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诗海拾贝

汀芷幽兰

诗海拾贝

文/寒山石

01、诗歌是激情的喷薄，更是生命的展现；诗歌不仅是诗人对日常烦俗的生活作一种诗意的逃离，更是为守护一种高洁的精神而忘我的投入。所以说，诗人是以诗歌代生命发言的。
02、诗是情感的喷发，贵在以情感人。或者说，诗人是性情中人，有情在才能写诗，情至深处才会有好诗。
03、诗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挚。一旦诗人丧失了真挚之心和真情，也就丧失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资格。
04、诗味是诗人深刻炽烈的思想感情与诗歌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水乳交融的结晶，是诗人的向往、追求以及美学理想在诗中融会而成的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是诗歌内容与形式所体现出的一种美感。所以，诗味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是诗人个性最充分的展现。
05、对于组诗而言，其中每一首诗都是一颗熠熠闪光的星座，而一组诗便是一片璀璨夺目的星河；每一首诗都是一朵芳香四溢的鲜花，一组诗便是一园芳香四溢的花丛。
06、一首成功的诗一定是独特之作，总是以新颖的视角、新奇的表达和新鲜的内容，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如果失去了新、奇、巧，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但是，新奇不是玩小聪明，不是一味地玩技巧。
07、诗是什么？它是现实的触动，是生活的折射，是诗人思想的天空中瞬息即逝的一颗流星，短暂而璀璨夺目。固然，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会给我们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但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作源泉。诗歌如果不关注现实，就会被现实淹没。
08、诗是一种灵动之作，是神来之笔，是诗神的幸运光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得来全不费功夫”。它的产生，十分自然，是“自来水式”的流畅，不是“挤牙膏式”的“难产”。也就是说，诗不是苦思冥想得来的，它是瞬间迸射的美丽火花，是诗人对瞬息即逝的精妙感悟及时敏锐的捕作，浑然不见人工斧凿，曲艺工笔，如同摄影师抓拍的绝妙镜头。
09、诗之内容总是需要借助语言的外壳，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达；而诗之外在的形式如同人体的骨骼，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和思想。
10、诗最忌用教条式的语言扼杀了活力四射的诗意。
11、写作是一种“创造”而不是“制造”。我始终以为，诗是不经意间“捡”来的，而不是苦思冥想“写”出来的；或者说，是情不自禁“喷”出来的，而不是搔头弄耳“挤”出来的。因为诗的瞬时性，决定了写诗靠的是顿悟，是灵感，是秀韵天成。当然，有积淀，才会有喷发。
12、诗人在创作实践中，营造和组合意象，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以“意”为主导，被主观情思所制约，被审美情感所制约。所以意象的运用，对于被状事物或者被状的思想、感情，要起到定向作用，只有通过对这一意象的定向暗示、定向引导，才能够激发读者进行定向思考、定向探求，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其内涵。读者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的内容,领会诗歌的主旨,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也只有这样，一首诗的主观情思才能真实地表现出来，读者也才能领悟到诗人的深层体验和主观情智，从而产生一种“共鸣效应”。
13、所谓“意象”，乃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完美结合。诗人往往意象的创造，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在一首诗中，不同的意象应有内在的统一性，就是要通过意象的有机组合，形成内在的凝聚力，使读者能够通过对意象之间内在联系的把握而辨清主旨，明确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
14、诗的意象是需要变幻和跳跃的，但这种跳跃不是天外来物，不是突如其来。意象变幻，必须有清晰的脉络，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如果跳跃过快，幅度过大，就破坏了这种连贯性，反倒使人不知所云。
15、诗歌是浓缩的智慧，是文学家族中最精炼的表达，它以最有限的诗句，拓展出最无限的空间；以最精短的形式，承载起最博大的内涵。
16、诗歌创作是个体心灵的自由抒写，是没有任何外在约束的能动释放。不要设想用过多的禁令、条规、制度等等禁锢了诗人的激情。
17、诗乃灵动之作，要“随心而写，精心来改”。我始终以为，诗是一种“灵动的艺术”。它是诗人突如其来的一个念头，是茅塞顿开的一个感悟，是生命中的一次感动，是一个瞬息即逝的发现，是思想的火花一刹那间诗意地绽放，所以要“随心而写”。当然，也不能因为强调诗是灵感的火花，灵感所至一挥而就，就以为诗歌创作不需要过多地思考和整理，甚至不需要特别的过滤。事实上，所有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不论诗歌的长短，不论诗歌的形式，都必须经过磨砺、经过推敲，所以必须 “精心来改”
18、好的诗题往往是传达诗作主旨、内容和意蕴之神的“眼睛”，用一双动人的眸子和迷人的眼神，给人留下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19、诗歌评论如果没有了中肯、独到的批评，就犹如一把犁没有锐利的犁铧，即便土地再肥沃，也根本不可能耕耘出丰硕的成果。
20、诗歌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
21、诗歌批评不仅仅是一种阐释，它更是一种再创作，一种创新，是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创造。
22、无疑，网络需要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帖、评帖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是在智慧的火花激荡中，提高论坛所有诗人的整体素质。这里，不需要孤芳自赏，需要的是谦谦君子；也不需要居高临下，需要的是平等平和；更不需要漫骂指责，需要的是真知灼见；尤其不需要的是任何以老大自居的山头主义，需要的是以推进诗歌发展为己任的思想交锋。
23、在诗人的笔下，大自然所独有的美丽是内在的：每一株草、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散发出生息和活力，每一片树叶的摆动都是一支优美的舞蹈，每一条河水的潺潺声都是一段优美的乐章，每一只鸟儿的鸣叫声都是一首动听的歌。
24、诗是一种最贫穷又最富有的消费品。说其“贫穷”，是因其无利可图，毕竟靠写诗发家致富的寥若晨星。所以，在这个功利至上的时代，作一个诗人是挺难的。而说其“富有”，则因为诗是一种精神的标杆。
25、毫无疑问，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但并不是任何语言都可以入诗的。诗歌不能象日常生活那样运用语言，必须对语言进行诗的处理，使其区别于日常的表达方式。所以，诗人只有对实用语言加以“破坏”、“改造”，如艾略特所说那样“扭断语法的脖子”，才能使之成为诗的语言。
26、在奔腾不息的诗歌长河中，一个诗人若是能够留下几行精美的诗句如晶莹的浪花飞扬，也当属不易。所以，一个诗人终其一生，只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7、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始终保持对诗歌语言的敬畏之心、纯净之心，追求诗歌语言的完美和精致，以语言的自觉来抵御漫无目的语言狂欢，以语言的诗意自足来保持诗歌的高贵质地。诗歌的天空，飞翔的将永远是精美的语言之鹰。
28、诗歌的处境也就是人的处境，诗歌的萎靡最直接的因素是个人生命力的衰弱和病态。所以我觉得，没有健全的个人，就不会有高贵的诗歌；我更坚信不移：诗歌不景气，首先是因为诗人不争气！
29、我们提倡有鲜活特色的“个性写作”，但反对喃喃自语宣泄私密“自娱自乐”乃至“灵魂自慰”的“个人写作”。因为，任何孤芳自赏式的旁白与大众无关。而诗人一旦离开了大众，大众自然也就抛弃了诗人。
30、诗人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诗，应该是时代变革的标本，是历史河床上最激荡的浪花，是民族最强劲的足印，更应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纲所说：“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汀芷幽兰

