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槟郎

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槟郎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平凡的一生与十亿中国农民一样，默默地生存，默默地死亡，不足为外人道。但在异国他乡，每当思念祖国的时候，我都怀念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因为我的双亲才来到人世，才糊里糊涂，没办任何手续，就成了中国人。我是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对于我来说，中国是我的永远的祖国，就是因为我的双亲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生生死死。现在，我在异国他乡，还经常眺望祖国的方向，仿佛看到故乡青山上的父母的双头坟茔。
　　父母都是中国东部省份安徽的巢湖地方人，作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用它的湖水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华夏子民，但这是怎样的土地啊，厚重的泥土托起的生命是那样的艰难，沉重。巢湖来源的传说，就说这地方富人为富不仁，穷人善良而穷困，只有老天有眼，它为了惩罚坏人，发大洪水淹没了富人的庄园，便成了一片水泽的巢湖。
　　父亲1940年，出生在巢湖的一个靠山的小村庄。他的父母是不识字的农民，在穷困生活中却生育了六个儿女。父亲排行老三，是全家六口人中唯一读过书的，那要托中国共产党的福，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的日子好过一些。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父亲十几岁的时候便相继过世了，留下了六个儿女。老大是女的，早早嫁人谋生去了，老二就是我的大伯，后来倒插门到别人家了，我到七八岁时才知道他是我父亲的亲哥哥。最小的妹妹在五六岁时因为没饭吃被邻县的一户人家领养走了，到我七八岁时才与我家恢复了联系，我突然多了一个亲戚。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但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回家务农，与几个弟妹相依为命。父亲由于识字，被土改干部看中，经常参加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些工作。后来，组织派他到邻乡去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就告别出生的小山村了。父亲后来的职务是火头军司令，就是一个公办食堂的堂长。食堂设在一个水圩区的小村庄里，有一户人家的一个女孩，因为家庭贫困，找人帮忙，来食堂打杂，做烧火等杂事。我当然后来才听说这些事，这个女孩和我的父亲相爱了，她就是我的母亲，不识字，小父亲三岁，从此陪伴了我父亲一生。我无法用小说家的笔法来铺叙他们恋爱时的动人故事，我在最近的一首古体诗里用了这样的诗句：“紫红年代合破被，饿殍村庄育瘦孩”。我后来看到父母结婚时的小小的黑白照片，的确可说是“郎才女貌”。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好了，党的工作转移到城市去，我父亲便继续回出生的村中当农民，这次他带回了我的母亲。农村缺医少药，毛主席说华陀也不是大学生，要在农民中培养自己的医生，“把合作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父亲又被组织派出去培训学医。二十多岁的父亲从此药箱背了一辈子。我是1968年出生的，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经常不定期地参加医疗培训，这时候便不在家，我记得八岁时患牙痛病，痛得叫父亲，可他出远门培训去了，不在家。
　　父亲在大队合作医疗室行医，母亲在生产队当社员。生活并不好过，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在那个年代中，有三个在很小的时候就相继由于营养不良，夭折了。那是我的三个姐姐，我一点不知道她们的样子，但我一想到她们就心酸。我的三个姐姐，在我的记忆里，你们全都是美丽的，如花朵一般在故乡的田野上开放。活下来三个孩子全都是男孩，母亲说自己怎么没福气有女儿，到七十年代中期，日子好过了，母亲到底抱养了一个女孩，这便是我现在的妹妹。
　　故乡人所说的“粮食艰巨”的日子如是所闻。家家的余粮被政府搜去，家家的铁锅被打碎造铁。大队和村干部在各村巡视，看到哪家的烟囱冒烟，哪家便被搜走粮食和铁锅。大家都到共产主义的大集体食堂吃饭，吃不了的喂猪，或者干脆倒到田里作肥料。但共产主义的梦没做多长时间，饥荒来了，公粮照样越交越多，田里的庄稼越来越少，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政府号召人民自救，于是死人的事便天天出现， 饿殍遍野。现在村里60年左右出世的人极少，就是那时候的出生成活率接近于零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全家饿死，只剩一个小孩，侥幸活下来。叔叔告诉我，那时他两腿浮肿，一按一个陷窝，几天不能还原。我出生晚，侥幸活到现在，还能坐在异国的办公室里写文章，想起来正是奇迹！
