粘住，使之无法活动，待战斗结束后再用特殊设备清除这种粘稠剂。
而中国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则与西方人不同，咱们打仗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生力量’，说白了就是‘人’，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各前线部队的一道名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种战略后来也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它的巨大威力，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平息后，自治区书记王乐X同志在区地厅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七·五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消灭敌人多年积累的有生力量的机会，我们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不惜时间、不惜代价、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要继续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
年前，平津市军分区新列装了一批T-125型自行迫榴炮。该炮采用全封闭炮塔，可360度全方位旋转，高低俯仰范围从-10度至+80度，主要武器为一门125毫米线膛迫击榴弹炮和一挺13.8毫米高速机枪，车载弹药40发，装药重2200克，射程8500米，可直接瞄准，也可间接瞄准，炮弹初速度420米每秒，最大破甲厚度可达630毫米。
为检验T-125型自行迫榴炮的作战性能，市军分区准备进行一系列测试和演习，除检验该炮机动型、速度、精度、破甲能力外，还要重点考察其对‘有生力量’的杀伤性能。演习场不是战场，肯定不能用活人当靶子，因而，这个‘有生力量’只能是动物。选择哪种动物，这里面学问可就大了，老鼠、兔子体形太小，猫、狗好动、待不住，鸟会飞，马跑得太快，牛皮厚、羊有羊毛、防护性能好…… 比较而言，猪最合适。此外，研究表明，猪皮还是最各种常见动物的皮肤中最接近人皮的，所以在遭遇表皮烫伤又没有合适人类皮肤可供移植时的首选就是猪皮。既然有这么多‘优秀品质’，猪自然成为‘有生力量’最好的替代品。事实上，从原子弹、氢弹实验，到各种轻、重型武器杀伤力测试，猪始终是‘活靶子’的首选。
春节过后不久，九洲养猪场的300头肥猪便被送上了靶场，一阵火网交织过后，阵地上只剩下硝烟和喷香的烤肉味道，三日绕梁，直冲云霄。这倒让人想起鲁迅先生那篇《祝福》结尾处的描述，在祥林嫂因‘不洁’而被逐出大门的当晚，一年一度的祝福盛典如期举行，‘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

