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09-7-6 03:42:45
|
显示全部楼层
读三红先生《水律》有感-------远山回声（韩成武）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分别代表了五个时代的文学最高成就。难道宋人不写诗吗？怎么就斗不过词呢？难道元人不写诗和词吗？怎么就斗不过曲呢？难道明清人不写诗词曲吗？怎么就斗不过小说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材料的使用。正是语言的不断大众化、通俗化，才使得词取代了诗、曲取代了词、小说取代了曲而分别成为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流的。
只要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有所涉猎，就不难发现，宋词的语言要比唐诗来得通俗，元曲的语言又比宋词来得通俗，明清小说的语言则基本是白话了。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走的是一条语言不断通俗化的历程。文学作品的语言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通俗化，则这种文学体式就兴旺；反之，只好居于次要地位或者居于末流。如果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我以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文学的受众群体渐趋由少数贵族而扩大到普通民众，文学由文人手中的专利而渐趋成为广大民众的共有财富。
那么，中华诗词的出路在哪里？我以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用白话来写作。试想，宋、元、明、清千馀年的历史，近万人的诗人队伍，耗费了多少心血在写诗，却终究没能让旧体诗重新成为文坛霸主，原因是他们不顾诗歌语言材料的当代性，他们写诗所用的语言材料仍然是前代的，他们所用的韵书仍然是陈旧的“平水韵”，这就使得他们时代的读者对他们的作品感到陌生，缺少亲切感，而且，读来也不和谐顺畅，因为有些字的读音已经不是唐宋时期的声音了。例如，元代的北方和中原地区，入声已经在官话中消失，元曲作家们能够随时代语音的变化而进行创作，而旧体诗的作者们却依然固守着“平水韵”，结果呢，是元曲得到振兴，旧体诗沦为末流。这个教训够深刻的了。前车之覆，应为后车之鉴。到如今，我们何苦再去重蹈覆辙？用白话写诗词，就是在语言材料上使用现代汉语词汇，适当加入一些古汉语词汇。在声调上依据普通话四声，阴平、阳平为平，上声、去声为仄。在押韵上依据中华新韵。
“用白话写诗词，那不是把旧体诗词的味道弄丢了吗？”味道，是给活人去感觉的。活人感觉有味道就行了，不必去照顾古人。而且，诗词的味道来自诗词本身的艺术魅力，是不能靠使用古代语言去谋求的。有成就的古代诗人，他们是完全按照当时的语言实际去写作的，因为他们是面向自己的时代而创作，他们心里装的是那个时代的读者。李白诗歌的语言自不必说，就说杜甫吧，杜甫写诗用的是什么语言？中唐诗人元稹说：“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渠，是代词，指杜甫。元稹的意思是说：杜甫作诗，使用的是当时的语言，而不依傍古人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元稹对杜甫的这种做法用了个“怜”字，怜就是爱，表示自己喜欢杜甫的做法。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口号是“重写实，尚通俗”，前句强调的是诗歌的内容取向，后句就是强调要使用通俗的语言，能够被当时社会大众读懂的语言。结果呢，新乐府诗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文学史上被浓墨重彩地写了一笔。他们的做法要是放在我们今天某些人面前，岂不是要大呼“丢掉诗味”？
用白话写诗词，并不是要废弃传统诗词已经定型了的声律、韵律、对仗等规则，而是要坚守之，并且从心里弄明白这套规则的艺术功效和价值。古人为什么要搞这套规则？大家知道，中国诗歌从老根上就与音乐密不可分，《诗经》的作品就是用来配乐歌唱的。到了汉代，《汉乐府》也是用来歌唱的。到了东汉末年，文人写的五言诗不再能够演唱，只能诵读了。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个莫大的缺憾。那么，如何在失去演唱功能的时候，还能使诗具有一定的音乐性？他们想出了办法，就是在一个五言诗句中，让第二字与第四字声调相反，如果第二字是平声，第四字就是仄声；如果第二字是仄声，第四字就是平声（当时并没有平声、仄声这些概念，但实际上是如此做的）。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汉语诗歌的特征是以两个音节为一个节奏，而每个节奏的声调归属（是平还是仄）又是由该节奏的第二个音节的声调决定了的。又由于平声与仄声在发音上有长与短、轻与重的不同，所以“二、四异声”就会形成这句诗在音响上的长音与短音交替、轻音与重音交替，从而出现声音的抑与扬，这声音的抑与扬就造成了诗句的音乐性。到了南朝的齐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发明了汉字的四声，于是把四声运用到诗歌声律上去，提出“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等主张，“浮声”就是后来说的平声，“切响”就是后来说的仄声。由此形成了讲究声律的“永明体”诗歌。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到了唐代，唐人把四声“二元化”（即平与仄），近体诗的格律（声律、韵律、对仗）终于定型。这种定型了的格律，把格律诗的音乐素质推到了极至。由此，我们明白了古人搞这套格律，决不是无缘无故给自己戴上镣铐，他们是要借助于格律所带来的音乐性从而更好的抒发情感啊。格律既然有这个好处，我们就不能放弃它。格律是近体诗安身立命的根基，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中华诗词的灵魂。
用白话写诗词，实际上是加大了写作的难度。白话诗词作品的优劣，就完全依靠有无诗味了。这是由于使用古汉语写作，使用“平水韵”写作，使用僻典入诗，在读者阅读出现障碍的情况下，可以掩盖诗味的不足。现在这些外衣被剥掉，剩下来的就是赤裸裸的“干货”了，倘若诗的立意不深，感情不真，艺术低劣，那就成了平淡无味的顺口溜，不再是诗。
今人有用白话作诗词却十分成功的例证。比如聂绀弩，他的格律诗就是多用白话写成，读来饶多风趣，且看几首，《陪鸾公东来顺小饮并市场散步叠柴韵》写道：“目送群贤上省台,未曾西去且东来。青梅煮酒酸同醋,羊肉涮锅硬似柴。”“李杜同登单父台,聂张联袂市场来。才离酒馆包茶叶,遍跑烟摊觅火柴。”还有三红先生的这几首《水律》。这些诗基本上用现代语汇写出，却依然诗味浓厚。声律、韵律、对仗完全符合旧制，声调抑扬，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读来琅琅上口，具有音乐美和匀齐美，这些，是不讲节奏和押韵的新诗难以相比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文学是在不断的变化中求得新生和发展的。变则通，不变则滞。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决定了文学的生命。对今天的中华诗词来说，只有改变语言材料才能赢得读者，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我们虽不能奢想新变的中华诗词会成为当今文学的主流，但是能够具有相当多数的读者，延续传统诗词的血脉，也可视为功在千秋之举了。 |
|
发表于 2009-7-5 18:4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