　　到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农村孩子读书迟，我到虚岁八岁才上学。记得是母亲用她穿破衣服的布为我做的第一个书包，到我三年级可用钢笔了，父亲在合作医疗室边上的大队代销店为我买了我此生的第一个钢笔，新农村牌。课本上有一课“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是个女医生，但除了性别，这篇文章像写我父亲的，故乡里我喊父亲“阿爷”，父亲正是赤脚医生。我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父亲》之类，便写父亲为病人看病的故事。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医生，许多很远地方的病人都慕名前来，这时候大队合作医疗室便像旅馆一样热闹。我和弟弟在幼儿时，母亲忙着生产队劳动，我们便在医疗室呆着，那里是我儿时的乐园。
　　农村医生很辛苦，随叫随到，不分白天和黑夜。父亲经常在家吃饭的时候，病人来便碗一丢，去医疗室去了。夜里正睡得香，有人打门，急病喊出诊，父亲便被子一掀，披上衣服便钻到风雪中去了。父亲后来死于癌症，我总认为与他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父亲虚岁六十岁便被恶病夺取了生命，死前几年被癌症折磨得痛苦，都是因为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治好了病人，一生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自己却被他热爱的事业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我逐渐在这贫穷的农村长大。每次放学回家，书包一丢，便去乡野上放鹅，放牛，或为生产队捡稻穗。乡村四月闲人少，我十岁左右就利用星期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虽然工分很低，我却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小社员”。到80年，我去很远的镇上读中学，便越来越脱离乡村生活了，那时候，农村正在变革，先分田到组，后又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兄长没考上大学，去乡办企业工作去了，父亲的集体医疗室也解散了，便回家开了一个家庭诊所。父亲看病之余，便帮母亲忙田里活。父亲常常是放下药箱下田，从田里上来两腿泥就背起药箱。
　　我在1986年考上了大学，只是家乡的一个师专，父亲亲自陪我去报到。我的考上大学，是当时家乡最轰动的事，家乡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推荐一个子弟上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也没有考上的，我的考上师专是小山村的“破天荒”了。那个暑假，我照样在田里劳动，村人频繁地对我说，都是公家人了，还干咱们农民的活啊？有一位长辈对我说：孩子，种田这碗饭不好吃啊，你总算把大锹把子扔了。母亲忙着为我准备行李，高兴中的父亲亲自挑着我的行李与我走在乡村通往我去就读学校的路上，我自己却晃荡着空手。父亲对我说，我们家几代人就出了你一个公家人，你得去给爷爷奶奶的坟上多叩几个头。
　　我成了公家人了，越来越疏远我的亲爱的乡村了。师专毕业，我到县城的一个大工厂教书，后来考上了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父母一辈子也没来过离巢湖并不远的南京。1998年3月，母亲来南京看望我了，没想到那次成了最后一面，也是她唯一一次到除家乡县城外的城市。回家没多久，她就第二次脑网膜出血，去世才五十六岁。母亲在十几年前犯过一次中风，治好了，没想到又重犯了，倒是突然死去，一点痛苦也没有。只是母亲的突然过世使得父亲的晚年更加凄惨。父亲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就患了癌症，到合肥做手术又活了下来，并坚持行医，但随着病情的二次严重，他越来越需要母亲照顾了。母亲去世后，父亲为她和自己亲自选了墓地，一年后，父亲便过世了。
　　母亲去世时，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到我再工作，成家时，双亲中只有父亲祝福我了。父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但还是到南京来参加我的婚礼，但他只能呆在我的房间里，去中山植物园摄像，在夫子庙请客，他都没有参加。99年12月，父亲去世，我赶回家参加葬礼，我的心都碎了。母亲死得毫无痛苦，作为医生的父亲却被癌症折磨了四年多才死去。他的死对于他自己无疑是痛苦的解脱。只是我都没有亲自给父母“送终”，也就是临死时没在他们的身边。只是，我后来有了儿子，我又考上了博士，父母再也看不到了。当我被单位派到海外工作时，我已经没有父母可以辞行。
　　我现在在海外，常常想起的便是故乡青山的双头坟，那是父亲亲自选定地址安葬母亲的地方，也是他为自己准备好的归宿。我想，我以后也会死去，如果能安葬在父母的身边，永远陪伴着父亲母亲，那是我最大的心愿。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农民，我是我父母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农民的儿子。我不管此生身在天涯海角，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我远远是祖国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的大地之子。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得到慰安！
　　2002-11-09

无崖--寒冰

百善孝为先..顶楼主

汀芷幽兰

天下父母心，想到孝道，有几人能做到！！！
不禁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