耿于天

四、阉割

很多人都听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张秉贵，这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售货员的绝活儿是所谓的‘一把抓’，无论顾客要哪种糖果，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上秤一称，分毫不差。当时，有很多人专程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就是为了一睹张秉贵的风采，因看客太多，糖果柜台曾被几度挤碎。
‘一把抓’，乍听上去的确很神，可只要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门‘绝活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首先，糖果不同于花生、瓜子，糖果是由机器生产的，故而其规格都是统一的，以‘酸三色’为例，假设一颗‘酸三色’是10克重，那每一颗就都是10克，若顾客要半斤，那你就给人家25颗，一斤则是50颗，依次类推，因此，与其说张秉贵是在掂重量，倒不如说是在数数。数数可比掂重量容易多了，手就那么大，一次抓不了太多，一把10颗、两把20颗…… 练几天就应该能上手。其次，糖果不是粮食，一次不可能买太多，也就是半斤、一斤的，就算是高干，也很少有人会弄一麻袋回家煮着吃。此外，当时的物质供给不像今天那么丰富，糖果的种类很有限，无非就是‘酸三色’、‘大白兔’、‘奶油球’、‘红虾酥’等十来种，虽然每种的规格不尽相同，但因种类不多，因此记忆的压力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倒是祖宗传下来的‘劁猪术’才真能显出英雄本色，‘劁猪’，说白了就是‘阉猪’，曾有人总结说，中国古代有两种外科手术技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是凌迟，另一个就是阉割。根据文史学家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商代中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献中便已经出现对‘劁猪术’的记载，接受完阉割手术的猪，性情温顺，便于管理、役使，《易经·大畜》中说：‘六五，豶豕之牙吉’，意指劁过的猪，牙齿虽然还像野猪一样锋利，但已经对人构不成伤害。此外，被阉的猪没了别的‘念想’，每天就是吃和睡，对于育肥、增加养殖经济效益很有利处，就像《礼记·曲礼》中所说的那样：‘家日刚俄，豚日循肥’，整日介不干别的，专心为主人养膘。
时至今日，神奇的中国劁猪术依然让很多外国人看后啧啧称奇，不需要缝合，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却绝不会有任何感染之虞。
近日，季若云所在的九洲养猪场里有一批小猪到了该上手术台的年龄，于是，司职劁猪的俞师傅早早便开始‘进入战备状态’。俞师傅名叫俞有寿，近60岁的光景，平日里不爱讲话，也不喜欢和同事们来往，只一个人闷声干活，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并不强壮，但却很有把子力气，百十来公斤的分量压在肩头，走上三、四里路都能‘气不长出、面不更色’。
放在过去，劁猪可是实实在在的高薪行业，在农村里有所谓‘一倒犁头二打铁、三者劁猪四捉鳖’的说法，而且，套用成今天的话，劁猪匠还是个‘自由职业者’，不需要‘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上几天，就能够个把月的挑费。
这还不算完，旧时，劁猪匠不光收入不菲，社会地位还很高：
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记》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逢某年除夕，忽而心血来潮，要求家家户户门上一定要贴春联，以祈求国泰民安；第二天，他微服出巡，到民间欣赏各式春联，以为娱乐，忽然发现有一户人家门上空空如也，朱元璋很气愤，这不是拿自己的旨意当耳旁风么，便遣随从去询问原由，方知这家主人是劁猪的，没上过学，不识字，年前又忙，没来得及请人代写；朱元璋令取来纸笔，欣然挥毫：‘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自此之后，劁猪匠们便有了‘奉旨劁猪’的‘雅号’。
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万里无云，晴川历历，是个劁猪的好日子。
俞有寿显得和平日里颇为不同，脸上罩满红光，嘴角微微翘起，见人也有了笑模样。
为了减少腹压、易于手术，准备接受阉割的小猪从早上醒来便停水停食，到了下午，基本已经排空体内污物，正饿得叽叽直叫。
俞有寿走到猪栏前，左右打量了几眼，探手抓起一头叫得最欢的小公猪，拎到事先准备好的青石板上。他轻巧地把小猪按倒在地，两腿各司其职，左腿半跪在青石板上、压住猪身，右腿用力撑住地面、保持平衡。固定好小猪后，俞有寿从身旁的麻布兜中抽出劁猪刀，先用嘴叼着，双手抓住小公猪身下的一对卵子，用左手捏稳，腾出右手，从嘴上摘下刀……
俞师傅这把刀可很不一般，有别于其他劁猪匠从五金店买来的钢刀、铜刀、铝刀，他的劁猪刀是自己做的，以梅花鹿的股骨——也就是大腿骨——为主要材质，先将关节头去掉，骨身分作3瓣，只取正面那瓣，煮沸消毒，上端磨成4厘米长、1.5厘米宽的三角形，尖顶和两边是锋利的刃面，用来划开猪坚韧的皮肤，刀身前宽后窄，背面突起，正中间一道凹槽，末端磨出个小钩，用以钩出猪肚子里面的那点儿‘花花肠子’。
俞有寿利索地将刀头对准被捏住的猪卵子，轻巧地两下，随着一声惨叫，两个像荔枝肉一样的小肉蛋蛋潸然而落，整个‘手术’过程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俞师傅的手法业内称作‘透花法’，给小猪造成的痛苦最轻，往往是手术后两、三个小时便可以正常进食、活动。
劁下来的猪卵子，有时被劁猪匠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积少成多，凑成一盘下酒菜，也有时被主人家要了去，给家里的男人‘吃哪儿补哪儿’，但更多的时候，是被老练的劁猪匠‘挥一挥衣袖’、潇洒地扔到房顶上。听俞师傅说，这么干是有讲究的，相传是从阉人那里得到的灵感，封建帝制时代，每逢有穷苦人家的孩子被送到专门‘医疗机构’阉割，摘下来的‘两弹一星’是不能随意扔掉的，要装进一个锦匣，放到高高的架子上，美其名曰‘高升’，祈求入宫后能得富贵。
说起阉人，其实俞有寿家祖辈上就是干这个的，明清两代的内廷供奉，人称‘小刀俞’，六品顶戴。俞家在阉割术方面可是有绝活的，而且技艺不外露，‘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媳不传婿（当然，这只是原则，实际上恐怕没有哪个儿媳妇愿意干这行）’，现在不能阉人了，便‘与时俱进’、改行劁猪。
老俞家开始扬名立万是在明朝正德年间，那时，镇压当地苗人起义的湖南布政使俘获了一批苗族幼童，总共4000多人，打算悉数阉割、进奉朝廷。可是当地的阉割师技术不过关，经手的2000个幼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疼死、病死，没办法，布政使大人只得遍访‘高人’，最终找到了俞家，俞家老祖宗出手不凡，他主刀的那2000人中，只有不到10个出现了轻微‘不适’，无一死亡。于是，老俞家名动一时，甚至惊动了当朝天子，赏顶戴，赐府第，从此，‘小刀俞’名满天下。
和被劁的小猪一样，男孩儿在实施‘去势’手术前，也先要禁食禁水几天，排空便溺，有报道称中国太空员上天前先要灌肠，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知是不是从这里面得到的启发。阉割手术过程中，‘主刀医师’需要至少三到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采取半卧姿躺倒，助手用白布将其下腹及双腿绑紧，以热胡椒汤对手术部位进行消毒，用来阉人的刀比劁猪刀略大，一般为金铜合金材质，只有‘小刀俞’使用祖传的鹿骨刀。正式‘行刑’之前，担任介绍人的太监还要将《自愿阉割书》朗诵一遍，向受阉者做最后确认，无误后阉割师就要下手了，具体过程和劁猪差不多，只是术后多了个消炎程序，将一枚猪胆剖开，成蝴蝶状贴于创面，可保伤口不会发炎感染。
史学界通常认为：阉人起源于阉猪；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上古先民是先‘发明’的阉人术，其后才逐渐推广到动物身上。无论哪种说法正确，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被阉割的人和被劁的猪一样，都能给主人带来超乎以往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被阉者体力不逊于男人，而性角色却类似于女人，适合服务宫廷，此外，阉人在‘去势’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柔弱而温顺，便于使唤，易于管教，让干什么干什么，吃苦耐劳且乐在其中。
为了减轻被阉割者的痛苦，‘聪明’的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柔性阉割法’：在男孩出生不久，便由一位有经验的阉割师来为他定期揉搓睾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男孩承受力的加强，阉割师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孩子的睾丸。
‘柔性阉割’发展到极致就是‘思想阉割’，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思想阉割’不作用于人的肉体，只消通过‘洗脑’，便能在不知不觉间，让你快快乐乐地、自觉自愿地，成为社会‘需要’的人，就像被劁了的猪，只知埋头干活，然后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双手奉上。
九洲养猪场的阉割师俞有寿有个侄子叫俞健，便是典型的‘思想阉割’产物。
形容一个人身材不好时常说‘五短身材’，其中‘五短’指的是四肢和脖子，与之相反，俞健是标准的‘五长身材’，他身高1.90米有余，四肢修长、笔直，相貌也十分‘堂堂’，目若朗星，凛凛一道剑眉，鼻似悬胆，远山般地挺立，面如傅粉，唇红齿白，风姿威仪，不可方物。
俞健得天独厚的身材并未荒废，他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体育特长生，7岁进入业余少体校，主修游泳。别人是‘十年寒窗苦’，俞健却一点儿罪都没受过，用不着悬梁刺股，重点初中、高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为他敞开。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俞健的‘读书生涯’比同龄人要多出几年，别人大学本科毕业通常是22岁左右，而俞健走出校门时却已经26岁。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了能占到‘关公战秦琼’的便宜，他小上学时改过两次出生日期，分别改小了1岁和2岁，这在‘体育界’早就是不公开的惯例，改过年龄后，俞健就可以参加更小年龄组的比赛，也就更容易出成绩，当然，‘越活越年轻’的他也只能一再跟着低年级的小同学们重复同样的课程，那时候在孩子当中流行一首儿歌：‘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捅一个眼儿，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上子弹，五年级的一开枪，六年级的全滚蛋’，小学时代的俞健就像中国电影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一样，任凭‘枪林弹雨’、‘火网纵横’，就是不‘滚蛋’；此外，本应4年完成的大学本科课程，俞健也比别人多上了1年，他所在的平津科技大学是位列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中的名牌高校，为保证毕业生质量，学校规定，所有体育特招生均需比普通学生多‘深造’1年，当然，这些都是说辞，真实的动机无非是想让他们为校队多效力一年、‘发挥余热’。

