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探龙江县发现的古代窖藏之谜

任中恒

  
-----龙江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任中恒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1977年春天，龙江县东华乡新农学校在清理学校院墙时，无意中发现墙下一块青石板，板下压盖着一口大肚红陶缸，缸里装着大量的古钱币，大都是方孔铜钱。总重量600余斤。这些古钱币一共有14--15种，最早的有汉五铢，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大部分是辽、金、两宋时期钱币，距今也有850--1000多年，有部分汉代的铜钱锈蚀严重，那些铜钱穿钱的线绳已经腐烂，只有粘连或脱落的碎铜绿屑。也有几枚清代的铜钱。从专家清理出的古币及其衬托出的信息中，我们知道历史的某个时段，这里发生了动乱或国家策略调整，以政府意志强迫促该地族群成举家、举族迁徙。或因大祸临头而逃难，因重大传染役情而避灾，种种原因促成金主埋钱而去。虽然埋下这些古币的人，或许在难以抗拒的事件或变故条件下，形势严峻，唯一选择就是离去，而且是必须匆匆离去，其中必然有重大的原因。对龙江县老百姓来说，那地下的缸里的铜钱，如同带血的历史被移坟，挖走了一个棺材和遗物，留下一个深坑旧迹，如是移坟挪墓后扔进一个萝卜顶上那么简单就好了。而是众多人的都在洗耳静听，期待着有人把陶缸的事说出个里表，哪里面装的历史因由。虽然，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但我们可在历史的长河里，会发现那时发生在本地的一些事件，及其有关志书资料的一些记载，以此窥探和分析埋钱的大略时段、事件原因、古今价值，或演义的故事。
一、龙江县东华新农窖藏与其他窖藏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民国或建国以后在黑龙江和吉林的不少地方发现古代窖藏，窖藏的东西也以古铜钱居多。特别是在东华新农所在的绰尔河流域，往南的百公里的洮儿河流域，往东嫩江下游的松源、大安等地都发现了不少的窖藏。1982年扶余油田的一名工人在扶余县伯都公社土城子屯自家院内挖土时，也发现一块青石板压着黑褐色陶罐，内藏铜钱180斤。约2万枚。最早的有的为东汉“五株”，有一部分辽金时期的“寿昌元宝”“天庆元宝”。最晚的为南宋的“绍兴通宝”。北宋时期的占总数的85%。在白城、洮南及周边地区和农安、长岭、九台都有窖藏发现，其中最多的是1968---1985年在农安古城内发现四处窖藏，多为宋、金时期铜钱，发现约40万枚，5000斤。
     龙江县东华新农的窖藏与白城地区洮儿河流域的窖藏共同点有以下几项。一是埋在地下的装具都为陶具。二是压在上面的都为青石板。三是藏的铜钱都以北宋、辽、金时期的居多。四是发现的铜钱朝代最早上线都是汉代。五是地点大都河边或古城内。六是窖藏地点已经证实了洮儿河、绰尔河流域古时就是重要军事要所或有众多民居的村寨。七是辽、金、宋时期汉币的流通，已经遍及黑吉两省和嫩江西部的各大支流，而同时代的宋朝则不流通前朝或别国的钱。
  还有许多相同，就是任何一处窖藏掩埋的原因，都毫无例外的都是当时紧急事态下，时间紧迫，因为铜币重量太大，价值太低，携带不便，那些不愿舍去的人，只有把它掩埋地下，待他日取回。不论是吉林还是黑龙江的古人，不论是这两个区域的民族是锡伯、索伦、达蒙还是汉族，他们都懂得人的生命比金钱更重要，埋掉身外之物比埋葬自己的选择更容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匆忙离去时还想着朝一日重回故地，找回财富。过上无忧的生活。可人生时光匆匆，历程苦难坎坷，大多时候都身不由己，许多人一去不返，老死他乡。待许久以后能回来找寻窖藏的人，也会在苍苍大地，茫茫浮云的广阔空间里迷失自己，找回的几率太低了。埋下的财富就变成了无主的窖藏。
     龙江县东华新农窖藏与其他窖藏的有所不同，就是龙江县新农窖藏竟然出现清代的铜钱，尽管零星几枚，别的窖藏所没有。由此可判断和比照其他地区窖藏，在时间上晚了五百年以上。  我们在时间的差异上已经猜测与那些更早窖藏最大的不同，就是窖藏所有者埋钱时面临的危难氛围与金末蒙古抢抓工役时的紧迫不同，那时在毫无准备，抓到谁立马就走，没有挖坑埋钱的时间。与明朝燕王扫北遇到的紧急事态严重程度不同，那时反抗者必死，满屯不留一人，突如其来没有给你逃跑或迁徙的时间。与明代逃亡的北元势力血腥屠杀兀良哈同族不同，因为大多有钱人是引来北元的帮凶和同伙。可以说，洮儿河流域或吉林省发现的窖藏大多与金、宋之战，金、元之战，明、蒙之战的战争相关。而我们推测绰尔河流域窖藏却与清初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关。
    此时段有不少大事件，我们不妨做一下推测或猜测。



