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国

疏影淡然

将汉人中的一些出类拔萃者小心翼翼吸纳进自己的统治阶层里来，又小心翼翼地盯防着。

大概是：纳为己用，却担心取而代之

天若有晴

从古到今，人类的智慧是无穷尽的。

秦欢

当一个国家能够在和平和安宁中存在的话，无疑，旧的方法是好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经常遇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它就必须开始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到乾隆时期，在经历了短时间的稳定与繁荣之后，清帝国这个停滞的社会马上就露出了它的疲态，奢侈腐败之风越来越甚，摊捐派差、吏治日废。没有公正就不会有繁荣，公正就如同上苍摆在尘世间的一杆秤，而君王正是其守护人。不幸的是，从康熙晚年开始，奢侈之风就开始盛行，到了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靡费特甚。皇上带头，上行下效。作为贪污的总根子，甚至乾隆与和珅，拿惩贪作为大捞一笔的机会，更是纵容了贪污腐败。

古罗马共和国的西塞罗在他的著作《论法律》中曾精辟的说到：“当一个民族的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改变时，该民族的特点转变才会发生，有鉴于此，上层人干坏事对国家特别危险，因为他们不仅自己沉溺于邪恶勾当，而且以他们的病毒传染了整个共和国，不仅因为他们腐败了，而且因为他们还腐蚀其他人，并以他们为坏榜样而不是他们的罪孽造成更大危害。”

帝国如此情景，作为体制内的受益者，八旗贵族们早已乐不思蜀，怎么可能站出来剥夺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有在一些汉人知识分子里，在满清阉割畸形的文化教育里，仍然保有一丝图强与独立精神的文化精英们感觉了危机。

秦欢

从康熙到咸丰年间，有抨击皇上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臣子不知廉耻，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有编辑了《海国图志》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的魏源、有提倡“立国贵在富民”的唐甄、有翻译了《天演论》号召“教育救国论”的严复，等等，他们或积极应试以求能施展抱负，或积极参与禁烟制夷运动，然而，却又无一例外最后愤懑不得志，而他们想要挽救的那个清帝国依然顺顺当当地朝着灭亡的命运大踏步前进。

在经历了清帝国对太平天国起义、白莲教起义的血腥镇压，经历了汉人遭受的空前杀戮，在经历了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和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与羞辱之后，不仅清帝国的灭亡已经到了倒计时的时刻，晚清的汉人知识分子精英已经有了少许民族觉醒。对时政的日益不满，对国家危局的担心，甚至对自己的归属感都有了更深的思考。

秦欢

与四处迁徙的游牧人不同，文明人总渴望归属感。一个人能对自己出生地的热爱，这份情感出自自身最为高尚的品质。对于文明人来说，所有财富中最令人珍贵的就是祖国。为祖国，为本民族自豪，是所有愉悦中最令人愉快的。是的，文明的发展需要某种程度的物质繁荣，让人们饱暖之余从事休闲娱乐，但更重要的是信心，对所处社会与国家的信心，对本文明的文化、信仰，对本民族的心智、力量的信心。

但是，清帝国很明显让这些汉人知识精英们产生了失望，对于目前这样一个对内腐朽凶残，对外软弱无力的政府，由于其无能往往表现为，而且实际也是，公然和公开的敌人进行卖国活动，甚至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样的国家如何让人们有归属感和自豪感？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怀疑主义，陷入文明比人家差，种族比人家劣，信仰比人家愚昧，这便是无比可悲的事了。此时的中国人，都失去了民族的第一美德，即自信心，倘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从这个时候起，昔时本民族辉煌岁月的美好记忆，通过社会这一巨大的记忆体，即使在清帝国篡改了史书和文字狱之下，依然像榔头一样敲击着这些社会精英分子的智识。我民族果真劣等？我文化果真不堪？我国人果真是病夫？

秦欢

一篇《少年中国说》掷地而出！梁启超康有为等代表新一批的汉人知识精英为挽救国家而挺身而出。

“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此时他们所指的国家显然已不仅仅指的是狭义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面，在洋人的枪炮巨舰面前，这批知识精英定义的中国人指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梁启超之提出中国概念，实际上为了改良作准备，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将满族与汉人融为一族，以解决日益激化的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就像前一节我们打的比喻一样，清帝国一出世，就是一个插着286的CPU运行着VISTA系统的电脑。最初演算一下加减乘除还可以，如今为了提升功能，梁启超、康有为以及谭嗣同这些汉族程序员们，试图通过编写更兼容的软件，编写占内存少运行快的软件，试图通过加装散热片，扩大内存，经常除灰等手段使这台电脑能运行的不再磕磕碰碰，运行的流畅些，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