审美本性的诗歌评论


   南方都市报 谢望新
　　温远辉将出版诗歌评论集《善良与忧伤??岭南现代诗歌阅读札记》。他固执地认为，他评诗的出发点是知人论诗，而我是他多年的同事、朋友，冒昧地说也曾是他直接的老领导，是相识相知了。另外，这本诗评集收录的几乎都是针对目前岭南或曰广东创作活跃的中国青年诗人作品的评论，这些年，广东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广东诗歌的进步发展，我是亲历者，也该借此谈点受感和看法。一番心意，不好拂逆，也权且为广东的诗歌建设添上一砖一瓦。
　　岭南诗歌传统
　　岭南有优秀的诗歌传统。古籍称“粤俗好歌”，丰富多样的民间歌谣给予岭南诗人无限滋养，岭南传统的文人诗歌，既源自中原儒学，兼及佛道，又采撷于民间，更博洽外来文化，一向以雄直诗风著称于诗歌界，更以多元新锐称道于诗界中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广东诗人虽不能像内地许多省份那样，总是群星璀璨，但令人崇敬的身影也是绵延不绝的。据考证，岭南诗人载籍最早的是汉初番禺人张灵。东汉番禺人杨孚，被视为粤诗之始，唐明相张九龄开创了岭南诗派。六祖慧能的一首佛偈，更是震古烁今。宋朝，因“崖门兵燹，版籍荡然”，“广东宋诗存者尤鲜。”自明至清，欧大任、陈邦彦、陈子壮、屈大均、宋湘、张继屏等广东诗人，皆以矫矫身影，傲于当世。进入二十世纪，广东领风气之先，政界商界如此，诗界亦不后于人。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李金发推出“象征诗派”，还有蒲风、梁宗岱，都是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广东诗歌进入辉煌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韦丘、野曼、韩笑、张永枚、柯原、欧外鸥、欧阳翎、西中杨、西彤……他们享誉于诗界，又为广大读者真正喜爱。八十年代，受经济大潮的影响，相对于全国热门的诗歌场景而言，广东诗界不免沉寂许多。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广东诗歌界蓄劲发力，开始竞引当代诗歌新的风骚。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诗歌气象一新，硕果累累，被视为与四川、北京、江苏相颉颃的勃兴地区。
　　广东现代诗歌的繁盛，原因有这么几点：一、外来人口剧增，多元文化碰撞、交融、整合，激活原有的文化格局，催生诗歌新面貌。一方面是大量的诗人入粤，另一方面是本土诗人也在迅速成长。广东新近出版了《出生地》和《异乡人》两本诗选，分别辑入本土诗人和入粤诗人代表各二三十人，并且专为这两本书召开了两次首发仪式和讨论会，引起广泛关注，此即为明证。二、受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氛围，形成诗歌新气象。宽松的创作氛围、自由的创作心态、包容的创作态度、多元共生的创作主张，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现代诗歌的蓬勃兴盛。温远辉把这点比喻为“广场”??广东诗歌界就是一个大娱乐的广场，可以自由表演、自由观赏、自由进出。三、受经济大潮多年的洗礼，广东诗人既享有物质生活便利和出版印刷技术的便利，又滤去了浮躁心态，诗歌界呈现出沉稳、平和、自由、丰富和崭新局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还能够坚持沉潜下来创作诗歌，一定是发自真心热爱诗歌，看淡了文化功利色彩，真正追求诗歌的美、真、善，追求诗歌的本性世界。也正如此，广东的诗歌界，一直不那么看重主义、流派的身份，也不喧嚷口号，不竖旗杆，踏踏实实写诗，编印诗报诗刊交流，举办活动促动和促进……在广东文学界，政府扶持力度最大的是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诗歌却在人们不经意间迅速蓬勃兴盛起来，成为目前广东在中国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艺术门类。这说明了，创作需要关心扶持，但说到底仍是个体创作活力的事，没有木秀于林，缺少众木成林，文学的繁荣就永远处于期待之中。