二、东华新农窖藏是什么时候埋下的为什么？
     那些铜绿顶着青石，听着埋藏者渐行渐远的脚步，历数着春秋时光冬夏更迭，休眠于绰尔河北岸，昏睡到1977年才脱离阴暗的地窖，见到明媚的阳光。虽然，历史窖藏中的钱币不会说话，但是，造币者在币的本身被铸上了文字，历朝历代造币都会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这些币都有着明晰的年龄，这就是最直接的事实。历史学者在考证历史事件时有一个“实证原则”，就是“事情到底是啥时如何发生的”这一朴素的思想。东华新农发现的窖藏的实物铜币，在时序上却是一个大杂烩，其中的汉五铢则是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前74年）铸造的，而康熙通宝，这著名的清代钱币。铸于清圣祖康熙年间（1662~1722年）这60年之间铸成的，这里的14或15种币的铸造时间，上下跨越1800多年。由此，人们可以初略的以实物作出判断，窖藏的主人，最早埋钱时间上线是在1722年以后。
   那么，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究竟发生了啥问题或啥重大的事件？迫使金主埋钱而去。历史志书中记载周边发生的事件有哪些？这些问号使我们联想到了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关于钱币来源问题，大略可以使我们触摸痛到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大金国从北宋靖康之耻掠来了大批铜钱，用于修筑金界边壕，成了该地的流通货币。在吉林农安发现的最多，因为那里是大金国的“黄龙府”旧址，北宋徽钦二帝在押往“五国城”时，途经此地，在此羁押休整了很长时间，才继续北上，那时减负卸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铜钱从辽、金、元、明各代一直在黑吉辽三省互市贸易上流通，明末清初东北还有流通价值。那么为啥清代绰尔河一带有人要埋钱走人？笔者对如下与本地密切相关的事件做了一些思考。一是，自1644年索伦劲旅从龙入关后，此地，虽然民族摩擦不断，但史书上记载并没有发生大型的屠城、灭族的战争。这就使我们想到埋钱是否与顺、康、雍年间，雅鲁河流域、绰尔河流域、洮儿河流域的锡伯人被政府强制填补大清朝入关后，辽沈陪都地区形成的空虚有关。大清政府为不使满族发祥地萧条下去，采取此次政府意志大动迁，确实给该地区造成人去楼空。此次迁徙被一些学者称之谓“北人填奉”。二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前索伦、达族人受沙俄军队挤压，从黑龙江北归来到嫩江流域各支流常驻，在此，达索人多势众，想离去的异族埋钱走人的事也有可能发生。三是，黑龙江、吉林相继在1900年发生义和团之乱和沙俄攻陷省城寿山将军死亡事件，富户为跑“毛子”或躲过假借“义和团”名义实施劫掠的乱局，埋钱走人也有可能。四是，清末民初的蒙患四起，俄国十月革命后沙俄白匪串入此地与蒙匪勾结，危及当地政府体系，奉系军阀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对蒙匪白匪大开杀戒，平定兴安盟及科尔沁有关呢？经我们深入的探究。我们更倾向于此地人在大清王朝强制下填补清军入关后辽沈的空虚，为维持陪都繁荣，政府主导所做出的人口大迁徙相关。其实这次迁徙早在顺治朝就开始，在乾隆年才完成。
  国家主导的人口迁徙古今不断，明代有明洪武年间强迫“江西填两湖”。逼着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清初政府强推“湖广填四川”。近代的有十万官兵“开辟北大荒”，“山东移民黑龙江”等等。洪武年间那次强迫江西人填“湖南湖北”，迁徙的人们被绑着双手，用船押送两湖或江汉平原，迁徙中人员想方便，让官军解开绳索，这就是“解手”这句话的来源。
    嫩西地区的嫩江各支流民众大都是蒙古、索伦、达族、锡伯、满人。 后金时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主动对科尔沁管辖的锡伯人归服者赐予“满洲佛”（佛，满语意旧）之称，提出与满洲人一视同仁。不少锡伯贵族投奔努尔哈赤，即历史上的“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人分为十旗，锡伯人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统领包括扎莱特旗的绰尔河流域，科尔沁的洮儿河流域的多民族。75年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王公们将所属的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
   锡伯人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伯都纳等地驻防。大部在1692年迁入辽沈地区，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或填补到盛京所属的辽阳、金州、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近万人的迁徙，而且是规定时间，轻车简行，富足的人难于携带那沉重的铜钱。于是就整理带走金银细软，埋下那沉重的负担，随队南去了。

   到了辽沈后，还未能抽空回到绰尔河边，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朝廷为平息新疆之乱后，加强新疆伊利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分成两个队，于1765年8月分别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一去万里，后辈们只记得有一个遥远的起点在东北的河边，已经模糊了那些藏在故乡岁月里的铜钱和期待归去的念想。因此新农挖出的铜钱就成了“古人窖藏”。