耿于天

四、阉割

很多人都听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张秉贵，这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售货员的绝活儿是所谓的‘一把抓’，无论顾客要哪种糖果，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上秤一称，分毫不差。当时，有很多人专程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就是为了一睹张秉贵的风采，因看客太多，糖果柜台曾被几度挤碎。
‘一把抓’，乍听上去的确很神，可只要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门‘绝活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首先，糖果不同于花生、瓜子，糖果是由机器生产的，故而其规格都是统一的，以‘酸三色’为例，假设一颗‘酸三色’是10克重，那每一颗就都是10克，若顾客要半斤，那你就给人家25颗，一斤则是50颗，依次类推，因此，与其说张秉贵是在掂重量，倒不如说是在数数。数数可比掂重量容易多了，手就那么大，一次抓不了太多，一把10颗、两把20颗…… 练几天就应该能上手。其次，糖果不是粮食，一次不可能买太多，也就是半斤、一斤的，就算是高干，也很少有人会弄一麻袋回家煮着吃。此外，当时的物质供给不像今天那么丰富，糖果的种类很有限，无非就是‘酸三色’、‘大白兔’、‘奶油球’、‘红虾酥’等十来种，虽然每种的规格不尽相同，但因种类不多，因此记忆的压力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倒是祖宗传下来的‘劁猪术’才真能显出英雄本色，‘劁猪’，说白了就是‘阉猪’，曾有人总结说，中国古代有两种外科手术技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是凌迟，另一个就是阉割。根据文史学家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商代中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献中便已经出现对‘劁猪术’的记载，接受完阉割手术的猪，性情温顺，便于管理、役使，《易经·大畜》中说：‘六五，豶豕之牙吉’，意指劁过的猪，牙齿虽然还像野猪一样锋利，但已经对人构不成伤害。此外，被阉的猪没了别的‘念想’，每天就是吃和睡，对于育肥、增加养殖经济效益很有利处，就像《礼记·曲礼》中所说的那样：‘家日刚俄，豚日循肥’，整日介不干别的，专心为主人养膘。
时至今日，神奇的中国劁猪术依然让很多外国人看后啧啧称奇，不需要缝合，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却绝不会有任何感染之虞。
近日，季若云所在的九洲养猪场里有一批小猪到了该上手术台的年龄，于是，司职劁猪的俞师傅早早便开始‘进入战备状态’。俞师傅名叫俞有寿，近60岁的光景，平日里不爱讲话，也不喜欢和同事们来往，只一个人闷声干活，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并不强壮，但却很有把子力气，百十来公斤的分量压在肩头，走上三、四里路都能‘气不长出、面不更色’。
放在过去，劁猪可是实实在在的高薪行业，在农村里有所谓‘一倒犁头二打铁、三者劁猪四捉鳖’的说法，而且，套用成今天的话，劁猪匠还是个‘自由职业者’，不需要‘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上几天，就能够个把月的挑费。
这还不算完，旧时，劁猪匠不光收入不菲，社会地位还很高：
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记》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逢某年除夕，忽而心血来潮，要求家家户户门上一定要贴春联，以祈求国泰民安；第二天，他微服出巡，到民间欣赏各式春联，以为娱乐，忽然发现有一户人家门上空空如也，朱元璋很气愤，这不是拿自己的旨意当耳旁风么，便遣随从去询问原由，方知这家主人是劁猪的，没上过学，不识字，年前又忙，没来得及请人代写；朱元璋令取来纸笔，欣然挥毫：‘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自此之后，劁猪匠们便有了‘奉旨劁猪’的‘雅号’。
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万里无云，晴川历历，是个劁猪的好日子。
俞有寿显得和平日里颇为不同，脸上罩满红光，嘴角微微翘起，见人也有了笑模样。
为了减少腹压、易于手术，准备接受阉割的小猪从早上醒来便停水停食，到了下午，基本已经排空体内污物，正饿得叽叽直叫。
俞有寿走到猪栏前，左右打量了几眼，探手抓起一头叫得最欢的小公猪，拎到事先准备好的青石板上。他轻巧地把小猪按倒在地，两腿各司其职，左腿半跪在青石板上、压住猪身，右腿用力撑住地面、保持平衡。固定好小猪后，俞有寿从身旁的麻布兜中抽出劁猪刀，先用嘴叼着，双手抓住小公猪身下的一对卵子，用左手捏稳，腾出右手，从嘴上摘下刀……
俞师傅这把刀可很不一般，有别于其他劁猪匠从五金店买来的钢刀、铜刀、铝刀，他的劁猪刀是自己做的，以梅花鹿的股骨——也就是大腿骨——为主要材质，先将关节头去掉，骨身分作3瓣，只取正面那瓣，煮沸消毒，上端磨成4厘米长、1.5厘米宽的三角形，尖顶和两边是锋利的刃面，用来划开猪坚韧的皮肤，刀身前宽后窄，背面突起，正中间一道凹槽，末端磨出个小钩，用以钩出猪肚子里面的那点儿‘花花肠子’。
俞有寿利索地将刀头对准被捏住的猪卵子，轻巧地两下，随着一声惨叫，两个像荔枝肉一样的小肉蛋蛋潸然而落，整个‘手术’过程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俞师傅的手法业内称作‘透花法’，给小猪造成的痛苦最轻，往往是手术后两、三个小时便可以正常进食、活动。
劁下来的猪卵子，有时被劁猪匠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积少成多，凑成一盘下酒菜，也有时被主人家要了去，给家里的男人‘吃哪儿补哪儿’，但更多的时候，是被老练的劁猪匠‘挥一挥衣袖’、潇洒地扔到房顶上。听俞师傅说，这么干是有讲究的，相传是从阉人那里得到的灵感，封建帝制时代，每逢有穷苦人家的孩子被送到专门‘医疗机构’阉割，摘下来的‘两弹一星’是不能随意扔掉的，要装进一个锦匣，放到高高的架子上，美其名曰‘高升’，祈求入宫后能得富贵。
说起阉人，其实俞有寿家祖辈上就是干这个的，明清两代的内廷供奉，人称‘小刀俞’，六品顶戴。俞家在阉割术方面可是有绝活的，而且技艺不外露，‘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媳不传婿（当然，这只是原则，实际上恐怕没有哪个儿媳妇愿意干这行）’，现在不能阉人了，便‘与时俱进’、改行劁猪。
老俞家开始扬名立万是在明朝正德年间，那时，镇压当地苗人起义的湖南布政使俘获了一批苗族幼童，总共4000多人，打算悉数阉割、进奉朝廷。可是当地的阉割师技术不过关，经手的2000个幼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疼死、病死，没办法，布政使大人只得遍访‘高人’，最终找到了俞家，俞家老祖宗出手不凡，他主刀的那2000人中，只有不到10个出现了轻微‘不适’，无一死亡。于是，老俞家名动一时，甚至惊动了当朝天子，赏顶戴，赐府第，从此，‘小刀俞’名满天下。
和被劁的小猪一样，男孩儿在实施‘去势’手术前，也先要禁食禁水几天，排空便溺，有报道称中国太空员上天前先要灌肠，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知是不是从这里面得到的启发。阉割手术过程中，‘主刀医师’需要至少三到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采取半卧姿躺倒，助手用白布将其下腹及双腿绑紧，以热胡椒汤对手术部位进行消毒，用来阉人的刀比劁猪刀略大，一般为金铜合金材质，只有‘小刀俞’使用祖传的鹿骨刀。正式‘行刑’之前，担任介绍人的太监还要将《自愿阉割书》朗诵一遍，向受阉者做最后确认，无误后阉割师就要下手了，具体过程和劁猪差不多，只是术后多了个消炎程序，将一枚猪胆剖开，成蝴蝶状贴于创面，可保伤口不会发炎感染。
史学界通常认为：阉人起源于阉猪；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上古先民是先‘发明’的阉人术，其后才逐渐推广到动物身上。无论哪种说法正确，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被阉割的人和被劁的猪一样，都能给主人带来超乎以往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被阉者体力不逊于男人，而性角色却类似于女人，适合服务宫廷，此外，阉人在‘去势’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柔弱而温顺，便于使唤，易于管教，让干什么干什么，吃苦耐劳且乐在其中。
为了减轻被阉割者的痛苦，‘聪明’的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柔性阉割法’：在男孩出生不久，便由一位有经验的阉割师来为他定期揉搓睾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男孩承受力的加强，阉割师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孩子的睾丸。
‘柔性阉割’发展到极致就是‘思想阉割’，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思想阉割’不作用于人的肉体，只消通过‘洗脑’，便能在不知不觉间，让你快快乐乐地、自觉自愿地，成为社会‘需要’的人，就像被劁了的猪，只知埋头干活，然后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双手奉上。
九洲养猪场的阉割师俞有寿有个侄子叫俞健，便是典型的‘思想阉割’产物。
形容一个人身材不好时常说‘五短身材’，其中‘五短’指的是四肢和脖子，与之相反，俞健是标准的‘五长身材’，他身高1.90米有余，四肢修长、笔直，相貌也十分‘堂堂’，目若朗星，凛凛一道剑眉，鼻似悬胆，远山般地挺立，面如傅粉，唇红齿白，风姿威仪，不可方物。
俞健得天独厚的身材并未荒废，他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体育特长生，7岁进入业余少体校，主修游泳。别人是‘十年寒窗苦’，俞健却一点儿罪都没受过，用不着悬梁刺股，重点初中、高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为他敞开。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俞健的‘读书生涯’比同龄人要多出几年，别人大学本科毕业通常是22岁左右，而俞健走出校门时却已经26岁。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了能占到‘关公战秦琼’的便宜，他小上学时改过两次出生日期，分别改小了1岁和2岁，这在‘体育界’早就是不公开的惯例，改过年龄后，俞健就可以参加更小年龄组的比赛，也就更容易出成绩，当然，‘越活越年轻’的他也只能一再跟着低年级的小同学们重复同样的课程，那时候在孩子当中流行一首儿歌：‘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捅一个眼儿，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上子弹，五年级的一开枪，六年级的全滚蛋’，小学时代的俞健就像中国电影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一样，任凭‘枪林弹雨’、‘火网纵横’，就是不‘滚蛋’；此外，本应4年完成的大学本科课程，俞健也比别人多上了1年，他所在的平津科技大学是位列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中的名牌高校，为保证毕业生质量，学校规定，所有体育特招生均需比普通学生多‘深造’1年，当然，这些都是说辞，真实的动机无非是想让他们为校队多效力一年、‘发挥余热’。

