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人的前半生(原帖)

缘寓平凡

        在没有晋升高级职称之前，总感觉自己许多思维上的不成熟，总希望从老教授和前辈们那听取和吸收他们的精华，也就形成自己思维上的惰性和依赖。晋升之后，特别是参加国家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大型项目之后，接触面更广，见闻更多，也激发了自己的独立思维和独自的见解。但，依然有不少亲身经历和体会的现象，令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更使我陷入迷茫。我在这只回忆和整理自己在那两年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专业发展、自身价值和正直为人等三方面的迷茫。
        本以为自己与卫生厅的长期合作和经常下现场，特别是下农村调查，对基层老百姓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甚为了解（可以说，当时我在这方面是整个系里最强的，最权威和最有发言权），但是当我带领九名实习的学生到西南某省的一个山区县进行项目基础调查之后，使我陷入了专业发展上的迷茫。
        这次的项目基础调查与以往有许多的不同，不是简单的填写一些表格，获取一些可信或不可信的数字就算完成。这次除搜取数据之外，最重要的是进行个人访问和小组访谈。个人访问里面主要是主管卫生领域的县长、卫生局长、防疫和保健骨干、村干部和乡村医生等。小组访谈主要是一般村民，以育龄妇女为主。访问领导的事情自然是落在我这个带队的老师身上了，接受我访问的是一个女的副县长。她瘦瘦的高个，年纪与我差不多或者略大一点（女士的年龄可不能乱问），是个师范大学毕业生，在县中学任教好几年，后因成绩卓绝而调县教育局，因为县城里的大学毕业生当时并不多，有成绩的更少，在年轻化、知识化的倡导下，她也就脱颍而出，当选为副县长。在与她的交谈中，感觉她对卫生，特别是预防和保健方面的认识还比较到位，也满有自己的思路和打算，但当她谈到如何将自己的思路和打算付之行动时，她道出了她的苦衷，那就是：“难！！”
        第一难，是没钱没经费，全县年财政支出是七千万，但年收入仅四千万，每年在三千万的赤字下运行，能帮助困难户解决脱贫问题是他们当前最重要的目标，至于健康问题只能退居让位了。第二难，是原来的合作医疗制度解体，百姓中的集体融资力量消失，廉价为百姓服务的赤脚医生也几乎匿迹，从事基层服务的网络已支离破碎。她珍切地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和合作项目，借助国际的基金和国家项目专家的力量，将其思路和计划变为现实。后来接着访问各级的领导和骨干，那难声更大，更具体，也更令人心沉。
        完成县城里的访问之后，预计最难的是到乡村里的走访和组织会谈。一大清早起床就随县城的项目专用车和一辆老北京吉普，颠簸了约3个小时来到一个事先抽样确定的乡村。刚到村门口，小孩子象看见奇怪动物一样围拢过来，但当他们看清我们的面目之后，却又象看见魔鬼一样地四处奔散，无影无踪。入户找人时，不是男人就是些老太婆，没见到几个育龄妇女，后来和随同一起来的县保健院医生打听，原来是那些小孩去通风报讯，竟称我们是来抓计划生育的，真是有点哭笑不得。真不知道如何向村民解释才能让她们回来配合我们完成调查，没办法，我们只好去乡村医生的诊所，了解诊所的服务能力和条件。
        这村里的医生是位年轻的姑娘，在县护校医士班毕业回村里行医，我们就和她座谈，随便也了解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等方面的使用和储备情况。这时，有一位快30岁的妇女带着一个5岁大的小男孩来到诊所，原来是小孩发高烧好几天，一直吃药不好，医生本来是建议打针治疗，但那妇女连买药都在赊帐，哪能支付那高级的抗菌素？但，今天小孩似乎症状加重，那妇女只好硬着头皮，再来请求村医援手。我听着小孩的咳嗽声，借用村医的听诊器，从背部听听小孩的呼吸，基本上可以肯定小孩已经患了支气管肺炎。我转脸问那村医：“你打算怎么处理？”，她说：“肌注胺卞青霉素，一天两次，连续三天”。处理是适当的，只是胺卞青霉素的费用比较高，但村医说：“一般的青霉素已经有抵抗性，效果不理想”。我又问她：“这样处理要花多少钱？”她说：“十六元八角，不包注射费”。我接着问：“原来她还欠多少药费？”“五块多”。我看了看小孩，再看到那妇女乞求的眼光，我就对村医说：“这样吧，原来的药费和抗菌素费用我来给她付，但注射你可以义务服务吗？”村医同意，我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二十多块付了这些费用，小孩也在数分钟内完成的肌注回家。
        没想到我这一不经意地为那妇女付费，不久陆续就有育龄妇女抱着小孩来到村医诊所，都请我帮忙给孩子看看，搞得我措手不及，还好许多都是一些简单问题，最多的是缺钙，我也只好暂时借用村医的库存钙片免费发给那些需要的小孩。这样一来，大家的关系马上就融洽很多，那些妇女都愿意接受我带来学生的个人访谈和小组座谈，意外顺利地完成这个村的调查。第二天，我向县保健院领取了一些常用的药品，让学生背上出诊箱，下村调查，他们刚从临床实习回来，问题不大，这样就可以边为小孩看病，边调查，进度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还要快，而且效果好，基本找出一些具体和真实的基础资料。最后合计，总共花了二百多元的药费，我只好叫保健院出具发票，回校从项目经费中报销。
        这次的调查锻炼了学生，我也颇受教育和启发思考，广大基层对卫生和预防仍需要解决最基本的服务，特别是自50年代就已着手普及的新法接生和科学接生，却在90年代还有产妇自己接生，用新破口的玻璃瓶碎片为婴儿断脐，更有甚者竞是对我振振有辞地解释说：“如果断脐的地方离开脐眼7寸，小孩就不会得七日癫（新生儿破伤风）”令我惊讶无比。
        我在想，我们作为预防医学的研究者，是全部人员和精力都投入到那些应用分子生物技术的高科技研究里，还是要投入为普及那些已成熟的技术在基层中应用性研究？但在追求赶超世界的旗帜下，又有多少人愿意投入到这些看似低级、简单，却能给百姓带来实际效益的科研中？这类象是公益性的研究，只能依靠世界资金组织的资助，但这种资助又能维系多久？这些研究与自己的专业发展关系又是如何？因为这类研究难以组织出高科技性内容，而不能为专业刊物所青睐，谈何专业发展？

