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2012》激发了人们的末日想象，《网易新闻》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虚拟民意测验：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哪些人能进入诺亚方舟？假如您握有100张船票，您会分配给谁呢？在各种各样的回答中，我感觉到，在谁该上船后面，其实还有另一个反面的问题，那就是，末日来临时，谁不该上船？
这一正一反的两个问题其实都归结到同一点上，那就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全新的起点，如果我们有机会开启“一种”，而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那将会是一种以什么样的政治原则主导的社会？在每一种假设性的回答后面，都隐含着某种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观，而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又都与人类的生存延续想象有关。
我们不妨先看看，在《网易》民意测验中，有哪些具体的回答，其中又包含了哪些与人类延续有关的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观。
1．记者、评论员李承鹏说：“不应仅仅有科学家，即使是扫厕所的都应该有一个资格，没有他们，科学家没办法处理卫生。职业选择应当多元化，譬如民间手艺人、艺术家、医生都应该有代表上船。”他还说：“不仅仅是好人，我认为也应该选10位坏人上船，因为坏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力”，但是坏人上船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有趣，“有趣的坏人总比无趣的好人好。”
19世纪的英国政治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听到这个回答，也许会露出赞许的微笑。李承鹏想象一个由“局部群体”或“缩影”代表(microcosmic)组成的船上社会，就像当年边沁曾努力争取把局部群体，即“缩影”型的代表机制引入议会政治一样。
这一代表机制是为了尽量做到人群取样的面面周到,例如妇女有妇女代表,某少数民族由这个少数民族的某成员来代表,等等。这种代表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公平、全面的社会公共形象。
边沁（Jeremy Bentham）当年提出这种代表的理念，是因为他认为英国的下院已经完全由上层阶级把持,下层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的代表来表达利益要求和争取利益。边沁的议会改革思想曾影响过许多其他的实用主义人士。他们认为,议会应当由各种不同阶级、阶层的缩影型代表组成,如果所有的阶级都能争取到各自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也就自然而然能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到共同的利益。
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缩影代表政治模式却有许多盲点。首先,缩影代表的前提是对社会人群作细分,细分的标准是什么?是工农兵学商这样的阶级吗?还是有什么别样分法的阶级?或者不用“阶级”,而用“职业”或“阶层”?按利益来细分互有区别的人群,细分到什么程度才算“全面”反映了社会的构成?如果“农民工”可以算作一个利益群体,那么“下岗工人”呢?“退休工人”呢?“老三届”呢?“股民”呢?“无房族”呢?其次,就算所有该细分的利益群体都已经细分出来,那么群体的代表又该如何产生呢?每个群体应该有相同人数的代表呢,还是应该视群体大小有不同人数的代表?具体代表是由“上头”指定呢,还是该由特定的公议程序产生?再者,每个人都不只是具有单一群体的身份,女性农民工既是女性,又是农民工。下岗工人既是工人,又是“失业者”,每个人不同身份的主次由谁说了算呢?由于这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诺亚方舟上的缩影式社会顶多也就是在新环境下沿袭旧社会而已，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主张。
2．《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说：“奥巴马一家自然应该上船，倒不是因为他贵为美国总统，而是他的人生本身就是理想主义力量的明证。”他还提到了一些西方科学界、媒体圈里的名人。他的着眼点是让他们有机会保留“人类值得保留的东西”。
这是一种精英型的理想主义主张，它认为，离开了精英们创造的“文化”，人类的存在也就不再具有意义。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理想和他所说的“哲学家-国王”。
3．央视新闻主播邱启明说，“不如搞个全球海选，和超女一样的，然后大家都投票来决定，参加的人按青壮年男人，青壮年女人，老人，小孩。4组来分，每组人数平等。”他还说，“中国人，按现在的人口占世界比例，我觉得得有十六七个吧。”
我们要问：投票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最有人缘吗？最有贡献吗？我们是要选出一个“大四世同堂”呢，还是一个小“联合国”？这是一个奇怪的，由“民粹”和“民族”成分混合而成的政治主张。
4. 导演贾樟柯说，“最可能的情况其实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谁离那艘方舟近一些，谁就能率先上船。”
这是一种“机缘论”的政治观，称它为“机会主义”或“现实政治”（Realpolitic）也未尝不可。在他看来，就生存机缘而言，不要对任何合理的政治原则保有幻想。人类生存本来没有原则，也不需要原则，有了原则也没有用。即使人类有机会重新开始，那也不过是一个由偶然因素所左右的不确定未来而已。
