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声和八病是两个永明声律说的主要内容,除了具体内容之外,二者的本质也有所差异,此差异影响了二者价值意义上的深浅程度。四声本文不说，专谈八病。
八病指的是诗文创作中应避免的八种弊病,是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情形。
八病之内容不离「宫羽相变,低昂互节」的原则,尚未涉及五言诗中第二句和第三句中间的黏对问题。
综观八病, 都是上下二句之间的声病。
郭绍虞讲到八病的性质问题，说我以为（一）八病应分四组：平头上尾为一组，是同声之病；蜂腰鹤膝为一组，是同调之病；大韵小韵为一组，是同韵之病，旁纽正纽为一组，是同纽之病。细目有八，大别则四。（二）于四组之中再应分为两类。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是就两句的音节讲的，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是就一句的音节讲的。因为它是一句中的音节，所以在两句中就比较宽些，不为病犯。因此，可以知道《南史?陆厥传》所以只举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而不举其它四种的缘故；因此，也可以知道《文镜秘府论》所以说“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病但须知之不必须避”的缘故。《文镜秘府论》引刘氏说云：“韵纽四病皆五字内之疵，两句中则非巨疾”，不是说得很明白吗？我们明白了八病有这两类的区分，那么再来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二语，和《南史?陆厥传》中“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二语，就可以知道所谓“音韵”，真应当如邹汉勋《五韵论》所讲谓为纽与韵的问题；而这纽与韵的问题，也很明显的是一句内的问题。同时，再可知“角徵”和“轻重”是同一意义。“角徵”二字不妨照《五韵论》所讲，以商角为阴阳平，以徵羽为去入，各为一类，看作平仄的分别。 “轻重”二字，也不妨如蔡宽夫仇兆鳌诸人之说以清浊平仄当之。而这所谓“角徵”“轻重”云者，又很明显的是两句内的问题。
第一, 前四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都是属于声调方面的。关涉第一,第六字;第二,第七字;第五,第十字;第五,第十五字。
先讲平头上尾。平头上尾是指两句五言诗句头句尾同声之病，指出要避免一二句起首和收尾的相似。《文镜秘府论》谓“（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此说较古，也最合理。这即是后来律体调协平仄的开始。所以永明体于此病还不完全遵守，而在律体既定之后，此病也当然能免掉了。
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一联中，芳、提，都是平声；时、壶，也都是平声。读起来就不好听了。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又如《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残和余同声，就犯了平头，宵和晨也是。（下略。）《咏湖中雁》、《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梦见美人》、《咏青苔》、《别范安城》等都有这种情况。
上尾病比较最严，自《文镜秘府论》以后都认为：“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同声调）为犯上尾，惟连韵者非病”，也没有什么歧解。所以《史通?杂说》言：“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
如乐府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都是上声，犯了上尾的毛病。 如《领边绣》：纤手制新奇，刺作可怜仪。奇与仪同声，犯上尾。（下略。）又如《初春》等，也如此。
再论蜂腰鹤膝。《文镜秘府论》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为蜂腰，第五字与第十五字同声为鹤膝。此说不很可信，因为（一）与蜂腰鹤膝的名称没有关系，（二）永明体的声律只讲两句间的关系，此却论到三句。（三）后来的律体诗也不以此为病犯。因此，我们采用《蔡宽夫诗话》之说。蔡氏谓“所谓蜂腰鹤膝者盖又出于双声之变。若五字首尾皆浊音而中一字清，即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浊，即为鹤膝”。此说未知其所本，但是他以字音的清浊解释当时的声律说，窃以为最为近是。理由有三：（一）蜂腰鹤膝之义，应当是指两头粗中央细的为蜂腰，两头细中央粗的为鹤膝。所以蔡说最近情理。刘大白《旧诗新话》 “八病正误条”，认为指腰和膝的地位，未必可靠。（二）蜂腰鹤膝的分别，正因为仅仅是两头粗细的关系，所以极易混淆。《文镜秘府论》引沈氏说云：“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假使真如昔人所说是第二第五字或第五第十五字的关系，那么很容易辨别，又怎么会弄错呢！（三）锺嵘《诗品序》言“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这是声病初起时人说的，是关于蜂腰鹤膝最早的议论，假使蜂腰鹤膝真是避忌第二字与第五字的同声，第五字与第十五字的同声，那么何能谓为“闾里已具”！所以根据上述理由，觉得只有蔡宽夫说较为近是；因为辨别声音之清浊轻重，则歌谣谚语中也可能有各种调协方法的。