缘寓平凡

       由于全国科技领域过热地追求分子生物学高新技术，几乎没有此技术的课题就不算是研究，让我怀疑多年以来从事卫生保健适宜技术在基层应用和面对人群的研究方向是否还有前景，而在专业上的迷茫和困惑。同时，家庭经济上滞后的冲击也不能不迫使我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是否坚持走专业这一自己喜爱的路？是否一定要下海、跳槽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翻身？这也是我在一段时间内经历的另一困惑。
        毕业留校，满怀信心地希望自己在专业技术上能有一番作为和贡献，尽管当时已隐约嗅觉走此路会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不同步，但仍从理想的角度安慰自己，相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的。所以，也就有了好几年安心学习、教书、工作的时间。小孩出生后，由于住宿条件差和两人都要上班，所以没做太多的考虑，当小孩快九个月的时候就让他“上山下乡”，去外公和外婆所在的农场寄养。快到三岁的时候，太太怎么也不干，一定要把小孩接回身边开始读幼儿园，我也只好答应她了。去码头接小孩的时候，这小子见到他妈妈，却喊“阿姨”，而管我叫“叔叔”，这时太太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我也有好一阵的心酸，毕竟是我们愧对了小孩，也难怪他。
        回到家里，那只是一个11平米的小房间，里面还要放一刚买的160升冰箱和19寸彩电，再加上我们三人和岳父岳母（暂住几周），共五个人就在这小间里将就地住着。夜里天气很热，但只有关上门才能将沙发床打开，故只好承受着房间里的闷热煎熬，次天早晨打开门时，室外的温度竟比房里的温度低好几度！！我们大人可以承受得了，小孩可不行，回来没几天就开始发病，发烧且老咳不停，吃药打针都不管用。这时我才考虑到解决住房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于是才第一次到学校房管科交涉房子问题。谁知道，话还没有说完，科长的官腔已经出来，“学校的房子很紧张，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更理解，但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会留意你的申请，一旦有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你的特殊情况的”。
        就这样把我打发了，可这一等竟好几个月没有音讯，而一个学校老工人之子，顶替父亲后在厨房里当个小杂工，竟有一套一室一厅的套间结婚，我知道后几乎气晕了，我当时可是具备中级职称了，肩负着一个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学和科研工作，我竟不如一个厨房里的小杂工？？？我去找他们理论，科长避而不见，其他人来打圆场，说出千条万条的理由，更有的暗示我要懂得如何做人，应该给科长做些人情。也许，我这个人沾染了太多臭老九的脾性，尽管小孩支气管炎每三天两头就发作一次，由在屁股针无效改为打背部的穴位针，但我仍不低头、从不提着水果或礼品到科长的府第拜访，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理论。
        终于，学校在离校本部八公里外的附院建起了宿舍，但没有人愿意去，因为没有班车，要上班，每天不管风吹、雨打、日晒，都得骑单车45分钟，往返将超过一个半小时。这时，科长可照顾到我了，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明情况，我也不能让科长难做，也就答应参加分配，最后被分给一套两室一厅面临一条农贸市场小街的套间。钥匙拿到后，我花60元买了几罐乳胶漆，自己一人就粉刷起来，一周内就第一迁入。
        这一乔迁，令小孩的支气管炎迅速康复，而且也几乎不再出现，但又令我们陷入另一困苦之中。每天起早摊黑地骑单车接送小孩和上班，其疲惫和辛劳可想而知，这还不算，更恐怖的是要与郊区环境卫生低劣、蚊虫满布做殊死的斗争，与凌晨吵嚷的叫卖声抗衡。从那以后，我却学会了多一门技艺，就是打蚊子，一个晚上下来，打死30－50只蚊子是很正常的事情，更要感谢电蚊拍的发明和出产，令我的歼蚊水平达到每晚100只以上。后来那小街扩建成为繁忙的夜市，除了早晨的吵嚷之外，夜里还可以免费欣赏流行歌曲，“春天来了”、“走进新时代”、“涛声依旧”、“迟来的爱”等等歌曲，都可以免费欣赏。后来时兴卡拉OK时，我一拿起话筒就可以纯熟地唱开，太太可是非常惊异，质问我什么开始就偷偷地到外面的练歌房学卡拉OK？我可真是冤枉，这可是夜市里的免费乐曲欣赏所熏陶出来的。我也就是在如此的条件下，每夜都得静下来备课、读书和申请科研课题到深夜，最终完成硕士论文、发表论文、申报课题获奖和破格晋升！！