　　知人论诗的特点
　　我看这本诗评集所收的文章，几乎都是评论广东中青年诗人的。30多篇文章，于评论而言不算丰产，于一省的诗歌来说，也可说是足观了。文章写作年头的跨度也大，前后有十余年时间，说明了远辉一直以来对广东诗歌界的关注，说明他对广东诗歌的评论是持之以恒的，也说明他对广东诗歌一以贯之的鼓与呼的态度。
　　远辉在诗歌评论上充分体现了自己独立的诗学品质，他的诗评，是以实证方式来阐明他宣扬、坚守的诗歌观念，表明他坚定的诗歌立场。
　　我很赞赏他在评卢卫平诗歌中提到的一个诗歌观点：“生存以外无诗”。我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诗歌观点之一。远辉在不少诗评中都强调，诗歌创作生存的重要性，强调诗人要直面当下，表现生活现实，提示生存的本真状态和意义。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一个时代的诗人应当负起对一个时代的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时代立言。尤其当下的广东，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真正的诗人是无法漠视时代的，真正的诗人应当用心灵去感受社会，写出真实的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来。因此，他对关注底层生活、反映打工阶层生活内容的诗人及其作品，予以极大关注，如老刀、卢卫平、杨克、方舟、浪子、徐道勇等人的作品，他都撰文评点，赞赏，鼓吹，呼应他们的感觉。这些诗人，也因为真诚的创作打动人心，成为目前广东诗歌界有影响的青年诗人。
　　远辉论诗歌，核心是关注人性、关注人生的，但他没有固守一隅，不及其余。他的诗学态度是多元的、宽容的、自由的，追求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审美的尊重、诗人心灵的尊重。所以，他强调诗歌应是入世的、现实的，是对生活的反映，是表现大众的。同时，他也赞赏推崇空灵的诗歌，抒写性灵的诗歌，即便是和当下生存世相有距离，只要是写下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心灵感受，写下了诗人的诗之思、诗之梦，他也鼓掌说好。他评说马莉、阿樱、陈陟云、陈计会、谢远宗等诗人，也用了动情的文字去解读，说出心中欢喜的缘由，并希望读者也能同样喜欢这些优美的诗歌作品。
　　知人论诗是远辉评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坚持的一条原则。这得益于他对广东诗人的了解，体现了他对广东诗人的珍爱之情。虽然说，“诗如其人”、“人如其诗”难以符合实际情况，以人论诗或以诗论人难免偏颇，但是，远辉坚持评诗论人，主张“诗人同质”，反映出评论家更看重的是诗人的人品、人性和人心。我想，这样的诗论范式，不仅是对诗歌的审美规范，也是对诗人行为的审美规范。
　　在这本诗评集里，我读出了远辉诗歌评论技术的训练，包含了许多方面，比如中国传统诗学的性灵说、意境说，西方诗学的意象、象征，以及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本分析、符号学、细读批评、原型批评等等，他奉行拿来主义，却能够熔冶于一炉，走自己的诗歌评论路子。在我看来，他诗评的特色，不是非学院式的概念化、注释化、纯理性化的模式，而是感受灵悟式的，是感性与智性结合的一路，是诗化的、审美的诗评，是回到诗歌本性，着重诗学本性即审美本性的批评。因此，远辉诗评的语言是散文化的，感觉是流动的，评论是散点和灵悟式的。作者努力让文章洋溢着浓浓诗意，把它们写成诗意盎然的美文。这样的文章，无论评论的深浅，都和诗歌本身贴得更亲近，更亲密，更亲缘。我欣赏这样的诗评。我希望有更多的诗评更加审美些，也更加本性些。
　　远辉的诗评是宽厚的、与人为善的诗评。真诚的评论，不怕说丑话，不怕揭短。远辉是今日广东极少的几个诗评家之一，他的诗评，可以写出更多厚重的批评文字。此外，将来评论的对象也要放大至全国才好，目光要“走出五岭山脉”，评论的影响才能越做越大。当然，我仍然希望远辉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关照广东诗歌界，继续为广东诗歌的发展鼓与呼。这是我真诚的期待。

