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传奇-----60年来最具影响力事件

若鸿格格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高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高炉。

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万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一天盖起小厂房，又用一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三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一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十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出了钢。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胃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妹妹；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的诗歌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诗歌中也有很生动的反映，如《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晕，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

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的诗歌，真不知道今天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句，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丧家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若鸿格格

徐水县“大跃进”始末

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视察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县徐水是如何引起毛泽东注意的
徐水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地区，古时称武遂，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很苦。解放前下关东的人很多，要饭的也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支援的粮食，直至1957年，徐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在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进行了批评。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应运而生。
徐水县只有31万人口，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到10万人。徐水县委县政府抓住广大农民根治水旱灾害的迫切要求，开始大搞水利建设。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组织了一支十多万的劳动大军，打破社、乡界限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 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
1958年2月，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保定，听取了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听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所做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汇报后，谭震林给予高度评价。3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
3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经验，起草了有关徐水经验的《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呈送中央领导。报告中说，徐水县从1957年11月起，苦战3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3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1套至3套灌溉设施。报告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看了这份报告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做出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3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4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对徐水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硬，心软地就软。”4月19日，河北省委发出了《河北省委关于学习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的通知》。5月，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由此，徐水县成了河北省乃至全国“大跃进”的典型。这就为中共中央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若鸿格格

“行动军事化”：徐水的大革命

在“大跃进”中，农村劳动力日趋紧张。在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深翻土地是一项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毛泽东听说山东莒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而增产，就大力鼓励各地搞耕地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要用人海战术，在5年时间里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

在徐水，过去翻一亩地需用工10个左右。现在由于搞深翻，一亩地需用工40个左右，面临着很大的劳力缺口，需要更多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中。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委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办食堂的具体方案，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于是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

1958年6月中旬，徐水县城附近的香家庄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7月1日，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会上决定发动一场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农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核心是“行动军事化”。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4次电话会议，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推向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此后，公共食堂在徐水迅速普及开来。如南张丰乡11个农业社，仅在7月5日一天就办起了92个食堂，有1.2万人到食堂吃饭。几天之内，徐水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到7月16日为止，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8.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毛泽东亲临徐水，高度评价徐水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前往河北徐水县视察。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在专列上见到来迎接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时，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县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他笑着点头说：“好，都是年轻人哟。”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墙上悬挂的各种锦旗和奖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毛泽东问南梨园子乡党委书记桂登科、大寺各庄农业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随后，毛泽东又问了秋作物的预计产量。

若鸿格格

问了社里的收成以后，毛泽东又问起全县的收成。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他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徐水的情况，就跟他们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大家一时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国忠答道：“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他笑着看看大家。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可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接着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来到村子里两个食堂的厨房，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山药面？”“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毛泽东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向大家点头，他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从食堂出来，毛泽东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向他鼓掌欢呼，毛泽东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他看到地里劳动的妇女很多，就对陪同的人们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告诉毛泽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随后又对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随后来到一块齐腰深的棉花地边，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啧啧称赞，然后就掰开密集的棉枝向棉田里走去。走了一会儿后，他停下来说：“我钻不进去啦！”接着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1000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毛泽东笑着说：“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毛泽东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毛泽东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5万斤，有的竟准备实现亩产100万斤时，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又在徐水城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随后，毛泽东来到县委大院，对县委的同志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谈话间，毛泽东问起了徐水劳动组织军事化的情况。张国忠回答说：“这是逼出来的，全县11万劳力，4万人搞水库，打机井，办工业，支援外地，修路，逼出来了个军事化。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毛泽东感叹道：“这是形势逼人哩。”