        在我的楼下，住着我五年大学同窗期间最好的朋友，我们当时的床铺是头挨着头，他的梦话和磨牙经常令我半夜惊醒。他和我一样毕业留校，但他所在的教研室是硕士点，所以很快就读硕士学位，可是因64表现过分强烈而在毕业时不容许他再留高校工作，他只好到省防疫站高就。由于他的单位离市区更远，故以太太的名义参加学校分房而屈居我楼下。刚开始时，我们两个家的情况都基本相似，最多是他的真皮沙发比我买的那张能经久耐用的藤沙发要略显豪华一点。
       可是，差别却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开始是发现他修了一小铁棚，放着他新买的重庆牌小摩托车，之后不久又看见里面多了一部“黑旋风”（我直至出国之前，还骑着一辆85元买来的破单车，那是从公安局没收的无牌照单车中选购来的）。不久，他家的彩电变成了29寸，接着是因安全起见将普通门窗全部更换为吕合金，并外加防盗网和强化防盗门，家具的更新换代那就不在话下了。后来更是全面大动土木装修，金碧辉煌，还装上两台分体空调，确实这才象个舒适的安乐窝。我的小孩每次到他那玩，总不愿意回家，这也难怪，在那里他家空调常开着，小孩可以尽情地享受，但那排放的热气都往我们家里散发，小孩怎么会愿意回家？
        有一天，小孩问我：“爸爸，什么时候我们家才会象楼下的叔叔家那样漂亮和有空调啊？”。我很吃惊，但无言以对，我自己可以承受自己选择的路带来之困苦，但小孩是无罪的，让他和我一起这样受苦，确实我这个作爸爸的不称职。装修房子不够钱，但掏两千多块买个窗式空调还行，所以就和太太商量，买了一台1.5匹马力的窗式空调，因为没有预留的位置，只好装在铁窗上，开空调时就象在房间里开拖拉机，不过还好一旦习惯了就成为背景噪声，能消除早晨叫卖声的吵嚷，倒不会影响睡眠。刚开始考虑到缴付电费可不是个小开支，故不是非常热的时候，不轻易开空调。但小孩一旦享受过空调就不会轻易放弃，这样每天一天黑，他就往我们房间钻，自己开空调，而且还不愿意回自己房间，占着我的位置就睡觉。没办法，我只好在床边那窄小的水泥地板上铺一草席，架起一小蚊帐自己独自品味着其甘涩。也好，我一般睡得比较晚，这也就不会再打搅他们母子的睡眠了。
        有一次，我出差在外给家里打电话，太太说：“小孩听老师介绍，学校新开设一个芝麻街英语班，他想报名参加学习”，我问：“要交多少钱？”太太回答：“第一期三个月，交800元”。我说：“这么贵？那就别去了”，太太很不情愿地说：“难得小孩喜欢，如果不让他去会令他很失望”。我这时，内心很不是滋味，我当时已经是破格晋升高级职称的人了，竟为付800元让小孩去学习自己喜爱的东西而感到囊中羞涩，不能答应孩子的请求，这还算是个合格的爸爸吗？我只好对太太说：“那你就拿主意吧！不过我倒不希望小孩通过这个班学会英语，更重要的是让他接触国外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培养他的思维”。
        这经济上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但仍可以内心调节而达到平衡。不过，住房改革需要购房资金，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传言单位分房已停止，如不及时付款购买，将会永远失去机会。我相信如果错过这一机会，我可能将一辈子也买不起自己的套间。我每月的收入就这么多，虽然兼职，但那只是专业上兼职不会带来太多的效益，哪来积累上几万元的积蓄？当最后购房付款的期限到来时，我逼以无奈向岳父和岳母开口，请他们暂时借两万块，加上我自己积蓄的几千块，一次性付清了购房的全部款项。这可是我第一开口向他人借钱，这对我的人格是一重大打击，不是我没有常人的能力，更不是我懒惰，而是因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艰辛的人生道路－－靠自己的专业吃饭！
        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沿着这条路，我还能走多远？我能忍心让自己的至亲和自己同路爬行吗？？困惑之后，还是困惑！！

