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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作者:风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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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4 23:3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那是一个破旧的门楼,确切说是一个废弃不用的门楼。
    门楼是全部青砖到顶,顶上覆着椭圆型的灰瓦,日晒雨淋有的已经破碎了。从正面看,上面是石制的长条方形过梁,石条上模糊凹显着八仙过海、旭日东升图,梁的上面是凸出的青砖斜角,像锋利的虎牙,梁和斜砖中间是青砖磨制的当,当有拳头般大小呈方形,镂刻着梅花鹿、蝙蝠、之类的吉祥饰物。两扇厚重、大方的朱色门用的是整块的楠木,依稀可以辨别刻画着左秦琼、右敬德的门神图,门下是高高地可以活动的木门槛,门前两侧有一对雕刻着麒麟的石鼓,石鼓是整块石头镂成下方上圆状,古人讲的门当户对就是由此而来。
    阳光透过梧桐树叶隙稀稀洒洒的落在院子里,树下竹椅上躺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眯缝着眼睛注视着院子西南方那座废弃的门楼。竹椅一侧是个半米高的圆桌,桌子上放着暖瓶、茶壶和几只茶杯,桌子的另一侧还有一个空着的小木凳。
    看门楼的样式感觉年代不是很久远,估计是民国后建成的。应当不是那种属于文物保护之列的,在讲究实用的农村中怎么就留下占地方的门楼呢。这个矗立着的门楼是主人想显示昔日的荣耀还是另有隐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怀着疑问走到躺椅边请教老者,这时候老者坐了起来,倒了两杯茶水,我赶紧搬凳子坐在老者身侧,听老者娓娓讲起昔日的往事:
     很早以前,当老者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和哥哥跟着寡居的母亲艰难度日。平日里母亲靠织布纺线过活,偶尔也给人缝缝洗洗赚点外快,家里养着鸡鸭猪羊添补日子,日子虽然拮据却还过得去。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让孩子们上了学堂,大儿子最后考上了广东的黄埔军校,我就留在了身边,扛活养家。
     等大儿子毕业后就留在了部队服役,期间曾经衣锦回来过,掏出积蓄帮家里盖了新房子,置办了田产,收拾停当后就回了部队。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又回家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来。
     他那次回来特别急,在家匆匆呆了一天,就要急着归队,说是部队正在往前线调防抵御日寇南下,这次回来和家人告别的。母亲把儿子送到门楼外,儿子扑通 一下跪在了母亲的脚前,说为了尽忠不能在娘面前行孝了。母亲说孩子你放心去吧,我知道你干的是正事,娘不扯你后腿,等打跑了鬼子咱就回家安心过日子。娘等着你,等你回来的时候娘就在门楼这里接你。
    过了几年,有天夜里家里突然敲门,来的是哥哥的勤务兵。当时母亲已经睡下了,勤务兵哽咽的对我说,长官已经为国捐躯了,他是来送长官的遗物的。我听后愕立在那里,脑子嗡的一声没有了思维,怎么送走的勤务兵都不知道。过来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哥哥的遗物是几套军服以及部分书籍,我把那些东西藏在箱底锁了起来,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
    就这样,在母亲念念叨叨儿子的日子里,日本人投降了。母亲开始每天都在等儿子回家来了,不管刮风下雨、炎夏寒冬吃完早饭就坐在门楼,心不在焉的手里纳着鞋底或缝补着衣服,眼睛却紧紧盯着远处的大路,无论谁怎么劝也不回,嘴里总是唠叨着说儿子答应打完仗就回家来的。一直到四九年解放,我对母亲撒谎说大哥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因为当时的形式母亲才不敢再去门楼等儿子了。