毛泽东还询问了河北省其他地区的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当年抗旱的情况。最后，他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次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他还赞叹道：“下面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泽东笑着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县的历史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当天夜里，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大型电话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敲锣打鼓，欢呼雀跃。各个乡社都向党中央宣誓，保证当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各个战线都要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毛泽东视察过的大寺各庄，当天夜里就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8月5日，张国忠在徐水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大跃进大会上做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幸福的乐园”。张国忠向社员群众讲解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会后，徐水县委宣布全县248 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奉中央命令来到徐水。8日，陈正人召开了一个有省、地、县委及乡社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向与会者通报了党中央要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决定。他说，在徐水搞试点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县跃进很快，在水利建设上有创造性，一年来群众在运动中也有了很多锻炼，农业上有很大基础，交通很方便。会后，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徐水县城掀起来了。

8月22日，徐水县委草拟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徐水县委提出“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5年，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

8月23日至9月1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河北文联副主席康濯撰写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除了全面介绍了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供给制、吃公共食堂等经验，还宣布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文章发表后，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有出入，便向报社查问怎么回事。原来，编辑部觉得他写的数字太低，就直接打电话到徐水，把数字往高处加。康濯问张国忠：亩产万斤粮食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但是张国忠认为，只有这么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要紧跟形势，不紧跟形势就完蛋了。9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然而，过了没多久，徐水就从“仙境”回落到“人间”。

若鸿格格

徐水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徐水县一跃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明星县”，成为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友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9月20日，徐水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草案”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员。徐水县委同时宣布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还可以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被一“领”而光。

1958年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修正草案》，取消了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每月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丧葬等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此后，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都被纳入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农民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让社员都住到新村中去，以“消除城乡差别”。很快，徐水就有3万多栋房子被拆除，新房却因资金短缺、建材紧张而无法建起来，造成社员住房十分紧张，有的社员甚至连过冬都没有房住。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连社员的家具等物品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两个月后，徐水百姓已经不能放开肚皮吃饭，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了。虽然按照供给制实行“十五包”，但全县全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与发工资、办副业所需费用相差甚远，根本负担不起来。就连每人每年应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便发不起了。11月，县委筹集了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发了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款。12月，县委又筹集了90万元，但还是与需要相差很大，便挪用了商业上的资金700万元，导致商品资金不能周转。徐水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实行全县物资和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进入共产主义的宏图，县里仓促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 所，文工团、剧团、医院等也一哄而上。但很快便因资金不足而纷纷垮台，刚刚建起的政社合一的徐水人民公社随之流产。

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胡开明后来回忆说：“记得毛主席视察徐水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而实际上，徐水人民第二年就开始吃糠咽菜了。这都是那个从上到下都‘发高烧’的年代，从毛主席到普通农民，都想尽快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使然；但这只是善良的愿望而已，它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欲速则不达。”

毛泽东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1958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开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人民公社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毛泽东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泽东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毛泽东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批评：“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他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毛泽东对徐水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说他们是“急急忙忙往前闯”，并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毛泽东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若鸿格格