雪格格

专业工作上的迷茫、实际生活中的迷茫，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压力。

为平凡兄人生的多难而叹息，祝愿你能早日得到转机！

花荷茹梦

看后很有感受，佩服！

缘寓平凡

引用第118楼雪格格于2011-08-08 22:58发表的 :
能把红颜定为知已这个层次，确实需要勇气与理智，为你们的友情真诚地祝贺。

终于读到平凡兄比较轻松的人生拼博阶段了，随着你的行文也觉得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人总有自己的情感，但更应该是有理性。如果一切随意而行，没有基本的责任和行为规范，这个社会将难以为序。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理应深明其义，更重要是我们都属50后，接受传统教育深刻，许多观念根深蒂固。如果是在现阶段的环境，也许会难以把持。

缘寓平凡

引用第119楼雪格格于2011-08-08 22:59发表的 :




原来去美国会老友了，相信你们在一起一定十分融洽与放松，为你开心！
.......

是的，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不仅融洽，更非常亲密。
我中午12点到达机场，一出来就见到我非常敬重的大姐级朋友在等我。本来她比我早一小时到，但她怕我不熟悉酒店的情况（是她帮忙订的20多个房间），一定要在等我，并带我顺利到达酒店。
第二晚上完成常规事务后，来到一对在美国当教授40多年的朋友，我非常敬佩他们，不仅是他们的学识，更重要是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聊到半夜3点，教授太太为我准备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和一盘水果。
第三天，朋友在我的酒店聊得不亦乐乎，都过了12点大家都不愿意离开，更没想到去年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一个餐馆老板，12点她餐馆打烊后，提着一大碗我最喜欢的鲜蚝瘦肉粥来到酒店，给我当夜宵。

缘寓平凡

引用第122楼雪格格于2011-08-09 22:03发表的 :
专业工作上的迷茫、实际生活中的迷茫，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压力。

为平凡兄人生的多难而叹息，祝愿你能早日得到转机！

也许人生就是要经历这么多的坎坷，更也许是我的命。无他选择，唯有靠自己拼搏。
努力了，结果只有上帝才能预知，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谢谢一直来的关注和支持，你可以堪称是最优秀的读者。