汀芷幽兰

故乡是万物之源

人民日报 马绍玺
　　诗人鲁若迪基说：“我的终极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有名的诗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守望者’，就像美国作家塞林格笔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希望用自己的诗歌为人类文明留住一份由历代普米人创造的、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还鲜活地存在着的普米族文化。”在诗歌题材和情感日渐私人化和鄙俗化的当下诗坛，鲁若迪基的这份追求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可是，但丁说过，诗人是那种善于走自己的路的人。现在，鲁若迪基用他的新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向我们证实，他是一个善于遵守诺言又勇于走自己的路的诗人。

　　鲁若迪基是那种深得故乡“土地根性”滋养的诗人。他的诗关注的是故乡小凉山的土地、土地上以“少数”命名的人群；所表现的也是那些基本的事物和基本的情感。他是一个因为要去“守望”所以对守望的对象忠贞得近乎痴情的诗人。他在诗里写到，“天空太大了/我只选择头顶的一小片/河流太多了/我只选择故乡无名的那条/”。我以为，这首名为《选择》的小诗可以象征性地视为是鲁若迪基的“诗歌哲学”，即在潮流与盲目中学会退守，在退守中珍惜和守望自己的文化根性。正是这种“退守脚下”的诗歌理念，让鲁若迪基把自己从当下诗坛流行的知识空间和虚幻的想象世界中退回，把诗歌的根基落实在那“只有针眼那么大”的小凉山上，使自己成为一位真正拥有并真实地生活于故乡的诗人。