耿于天

四、阉割

很多人都听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张秉贵，这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售货员的绝活儿是所谓的‘一把抓’，无论顾客要哪种糖果，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上秤一称，分毫不差。当时，有很多人专程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就是为了一睹张秉贵的风采，因看客太多，糖果柜台曾被几度挤碎。
‘一把抓’，乍听上去的确很神，可只要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门‘绝活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首先，糖果不同于花生、瓜子，糖果是由机器生产的，故而其规格都是统一的，以‘酸三色’为例，假设一颗‘酸三色’是10克重，那每一颗就都是10克，若顾客要半斤，那你就给人家25颗，一斤则是50颗，依次类推，因此，与其说张秉贵是在掂重量，倒不如说是在数数。数数可比掂重量容易多了，手就那么大，一次抓不了太多，一把10颗、两把20颗…… 练几天就应该能上手。其次，糖果不是粮食，一次不可能买太多，也就是半斤、一斤的，就算是高干，也很少有人会弄一麻袋回家煮着吃。此外，当时的物质供给不像今天那么丰富，糖果的种类很有限，无非就是‘酸三色’、‘大白兔’、‘奶油球’、‘红虾酥’等十来种，虽然每种的规格不尽相同，但因种类不多，因此记忆的压力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倒是祖宗传下来的‘劁猪术’才真能显出英雄本色，‘劁猪’，说白了就是‘阉猪’，曾有人总结说，中国古代有两种外科手术技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是凌迟，另一个就是阉割。根据文史学家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商代中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献中便已经出现对‘劁猪术’的记载，接受完阉割手术的猪，性情温顺，便于管理、役使，《易经·大畜》中说：‘六五，豶豕之牙吉’，意指劁过的猪，牙齿虽然还像野猪一样锋利，但已经对人构不成伤害。此外，被阉的猪没了别的‘念想’，每天就是吃和睡，对于育肥、增加养殖经济效益很有利处，就像《礼记·曲礼》中所说的那样：‘家日刚俄，豚日循肥’，整日介不干别的，专心为主人养膘。
时至今日，神奇的中国劁猪术依然让很多外国人看后啧啧称奇，不需要缝合，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却绝不会有任何感染之虞。
近日，季若云所在的九洲养猪场里有一批小猪到了该上手术台的年龄，于是，司职劁猪的俞师傅早早便开始‘进入战备状态’。俞师傅名叫俞有寿，近60岁的光景，平日里不爱讲话，也不喜欢和同事们来往，只一个人闷声干活，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并不强壮，但却很有把子力气，百十来公斤的分量压在肩头，走上三、四里路都能‘气不长出、面不更色’。
放在过去，劁猪可是实实在在的高薪行业，在农村里有所谓‘一倒犁头二打铁、三者劁猪四捉鳖’的说法，而且，套用成今天的话，劁猪匠还是个‘自由职业者’，不需要‘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上几天，就能够个把月的挑费。
这还不算完，旧时，劁猪匠不光收入不菲，社会地位还很高：
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记》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逢某年除夕，忽而心血来潮，要求家家户户门上一定要贴春联，以祈求国泰民安；第二天，他微服出巡，到民间欣赏各式春联，以为娱乐，忽然发现有一户人家门上空空如也，朱元璋很气愤，这不是拿自己的旨意当耳旁风么，便遣随从去询问原由，方知这家主人是劁猪的，没上过学，不识字，年前又忙，没来得及请人代写；朱元璋令取来纸笔，欣然挥毫：‘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自此之后，劁猪匠们便有了‘奉旨劁猪’的‘雅号’。
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万里无云，晴川历历，是个劁猪的好日子。
俞有寿显得和平日里颇为不同，脸上罩满红光，嘴角微微翘起，见人也有了笑模样。
为了减少腹压、易于手术，准备接受阉割的小猪从早上醒来便停水停食，到了下午，基本已经排空体内污物，正饿得叽叽直叫。
俞有寿走到猪栏前，左右打量了几眼，探手抓起一头叫得最欢的小公猪，拎到事先准备好的青石板上。他轻巧地把小猪按倒在地，两腿各司其职，左腿半跪在青石板上、压住猪身，右腿用力撑住地面、保持平衡。固定好小猪后，俞有寿从身旁的麻布兜中抽出劁猪刀，先用嘴叼着，双手抓住小公猪身下的一对卵子，用左手捏稳，腾出右手，从嘴上摘下刀……
俞师傅这把刀可很不一般，有别于其他劁猪匠从五金店买来的钢刀、铜刀、铝刀，他的劁猪刀是自己做的，以梅花鹿的股骨——也就是大腿骨——为主要材质，先将关节头去掉，骨身分作3瓣，只取正面那瓣，煮沸消毒，上端磨成4厘米长、1.5厘米宽的三角形，尖顶和两边是锋利的刃面，用来划开猪坚韧的皮肤，刀身前宽后窄，背面突起，正中间一道凹槽，末端磨出个小钩，用以钩出猪肚子里面的那点儿‘花花肠子’。
俞有寿利索地将刀头对准被捏住的猪卵子，轻巧地两下，随着一声惨叫，两个像荔枝肉一样的小肉蛋蛋潸然而落，整个‘手术’过程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俞师傅的手法业内称作‘透花法’，给小猪造成的痛苦最轻，往往是手术后两、三个小时便可以正常进食、活动。