缘寓平凡

引用第123楼花荷茹梦于2011-08-09 23:19发表的 :
看后很有感受，佩服！

谢谢你的回复和支持！！！

缘寓平凡

        如果说，对专业发展导向的困惑，可以通过自身研究领域的调整而衔接；如果说，对经济滞后而困惑分配的公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节吃俭用和放弃追求享受得以解脱。但，工作氛围和事业理念上的困惑，却令我一筹莫展。
        随着学校改革深入，职称晋升打破论资排辈之后，也开始施行公开招聘一些业务性的领导职务，如继续教育处处长，鼓励能人出现，而且讲究能者上庸者下，非常鼓舞人心。经过一段时间后，学校里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效率确实颇有改观，似乎给我一片新的希望。这时，学校里开始弥漫着一股能人辈出气息，大家都有想当一官半职的欲望。我也曾参与报名竞选，但我的目的不是当选，更重要的是考察自己的能力。可从竞选的结果，却并不觉得是最强者上，倒是一些学识一般、思路平平，却能说会道者上。我们系里新任命的主任，原是我们大学老三界毕业生，系里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后到北京读取博士，毕业后又回母校效力。到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准时在三年内回国服务，带回了颇丰的技术和理念。可以说，他是我比较钦佩的学者，也非常出类拔萃，作为系主任当之无愧。在他组阁时，有人曾推荐我去争取做他的副手，我感觉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仍难以胜任，也就没有去竞争系副主任，相信以我作为教研室主任也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谁知，没过几个月就开始传闻他的改革力度不够，没有打开新局面和取得明显成效，即将把他作为庸人之列而赶下台。我非常质疑，一个多年来没有改革、陈旧不堪的系，在没有财权、人事权、福利权条件下，竟能在短短几个月施行大规模改革，而取得明显改观？似乎有些天方夜谭。后来才知道，有人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更有人指责他没能与学校保持高度一致，我认为作为学术部门不一致是很正常的，每个学科有其各自的专业发展特点，否则何必分门别类那么多？在这样的气氛下，系里新领导格局由一些人的筹划，在密锣紧鼓地酝酿和斟酌，而我对这些没有太多的兴趣和在意。当学校组织人员下系里，进行民意评议时，所提出的人选都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告流产。
        但这却深深地打击了原来的系主任，在愤慨之下他放弃在高校从事科研，选择到防疫站在从事科研的同时享受更好的物质分配。就这样，一个学术精湛、为人踏实、兢兢业业的博士导师、重点研究室负责人，萧然地离开了我们系。在他走之前，我没有给他送行，却在我教研室的电脑室内，和他深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当时的心境和对我的教诲与期盼，迄今仍历历在目，我很心痛失去象他这样正直的领导，更心痛失去与这样一位高级人才共事的机会。
        在系领导人选择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的情形下，学校引进国外人才的政策和努力发生效用，有一位在欧洲获博士，在北美当博士后的营养成分研究学者，报名回我们系工作、效力。为了表现出对归国学子的热情、尊重、激励和支持，学校也就拟由他任新的系主任，系里的教辅人员也和我一样，怀着敬佩的心情，给这位海外学成而归的学者带领整个系发展和冲向世界的机会。我虽然晋升高级职称和任教研室主任，但总感觉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有限，总希望得到更多能人青睐我们教研室，即使是叫我让位，我也在所不惜，故我开始与遍布在世界各国的师兄师姐联系，希望他们能给予援助，但一直都没获得任何回应。因此，我对这位能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享受，毅然回国服务的学者，内心是十二分地佩服。
        春节一过，学子顾不上远在外省的妻儿，就来校报到上班，并开始着手找系里的老教授谈话，也有很多中年教师找他谈，甚至表态要如何拥护、支持他。过了些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的实验室里的办公室交谈。他说：“很奇怪，系里许多人都找我谈话和表态，并提出要什么样的职务。怎么就你没有来找我，难道你不希望担任系里的一些职务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怎么样，更不清楚你的用人意图和主张，所以我不罔来找你麻烦。如果你了解我的能力可以胜任什么，你可以决定，但不管你的决定如何，我一定尽力配合和支持”。通过近两个多月的斟酌和学校民主评议，系的新一届领导人选已基本浮出台面，这里面包括鄙人，这时有人给我建议要去找校级领导表态，更要找那组阁的海外学子倾谈和表忠心。但这些，我都不肖一顾，因为我认为上去应靠本事，靠表忠心和拍马屁上去，终会有灰遛遛下台的那一天。尽管我没有这样去做，但新的系领导人的任命名单里，还是出现了鄙人的名字，为系副主任。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任命之前，眼光仅放在自己的教研室，但现在可不能如此，也考虑系内外的平衡和影响问题，工作自然就更加复杂。但给我最大感慨是，难、难、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有是惑、惑、惑！我将来的事业就是要和什么样人共同奋进？？

