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术]苏拉密：“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

秦王政

（五）“免耕法”---中国农业的耻辱！
　　　　
　　　　70年代末，正值中国“真理大讨论”之际，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和农场经营者---韩丁先生，带着他全新的耕作理念---“免耕法”再度来到中国。这次，韩丁先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最重要的政论媒体《人民日报》和最重要的学术媒体《光明日报》，均以整版篇幅介绍了韩丁先生关于“免耕法”的谈话。中国农民首次听说了这种“洋种地”，也透过介绍对美国的私有农场有了最初的“向往性”了解。
　　　　
　　　　“免耕法”是一种新兴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盖”构成体系。“最小耕作”是说要尽可能减少耕作，以免扰动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发。“腐殖覆盖”是说通过“免耕”将作物残茬、秸杆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烂；经多年累积后形成一个“腐殖层”，覆盖地表。
　　　　
　　　　可以看到，虽然在“耕”的问题上完全对立，但在“覆盖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细作”又是完全一致的。“松土保墒”靠“暄土”覆盖，“免耕法”靠“腐殖层”覆盖。离开“覆盖”，就没有“保水”。
　　　　
　　　　“免耕法”有一定的优点，也有致命的缺陷。说不定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就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淘汰了。
　　　　
　　　　先说“覆盖”。和“暄土覆盖”相比，“腐殖覆盖”存在着管理上的缺陷。“暄土覆盖”是以土盖土的“同质覆盖”。过水后覆盖层“板结”了，就再浅锄一遍，维护一次；不存在“覆盖物”的损坏问题。而“腐殖层”在播种、灌溉、追肥、播药、采踏等过程中会损坏，从而暴露土壤。比如，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普遍使用“漫灌”，水流会把“腐殖层”漂浮起来、冲集到灌溉末端，使灌溉前端缺乏“腐殖层”；灌溉时土壤已经成为“泥”状，农民挽着裤腿赤脚在膝盖深的泥里管理水流，会将“腐殖层”与“泥”搅拌，或把“腐殖层”踩到耕作层的底部，使“腐殖层”混入土壤，成为土壤的一般腐殖质含量。“盖子”没了，还怎么“覆盖”？除非你采用“扇型往复式”（退着喷）或“架空式”喷灌，否则“腐殖层”就不可避免要被“踩泥”（“落地圆周式”挪动设备时也要“踩泥”）。70年代，喷灌虽说被列入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到1977年中国已拥有喷灌面积290万亩[51]，但若不再经过至少10年的“大跃进”，就远远不足以支撑“免耕法”的推广。等到80年代，地都分成了“4米宽”了，还喷灌个屁！
　　　　
　　　　再说“免耕”。“免耕”固然可以减少因扰动带来的水分散失，但在大动力播种机普及之前，未经翻耕的坚实土壤能“条播”得“动”吗？别说“条播”，连“穴播”恐怕也不能实行：密密麻麻地挖坑，那还不如“翻耕细耙耧播”呢。不能“条播”，也不能“穴播”，莫不是要让中国农业倒退到“裸撒播”阶段？因此，“免耕”在70年代的农业“半机械化”条件下是没办法推广的，更不要说80年代连“半机械化”也夭折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多少小麦是“免耕”播种的。玉米等株距较大的作物是可以“免耕点播”，那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就早已普及了的，和后来宣传“免耕法”毫无关系。但玉米的生长季节是全年降水最集中的七、八、九三个月，“免耕”的土壤过于“瓷实”，不利于“渗水蓄墒”，这才有陈永贵发明“深松锄”来弥补这个缺陷。
　　　　
　　　　在70年代中期，韩丁先生就曾到大寨推广过他的“免耕法”，老陈没有接受。这倒不是因为老陈思想保守、不敢突破管圣人、孟圣人、毛圣人们“钦定”的“精耕细作”；而确实是“免耕法”不适合中国国情。
　　　　