劁下来的猪卵子，有时被劁猪匠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积少成多，凑成一盘下酒菜，也有时被主人家要了去，给家里的男人‘吃哪儿补哪儿’，但更多的时候，是被老练的劁猪匠‘挥一挥衣袖’、潇洒地扔到房顶上。听俞师傅说，这么干是有讲究的，相传是从阉人那里得到的灵感，封建帝制时代，每逢有穷苦人家的孩子被送到专门‘医疗机构’阉割，摘下来的‘两弹一星’是不能随意扔掉的，要装进一个锦匣，放到高高的架子上，美其名曰‘高升’，祈求入宫后能得富贵。
说起阉人，其实俞有寿家祖辈上就是干这个的，明清两代的内廷供奉，人称‘小刀俞’，六品顶戴。俞家在阉割术方面可是有绝活的，而且技艺不外露，‘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媳不传婿（当然，这只是原则，实际上恐怕没有哪个儿媳妇愿意干这行）’，现在不能阉人了，便‘与时俱进’、改行劁猪。
老俞家开始扬名立万是在明朝正德年间，那时，镇压当地苗人起义的湖南布政使俘获了一批苗族幼童，总共4000多人，打算悉数阉割、进奉朝廷。可是当地的阉割师技术不过关，经手的2000个幼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疼死、病死，没办法，布政使大人只得遍访‘高人’，最终找到了俞家，俞家老祖宗出手不凡，他主刀的那2000人中，只有不到10个出现了轻微‘不适’，无一死亡。于是，老俞家名动一时，甚至惊动了当朝天子，赏顶戴，赐府第，从此，‘小刀俞’名满天下。
和被劁的小猪一样，男孩儿在实施‘去势’手术前，也先要禁食禁水几天，排空便溺，有报道称中国太空员上天前先要灌肠，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知是不是从这里面得到的启发。阉割手术过程中，‘主刀医师’需要至少三到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采取半卧姿躺倒，助手用白布将其下腹及双腿绑紧，以热胡椒汤对手术部位进行消毒，用来阉人的刀比劁猪刀略大，一般为金铜合金材质，只有‘小刀俞’使用祖传的鹿骨刀。正式‘行刑’之前，担任介绍人的太监还要将《自愿阉割书》朗诵一遍，向受阉者做最后确认，无误后阉割师就要下手了，具体过程和劁猪差不多，只是术后多了个消炎程序，将一枚猪胆剖开，成蝴蝶状贴于创面，可保伤口不会发炎感染。
史学界通常认为：阉人起源于阉猪；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上古先民是先‘发明’的阉人术，其后才逐渐推广到动物身上。无论哪种说法正确，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被阉割的人和被劁的猪一样，都能给主人带来超乎以往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被阉者体力不逊于男人，而性角色却类似于女人，适合服务宫廷，此外，阉人在‘去势’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柔弱而温顺，便于使唤，易于管教，让干什么干什么，吃苦耐劳且乐在其中。
为了减轻被阉割者的痛苦，‘聪明’的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柔性阉割法’：在男孩出生不久，便由一位有经验的阉割师来为他定期揉搓睾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男孩承受力的加强，阉割师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孩子的睾丸。
‘柔性阉割’发展到极致就是‘思想阉割’，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思想阉割’不作用于人的肉体，只消通过‘洗脑’，便能在不知不觉间，让你快快乐乐地、自觉自愿地，成为社会‘需要’的人，就像被劁了的猪，只知埋头干活，然后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双手奉上。
九洲养猪场的阉割师俞有寿有个侄子叫俞健，便是典型的‘思想阉割’产物。
形容一个人身材不好时常说‘五短身材’，其中‘五短’指的是四肢和脖子，与之相反，俞健是标准的‘五长身材’，他身高1.90米有余，四肢修长、笔直，相貌也十分‘堂堂’，目若朗星，凛凛一道剑眉，鼻似悬胆，远山般地挺立，面如傅粉，唇红齿白，风姿威仪，不可方物。
俞健得天独厚的身材并未荒废，他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体育特长生，7岁进入业余少体校，主修游泳。别人是‘十年寒窗苦’，俞健却一点儿罪都没受过，用不着悬梁刺股，重点初中、高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为他敞开。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俞健的‘读书生涯’比同龄人要多出几年，别人大学本科毕业通常是22岁左右，而俞健走出校门时却已经26岁。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了能占到‘关公战秦琼’的便宜，他小上学时改过两次出生日期，分别改小了1岁和2岁，这在‘体育界’早就是不公开的惯例，改过年龄后，俞健就可以参加更小年龄组的比赛，也就更容易出成绩，当然，‘越活越年轻’的他也只能一再跟着低年级的小同学们重复同样的课程，那时候在孩子当中流行一首儿歌：‘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捅一个眼儿，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上子弹，五年级的一开枪，六年级的全滚蛋’，小学时代的俞健就像中国电影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一样，任凭‘枪林弹雨’、‘火网纵横’，就是不‘滚蛋’；此外，本应4年完成的大学本科课程，俞健也比别人多上了1年，他所在的平津科技大学是位列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中的名牌高校，为保证毕业生质量，学校规定，所有体育特招生均需比普通学生多‘深造’1年，当然，这些都是说辞，真实的动机无非是想让他们为校队多效力一年、‘发挥余热’。