　　“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物之源”，鲁若迪基的这种“退守”品质，是努力要为自己的艺术生命从脚下的土地寻得生命的源泉。诗中的事物和情感，都是每日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情感，鲁若迪基不需要再去“想象”它们，更不需要去“虚构”它们，他要做的就是直接去描摹和表现它们。于是，在鲁若迪基的优秀诗作里，他为我们提供了诗歌的另一面??与中国古典诗歌相通的一面，即诗歌在其根本上是“能够看见”的。这是一个比画面感复杂得多却又不易言说清楚的诗学问题。

汀芷幽兰

批评离文学再近些

人民日报 曾凡
　　近几年，文学批评受到了不少质疑甚至嘲笑，这种声音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在于当代文学批评正在慢慢地脱离文学脱离社会，而成为一种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无关联的技术性活动，失去了它最基本的批评功能和批评态度，因此，某些批评无论对于文学界还是对于社会公众，都成了无用之物。

　　批评的学院化对文学批评构成了某种局限。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批评家思维空间和生活背景的变化，多数文学机构的批评家走进大学改行做了教授。这些大学教授们被要求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即固定的文体和格式在特定级别的报刊上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很多人由此躲进书斋爬梳文献，从“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学研究”，不再关注当下生动的文学现象。这种学术考核对文学批评的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通过引文和注释搭建起来的论文体批评往往只见“理论”，不见血肉，难有活力。好的批评既是思想的盛宴，也有鲜活的体验，更少不了灵动的语言。李健吾和宗白华等人的评论文字都是一流的，但也没见他们引用了多少文献，做过多少注释。

　　文学批评是现场的、个性化的，应该多一点感性的体验，但恰恰容易被所谓的学术规范所排斥。在学院派批评中，走进文学现场似乎成为了一个难题。

　　此外，文学批评空间的娱乐化也贻害无穷。随着新闻媒介的商业化，以往发表文学评论的媒介逐渐萎缩。各出版社、报社和文艺团体主办的文学类刊物纷纷改版或停办，各种类型和级别的报纸副刊也都取消或改头换面为专发八卦消息的“娱乐版”，和文学毫无关系。

　　文学批评应当回到现场回到现实。文学批评来自于对于眼前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的观察、判断、梳理和参与，是批评家对现实的一种反应。所以，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就应当是关于文学的、有现场感的、个人性的和批判性的。

　　首先，文学批评应该是关于文学的，关于文学现象、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文学观念等等的评论、争论、分析、介绍，当然可以推荐，甚至可以强烈推荐，这也是批评家的神圣职责。但是批评文字不应当是小圈子的摆设和礼品，不应当成为离开文学性即文学价值的捧场或攻击，不能成为商业目的商业计谋的道具。

　　其次，文学批评应该针对现实，言之有物。不能绕来绕去都是纯理论的术语概念，要针对现实的创作发言，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文学批评的技巧固然重要，但立场态度才是核心。文学批评应当是所有的大众读者都愿意看并且都能看懂的文字，如果只是少数专业人员才有兴趣，才能读得懂，那就沦为自说自话的语言游戏。某些批评文字绕来绕去都是在重复一些外国词汇，通篇没有自己对于文学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批评难有说服力。

　　真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是批评家站在人类历史的和文明发展的立场上，对人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召唤，要有对价值的理解与承担，更要有对美和艺术的独特发现。

　　文学批评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可以呼风唤雨的力量，它只是文学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一个批评家，只要有对文学的真诚，只要有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怀，并且文笔流畅，就不难写出好的文学批评。

汀芷幽兰

挚爱生活??《也无风雨也无晴》读后


中国文化报 孙恒杰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高尔纯在虎年新春馈赠给读者的一份礼物。这本散文集我刚刚捧读，就立马被它的内容和文字吸引住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该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创作的63篇散文，短的千数字，长的数千字。有童年的记忆，有成长的经历，有对祖国山川形胜的观览，有对异国风情的体察，有对时人时事的感触，有对故人故事的缅怀……所涉及的人物，有成就卓然的名人、大家，更多的则是自己的亲友及其他凡人庶众。