蜂腰：顾名思义是两头大，中间小。指五言诗一句内第二字与第四字的声调不能相同；或第二字与第四字不能同是浊音声母而第三字是清音声母，不然就犯了蜂腰的毛病。如：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从、方都是平声字，我、鲤又都是浊音字，中间的双则是清音，读起来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犯了蜂腰的毛病。 如《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今晨拂露归。晨与归同声。下略。《夜夜曲》、《泛永康江》、《江南曲》、《洛阳道》、《有所思》等
鹤膝与蜂腰第二点正好相反。《杜诗祥注》也中有简略的说明。
说鹤膝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则如《为邻人有怀不至》：影逐斜月来，香随远风入。言是定知非，欲哭翻成泣。来与非同声。下略。《洛阳道》、《初春》、《脚下履》等
第二,大,小韵论韵,旁,正纽论声,此四者与前四病不同,旁,正纽关注在韵字与其它九字,大,小韵在乎一句之中的五字关系,四者皆是站在字与字之间的畅达与否来言说的。这四病是一句中的病，所以在永明体不为巨病，而在律体则以病对病，反而成为一种声音之美。邹汉勋《五韵论》解释沈约“音韵悉异”之语，谓“音目同纽，韵谓同类。言五字诗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连语，不得复用同韵同音之字，犯之即为病”。这可以算是这四病的总原则。
在这总原则下再从韵的方面来讲，则大韵系指与押韵之字同韵之病，小韵则是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所以《文笔眼心钞》说：“五字中二五用同韵字名触绝病，是谓大韵；一三用同音字名伤音病，是谓小韵。”
大韵者为不得用与押韵字同一韵的字;
比如五言诗如果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即与韵相犯）,名犯大韵。
如：汉乐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胡与垆同韵部，则是犯了大韵的毛病。 如《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灵山纪地德。地险资岳灵。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翠凤翔淮海。衿带?神垧。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押青韵，“灵”字属青韵，当避而不用。下略。又如《领边绣》、《咏青苔》、《咏桃》等。
小韵：五言诗两句各句之间除非是叠韵情形，否则不能有同属一个韵部的字。如：古树老连石，急泉清露沙。树与露，连与泉同韵部，则是犯了小韵的毛病。《为邻人有怀不至》：影逐斜月来。香随远风入。言是定知非。欲笑翻成泣。言翻同属元韵。下略。又如《携手曲》、《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别范安城》、《咏桃》等。
从纽的方面来讲，则旁纽是指双声字。冯班《钝吟杂录》云：“郭忠恕《佩?》云：‘雕弓之为敦弓，则又依乎傍纽’，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属元韵端母，雕字属萧韵端母，则是旁纽者双声字也。”此说找到了昔人所谓旁纽的根据，而且与《文镜秘府论》、《诗人玉屑》诸书所说相合，所以比较可靠。正纽则指四声相纽。《封演闻见记》云：“周?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这是纽的根据。所以昔人讲到“纽”就往往兼声与韵而言。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所谓正纽者，如溪起憩三字为一纽，上句有溪字，下句再用憩字，如庾阐诗‘朝济清溪峰，夕憩五龙泉’是正纽也。”此说解正纽很确，不过当时所谓病犯，是指一句中的音节，不是指两句中的音节，仇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罢了。
旁纽一名大纽，即一句之中非双声词而有二字同声;
如五言诗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 「愿」等之字,此即双声,双声即犯傍纽。如：鱼游见风月，兽走畏伤蹄。鱼与月的声母同属古音疑纽，这就犯了旁纽的毛病（另外兽走同韵，犯小韵）。《古意》：挟瑟丛台下。徙倚爱容光。伫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肠。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 月外同属疑母。下略。又如《泛永康江》、《秋夜》、《效古》等。
正纽一名小纽，五言诗两句内不能杂用声母、韵母相同的四声各字。比如：梁简文帝诗：轻霞落暮锦，流火散秋金。锦与金声母韵母相同，只调不同，这就是正纽的毛病（流与秋小韵）。如果以“壬”、“衽”、“任”、“人”、为一纽，五言一句中已有“壬”字，不更安“衽”、“任”、“人”字，致犯四声相纽之病。《泛永康江》：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临睨信永矣。望美暧悠哉。寄言幽闺妾。罗袖勿空裁。永、悠平声、尤韵。
据说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 。
古诗重在自然的音节，所以虽是韵文，依旧和口语相接近，它的音节重在合于语言的调协，所以可以利用语言中双声叠韵的优点，发挥语言的音节之美。而永明体就只看到一个个方块文字的组合，所以永明体的音节也就只能重在每个字的平仄四声的关系，而对于双声叠韵的连用或复用（连语除外），反而看作病了。所以以前古诗的音节是自然的音节，而永明体的音节，是人为的音律。