耿于天

1936年柏林奥运会，纳粹德国为证明其‘雅利安’人种的优越，不惜巨资修建了以花岗岩、大理石为基础材料的主体育场、可容纳2万观众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游泳馆、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等等，德国田径名将卢茨·朗甚至因为与黑人短跑明星、四枚金牌得主杰西·欧文斯合影而在二战爆发后被希特勒惩罚性地派往前线送死。德国确实如愿以33金、26银、30铜的成绩雄居奖牌榜榜首，但柏林奥运会依然难逃成为奥运史上最黑暗一幕的命运。实践证明，多拿几块金牌真的说明不了什么，有时反倒会贻人笑柄：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势汹汹，在传统体育强国苏联与民主德国的率领下，一举席卷超过总数一半以上的金牌和奖牌，可结果呢，这是它们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短短三年过后，这些国家的名字便永远地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
‘官办体育’这座金字塔永远是用累累‘白骨’堆成的，‘白骨’越多，金字塔越高。在中国，大批孩子从小就要进行枯燥乏味的竞技体育训练，但最终能成为专业运动员、甚至可以扬名立万的毕竟只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在残酷的层层选拔中被淘汰掉了，他们将一生中最适合学习的时光都奉献了出来，最终却被无情地一脚踢开，除了练成‘半瓶子醋’的某个体育项目，这些人没有任何生存技能，走上社会后，往往连谋生都十分困难。
与他们比起来，俞健算是相对幸运的，他的游泳成绩虽然比普通人要好得多，至今在泳池里仍常常引人侧目，但距离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显然还差了一些，26岁从平津科技大学毕业后，他的‘运动生涯’也自然而然地就此打住了。幸好，俞健在体校时有个关系不错的队友，名叫龚诗杨，他的父亲便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谐办’主任龚泽，龚诗杨托父亲为俞健找了个‘志愿网络协管员’的差事，工资一般，起初是每月2000，后来为‘跑赢CPI’涨到了3000，遇有‘特殊任务’则报酬另计，日子过得不算太宽裕，但还可以支应。
近十年以来，互联网产业发展极快，时至今日，中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庞大的国家。论规模和影响力，网络绝不在传统媒体之下，且这种新兴媒介形式有很明显的‘平等’特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不同思想、观点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他人分享。正因网络具有这种特质，故而监管起来也比传统媒体要困难得多，于是，‘志愿网络协管员’这种职位便应运而生了。2005年，平津市委专门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强化舆论管理’、‘净化网络环境’、‘选聘一批高手、好手、强手来经营这块阵地’，很快，隶属于宣传部的‘网络监督管理科’（简称‘网监科’）宣告成立，同网络一样，‘网监科’也有几分‘虚拟’色彩，其中有正式编制的专职工作人员很少，大部分都是像俞健这样的‘志愿网络协管员’。
‘网监科’下设六个室：一室负责‘行政’，对全局实施管理与协调；二室负责‘导向’，也就是在网络上发布‘正面导向’的文章、评论，俞健就供职于这个室，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高手、好手、强手’，干这行很合适，自从中国有互联网那天起，俞健就整日在网上泡着，反正游泳训练之余也没别的事，他对学习又毫无兴趣，近些年，不少网络‘骂战’中都有俞健矫健的身影，原先仅是出于爱好，现在爱好成了职业，士气当然更胜往昔；三室负责‘纠错’，与二室正相反，他们不发贴，只删贴，将那些不利于‘正面导向’的文章、评论清理，有时还要追查这些内容的原始出处，为有关单位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依据；四室负责‘扫黄’，这个好理解，使命是封杀那些含有不健康资讯的网站、网页，当然，在很多时候，‘扫黄’也只是个幌子，每次‘网络扫黄’运动一来，象征性地封几个色情网站，真正的目的是借这个机会把那些‘思想路线’有问题的站点、论坛也一起拿下；五室负责‘技术’，某些‘有问题’的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无法删除，就算屏蔽掉，有经验的网友也可以‘翻墙’（突破防火墙屏蔽）浏览，对付这类网站的主要方法是往‘翻墙’软件上捆绑病毒，网友中几次毒后，也就不敢再轻易使用这些软件了，不过，坦率讲，五室的技术队伍确实有待加强，这两年，他们没帮忙、净添乱了，捆绑的病毒要么没用，要么‘中招’的全是‘志愿网络协管员’自己，多次‘误伤友军’后，上级领导甚至一度想撤掉这个只会添乱的部门；此外，‘网监科’中还有个神秘的‘六室’，有人说它存在，也有人说那只是讹传，据消息灵通人士讲，这个‘六室’主要负责官场内部的人事斗争，在平津，若想了解一个干部是否有前途其实很简单，只需上网搜索一下他的名字，若满眼都是有关他的不利传闻、评论，不必问，这个干部的仕途一定长久不了，相反，若任何负面消息都没有，甚至名字本身都是‘敏感词’、直接被屏蔽掉，不用问，他八成是重点保护对象，并非前者比后者招老百姓恨，而是‘六室’在起作用。
俞健这路人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作‘愤青’。这个词产生自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指那些对社会不满、希望改变不合理秩序的年轻人，可到了中国，连‘愤青’都变了味儿，经过多年‘洗脑’教育、被‘思想阉割’的他们，都成为现有秩序的‘卫道士’、‘孝子贤孙’，怀揣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以‘爱国’自我标榜，在他们眼中，中国的一切都是‘文明’、‘进步’的，而西方人，不过是些‘骗子’、‘恶魔’、‘阴谋家’。
其实，‘愤青’也有真伪之分：有人是真‘爱国’，被‘阉割’而不自知，比如俞健；也有人是拿‘爱国’当饭吃、当买卖做，比如俞健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他叫贺义全，是名专职的‘保钓人士’。
1972年7月27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前来为中日恢复邦交打前站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此行被史学家们称为‘日本版基辛格’），会谈中，竹入主动提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没想到周总理笑着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也没有关注尖阁列岛问题，与双方恢复邦交比起来，它不算什么。’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当被问及对钓鱼岛问题怎么看时，小平同志豁达地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智慧，我们这些人显然能力不够，还是等更富于智慧的人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吧。