        本以为在国外多年学成而归的学者，应该除带回新专业技术，更要带回新思维、新理念，可是半年多的合作及学校里弥漫的各种风气，令我陷入一片迷茫。学校里出现了由海外学子组成的兵团与原来校内精英相互抗衡，甚至出现相互攻击，还出现以区域来源形成的各地方帮派，且相互制约和搞帮内相互携带。更恐怖的是，竟流行着“要当官一定要读曾国藩，要经商一定要学胡雪岩”，利用封建的那一套来了，而那些海外归来的学子也津津道乐，如何去扩张自己的权限和势力，稳住乌纱帽。我们的系主任，课题启动经费几十万拿到手，也就不在乎其他人了，开始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更染上官场那喜功不报忧的恶习及弄虚作假。
        “七一”党庆歌咏比赛，为在校领导面前露脸，竟不让系里的老师当指挥，而是请一个来指导的专业人士冒充系里的进修生来指挥，虽然获得二等奖，但我总感觉脸上无光。年底校庆举办的职工足球赛，也弄虚作假，让到基层实习的高年级学生回来充当教师，加入战团，不但被组织者警告，更连名次都沾不上，丢脸又徒劳。元旦和春节来临之际，更是不顾系里员工奖金分配，竟大肆宴请各级领导，陪吃陪喝。更可恶的是，知道我掌握全国合作项目经费，来源比较多，开口让我从项目费用中，为其购置手机，因为我提出希望等一段时间，从系科技开发提成中解决，而令其恼怒，可另一副主任则挪用每年仅有的一点教学经费讨好和实现了他的欲望。
        更我令外失望的是，次年春节后不久，有一地方防疫站希望在上等级评审中获取更多积分，而申请成为我们系预防医学实习基地。这对我们是一种鼓励，也是机会，不仅学生有更多的实习机会，而且其分配也得到帮助。为这，该防疫站长亲自到系里邀请，希望系领导到防疫站参观和考察。这站长与我，虽是毕业于不同学校，但却同届，我们两个聊起来，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的观点和看法，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天，我们三人应邀来到防疫站，免不了是参观各科室、档案保存、学生居住条件和与有关带教师资座谈等，中午只是随便吃工作餐。
        晚餐，防疫站特别宴请，站领导和重点科室主任也来作陪，我倒觉得太夸张，但也理解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我历来参加宴席，滴酒不沾，所以只以茶代酒感谢他们的盛情。酒过三巡，话匣打开，彼此也都很兴奋，敬酒的兴趣也就逐渐高涨，没想到我们的系主任和另一副主任竟是酒坛高手，一般的酒还不喝，开口就上法国的XO，几个人喝完一瓶不够，又要另一瓶（每瓶具体价格我不清楚，但估计也应该在1000元之上）。当第二瓶快喝完的时候，我已经感觉那站长的脸色有异，倒不是他不胜酒力，而是在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对高校高级知识分子的敬佩痕迹。
        更没想到，我们的系主任还提出要第三瓶，想借此将其中一位女站长灌醉，这时那站长出面代劳，且在喝完一大杯之后，将玻璃杯咬裂而割破嘴皮，但我们的系主任此时已经三分不省人事，根本没有注意这些，只有他站里的同事和我很清楚此时站长内心的反应。当第三瓶还没喝完时，我们的系主任已开始胡言乱语、步态战颤，而那另一副主任却已翻江倒海，醉若烂泥。他们两位仁兄，只好靠别人的扶持下回房间休息，我们的系主任嘴里还嚷着要出去洗桑那浴。这时，我走到站长的跟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他也拍了拍我，彼此也都心迹明了。
        这时，不能不令我思考一些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学校是个学术部门，应该鼓励教学和科研，但这时的学校里人人关心的是谁上台、谁下台、谁得宠，这现象正常吗？象这样的弄虚作假、讨喜避忧是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所为吗？如此随波逐流，贪杯庸化，还有一点学者的气节吗？难道我就如此，和这样一种人一起奋斗事业？
        太多太多的疑问，也有太多的困惑，心也是感到越来越多的疲惫！！