5．网络红人芙蓉姐姐说：“先留下传统文化的手工业者40名，传承和创作更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再留下40个世界顶级科学家，创新尖端的科学技术。剩下的，都留下世界顶尖艺术家，增强物质文明建设，因为人民需要欢乐。”她强调：“为了繁衍后代，一定要男女比例均衡，也是就是50男，50女”，而且，她自己必须也在里面。
她说的“欢乐”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讨论过的两种低等的“幸福”：功利的和肉体的幸福。她所设想的“艺术家” 职责，贡献于人类的不过是“物质文明建设”。人类成为一个在价值理念匮缺的状态下，照样能够“快乐” 繁衍的物种。
6. 杂志出版策划人洪晃说：“我会先带走我们家包括和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6年的阿姨和司机，这就5个。我们公司38人都带上，这就43个，……还有我家阿姨和司机的儿子，”反正都是她的“自己人”。
她要在诺亚方舟建立一个“家天下”，继续她的“伟大事业”（出版她的杂志《ilook》），这令人想起了从古到今那些最无耻，最令人痛恨的暴君。他们极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愚蠢、奥秘、目光短浅（以为只要有他们自己，就准能活下去）。
7．电视主持人赵忠祥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因为每个人都对造成世界末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登上诺亚方舟，一个种群只有100人，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上不上都无所谓。”他还说，与其以后让少数人争着上方舟，还不如现在大家共同努力，让所有的人都不需要上方舟：“我们现在好好保护环境，就是在打造地球诺亚方舟。”
这是理性的政治实践观：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但是，他还应该看到，如果真的到了100人非上诺亚方舟不可的时刻，每个人对造成世界末日负有的责任其实并不是都一样的，也不是同一性质的。对于追究灾难责任的问题，不妨参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对纳粹极权灾难的思考，区分不同种类的个人责任。把灾难责任平均分摊给所有的人，只能起到帮助真正罪犯逃脱罪责的作用。
8．科幻作家刘慈欣说：除了各种工匠和技术改造，“要选择一个有领袖气质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人再有资格了。”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则说：“没有什么职业或技能是优先的。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经过灾难后，(必须要)有一套规则和法律来维持秩序，这才是重建的前提。”
他们的意见可以相互补充：在未来，人类至少还必须有一个能保障基本生存物质和秩序需要的社会。
9．独立学者莫之许认为：“将特定的知识带上方舟容易，将制度转移到方舟之上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旦遭遇到2012这样的劫难，在船长权力至上的方舟上，容不下限制权力的复杂制度，而在生存第一的约束下，许多道德训条也将解体。等到洪水退尽的时候，更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类似猴群的用暴力维持基本秩序的简单群体，其间充满着猜忌、防范和阴谋，就算被精心挑选的各路人士才高八斗，此刻的心思也都用在如何自保之类的基本生存之上。”
既然人类必然又将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拯救人类又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未来想象运用了动物比喻（猴群），似乎暗示人类的动物性将彻底摧毁、取代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令人想起H.G.Wells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那个可怕的人类未来：人类成为在如血的残阳下无目的地横着爬行的螃蟹。
在所有以上9种末曰想象中，有一个共同的有趣现象：想象者们都只说了应该把船票分配给谁，而没有说不应该把船票分配给谁。但我们并不难发现谁没有被包括在上船名单里面。在那些没有被考虑上船的人里面，特别令我们诧异的，包括了我们现今社会的政治权贵，那些主掌着我们集体命运的舵手、大副、轮机长。这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自救根本没有帮助？还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未来只会是祸害？
想象者们各说各的“谁该上船”，但却暗示了相同的“谁不该上船”。那些在他们生活世界里极端重要的人物，反倒是他们共同认定不该上船的人。这会不会是一种被压抑着的，对现实权力和制度的真实评价呢？
这种隐含的评价简直就是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的心声流露。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终于敢于脱掉面具，露出了真实面目，袒露了真实心声。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世界末日的最后时刻，才这么做呢？电影《2012》让人们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还没有真正来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说出真实心声的强烈冲动和欲望。 |
发表于 2009-12-12 03:3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