文艺大跃进：村村要有李白鲁迅聂耳

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进文艺界。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提出的口号是 “村村有诗人”，并向群众布置写诗的任务和指标。1959年出版的《红旗歌谣》虽然采取了民歌形式，大多数却是浮夸风的产物。回首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上海作协发布《作家们！跃进，大跃进》公开信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开始了。
1958年2月25日，上海市委举行文艺干部大会。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表了他对文艺“大跃进”的看法：“在这种工农业的大跃进形势下，科学、技术、教育、文艺这些部门，就显得有些落后。”柯又对上海文艺界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柯庆施作完报告的当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上海分会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 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此时也增加为235部。
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一位著名作家表示，两年内准备写中、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各一部，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十万字以上，同时编辑、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九卷，年内译完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
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
信中要求作家做到：
在修正补充原定计划的时候，要注意到：学习新的技巧，充实写作本领，使我们的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干劲就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具有新的风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真乃是百花齐放，大胆创造。这对人民和我们自己都大有好处。
与此同时，作协上海分会向各地分会发出竞赛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了上海分会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
一、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4000篇。其中，长中篇小说50部，多幕剧本50部，电影剧本30部，长诗、诗集40部，短篇小说集40部，散文特写集40部，儿童文学50部。
二、两年中创作歌词3000首。
三、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讨论文学问题、评论作家和作品集12部，编辑中国文学批评选辑六种，选编现代文学思想斗争史10辑、现代革命文学选辑20辑，出版文学理论丛刊8辑。
文艺“卫星”满天飞
在全国各业各行争相放“卫星”的感染下，文艺界的“卫星”也放出来了。
1958年9月9日，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文艺创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文艺“成果”有：群众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300万字，生产影片638部，美术作品6000多件，创作剧目2053个，真可谓“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都有卫星上天”。
1958年国庆9周年以后，文艺界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准备大放文艺“卫星”。为此，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艺术“卫星”领导小组。
10月以来，艺术“卫星”领导小组已举行了若干次会议，研究艺术“卫星”标准以及如何发射问题，并制定了创造艺术“卫星”的初步计划。根据标准，艺术 “卫星”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各地公社、县、省的各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都积极发射大量艺术“卫星”，并层层选拔，最后产生全国艺术“卫星”，参加明年国庆前后举行的全国艺术展览月、全国电影展览月、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作为国庆十周年盛大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
可惜，到了1958年底，“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具体的左倾做法，文艺“卫星”的发射最后也就没有下文。
正像当年什么都叫全民大办一样，文艺也出现了全民大办。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70万人的文艺大军，成立了200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1000个农民创作组。
清华作为一所以理工为主的高等学校，此时成了著名的群众文艺创作的典型。全校1万名学生，创作了5000多首诗，3000余首歌曲，1500个剧本，2000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000多幅漫画，办了700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许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诗人”。

若鸿格格

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

在“全民办文艺”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民歌运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农村水利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后新貌的民歌。

1958年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其中有一首《我来了》的民歌这样说：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毛泽东曾读到了这首民歌，对于这种气魄，他是十分欣赏的，这也正是他发动“大跃进”，想要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所需要的。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一本唐宋人写的有关一些四川的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书。但毛泽东对此不甚满意，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与会者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

他又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对于搜集民歌，毛泽东并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说说而已。在这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发给每人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有了这样的的指示，各地闻风而动，各省、市的宣传部门还专门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因此，搜集民歌和写新民歌，不但成了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也成了全党的重要任务。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社论说：“从已经搜集发表在报刊的民歌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这实际上透露出毛泽东对待民歌的态度。

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对新民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对新民歌大唱赞歌。周扬，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立即主持召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到民歌，还特地引用了民歌《我来了》，说“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么，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么，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

根据毛泽东有关民歌的讲话精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报告的后面还附了一百多首民歌。周扬在报告中颇为动情地说：

“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在周扬报告后面附的一百多首民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

这样的民歌，的确唱出了“大跃进”的豪迈与气势。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扬找人协助，从大量的新民歌中选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扬共同署名，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书中附有黄胄、古元、米谷、力群、张光宇等11位著名画家的24幅精美插图，以红旗出版社的名义于这年11月出版。

除了《红旗歌谣》，这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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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被上升到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郭沫若的那篇《答〈民间文学〉编辑问》，在为新民歌欢呼的同时，严肃地表示：“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

虽然不允许对新民歌有“踌躇”，但仍有“踌躇”者。

这年7月，诗人何其芳在《处女地》上发表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何其芳的文章，引发出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撰文不同意何的观点，同他“辩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柯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柯文的启发之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才被停止。

稿酬也成了“资本主义的残余”

就在全国上下对新民歌如醉如痴地赞美之时，张春桥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必要制度和做法，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提出要对此予以彻底破除。

这篇文章引起了正在探索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并亲自加了一段按语：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于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讨论，对张文虽有不同意见者，但赞同者更多。

这场讨论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讨论终因“大跃进”的挫折而寿终正寝。然而这场讨论对知识界却产生不小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报刊、出版社稿酬的降低。当按劳分配也被划入资产阶级法权之际，稿酬无疑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其严重的表现了。

姚文元就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稿费》的文章。姚说：“稿费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一种残余，它本身带着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立的痕迹。”受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不少作家发表文章表示不要稿费，一些著名演员提出要减薪。