缘寓平凡

        大凡从事专业技术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慰，那就是能面对自然、面对实际，暂时脱离社会上的虚伪和隐饰，在自己设计的专业技术园地里，自由自在地耕耘和收获。虽然我从事的专业也可以开展纯实验室研究，但专业的发展和价值则需要更面对社会和人群，这也就逐渐培养了我从事如何与人打交道的研究和体验，更感悟如果没有团队的合作，将一事无成，故也注重与人的交流与合作。与我合作共同完成课题的伙伴，都希望能够与我再次合作，因为他们能从与我的合作中，获得利益。比如，我的研究生课题，除完成自己的论文外，还利用所收集的资料，从不同角度分析，为参与课题的三家基层医院的合作医生撰写四篇具有临床特色的论文。所以，我在专业上的合作者越来越多。但却没想到，当我走向系领导的位置，却找不到合适、真诚合作的伙伴。特别是经过那次丢脸的外出交流之后，随着细致的观察，我已感觉到自己已经落伍，难以与他们俩这样的人合作。
        首先是他们对系里老教授的处置，表面上恭维那些老教授，但背地里竟对那些老教授毫不留情。最明显的是，原来老系主任是全国本专业学会的常务理事，应邀出席新一届的改选，但新的系主任却以无经费为由，自己一人出面替代了老教授出席，更乘此机会、花更多的钱，周游了大西北一趟。老专家们不忍心看到系里正在走向没落，纷纷献计献策，但到他们那里只是耳边风，全然不当一回事。虽然老教授们的一些知识、观念或许落后或陈旧一些，但他们对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见地绝对远优于那些在国外学习而刚回国者。国外许多先进的东西，未必都能适用于中国国情，更不能生搬硬套。
        其次是搞吹、捧、宠，总要把系里的一点新作法吹出去，如果能见校报更佳，甚至篡改一些数字，也要突现新班子的业绩。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一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年轻教师，竟每周有一篇论文要求我签字推荐发表。开始两篇我还不太在意，到第三篇我就让她教研室的主任核查其原始记录资料和数字后，才能推荐发表。结果一查，是将国外导师发表的论文拆开，翻译和整合为中文论文，在国内发表，以争取尽早破格晋升。我不知道，这属于侵权、篡改、还是造假，但总觉得其中不当，如果不严格把关，学校和系的声誉将毁之一旦。
        再有是对异议者坚决抵制，对追随者分别对待，时而令其受宠，时而令其失宠，把一批年轻教师玩弄在手股之间，也令其失去了钻研专业的情趣和精力。更反映在晋升时的黑箱操作，我参与了仅有的一次中评委的讨论和系领导讨论等会议后，才真正体验其中的黑在那里。一个没有论文、没有课题、且教学量不足的本科毕业年轻教师，只因为是系主任教研室里的一员及其拥护者，就给予晋升中级职称，而另一有论文、有省级课题、教学独挡一面的研究生毕业教师，却因为不是热衷的支持者，而以数年前的一次上课迟到和名额限制为由，不给予晋升中级职称。为了这一不公平的决议，我公开提出异议，这可能是在中评委和系领导会议中少以见到的现象。我倒不是鼓励年轻老师上课迟到，但评职称不是评先进，职称应该是靠硬本事，先进才是看好表现。上课迟到理应批评甚至处分，但一时、且数年前的过错不该影响其晋升。正因为我的坚持，出于无奈只好找学校争取多一个指标，两个人都给予晋升，但我与他们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公开化。
        有人还以为那位年轻教师走了我的后门，不知道给了我什么好处，竟公开与系主任抗衡。其实，我对这位从哈尔滨只身到我们系攻读研究生并留校的小姑娘并不熟悉，只是在一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国际讲习班时才熟悉她。当然在火车上我们也聊了很多，我感觉她是一个很有思想和个性的好姑娘。也就自那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她在教研室里的表现和清楚她发表的论文及获得课题资助的情况。在年轻人畏惧大学的贫瘠和弃专业从商的氛围下，系里能保护和维系象她这样的优秀人材，应该属领导的职责。可惜，据说我离开之后不久，她也出国深造了，到底去了哪个国家，我不得而知。另外的黑箱作业，是参加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系里选派的参与者，不是学术上的最强者，而是能相互支持、达成协议、学识平平的学者。弄得系里，沸沸扬扬，有些著名的老教授竟把这些黑暗闹到校长和校纪检会去。把这种专业上的决策，转化为按官场上的运作形式，这怎么能编写出高品质的教科书？也难怪，在一线教学的老师总在那埋怨，新版的统编教材不如旧版，且一版不如一版。