          三、新农发现的窖藏古币如果在当今价值是多少
    各个朝代铜钱、白银、黄金的比值不一样，在宋代一贯钱等于一千文,也就是一贯钱约等于一两银子 ，十两银子相当于一两纯黄金。碎银和银交子都一样 只是银子而已 ，没有价值区别，而黄金则不同，官方炼制的金元宝要比粗金贵一倍还多，甚至比当今十八k与9999的比值差额还大。宋代的一两白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一文制钱(即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 。一个王朝向未来走去时，矛盾重重，交相激荡，黑幕多多。到了金或南宋时期有时铜钱十文为一吊，五十吊为一贯，已经贬值，金时的大都北京，现代人把原来骂人的词汇也传承了下来，说人不聪明时，就说此人是250，250就是对所骂的人称之为半吊子。到了元明清之际有时一贯钱降到了600枚而不是一千枚，每枚的重量也在缩水，唐、宋、辽时一枚钱重量约5克，10枚为一两，一贯十斤左右。明清时有时一枚铜钱为4克，因为十六两为一斤，750枚为一贯。如果按照4克一枚计算，龙江县东华新农出土的600斤铜钱可有75000枚，按750枚为一贯计算，就是100贯，折成白银100两，再折成黄金就是10两也就是500克，按现实9999纯金每克260元计算，可折成人民币130，000元。这样计算十三万元并不多，在古时也不算多，也只是“一任清之府，十万雪花银”的千分之一，拿现在来说，这个数也只是一个种150亩水田的农户一年的收入而已。相当于两个正科级公务员一年的薪金（不包括灰色收入）。
  按着乾隆时期一两白银买只羊，二两买头猪，四两买头牛，五两买匹马计算，这缸铜钱可买100只羊。或50头猪，或25头牛，或20匹马。而到今天13万元，已近可以买到160只羊，或65头猪，或20头牛，或13匹马.。现在一个家庭有这些财产或银行存款，只是很一般的水平。就是在辽、金、宋时也不能算作富翁，也就是一个小康人家而已。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大难临头时，这户人家有时间埋钱币，就有足够的时间整理财物。那就是说，那些贵重的金银细软是可以随身带走的。埋下的只是微微寥寥，或许是带走财产的百分之一而已。如果这样来看，这户人家就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千户、牛录、佐领一级的官员、或明代遗存的卫所政要一类首领，及其本地银号钱庄的东家，也有可能是家有牧场广阔、牛羊满山的牧主、良田千顷的财主。
四、绰尔河流域清初是锡伯人主导民族区域，他们留下窖藏可能性极大
锡伯族是兴起于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金代以前，生活在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一带， 12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人同女真人一起抵抗蒙古军，失败后不少人逃入人烟稀少的森林，与索伦一起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洮儿河、绰尔河、雅鲁河流域锡伯人部族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业用地被辟为草原牧地。元代，泰州（泰来塔子城）等地流落各地的锡伯人回到洮儿河、绰尔河流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属辽阳省管辖。明代建立起不少以锡伯人为主体的卫所，雅鲁河中上游的沅里河卫的头头就是女直中的锡伯人。绰尔河流域明末的兀良哈三卫人后裔在洮儿河流域不少蜕变为锡伯人。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南25公里有西伯古城，亦作锡伯城。在嫩江与松花江合流处之南，原伯都纳界内，尚有锡伯屯。在绰尔河南岸10几公里塔子城与扎旗之间有一个锡伯绰尔城，嫩江流域的锡伯城目前至少发现七处。清初都一并分散驻防和踏上南迁的路程。现在还有不少住在的辽沈地区锡伯族后裔们在家谱中记载着康雍年间南迁的一段过程。他们举族南迁，留有少数驻防城的留守之人，后来逐渐的大都融入了蒙古、达族、满族及汉族，今天，户口上注明锡伯族人在龙江县和扎旗也是凤毛麟角。龙江县至今发达乡的一个屯部里还完整的保存着20多户锡伯族群，这是龙江县锡伯民族仅存的活化石，这件事说明了清初的大动迁时还是有人留了下来。尽管他们对前辈埋钱的事只是以为“昨天的故事”，可是，他们前辈特别是那些坐过“牛录”“佐领”的前辈们埋下的何止是财富，而是对故土的恋眷及对旧有住址留有的标记。可是，大清王朝的智囊们深知中国自古大患皆起自北方，尚若不把那些强势的民族“为我所用”或“割裂开来”，说不定还会有朝一日，出现个振臂一呼，群雄崛起，对大清的江山一统形成威胁。因此智囊们才推进了“北国禁封”，“蒙古和亲”，“锡伯填辽”，“北人填奉”，“达斡尔远牵新疆”等事件的运作。
“江山如有待，历史总无私”，总会有一天，研究人员会把那藏钱埋陶缸的大幕拉开。

意海思林

很有价值，了不起的考证研究，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