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制史的借鉴

水阁松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外国法制史其实就是人类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历史；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当人类步履蹒跚地走到现代，回头看时，汉谟拉比的石头字迹清晰，雅典的广场人头云集，罗马的市井繁华如梦，中世纪“异端”运动沉渣泛起，大革命的烽火颓然熄灭，法西斯的幽灵若隐若现，《独立宣言》的光芒强劲而寂寞，每一个脚印都带着血色。但换来的却是人类由野蛮走上文明并最终昭示人类将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外国法制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弱肉强食的历史。那些负载在古老文明上的法系无一例外地被消亡或异化，身不由己地走进了欧美架构的世界中。强法取代弱法，强权统治弱势，即而今，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不得不与世界“接轨”，因为制定规则的不是我们。为了生存与发展，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而一千年前的中国也曾登上人类文明辉煌的顶峰。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人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贝。”【1】。
    即在明朝，中国的经济、科学、文化、哲学、法学说也是与外国不相上下甚而领先一步的。“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郑和的船队将华夏的威名与和平的理念播撒于万邦。李贽（1527-1602）的“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王夫之（1619-1692)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黄宗羲（1610-1695）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无不闪烁着耀眼的民主主义火花。 以至于“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2】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中国没有按照先哲们的思想而发展下去。中国的落后始于满清的“闭关锁国”和对人民的“奴化”政策，这是经研究已有公论的。这是历史的倒退。前者禁锢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后者禁锢了思想的发展。朝堂上充蚀着“犬儒”，社会上充蚀着“包衣”，以至于清末的思想家与明代的哲人相比望尘莫及，直至现在，其对中国人思想和社会心态的影响力依然很大。这样的政策是导致中国近代走向屈辱的内因。
    好在经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又以崭新的姿态跨入了新的世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奋起直追，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世瞩目。法律制度也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功不可没。然而，由于中国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有法不依、以权或人治代法治、以习惯代替法、立法和执法缺乏监督、法律条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等。追根朔源，笔者认为，其实就是公共权力有法律的保障却无法律的监督，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无人民的参与与监督。立法者与执法者一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大于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这种运行机制反映到经济领域就会出现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而不顾人民的利益和社会长远的发展随心所欲地追求短平快的增长，透支未来，最终使中国的发展落入一个又一个怪圈。因为权大于法，就会使一个又一个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个案过多地考虑到政治的需要而偏离法理。这对于法治建设本身来说是很不利的，法律有可能就会在这样的一次次判决中在人的内心失去其庄严和权威。从长远来说，这反而不利于树立权力的威性，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中国人因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历来 “不到最后的关头，绝不轻言战斗”，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集权统治的气焰，但如被逼到了最后的关头，王朝更替不可避免。这是集权政治的通病，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改革开放30年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毫无进展的原因。毛主席曾就中国王朝更替的周期率对黄炎培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现在看来，依然任重而道远。曾有网友发贴说：你说你民主，给我一张选票试试！？
    对于外法史包括资产阶级立法思想，笔者认为，姑且不论其阶级属性，即每一个会思考的人也会认为其无法歪曲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宪法至上”，这与中国先明哲人的思想何其相似。这证明了，真理是不看阶级属性的。如果谈到真的要借鉴的话，笔者认为不能流于形式，要涉及到根本。即要改革，宪法必须崇高，法官必须独立，不参与任何党派，人民的监督不能流于形式，这是根本。所谓纲举目张，抓住了根本，其余的枝节就自然而然地纳入了正确的轨道。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不顾及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权力才不能随心所欲，中国的基尼系数才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后劲。中国共产党曾经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争取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现在，党作为执政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有此胸怀和胆略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只有这样，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华民族的复兴才能指日可待。
    一家之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1】摘于独孤求醉先生文，描绘了宋朝时的中国。
【2】摘自《一个80后大学生写给阎崇年的信》。
【3】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及其他人到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尽唱松劲观水色

不到最后的关头，绝不轻言战斗，和谐共处~~~~~~

梧桐诗雨

：“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至理名言啊，可惜能看得这么远的人太少了，这少数能看得远的人又难以主宰国家的进程。所以为政者急功进利者居多；哲学家又只能谈，不能做；大众既不能谈，也无法做，只是盲从而已，只是吃饭而已。

水阁松风

诗雨版主说得有理啊，吃饭而已，同时，我们看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