        其实，这些事情都与我自身无关，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总感觉被群众所重托走上这个岗位，应该为其做一点点事情，否则于心何忍？于心何安？更令我操心的，就是教研室那一摊了。可以说，从进教研室的那天开始，就接受老主任的观点，把教研室当成家，甚至我们几个年轻人谈恋爱时，都得把女友事先带回教研室审核，教研室也都为我们几个举行新婚茶座。当恩师去世、且师兄师姐都陆续出国离开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将教研室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个重点的科室，不辜负恩师的厚望。
        为了这个目标，我努力了，我付出了，教研室也逐渐地改观。但一场变革，提出满负荷工作量口号，重新考核计算人员配置，在那硬公式的计算之下，我们这种小专业，因乘的学生基数有限，故出现超员，可滑稽的是行政人员却出现严重缺编。我迄今还不明白，工作量的公式是如何缔造出来的？难道给30个学生上课所需要的备课时间要比给300名学生上课要短十倍？讲课的时间也要压缩十倍，10分钟一堂课？
        为此，我们教研室要减员，使刚有些起色的教研室又再次枯萎。更令我为难的是，这年一位从外校研究生毕业（本科与我同届）的同事，获得资助要到国外进修读博士。其实，我们两个一直合作教学很好，各有特长，且他师出名门，专业理论上要比我强。但他毕竟来系里的时间短，在周围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现场，所以有些方面相对没有我活跃和方便。在申请破格晋升时，他也因为论文和获奖不如我而未能如愿。有人认为我是近水楼台，也有人议论我是地虎，他是强龙，都以为我在压着他。说句心里话，我丝毫没有这一概念，更希望彼此能很好合作，把教研室发扬光大。这时，他获得资助能出国，我自己也想再出国进修，但我的计划还没有进入最后的明确阶段，如果不同意他去，我将落个不义，但如果我签字让他走，我出国又多了一重障碍不算，教研室的教学任务如何完成，那可是心中没底。为了不让别人指着我的脊背来指责扣压人质，就象我在内心指责我们的前任领导将我扣压下来，却将自己的全部子女送出国一样，所以我咬着牙，在他的申请表上签字，同意他离开教研室去深造。虽然已有些预感，但怎么也没料到竟因此而使我陷入心焦力脆、面临崩溃的边缘。
        尽管在教学计划和安排中，我已经做了许多调整和准备，但新学期一开始，就由我带领两个年轻教师、两个在读的研究生、两个进修生和从其他教研室及防疫站请来的兼职教师，启动了三个专业的课程。两位年轻教师对教研室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协调其他辅助教学的人员，他们就更没有经验，所以我不仅要备好和上好自己的课外，更要考虑三个专业教学的协调工作，最担心的是有人迟到或者是因忘记而缺课，那可是大教学事故，吃不了可就兜着走的，通报是小事，可整个教研室和历年的努力将付之一炬。我必需做好准备，随时替补、主讲年轻教师或兼职教师未能上课的内容。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逐个联系落实，早上都得第一个回到教研室，及时了解情况，随时做好替代和调整的准备。而我自己的课也不能少，甚至还得负责一些小课讨论，故我最多课的一周居然有28个学时之多，其中有两天，课程怎么也安排不过来，我一天竟要上7个学时的课（上午两个专业的大课，下午3学时的小课讨论），课间我要跑步着去换课室。以往这种情形都经历过，所以每年到这一教学高峰期，我的体重总要下降10斤以上。
        可这年的情况与往年大不相同，往年一心只扑在教学，其他事可以暂时不管，这年不仅教学，还要考虑协调帮助教学的人员，更讨厌的是系里还经常闹出一些是非来，有人来告状、有人要评理，我的脑袋几乎快要爆炸了。刚开始是每天回到家，身体就象散了架一般，逐渐地出现食欲不振，接着是失眠。失眠对我来说是已经久违十几年的东西，自从开始工作以来，我只有感觉时间不够睡，没有说睡不着的，而且的我睡眠质量颇高，一躺下来不足一分钟就已经象一头猪。我曾经有一次，在组织一个大型学术会议时，会议结束那天下午颁奖，中午需要统计评选投票结果，我因为实在太困了，就对秘书组的几个人说：“你们先统计一下票数，估计 10分钟能完成，我利用这10分钟睡一觉，到时我会醒来和你们一起汇总”。说完，我往沙发背一靠，眼睛一闭就进入梦想，10分钟一到，我就醒来，问他们统计票数完了没有？他们说：“正好完成，你真的的睡着了？没想到你真的准时醒来！”
        随着服用安眠药无效，我的情绪明显地出现了焦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失调，甚至出现情绪障碍，不过我自己因为学医，内心非常清醒在发生着什么事。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刚好来进修的一个医生是从一心理研究所来的，我就请他帮我联系，找他们的权威主任就诊，经过评估，她同意我可以服小量的抗焦虑药物，但希望我不要依赖药物而靠自己的心智和毅力克服，帮助自己渡过此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