　　各篇写法互不相同，或长于记叙，或侧重感怀；或笔调明快，或气氛凝重；或绵密细致，如工笔丹青，或疏朗简明，似素描速写。不论是写人写景，还是叙事抒情，都饱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寄托着作者的真情实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诸如，作者所感受到的父爱，在童年时与长成后大不相同：早先的感觉，“总是冷冷的、淡淡的，像冬日清晨的太阳，从遥远的高空投来并不热烈的光”；后来逐渐发现，自己时时被沉沉的父爱所笼罩，“酷热的夏日父爱是遮阳的伞，寒冷的冬天父爱是温暖的火，黑夜里父爱是指路的灯，寂寞里父爱是无声的歌”。柔弱而又刚强、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用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感化了顽固偏执的婆婆，用无私、无垠的爱意温暖着儿孙晚辈。老来时感孤独的岳母，把一腔关爱倾注到小小的麻雀身上。在靠烧牛粪取暖的坝上岁月，作者夫妇于艰难之际相濡以沫，苦涩中透着温馨。与作者亦师亦友的大学教授，专业知识渊博精深，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却单纯得如赤子般可爱。一些大名鼎鼎的老艺术家，对艺术极端执着，待人接物上又极其平易，儒雅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慈祥善良的“高爷”，一生奉献，看似碌碌无为，骨子里却透着高尚的人性之美。卖“公家豆腐”的伤残军人，坦陈自己不是英雄，却不乏可敬的英雄本色。孑然一身、独来独往的“怪老汉”，怪得真实，更怪得可爱。还有，温馨无比的祖居老院，趣味无穷的儿时游戏，令人馋涎欲滴的家乡萄葡，婀娜多姿的故乡柳树，多才多艺的诸多同事，豪爽义气的各方朋友，热情好客的外国友人，以及颇有灵性的儿时宠物狗“藏儿”，令人惊喜的家养芦荟花，等等。所有这些，犹如一幅幅绚烂画图，传递着生活的体验，宣示着人生的哲理，读来清心明目，荡气回肠。

　　写作如修行，胸中有什么样的境界，笔下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字，想遮掩都遮掩不住。文字的沉稳与浮躁、简朴与奢华、从容与窘迫、淡定与迷乱、潇洒与拘谨、宽厚与刻薄、率真与伪饰、高雅与低俗等等，无不与作者的境界相关。高尔纯的散文，文字优美，格调高雅，感情真挚，动人心魄，皆是他潜心写作的缘故。几十年来，他一直是用一颗真诚挚爱之心为人处世，用乐观积极的心态笑面人生，因此能于困顿中不失理想，于艰难中寻找乐趣，于琐屑中追求高尚，于芜杂中提取精纯。

　　高尔纯是搞电影的。良好的文学素养与精妙的电影思维，成为作者发现美和表现美的独特优势。他的眼睛，就像一架摄影机，对人和事物观察得既真实、准确又细致入微。文章的布局谋篇，看似不经意，却如同电影镜头的“蒙太奇”组合，颇有讲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结合、虚实相映、浓淡相倚，颇具画面感和感染力。

　　作者有着较深厚的古典诗词造诣，且熟谙历史典故，观察思考时，往往触景生情，油然与前人的文思连通交汇，因而思路开阔，想象力丰富，文思独到且意旨深远。

　　如今有些人写东西，从自我出发，无视汉语的规范要求，随心所欲地搞语言“创新”，胡乱编造词语和句式，或故弄玄虚，卖弄学识，把原本浅显的意思弄得晦涩难懂，使人不堪卒读，也有人胡乱拼凑句子或任意堆砌词语，令人费解。这类现象简直成了一种流行病。高尔纯的散文语言规范而不失清新，用语准确而不失鲜活，文字典雅而不失朴实，且词汇丰富，行文流畅。这本散文集之所以有着诱人的魅力，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其语言文字之美功不可没。

　　《也无风雨也无晴》承载着作者挚爱生活的纯真的心灵。凡看到它的人，都会得到一种真诚交流的机会，获得感同身受的愉悦。

汀芷幽兰

期盼当代中国学术地图


天津日报 朱航满
　　近日偶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在所收的学人许纪霖先生的文章《我的三位老师》中，有这样的论述：“但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对那些更上一代的老先生们却非常尊敬。我将它称之隔代遗传现象。这些老先生，他们大多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的教育，有的是留学归来，有的师承‘五四’一代大师，大都中西学皆能融会贯通。在我自己的知识分子研究中，我将他们称为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对这些老先生反而有一种亲近感。”