从9月1日起，上海各报刊决定将稿酬降低一半。9月28日，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社和书版社举行座谈会，决定自10月1日起，一致实行一般地降低稿酬一半左右的办法。这个倡议，自然得到了各地的一致响应。从此，中国大陆一直维持着低稿酬制度。

（原文摘自《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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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代的经典宣传口号

翻阅报史资料，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过后，宣传部门对宣传报道纠偏的两个文件。对像我这样的后生小子来说，既开眼界，更受教育。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好发过多不着边际的议论，姑且罗列，尽量让材料说话。
　　一
　　1962年《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发愤读书是走白专路线”
　　……
　　二
　　1964《关于召开省级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要纠正宣传报道中存在的“不恰当、不严肃甚至是错误的提法”，例如：
　　??“有的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形容为‘仙丹’、‘真经’、‘圣书’、‘金钥匙’”
　　??“个别文章不适当地、无分析地宣传苦干、拼命、加班加点。……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劲’的文章，说工人‘在数九寒天的天气，扒了光脊梁’，‘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忘记了天寒地冻，觉不得肚饥口渴’。对加班加点的报道，多数都没有讲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强调是‘十数年如一日’。”
　　??“出现了一些不适当地强调‘不计报酬’、‘不要工分’甚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报道”
　　??“有的报纸报道烟台造种厂的品种几十年只生产十六种，现在达到130多种，但事后了解这只是设计数字，真正投产的也只有六七种。”
　　……
　　三
　　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以主观臆断代替科学分析，是宣传报道的“顽症”，由来已久，只是“大跃进”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如何纠偏？两个文件精神基本一致，后者更系统，就是宣传报道要“切实‘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切实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事物，要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简单化地看问题。宣传先进典型必须真实，同时要防止贬低别人、贬低过去烘托典型的不适当的做法；要正确地宣传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确地反映思想改造、作风转变的过程，防止简单化庸俗化。
　　??没有讲清特定的必需的情况，不要一般地去强调加班加点、昼夜苦干、带病工作、不计报酬、自动献料、不要奖金、不要工分等等。对于政治和物质，国家、集体和个人，目前和长远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不能只讲一面、只讲一头。
　　??报道必须真实。宣传中一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要充分宣传先进典型的成就，又要分寸恰当，观点正确，情节真实，以自己宣传的实际行动，体现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
　　……
　　可惜，纠偏刚开始就夭折了。不久，“文革”即爆发，全国“大闹天宫”，在“造反、造反、造反”的喧声中，在“夺权！夺权！夺权！！！”的喧声中，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喧声中，宣传报道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甚至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传统几乎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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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的“狂躁”。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诌得好，风光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

　　数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跃进”一样，一跃就没劲了。流传至今的名作不多，就有这首：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当时的新闻，当时的宣传口号，与这类“新民歌”骨子里是一样的。宣传报道的理念、模式，看不出与这类“新民歌”有什么质的区别。文学化的新闻，情绪化的宣传，宣泄式的报道，实际上不过是散文化的“新民歌”。

　　及至“文革”初期，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报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那次著名的长江之游：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得甜。”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写出这般“生动如诗”的报道了。

　　五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敢想敢说敢干。1958年11月，他反思“大跃进”的失误：“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抓生产、搞建设要讲科学，新闻、宣传终归也得讲科学。科学不能丢。“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是干过新闻的，早有提醒：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应“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仅从信念和善良的愿望出发，“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口号，这岂不荒唐吗？”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面对荒唐的宣传报道，刘少奇是清醒的。清醒，往往要付出代价，有时是生命的代价。作为党的历史上真懂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当时关于新闻宣传的一些言谈，针砭时弊，颇有见地，比之于文件的“纠偏”要求，更是一针见血：

　　“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1958年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现在的新闻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1961年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1961年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些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那个荒唐的年代变成了历史。

　　那些热热闹闹的宣传，惊天动地的口号，今人看了会笑掉大牙。

　　可是，笑过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