耿于天

周恩来说‘没有关注’、‘不算什么’，邓小平说‘智慧不够’，可现在，偏偏有人觉得自己比周总理更爱国、比小平同志还有智慧。
贺义全就是这样的人。他从事‘保钓’事业已有将近20年历史，可谓此道中的‘资深’人士，贺义全原本有份工作，在某科研机构当食堂管理员，利用业余时间搞‘保钓’，后来发现干这行有油水可捞，便辞职‘下海’、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攒了个没敢在民政部门注册的‘XX保钓协会’，以此为平台搞募捐，募来的二十几万‘善款’基本都进了几位‘职业革命家’的腰包，钱虽然不算太多，但也够维持‘中产’生活，而且面子上好看，这可比给老板打工光荣多了。
可老百姓也不傻，很多人屡次慷慨解囊之后发现‘XX保钓协会’雷声大雨点小，几年来光见要钱没见办事，便心生疑窦，几番察访后发现这帮人确实只会‘赚吆喝’，贺义全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甚至一度险些以‘诈骗罪’被得知上当的‘施主’们扭送公安机关。没办法，贺义全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开始‘实际行动’，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费尽周折，只搞到一艘快要回炉的老旧货船，命名为‘保钓1号’，这船原本是跑内河运输的，根本就没出过海，那个船老大估计是被贺义全的‘思想政治工作’给弄迷糊了，居然真带着他们拔锚起航、直奔钓鱼岛而去……
后果可想而知，因不习海情，又赶上风高浪急，‘保钓1号’在距日本冲绳县久米岛50多海里的地方翻船，这也难怪，钓鱼岛距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近的地方也有350公里左右，可离冲绳八重山列岛只有约60公里，‘保钓1号’的航线从一开始就错了。所幸的是，翻船时恰逢一艘日本渔船经过，老船长年轻时来过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救上贺义全等人后返回冲绳县首府那霸市，领着他们在冲绳玩儿了几天，招待以最正宗的日式料理，还给因翻船而身无分文的他们买了回国的机票，几人千恩万谢后启程返乡。
可刚一回到平津，贺义全立刻翻脸，说自己驾驶的小船其实已经非常接近钓鱼岛，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两艘巡逻艇左右夹击，几人高呼口号、奋力抵抗，无奈敌人太凶残，‘保钓1号’还是悲壮地被撞沉了。贺义全原本想沉海殉国，慨然而歌：‘各国复兴，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复兴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义全始… ’之所以没死成，主要是因为怀揣着五星红旗，不忍同沉海底，贺义全大声招呼同伴：‘别管我，快，快登岛，一定，一定要把国旗插上… ’巡逻艇上的日本海警一边通过扩音器要求他们投降，一边抛来救生圈，贺义全等人昂首不理，无奈，日本人只得将他们打昏后拖上船，后又非法扣留数日，没吃没喝，几人机警越狱，辗转回到祖国。
从那时起，贺义全在平津‘保钓界’声名鹊起，到处演讲、作报告，还写了本书，叫《那些年，我们一起保卫过的钓鱼岛》，贺义全从小就怵写作文，书是由‘XX保钓协会’中另一位原本以写网络小说为生的穷酸书生代笔的，故事很感人，扉页上特地请书法家写了两行刚劲挺拔的大字：‘墨点不多泪点多，笔下皆是旧山河！’
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在中国撒野的老外被路人围攻的消息，似乎大快人心，洋人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不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可不知您想过没有，为什么外国人干点儿见不得人的勾当就会立刻被‘爱国群众’严辞制止，但‘国产’流氓为祸一方却没人敢管呢？这里面的玄机其实很简单，无论那些‘爱国群众’承认不承认，可至少在潜意识当中，他们明白，外国人大都是懂道理、明是非的，一时嚣张做了错事难免理亏，理亏就会气短，气短就好收拾。但很多中国人却是不讲道理、不明是非的，人家欺男霸女时十分理直气壮，若有人敢去坏他们的好事，肯定难逃被修理的命运。综合起来，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没理的怕有理的，有理的怕不讲理的’。
像贺义全这种人，他们的胆子其实比谁都小，所谓‘一寸江山一寸血’云云，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们心里很清楚，到钓鱼岛‘抢滩登陆’并没有什么实际风险，历史的经验也可以证明，除非你自己不习海情或水性，否则肯定安然无恙、全须全尾。那么多媒体全程关注，再加上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别说登陆钓鱼岛，就算登陆东京湾，日本人也不会把你怎样。退一万步讲，就算人家以‘非法入境’罪名起诉你，最多也就是留阁下在那儿住上几天，当代日本的拘留所可不是幕府时期阴森恐怖的监狱、更不是新疆劳改农场，那儿的设施和伙食相当不错，几年前，冲绳基地的一个美国空军下士因为调戏当地少女被逮了起来，美国驻日使馆得着信儿后如临大敌，担心被捕士兵会遭受‘不人道对待’，可探视时，却发现那位大爷已经养得白白胖胖，说自己很好，这里面比兵营强多了。
不过，在‘爱国者’这个群体中，无论是俞健，还是贺义全，都只能算是‘泯然众人’，无非是借此糊口，充其量超不过小康，而俞健与贺义全共同的偶像罗青，才真正是靠‘爱国’飞黄腾达的‘传奇英雄’。
罗青不是平津本地人，他的老家在C市，C市位于祖国边陲，与F国接壤。罗青在当地可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这厮从小就不是盏省油的灯，天生一副好体格，再加上整日介锤炼筋骨，故而打遍全城无敌手，十九岁那年，罗青把C市‘道儿上’的‘龙头老大’给‘废’了，从此称霸一方。90年代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陆路口岸边境贸易日趋活络，C市地处通衢，自古就有商贾之风，不少人因为从事边贸发家致富。贸易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对于大多数此道中人来说，无非就是利用不同国家之间商品货物的价差，低买高卖，风里来雨里去，挣个辛苦钱。可在罗青等‘江湖好汉’看来，自然是不屑于与商贩走卒为伍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无本生意’，简单说就是收保护费，在口岸要道上设个卡，过往客商的货物都‘逢十抽一’，也就是交给罗青一伙儿人百分之十的买路钱。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水平大幅下降，罗青也‘与时俱进’，效法‘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从‘十抽一’改成‘二十抽一’，税负减半。对于罗青的‘无本生意’，当地商人倒并不十分抵触，一来实在惹不起他，二来做生意讲究将本求利，不怕成本增加，就怕‘不确定性’太高，搞边贸是有风险的，能花钱消灾自然求之不得，交给罗青百分之五的抽头，换个平安自在，在他的‘调理’下，C市外贸市场倒也秩序井然、各安本分。
几年前，C市官场出了点儿事情，惹麻烦的是市政法委书记赖某，此人‘盘踞’C市多年，黑白两道通吃，罗青收来的钱得先交给他一半，搞公检法的人一旦‘黑’起来，总难免比旁人凶悍许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赖某的行径最终还是败露了，省纪委和监察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准备到C市将其势力连根拔起。