　　　　且不说“免耕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耕作体制尚待接受“实践检验”，连它的诞生地---美国，直到2005年都还只有13.4%的耕地实行“免耕法”[52]，70年代更是少得可怜，和中国当时几乎100%实行“精耕细作”无法相提并论。而且美国农业也不是“灌溉农业”，它的“灌溉密度”到2005年才13%，中国在70年代就得到了46%。中国在“灌溉革命”发生后实行什么耕作体制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灌溉”这个中心。单凭“免耕法”对灌溉方式的苛刻要求，就足以让老陈驳回老朋友的“面子”了。当然，这并不影响70年代在中国普遍实行的玉米“免耕点播”和“海绵田”接受了一些“免耕法”的合理成分。
　　　　
　　　　“海绵田”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海绵田”建造就是大量提高整个耕作层的“腐殖质”含量，而不是象“免耕法”要求的仅仅在地表形成“腐殖层”。“海绵田”才是能让“免耕法”在中国真正推行的基础。“海绵田”土壤蓬松，播种前可以“免耕”；“海绵田”不易板结，可将“松土”次数降低到“最少”（即“免耕法”要求的“最小耕作”）；“海绵田”耕作层上下均质，不怕灌溉“踩泥”。可惜，全国“海绵田”建设项目也在1979年夭折了。
　　　　
　　　　1974年老陈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墨西哥，蹲在人家的“滴灌”前长长不舍离去，以至于延误参观日程。弄得陪同的总统埃切维里亚只好许诺送他2套“带回去慢慢研究”。回国后，把这2套“国家礼品”锁进礼品库吧，就“禁锢”了生产力；留在中南海灌园子吧，又过于奢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安置在大寨进行实验，这也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微灌”技术。
　　　　
　　　　后来有人说大寨红旗是“假”的，是靠国家投资“树”起来的，投资中就有滴灌。说这话的人听说过什么叫“指鹿为马”吗？不错，国家是在大寨有投资；---大寨出名后共接待134个国家、2288批、25000人、2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外宾。国家当然应该在大寨投资建设展览厅、宾馆、旅行社、邮电所、银行所、道路、桥梁...这些设施国家使用国家投资，天经地义；和大寨有什么关系？能指出大寨人吃饭、住房、农田基本建设化了国家的钱吗？“国家”你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吧？
　　　　
　　　　为什么在距70年代中期老陈婉拒“免耕法”仅仅只有短短的3、4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就轻易而举地接受了“免耕法”？倘或是因老陈“霸占”了中南海浇园子的“滴灌”引起不满？有人要借“免耕法”给他“好看”？还是已经有人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的“精耕细作”体制必将在80年代初被全面终结？从而提前做好“理论准备”工作？这也太“用心良苦”了吧。
　　　　
　　　　虽然前面指出了“免耕法”的缺陷和推广的困难，但既然“精耕细作”“内定”要被终结，那么假如能对“免耕法”积极改进方法，创造条件推广，也仍不失为一种选择。
　　　　
　　　　然而，历史对如此善良的意愿也不肯放弃它的嘲弄：在“精耕细作”被终结后，我们丝毫没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体制的迹象。
　　　　
　　　　“免耕”对“腐殖质”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精耕细作”。 “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凭有“腐殖层”覆盖！然而，80年代后，野蛮疯狂的“秸秆焚烧”席卷全国。燃烧使植物遗体释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机成分，仅剩下一点点矿物质无机盐---灰烬；没了有机物，土壤去哪里获得“腐殖质”？更别提“腐殖层”了。80年代后，每当夏、秋收时节，从北京到武汉，到济南，到太原，到西安...广大的北方因秸秆焚烧“狼烟滚滚” 。一开始是没人管的，后来造成高速公路封闭、影响到城市空气质量，政府才开始干涉。特别是2000年以后为了申办奥运会，政府更加大了“禁烧”力度。国家为此专门动用了“卫星遥感监测”，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法规法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都要组织“禁烧工作队”，白天硬是驻守在地头，但夜里“偷烧”却禁止不住。“逼”得政府连“臭命昭著”的“连保制”都使了出来---大标语赫然写到：“一处冒烟，全村受罚！” 。