　　也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论述的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这些为在十年浩劫中荒芜了精神世界的年轻人们传道的老辈知识分子们，身上果然流淌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我读这册关于当代学术师承的文集《传灯》，便不难发现在这其中隐隐地流淌着一个无法割断的学术脉络，诸如陈平原先生所师承的王瑶先生，其师承的则又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而夏晓虹女士所师承的季镇淮先生，则又受教于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闻一多先生。

　　也恰恰是这种学术传承的联系，让这些受到五四一代熏染的老知识分子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独特时代之中，既传递了文化灾难之后学术薪火相传的精神使命，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所秉有的精神信念保留了下来，在价值一度混乱、精神世界芜杂的学术研究领域中，能够继续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与道义，创造出一个个撒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化绿洲。因此，我读这册《传灯》，一方面感慨那些老知识分子们在独特的历史时期承担起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更感慨他们精心营造、在学术相传之余、所滋养于下一代学术青年的学术品质与操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时刻彰显的。

　　十年文化的荼毒，神州学术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幸亏有这样一批学术大师还赶在了最后时刻，将自己吸纳的学术能量传递和喂养给年轻的一代代学术青年。诸如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晚年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之余，十分关心那些追求真知的年轻人。我曾读过关于王先生的纪念文集《一切诚念终将相遇》，受他恩泽的学者就有许纪霖、吴洪森、朱学勤、胡晓明、钱钢等多位当代学人，其中不少都是先生在其人生遭遇困境的时刻给予重要帮助的，促使其最终成长为参天树木；再如陈平原先生所受教的王瑶先生，在文化劫难之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并招收新时期中国第一批文学研究生，其弟子便有如今赫赫有名的黄子平、赵园、钱理群等数位，而陈平原的拜师堪称奇迹。陈平原从中山大学毕业北上寻找工作，结果不利，后经钱理群推荐于王瑶先生，终于成为其门下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在早春的岁月里，并没有立刻执掌教职，而是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图书资料室的一名管理员，但正是在这里，他热切地为前来借书的学子们推荐、遴选和答疑，并发现和培养了陈思和、李辉这样当今文史学界的名流。

　　在这册《传灯》之中，我常常为这种以传承学术为使命的情怀所打动。而这又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努力，更是人格境界上的熏染。正如陈平原先生念及恩师王瑶先生一样，“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人生经历太过坎坷，但学术的精神不息，人格的境界也总算未曾遭受太大的玷污，他们留给弟子们的使命便是如何成为中国未来的学术希望。因此，在王瑶先生的晚年，便是念念不忘地教导弟子们如何成为“大学者”。

　　《传灯》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开启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窗子，让我们从中窥探出其中的些许奥妙与光亮来。听说陈平原的另一位弟子谢志浩正在潜心于“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写作与研究，我曾偶读片段，但遗憾的是这册《传灯》收录的文章多关乎京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名流，那些偏居一隅的薪火传承却太少选录。因此，我很期待那册完整成熟的“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早日问世。

汀芷幽兰

你好，海的女儿

新民晚报 王蒙
　　安徒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相信《海的女儿》是他的最好的童话。我在多个场合讲过，《海的女儿》是爱情的“圣经”。它描写一条小美人鱼，爱上了王子，为了救援王子而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它的善良感动了上苍，它有可能在三百年后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作品绚丽而又单纯，曲折而又天真，冷峻而又多情。包括它对于大海的风光、海下的“龙宫”与人鱼们对于人间生活的羡慕与赞叹的描绘，都极其动人。

　　我多么希望发达的世界是由安徒生与海的女儿们组成的啊。

　　后来我知道，丹麦它的首都哥本哈根的标志性建筑就是这个美人鱼，这个海的女儿。连同海的女儿的底座，一块巨石，也已经深深镌入我的脑海。我曾多次在哥本哈根机场候机，但没有入境对海的女儿造访。后来，我终于在机场购买了小美人鱼的缩微复制雕像。

　　前些时，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丹麦方面为了参加上海世博会，正在用起重机将海的女儿塑像连同塑像下的巨石，吊起来，准备运往上海，半年时间，美丽的、钟情的与神圣的她将落户上海。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我原来以为世博会是物的盛典，是世界各国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与珍奇产品的地方。我不以为它会与文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甚至于没想到它会打动到我的内心深处。

　　尤其是当今，当金钱与性爆炸、游戏、纵欲与极端的自我中心正在冲击与颠覆爱情的花园的时候，海的女儿的驾临，是多么令人安慰呀！海的女儿仍然光辉，海的女儿亲自来到了古老的东方的中国！

