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年月中长大的60年代生人

梅竹

在红色年月中长大的60年代生人
要了解6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质，就不能不从红色说起。 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太阳、红像章、红宝书、红袖标、红领巾等等，还有与红色相关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斗争。
  
迷醉在红色里的童年和少年

要了解6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质，就不能不从红色说起。

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太阳、红像章、红宝书、红袖标、红领巾等等，还有与红色相关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斗争。

我们没有选择地深深地迷醉在一种神奇的气氛里。到处是革命宣传画、革命标语、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大批判专栏上的大字报小字报、黑板报、革命小人书，还有高音喇叭里的亢奋激昂的社论、革命歌曲，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温暖的、令人激动的氛围:祖国大地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万道金光照耀下，到处莺歌燕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翻滚的麦浪，有沸腾的工厂、还有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保卫边疆。在社会主义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同志之间总是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即使有天灾，也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共同奋战，谱写着一曲曲抗灾救灾的胜利凯歌。

我们就觉着四周的人们一律精神抖擞，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引下，一面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苏修、美帝和一切阶级敌人做斗争，一面辛勤地劳动着、奋斗着。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畏惧任何敌人，每天都在向着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伟大目标高歌猛进。

我们坚信广播里传来的坚定激昂的声音:“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总之，我们这些小孩子所经历的以声讨和文字批判为主的相对温和的斗争方式以及不太激烈的斗争程度并没有破坏我们身处温暖世界的总体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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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红小兵、红卫兵

60年代初出生的人还当过红卫兵，我们也要和大人们一起参加革命斗争。我们写儿歌，写黑板报，写批判稿参加革命大批判。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搞社会调查，听先进人物做报告。我们还参加很多其他的集体活动，比如游行。

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有激情、悲壮和崇高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体验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感冲淡和平衡了那个时代食物和物质的简陋及匮乏。现在回头看来，也许这种有着一致的信念和利益的同质群体中的充实感和彼此的认同感正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精神美味吧？这里且不论这种信念是否激进、虚妄、愚昧、荒谬、可笑。

幸福的童年

我们没有赶上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1960年、1961年、1962年出生的人在娘肚子里挨过饿，但毕竟没有挨饿的记忆。虽然我们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吃的主食里有一半儿是窝头，可偶尔还是可以吃到些好东西。

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父辈或者在激情中燃烧，或者在被激情煎熬，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因而我们的童年是少有管束的。那时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以我们的课业很轻。批“师道尊严”，使老师不太敢管我们。那时更谈不上有现在的升学和竞争的压力。所以除了在学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以外，我们仍然有充裕的时间在街上、在乡间的野地里、在未被污染的小河边尽情地无忧无虑地游荡玩耍。

我们从小就接受忆苦思甜的教育。小学一年级语文中的一课是《翻身不忘毛主席》:“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我们还经常被告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总是饥寒交迫。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那么地幸福。”

这一切使我们确信我们是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哺育下茁壮成长的幸福的儿童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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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悟

我们基本没赶上“文革”最惨烈的时期，或者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受到过大的刺激。等到我们有清晰记忆的时候，“文革”已经进入相对温和的时期了，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那时“文革”初期的暴力、血腥已经大大消退，斗争对象也多是古人或死了的人，比如孔老二、宋江、林彪。即使是“批邓”，也是一种思想批判，而非肉体消灭。

我们基本上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有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吃过苦头。尽管60年代初出生的人有少数人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但他们去的一般是条件比较好的近郊农村，而且很快就回城了。

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一场黑色的亦或是灰色的经历。“文革”被定性为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浩劫和灾难。我们的很多长辈兄姊控诉“文革”十年是群体癫狂、是非颠倒的年代，是使人回归兽性而无所顾忌的年代。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充斥着血腥的武斗、充满人格侮辱的揪斗、摧残和迫害以及传统文化遗产的毁灭。那个年代提醒人们:人其实是那么的可怕，人可以离野兽是那么的近！他们将永远地诅咒那个特殊的年代，永远地对它心存余悸，或者永远地对它怀有某种复杂的悔恨交织的情愫。

我们的幸运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和青春早期，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并成为最先的受益者。可以说我们是生逢其时，在开启人生的关键时期我们没有被耽误。我们还自然而然地承袭了旧体制的余温，那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学费极低，更没有什么择校费、赞助费。比如1981年8月我收到的北京日坛中学高中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报到时交纳学杂费5元，书本费4元，讲义费1元。”我们接受了比较正规完整的教育。高中毕业以后有机会上大学、大专、中专，大中专毕业后会顺理成章地拿到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派遣证，所以不发愁没工作。如果是城市户口，没考上大学的也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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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失落

当我们眼前的红色渐渐流变成了令人迷乱的杂色，或者令人颓丧失望的灰色时，我们感到了困惑与失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1974年1月《红旗》文章语），而是以其成熟的政治体制、民主和人权理念、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雄厚的资金、重新“杀”了回来，并且像一条翘着尾巴、精力旺盛、颐指气使的牧羊犬一样，管理着世界上它以为属于它的“羔羊”。在现实中，我们的梦醒了，知道了我们的落后，知道了并且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强大是因为有它先进合理的地方。我们陷入这样的精神困境:理智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儿时的经历有很多是荒谬和可笑的，但在情感上却又感到深深的不甘，还是觉得那些理想主义的实践是那么美好，是那么有意义。

躁动、急进和挫败

当然，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诱惑，青春的我们也未能免俗，我们也曾躁动。因为虽然我们有理想主义打底，但也不可能不受到西方传来的“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价值观的影响。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曾陷入了对世俗成功的蝇营狗苟的追逐和争斗。极少数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随即便败下阵来，因为我们最终不能适应其中肮脏、残酷、冰冷的弱肉强食的规则。此时，我们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情绪并没有死去，只是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这些情结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进取”。