　　　　
　　　　这是农民“逼”政府吗？集体时秸秆全身都是“宝贝”，连秸根都要集中到地头用大功率切草机切碎沤制，等来年再还田做底肥。这还不够，还要按比例轮流一定面积专门种植“绿肥”---不长粮食、专长“秸秆”的作物用来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长远肥力。集体解散后，个体农民既没有切草机，也没有沤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烧还田”，怎么“还”？“掩埋”吧，则需要大型翻耕机，“埋深”才不至于影响播种，才能不因秸秆腐化产热将禾苗“烧”死。没有物质力量支撑，农民们除了“偷烧”还有啥出路！
　　　　
　　　　2007年09月27日，济南为“秸秆焚烧”关闭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的车辆也不得不开启雾灯缓行。《齐鲁晚报》报道说：“晚上10点多，一位农民大声喊：‘现在没人啦，赶快再烧一堆吧！’”。[53]
　　　　
　　　　也许，等到2008年秋收，农民们经过“奥运洗礼”，情况就会好转。最近2、3年来，随着玉米收割机的使用，“秸秆禁烧”是看到了点希望，处理方法是“粉碎掩埋”，和“免耕法”要求的保留在地表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截止2005年，中国已推广“免耕法”面积1500万亩[54]。也就是说从1979年开始宣传“免耕法”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推广57.7万亩。这个速度不慢，再过3120年，中国的18亿亩耕地就全部实行“免耕法”啦！
　　　　
　　　　
　　　　把前人制订的“耕作保水”体制破坏掉，自己宣扬的“免耕保水”又全无踪影，中国农业一下子就倒退到“原始无体制耕作”阶段。出现这种后果不能不让人对当初苦心宣传“免耕法”的用意产生遐想。
　　　　
　　　　无论是“耕作保水”，还是“免耕保水”，只要能保水就是好体制；这是符合“黑猫白猫原理”的吧？但在这里不适用；光“忽悠”不实行是违背“实践检验原则”的吧？但在这里不违背！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80年代初被终结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最大的农业人口国、最大的灌溉国，该不该出个人象毛泽东一样“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重新再制订一部新的“农业发展大纲”？30年了，没有订；《中国桥牌竞赛规则》倒是修订了多次。中国有这么多的政治家、管理家、科学家，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时而沿书架渡步若有所得，时而在书中查找如获至宝，时而驻伫留窗前沉思，时而奋笔伏案疾书” ---象毛泽东较真“深”和“精”那样，为“耕”和“免”叫一叫劲？也没有。“有”还能闹出“实行‘免耕法’需要3120年”的笑话？“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政府智囊机构，这些年除了净听他们扯着嗓子满大街喊“‘包产到户’就是好，就是好！”外，没见谁出来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农业属于什么耕作体制！
　　　　
　　　　出现这种烂局面怎能不让人重又想起那首《山西民歌》：
　　　　
　　　　千山那个万水连着天安门，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春耕夏锄全想到，
　　　　防旱排涝挂在心，
　　　　八字宪法亲手定，
　　　　丰产的道路细指引。
　　　　
　　　　
　　　　在经过以上的全面分析后，可得出中国北方大规模、持续、恶性水源危机的成因链：
　　　　
　　　　“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瓦解→农田土壤蒸发加大890亿m3→恶性水源危机。

