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时拥有两个丈夫的女人（六）

任中恒

                       六
       又是一年飘雪时，一片片的雪花给大地铺满了白色，给镇里匆匆的街人，添了阴冷瑟瑟的感觉。
       全县的肃反工作已经不那么紧张了，街里的肃反宣传标语已经很少见到。
       镇里的冬天，没有准点上班人的人家大都吃两顿饭。姨姥在做早饭时，屋外进来两个气势汹汹镇派出所的警察，说是受辽宁省肃反外调工作组的委派，要深入调查国民党特务“刘长福”的犯罪事实。被追问的姨姥怯怯回答那两个警察说：“我不知谁叫刘长福，也不认识他”。那俩警察立刻沉下脸来，严肃的斥责姨姥，说她在装糊涂。然后不容分说就把姨姥戴上手扣，押去派出所审问。姨姥的丈夫老汪和17岁的儿子，对此错抓心存不满，一直跟随姨姥的后面，到了派出所时，被档在了派出所之外，警察呵斥警告他们不要闹事。这时，家里的大大小小5个崽子哭成一片，邻里也都为姨姥鸣冤不平。
       其实，老柳原名就叫“刘长福”。1948年解放军攻克沈阳后，在国民党部队情报部门做跑腿学舌工作的“老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人员，只是在沈阳国民党的一个调查队无线电通讯班当联络兵，当敌军电台联络不通时，让他跑步或骑马做口头通信工作。四野部队开进奉天时，他还年轻，受人鼓动从被俘队伍中逃了出来，他家就在离沈阳不远的抚顺，但他有家不能回，于是就跑到了黑龙江这个偏僻的镇子谋生。后来就遇到了姨姥。机缘巧合发生了一妻二夫的离奇故事。
        他逃出战俘队后，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名单也落入了四野部队手中，刘长福显然在册，于是就成了共产党要通缉的人员。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也没能找到此人，后来都以为他去了台湾。通缉的事就被搁置下来。这次他回到抚顺正赶上肃反运动收尾，被抚顺家里的邻居举报。抓到了看守所，为核实他交代的材料，就把老柳押解回黑龙江来，要弄清他交代的供辞。确认他这七八年，是否如他所说在这个镇子里，是否有个家和三个孩子，是否与隐蔽的敌特有联络。
      一个小时后，派出所把门外等候的老汪和儿子一同叫了进去，因为老汪是“老柳”的情敌，肯定说真话。儿子是中学生，有文化，会写证词。于是姨姥说，儿子写。把“老柳”1948年---1956年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准确写入了证词。
        姨姥对派出所人所认定的老柳是特务，是坏人说法，根本就不信，她凭籍就是自己良心的判断，在她心里老柳就是一个百病不犯的好人，一个既往的好丈夫，一个仨孩子的好父亲。她不仅不怀疑老柳，反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此刻老柳正走背运，人走背点时要有人帮他。老柳对她来讲是曾经爱过的恩人，她不能也不愿撇弃他。
        此时，羁押在狱中的老柳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每天激烈咳漱，甚至咯血不止。姨姥在老柳这个生死时刻，她不顾自己有被传染肺结核的可能，不顾被怀疑帮助特务对抗政府的政治危险，更不顾老汪吃醋的表现。经多次与看守所领导沟通，批准他护理老柳，她天天给老柳送营养食品，送点滴用的青链霉素，守护着点滴。一护就是一个多月，但是老柳还是咯血不止，已经到了生死的边缘。政府怕他把这种痨病给狱中的犯人或看守们传染上，或死在狱里，经过细致的调查审慎的研究，报上级批准后。决定让他就地保外就医，交由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监管。老柳出狱了。可他已经廋得只有80斤。姨姥的全家签字，为老柳出具和否定在此特务活动的证明，清楚写明了了老柳八年来打零工者和丈夫、父亲的身份，同时出具了保外就医的担保书。用马车把身体非常虚弱不断咳血的老柳拉到家，安排在仓房偏厦那个旧居里。
姨姥精心照料，每日熬药、打针、喂药，滴流。还时常不断的给老柳炖个小鸡，摊个鸡蛋。
        不到半年老柳逐步的恢复了健康。可老柳向政府肃反办公室提交的返籍的申请，又被冷冷的退了回来。让他就地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就地接受人民民主专政，交由东岗街道群众的监督，不准乱说乱动，更不准不准返籍。

方志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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