耿于天

赖某听说之后登时慌了，在C市他可以说一不二，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这次是省纪委直接出手。值此‘存亡关头’，赖某的军师给他献了一记良策……
C市地处中国与F国接壤之处，由于‘历史原因’，两国对于部分领土归属有些须争议，边境线外侧的炎皇山（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国际上并不这么叫）一带，虽始终被F国控制并管辖，但中国政府亦对此有主权要求。虽然对炎皇山归属有不同意见，但两国始终本着友好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处理妥善该问题，边境地区的气氛一直挺和谐，‘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一些所谓的‘鹰派人士’渐渐跳了出来，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煽动扩张，其中，‘炎皇山问题’也成了他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很多不明真相的‘愤青’也受到‘感染’，整天吵嚷着要‘教训一下’国小民弱的F国。
赖某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一天夜里，罗青等人在其授意下越过国境线（或者叫‘实际控制线’）、进入炎皇山地区，两国边境虽然尚未立碑志识，但分野却清晰得很，中国一侧经多年‘开发’，早就只剩下零星低矮的灌木和杂草，再有就是光秃秃的山包，可‘贫困’的F国那边却依然古树参天、郁郁葱葱。罗青等人越境后，非但不刻意隐藏，反而大摇大摆地直奔F国边防军的前沿哨所，因两国关系一直不错，故而这些哨所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个摆设，罗青他们半夜越境时，F国哨兵正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哨所外冲天火起，哨兵们才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罗青等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网络上便有消息传出，说C市的几位‘农夫’在‘中国固有领土’炎皇山正常砍柴时被F国边防军士兵无故殴打，农夫们往回逃的过程中，‘穷凶极恶’的F国士兵悍然开枪，并投掷多枚黄磷手榴弹，当场打伤1人、烧伤3人，有图有真相，其中还配发了中国边民拍摄的现场照片，火光漫野、浓烟滚滚。
这条消息一经刊出，国内舆论哗然，‘打倒F国’、‘F国滚回去’等口号充斥一时，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反F国抗议示威，甚至出现了来中国打工的F国人遭到围殴的情况。
见时机成熟，赖某按计划‘挺身而出’，将自己塑造为‘炎皇山事件’的‘鹰派’代理人，不仅多次在媒体上喊话，要求对F国‘采取行动’，而且利用职务之便，调动手下人马，在边境地区继续制造事端，使紧张气氛一再升级。一时之间，赖某成为很多中国‘愤青’的偶像，人送外号‘强硬哥’，在谷歌、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上，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不少当红明星，小小的C市和名不见经传的炎皇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外交无小事，何况中国同F国的关系一直不错，怎么一夜之间弄成这样？好在两国政界的掌舵人都保持了清醒和理智，也很有外交智慧，没过多久，‘炎皇山事件’便得以平息，安静的C市重新恢复了宁静。
整件事情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赖某，原本因贪腐、涉黑而岌岌可危的他，从即将被拿下的赃官摇身一变、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赖某的事原本只是个纯粹的违法违纪问题，可和‘炎皇山事件’卷到一起之后，却变成‘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时如果纪委再动他，就会被歪曲成‘迫害鹰派人士’。这手虽然卑鄙，很非常有效，本来肯定锒铛入狱、甚至小命难保的赖某，只是被从C市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拿掉、换了个闲差等着退休。
赖某的军师给他支的这招其实并非‘原创’，据他自己说是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学的。2008年陈水扁任满后，豁免权自动消失，因巨额贪腐被绳之以法，在检调机关逮捕他时，陈水扁曾高举戴着手铐的双手、不断呼喊‘台湾独立万岁’。这出表演的确有点儿拙劣，他被抓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跟独不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陈水扁这么干，无非是想把自己的案件政治化，与统独问题挂钩，造成被国民党‘政治追杀’的假象，骗取同情和支持。
事后，赖某没有忘了鞍前马后为自己保驾的罗青，给了他一大笔钱，比罗青前些年收保护费挣的总和还多，毕竟是救了自己一命，怎么犒劳都不为过。罗青也知道‘逢十抽一’的‘无本买卖’不可能永远做下去，这些年在C市没少得罪人，赖某虽然逃脱法律制裁，但毕竟被从实职上拿掉了，没了这座靠山，过去的一切也很难再继续下去。‘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床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 ’ 金盆洗手的罗青离开了C市，来到平津，好在多年的‘打拼’已经积累下不少财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多次产生想安定下来的念头，于是开始做起了正经生意，虽没有过去的‘峥嵘岁月’那么刺激，但有产阶级的日子过得还是十分滋润的。
每逢周末，罗青便会召集俞健、贺义全等人来‘畅谈革命理想’，酒逢知己千杯少，每次大家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被伪爱国主义充斥头脑的人就像沉迷于劣酒，早晚出事。罗青腰缠万贯，当然不会用劣酒来招待小兄弟们，但喝醉的俞健还是遇到麻烦了。
那天，从罗青处回家，俞健开着自己那辆二手小面、载着贺义全等人，一路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午夜的公路上，结果，被查酒驾的交警抓了个正着。
根据《刑法》最新修订后的有关条款，醉酒驾驶（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是可以以‘危险驾驶罪’起诉的。因此，从俞健的二手小面被拦下的那一瞬间，车上的贺义全和另外几个‘爱国者’就吓得魂飞魄散，甚至企图趁乱逃跑，结果没窜出几步就让警察给拎了回来。
然而，令贺义全等人没有料到的是，开车的俞健却很镇定，他面无惧色，只一个电话，就将事情摆平，倒不是‘志愿网络协管员’有多大势力，而是俞健有个出人头地的女朋友，她叫吕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