秦王政

第五章 无解---市场环境中的水源危机
　　　　
　　　　面对恶性水源危机带来的深重灾难，国家也试图采取措施缓解；除了已于2002年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外，还有“限额灌溉”、“节水灌溉”、“提高水价”等方案。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
　　　　
　　　　
　　　　一、“南水北调”杯水车薪、成本昂贵
　　　　
　　　　“南水北调”是说从长江等外流域近期调200多亿、远期调400多亿m3的水到中国北方。
　　　　
　　　　然而，调水只能解决用水的燃眉之急，并不能改变本地水源枯竭的严峻生态。在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存在“高密集灌溉农业”，又不能控制农田腾发；那么，河流更加干涸、水位继续下降、水源储量最终被“掏”空就应该是这个地区的“常态”。这就如同“盆”底漏了洞，“不存水”就是这个盆子的常态一样。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产生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农田土壤蒸发比70年代“平白”加大了890亿m3这个巨“洞”，只要这个“洞”一天不堵住，200亿也好，400亿也好，进去就会被“漏”得无影无踪。
　　　　
　　　　“南水北调”工程巨大，成本昂贵。东、中、西三线总投资2000年估算为5000亿元；还要移民40多万人，永久占用耕地100多万亩。
　　　　
　　　　按“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假如投资按“全市场模式-贴现8%”计算，从“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到北京的水价为15.8元/m3、天津为13.6元/m3[55]。按2008年的物价就不知该是多少了。实际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水价”只是理论存在。因为“南水北调”作为国家战略项目，投资的55%以国家资本金方式注入，不需要“偿本付息”；其余45%贷款也不按8%贴现，而是按贷款实际利率计算的。即使这样算，通水时“实际水价”仍可望达到10元/m3。
　　　　
　　　　那么，我们可否设想：将调水工程的巨大投入作为“水源补贴”补给农民，鼓励农民重返“保水农业”轨道，从根本上解决水源危机呢？
　　　　
　　　　回答是“不可能”。
　　　　
　　　　人民公社解体后，分散的小农已不再成为承载国家战略的元素。农业“田间管理”是整合闲散劳动力而进行的“软性”生产劳动，个体劳动成果不具有明确的“可计量性”和直接经济效益。国家可以“出钱”，但谁来“接钱”、谁来组织、如何实施、如何管理、如何计量、如何报酬？单是“机制建设”都不知要比调水工程大多少倍！“市场体制”对这种不规范的大规模“零散劳动”，不能象调水工程一样靠“招标”解决。
　　　　
　　　　现在想来，当初解散人民公社，何止只是消解掉了一个“经济实体”，何尝不是直接砍断了国家的一条“臂膀”，使国家失去了农业社会的综合调动能力？进而联想到，2008年初的雪灾，整个南中国陷入瘫痪。试想人民公社还存在，别的不敢说，道路肯定是堵不住的。---沿途数千万农村民兵能在一夜之间用撅头把国家主干道的积冰全部砸开。现在呢？“动手前先谈‘钱’，谈不好‘钱’咱去玩”。面对2亿户分散小农，“谈钱”都不知道该和谁“谈”。离开了“人民公社”这个载体，农村民兵只不过是“名义存在”而已。
　　　　
　　　　既然“发动群众、耕作保水”不可操作，工程调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无限可调的。根据世界银行的平估[56]，“南水北调”近期工程只能解决华北45%的水短缺，在其余短缺中，30%靠“节水灌溉”、9%靠“污水处理”、16%靠“提高水价”解决。其中，提高水价只能产生“惜水”效应，本身不产生任何水源；污水处理也只能改变水源的质量，并不能“无中生有”产生新水源。而且“9%靠污水处理”是建立在把海河现有入海污水全部处理回收，不让一滴水入海的预案上的。这二者和“水源盈亏”都没有本质关系。
　　　　
　　　　
　　　　二、“节水灌溉”节“水”不节“源”
　　　　
　　　　“节水灌溉”承担了30%的缺水份额，比“调水”小一些；但投资规模和成本却要高很多；这是超出很多人想象的。
　　　　