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集体实现”和“个性实现”这两种价值观集于一身的矛盾体。这表现在，我们既有幼年时期养成的泯灭不掉的理想主义情结，又有青年时期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正因为如此，再加上青春期的冲动，我们中的一些人在80年代末曾经激进过，爆发过，但在现实面前很快就沉寂下来。我想这是我们必然要承受的挫败，因为平顺的经历所赋予我们的天真、幼稚和脆弱，使我们还无力承担社会变革的重任。

我们为什么沉默？

相较于50年代生人的大哥哥大姐姐，70年代生人的小弟弟小妹妹，以及80年代生人的小孩子，总体来说我们显得比较闷，不善于“发言”。虽然个别人曾经做过一些“零星”发言，但并没有激起60年代生人集体“发言”的热潮。为什么呢？我想有以下这些原因:

我们的经历太过平顺，既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又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们没有前代人跌宕起伏的经历，自知阅历浅薄而不敢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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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977年年历上幸福的儿童。

我们的过渡色彩最强，既有一点50年代生人的特征，又有一点70年代生人的特征。但我们最不纯粹，既没有50年代生人的练达和成熟，又没有后生代的摆脱了传统牵绊的、彻底以自我为中心的松弛与自如。我们一时很难归纳出自己的特征，所以只好沉默。

60年代生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一些人还身居高位，已经无需用集体发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时段。

平顺的经历造就平庸、惰性、脆弱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太过平顺，虽然平顺的经历可以造就平和与宽容，但却无法激发深刻的思索和大胆的创建，所以我们注定是平庸的。平顺的经历使我们无须去创建什么，只需在前人已经画好的路线上走就是了，这养成了我们的惰性，使我们缺乏行动力。平顺的经历使我们心性脆弱，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缺乏勇气和韧性。

价值观的自相矛盾造就忧郁和散漫

“个体实现”和“集体实现”这两种价值观总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争斗着，使我们备受折磨，到底选择谁？我们经常会无所适从。

如果内心（崇尚集体实现）与现实（崇尚个体实现）之间的冲突长期得不到排解，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神经衰弱和抑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他生于1963年，曾经患过严重的抑郁症。事实上，以心理学的观点看，典型的60年代出生的人都或轻或重地有抑郁的倾向。

壮年时，开始怀旧

如今，当我们40岁左右的时候，无论在世俗意义上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很多人都开始怀旧。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又重新遭遇了精神困惑，比如信仰真空，道德沦丧，是非模糊，价值观混乱，拜金主义泛滥等等。回望和梳理一下过去，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决定今后往哪里去。

回首逝去的岁月，往昔的激情、理想、憧憬、风发的意气和对光荣的渴望已如云烟般退去，虽然隐隐地我们总感到远方诗意的召唤，但那个境界对我们来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于是心中不免生出些许的伤感和惆怅。但令我们欣喜的是，我们重新发现了心灵深处在儿时就已构筑好了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的多宝格内藏着许多温暖的体验、记忆和情结，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抚去上面的尘土，细细地把玩起来，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虽然幼年的情绪一度曾经成为我们前行的包袱，但现在，我们宁愿以为这些情结是我们这一代可以享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们时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前行的理由和底气。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历史老人，他好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格外眷顾。他在给了上一辈人酸涩的青果、辣椒、黄连，甚至是毒药的同时，却往童年的我们的嘴里塞入了一枚甜蜜的糖果，这枚糖果的甜味注定要让我们躲在心灵的小屋里回味一辈子，陶醉一辈子。

梅竹

60年代生人??温和左派

一位领导人曾经说过:“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我想，他指的应该是极左。其实，极右又何偿不是如此呢？极左或极右都是以极端的理念使人丧失人性，不是变成神，就是变成鬼。这样，极左和极右对人的无视就好理解了，因为在神或鬼的眼里，人的区区肉体和精神的苦痛又何足道哉！

我以为真正意义的“温左”和极左是有必要区别开来的。“温左”应该是既强调群体利益、群体实现，又保持对人性和个性的尊重，并且反对专制。“温左”提倡、宣传美好的社会理想，比如，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互相友爱，而不是自私自利、自我膨胀、互相倾轧。这样能给人以目标感，给人以充实感，给人以希望。“温左”还提倡颂扬社会光明的一面，这样能使人乐观，使人感到温暖和幸福。同时“温左”也会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评社会的阴暗面。

我们需不需要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色彩的“温左”呢？需不需要一个有共同的大目标和大方向的生活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因为在苍茫的宇宙中，人，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非常孤单和脆弱的，所以人们必须群居在一起，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最深切的温暖和安慰。而群体的幸福和安全不正是人类最美好的期望吗？

我以为，一个社会中不可能有纯粹的中间派，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温左”和“温右”互相制衡的社会。“温左”偏重于群体利益，“温右”偏重于个体利益。但一定要警惕和遏止“温左”和“温右”走向各自的极端而变成危害社会的极左和极右。

我们这些“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少年，也就是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现在已经步入壮年，年纪在40岁左右，由于幼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情结，我们中的多数注定会成为“温和的左派”，少数人虽然表面上蜕变成为“温和的右派”，但实质上他们是温和右派与温和左派的奇怪的混合体。所以可以说，我们的一生都摆脱不了少年时代“温左”经历的影响，这就是这代人的特质所在。所以，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注定会成为温和左派的中坚力量。

也许这代人趋于保守，但至少他们向善，他们有责任感。 （王沛人 原题:60年代生人是群什么样的人？ 摘自《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