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中解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关于音律的主张，以为双声叠韵的配合对偶，就是“和”的问题。他说：“宫羽相变者，指母而言，即双声也；低昂互节者，指韵而言，即四声也。若前有浮声者，谓前有双声叠韵也；则后须切响者，谓下句再有双声叠韵以配之也。一简之内音韵尽殊者，谓双声叠韵对偶变换也；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者，谓平上去入四声调谐也。”这些话正误解了永明体的声律说。刘勰说得很明白：“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 八病中也明明有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病，怎么说永明体的声律，反而要双声叠韵配合对偶呢？上文讲过，双声叠韵是古诗音节的条件，所以我以为《诗经》《楚辞》之用双声叠韵配合对偶妙合自然，这是天籁；杜律之用双声叠韵，以病对病，因难见巧，则是人籁。至于永明体，一方面不能利用语言中的双声叠韵，使它成为一片宫商，而同时律体未定，当然更不能以病对病，在运用文字技巧上显出语言的特长，所以双叠在永明体的五字十字之中实在是病，实在是应当避忌的。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中说得好：“汉代词赋家好用双声叠韵，如‘???汨，逼侧泌?’，‘蜚纤垂?’，‘翕呷萃蔡’，‘纡余委蛇’之等，连篇累牍，读者聱牙。故周沈矫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侧相间耳。” （见《音韵答问》卷十五）此说最为通达。双声叠韵之过度滥用，真足为行文之累。何况这是文字的音节，何况这是吟的音节，何况这更是五字十字的音节呢！
当时人何以要注意到“和”的问题呢？因为永明体和古体最不相同的一点，就在于篇幅简短。这在王?运《八代诗选》所定的新体诗很可以看出。由于篇幅之短，所以不能讲气势，不需要自然的音调，也不适于语言的音节。因此有许多在古诗不成问题的，在永明体就成为问题。我们只须看杜甫的《北征》诗“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及“经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结”诸句，不是句末都用入声吗？又如他的《彭衙行》“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及“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诸句，不是句末都用平声吗？这是八病中间最忌的上尾病，而杜甫又是最讲究诗律的人，偏偏做的古诗颇多这些病犯，这不是说明古诗不必顾到这些病犯吗？这原因就在古诗篇幅阔大，气势灏瀚，如长江大河挟泥沙以俱下，何必避忌这些纤小的疵累呢？假使短篇这样，就能令声调不响，气体卑弱，因为小溪小涧中只宜清澈见底，稍一浑浊就令人生厌了。所以讲到“和”的问题，我们还要明白长篇的音节和短篇的音节之不同。
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可以知道“和”的问题，实在是永明体声律的主要问题。这是从古诗转变到律诗的枢纽，所以不能以古诗的音节来解释，也不能以律体的音节来傅会。
自从永明体注意到“异音相从”的问题，注意到同音的病犯问题，于是后来才会逐步演变为律体，完成律诗的音节。这是就韵文的方面说的。其实当时提出的声律问题，影响所及，并不限于韵文。此后骈体逐渐演为四六，也就是声律说的影响。《文镜秘府论》之论诸病，不单限于诗的方面，同样也举赋颂铭诔以及各种杂笔为例，可知声病之说，也是骈文家所遵守的音律。《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这就说明骈文家的声律说与古文家的文气说，有同样的性质，就是都不要成为“文家之吃”。
以上总结说明了永明声律的具体内容,沈约之所以说「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正由於他能够精确地用字音实际的调值连系作品并试图作音声与作品之间的整体考量,而不是只在主观的美感上去追求调适.换言之,沈氏已是有意识地对诗歌进行客观与科学的音声分析。
八病说的形成,是文人凭藉著对脱离音乐以后的字音调值上的进一步认识,通过创作经验所发现的，八病所根本涉及的,是普遍的审美观的问八病说原为研讨声韵和谐变化，根据诗歌要求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特点，经过创作实践的摸索，总结出诗歌必须“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的原则。
其弊病在于刻意追求形式，雕琢繁琐，反而束缚了诗歌内容的表达。若以八病论之，几乎“篇篇有之”（胡应麟《诗?》）。
八病说非常复杂，格律一方面承继了它，另一方面改造了它，使它简明扼要，把四声也简化为平仄，许多是病的在格律中变成了美。所以我说格律是一场革命。
先把八病说中限制用字情况概括一下，上下句第一字不能同声调，第二字也不能同声调（平头），上下句收尾如果不是都押韵就不能同声调（上尾），一句中二四字声调不能相同（蜂腰），第三句收尾不能与第一句收尾同声调（鹤膝），不能有同押韵的字（大韵），上下两句不相连处都不能有叠韵的字（小韵），句中不相连处不能有双声的字（旁纽），上下两句不能有同音字（同音不同调也不行）（正纽）。 |
发表于 2009-12-1 13:27:32
发表于 2009-12-1 20:20:28
圈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