　　　　世界银行平估，“南水北调”近期工程的“投资-效益比”为1：2.16，即投资1元可获得2.16元的效益；而“节水灌溉”的“投资-效益比”仅为1：0.3，投资额却是“南水北调”近期工程的2.33倍！就“比较效益”而论，这可是桩天大的“赔本买卖”。
　　　　
　　　　即便国家狠心愿“赔”，“节水灌溉”能改变中国北方的“水源危机”么？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节水灌溉（water－saving irrigation）：以最低限度的用水量获得最大的产量或收益，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灌溉水量的农作物产量和产值的灌溉措施。
　　　　
　　　　从定义可以看到，“节水灌溉”的重点在于“用水”的“用”字上。然而，“用”水并不等于“耗”水，节“水”并不等于节“源”。
　　　　
　　　　以节水灌溉中最易推广的“喷灌”为例：喷灌施水量要小于漫灌。但“漫灌”除了提供“耕作层”的“田间持水量”外，超量的水也没有耗散，而是向“耕作下层”渗透，成为“包气带”含水或地下水。而喷灌却要把水体“粉碎”成“粉粒”状，水体表面积顿时就扩大了几万甚至几百万倍，喷洒过程就是一个严重的蒸发过程。一些细小颗粒或者被风吹散至别处蒸发。
　　　　
　　　　喷灌虽然减小了“用”水，却增加了“耗”水，还浪费动力。表面是“节水”，实质是“耗源”。
　　　　
　　　　“限额灌溉”也是如此。水源紧缺后，为了给工业“让水”，开始推行“限额灌溉”；于是就造成了80年代以来农业用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农田蒸发加大的情况下，灌溉用水减少，无非是减少了对“包气带”或地下水的渗补。结果只能使包气带越来越干，水位越来越深。
　　　　
　　　　因此，任何不立足于“保源”的“节水”措施，都有可能使水源危机“雪上加霜”。
　　　　
　　　　这个论断可提前回复“80年代以来，农业实际用水减少，怎么能说‘包产到户’耗散了水源？”的质疑。
　　　　
　　　　
　　　　三、“虚拟水源”---河流也进口？
　　　　
　　　　众多“匹夫有责”的学人们也纷纷献计献策。其中，“虚拟水源”就非常具有“震撼力”和“可操作性”。“虚拟水源”是说对一些“高耗水”产品,可将水源虚拟在产品中，通过进口“高耗水”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本地水源不足。比如，中国每生产1公斤粮食，就需耗水1m3；粮食就是最大的“高耗水”产品。
　　　　
　　　　按“虚拟水源”理论，2007年中国单是进口大豆就达3000万吨，等于进口了300亿m3的水源，相当于1条半海河。年支出才1050亿元，单是“买”水就比“南水北调”和“节水灌溉”划算，还白“拣”了3000万吨大豆。
　　　　
　　　　
　　　　四、路在何方？
　　　　
　　　　在“小农经营”和“市场体制”环境下，尚看不到解决水源危机的途径。除非放弃“灌溉农业”和“粮食自给”。

秦王政

本书最近非常热，我们放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弦，不在政治上纠结，认真地看看想想，也许先进的不是一切都先进，落后的不是一切都落后。有得有失，这个道理就潜藏在社会与人类生存之中。

空阶蕉雨

有一天，恐怕连眼泪水都会干涸~~
仅分析找出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是不够的，尽早探索到解决水源危机的有效途径才是办法啊。

疏影淡然

引用第13楼空阶蕉雨于2009-06-18 15:37发表的  :
有一天，恐怕连眼泪水都会干涸~~
仅分析找出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是不够的，尽早探索到解决水源危机的有效途径才是办法啊。

赞同
水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水的问题已经延伸到了南方了

疏影淡然

很好的文章，只是一次放的太长,读来费力

秦王政

呵呵，这个帖子我是一口气恨不得读完，怎么还可能分几个帖子贴呢？有兴趣的自然想一气读完，没兴趣的怎么分开贴都没用。

但愿人长久

很严重的问题，我在北方的时候，只是感觉到，大小的河流断断续续的干了，没水了，却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理解了，感觉到了触目惊心。原因找到了，出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