    在大哥去台湾的谎言里,在对团聚的向往中,我和母亲迎来了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雨。因为我的谎言,我和母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些革命者们专政的对象,并让母亲蜷起身子,用柔弱的躯体守护着心中那一点点团聚的灯火。我知道那灯火是虚无的,没有事实的灯芯,但一想到母亲坐在门楼边遥望大路的眼神,我还是决定紧闭嘴巴,让那盏灯在母亲的心里一直亮下去。
    那几年的冬天特别冷。天没亮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被人带着走出院门,穿过门楼,来到大街上。母亲不做声,我也不做声,只是低头扫着地。扫过了一条街,又扫另一条街,直到扫出东方那一丝亮光。我跟在母亲后面,看她佝偻着身子,口中呵出的水气在头发上凝了霜,感觉心里压着一块重重的冰。等天完全放晴后,我们放下扫帚,在一双双监督的目光中,和那些昔日的邻居们一起出工。我们始终不敢抬头,不敢面对那些冰冷的目光。作为反动派的家属,我和母亲萎缩在角落里,惶惶不可终日。
    批斗会总在晚饭后开始,并不断地变换着花样。现在想来,那大概是人们在劳作后一种难得的休闲。在物质精神都无比匮乏的年代,批斗会带给人们的大概也有些娱乐的成分。我和母亲被民兵押着,绑着,这些昔日的后生们以一种高昂的热情把绳子勒了又勒,让我们双手在背后反转高举着。他们用铁丝穿了木牌悬在我们的脖子上,又在牌子下面挂了砖,以显示他们的精明与深恶痛绝。我用余光看着母亲,她的腰栽向地面,汗珠顺着面颊一粒粒地往下滴,头发被民兵向后拉着,以保持那顶纸糊的高帽子不掉下来。她的脸上抹满了锅底灰,眼皮剧烈地抖动着,一缕花白的头发贴着前额,挡住了右边的小半张脸。
    头顶上,汽灯发出滋滋的响声。黄土垫的主席台上摆着几张桌子,村革委会主任带领群众高呼着打倒阶级敌人的口号。那口号一声比一声响亮,一层层席卷而来,在我们的耳边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轻易地吞没了我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在这声浪里,母亲颤抖着,摇晃着,象一张单薄的纸即将飘下主席台。这些晃动在革命者们的眼里撒下一粒抗拒的沙子,在瞬间激怒了狂躁的人群。民兵连长从背后一脚把她踢在地上,她的头猛烈地撞向主席台。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她在主席台上虫子般蠕动着,一点点侧着屈身,吃力地翻身,然后跪立,再慢慢地抬腿撑起身子。当母亲再次站立时,血从鼻子和嘴角混合着锅底灰慢慢淌下来,一直流到我的心里。
    每每看到母亲挨批斗的情形,我都忍不住想说出实情。但每次批斗会回来,给母亲揉着腰听她讲哥哥的事,到嘴边的话便又咽回到肚里。那时母亲的目光是温和的,甚至是幸福的。她对未来的团聚充满了渴望,那是她能够再次爬起来的一根支撑的柱子。我不忍心把这根柱子抽开,只有在她睡熟的时候,偷偷地哭。
    就这样,到了文革结束,不存在阶级成分了,母亲又开始拄着拐棍去门楼等儿子了。门楼看着母亲的缕缕青丝变白发,门楼给母亲的额头添注了条条沟壑,这时候的母亲眼睛已经看东西模糊不清,不能再继续边做针线活边等儿子了,每天早上充满希翼的来到门楼,用空洞混浊的目光盯着远处,然后在家人左哄右劝下挪动着小脚,嘴里咕咕哝哝的说着只有自己才能听的话结束一天的等待。
    后来,我的几个儿子也大了,家里准备翻盖房子给他们娶亲结婚。母亲死活不让拆门楼,说儿子从这里的走的一定要从这里回来,家里什么也可以不要,就是门楼必须留下来。
    母亲一天天老去,自己最后已经走不动路了,还经常要我去门口看看,说老大回来了听到他的脚步声。母亲临走的时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老大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娘等了大半辈子,不能再等了,回来后一定到娘坟前烧点纸钱告诉她人回来了。把母亲埋葬的时候,我把大哥的遗物找出来埋在了母亲的坟侧,希望大哥生为国尽忠,死后给母亲行孝吧。
    面对着老者我默然无语,又抬眼看看了那门楼,木然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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