　　它也使我为丹麦对于世博会的重视而感动，他们可是出动了老本儿、出动了看家的宝贝啦！

　　是的，不管人们变得怎样富裕，不管科技发展得如何精到，也不管市场与商品怎样地日新月异，我们仍然关注着人心，关注着爱情，向往着那哪怕是不能完全兑现的诗情与梦境。丹麦、北欧、我们都倾心于文学，倾心于人的真情，倾心于想象与童话、神话、散文、诗。对于物的追求也只有一个目标，人。世博会要打动的是人。我幻想着我们的中国馆也具有文学的元素，也对得起《诗经》《楚辞》《唐诗》《牡丹亭》与《红楼梦》。我祝愿世博会不但能够交流科技更能交流人心。我希望世博会也对推动各国文学的发展有裨益，如果人们在这样的盛事当中能学到友善与真诚，浪漫与诗情，能够感受世间的一切美好与奉献……精神的美好与丰富，将与物质的美好与丰富共进。

　　太好了，比我原先想象的世博会更好啊，上海世博会！

汀芷幽兰

创造心物合一的乡村画卷

太原晚报 李晓勤
　　创造心物合一的乡村画卷??关于李骏虎乡村小说的对话

　　中国小说学会200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我省临汾市揭晓。我省青年作家李骏虎以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忝列榜单，成为山西省唯一一位进入中国最权威小说排行榜的作家。小说延续了“山药蛋派”的写实风格，继承了一度称雄全国文坛的山西文学的精髓，并且有所创新。两万多字的篇幅，写了一个乡村家族30多年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轨迹，与作者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一脉相承，写的都是作者生长了20多年的南无村的人物，同属于那个乡村生活画卷。与时下以吸引眼球为宗旨的作家不同，李骏虎更追求人性深处的坚韧和美好、善良，他有着明确的目标感和良好的道路感，他相信文学是有用的，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手段，真正的文学都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的生活。

　　记者：有评论家说，“从形而上的角度说，小说中的世界是凭借想象重构的世界，小说中的村庄是从作者的思绪中流出来的，是被作者的大脑加工过的，它不是村庄的本来面目。从形而下的角度说，绝大多数写作者都离开了村庄，他们所写的村庄是过去的村庄；即便作者没有离开村庄，每个人看到的村庄都不同。小说中的村庄是想象的村庄。想象的村庄通常还有如下的别名：村子、农村、乡下，等等。”结合《五福临门》，你如何理解这段话？

　　李骏虎：这种说法，的确击中了当下乡村题材小说的致命要害，甚至在一些大作家的笔下，乡村也只是一个符号，除了这个符号，无论人物的思想活动、言谈举止，还是故事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属于乡村和农民的，这样的写作，我认为属于一种伪写作，它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图解政策和响应主旋律。《五福临门》这部中篇小说和这些没有关系，首先我的创作冲动不是冲着乡村题材的小说去的，我是冲着在我眼里从年轻一直活到衰老的那些人物去的，我想写他们的命运，同时想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我来说，完成这部小说是很享受的，基本不用进行什么虚构，因为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人物，我甚至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命运轨迹，只要我还有文本结构意识，只要我的语言还算朴实好读，基本上完成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原本，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打发时间，因为鲁院的时间太宽裕了，我就想用最熟悉的人物和最熟悉的风物，去写一篇没什么小说味道的东西，原本是应刘醒龙老师之约，写给他主编的《芳草》文学杂志的，但是没完成就毕业了，一离开鲁院，就只能把它搁在电脑里了。后来我调到了省作协，并且临时和《山西文学》的鲁顺民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和主编朱凡都约我写个小说，我就借着这个事完成了

　　《五福临门》，他们发在了头题。不久《小说月报》中篇增刊转载了，还获得了该年度的山西文学优秀作品奖，现在它又进了2009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我想大概是大家觉得我这样写乡村和农民还算新鲜吧。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大同小异，中国的农民类型化很严重，他们的思维模式也雷同，不同的大概就是风土人情吧，如果读者觉得那些人物又熟悉又新鲜，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五福临门》是农村题材的小说，而你以前的创作大多是个人自传性或城市生活题材的展示，这是否与你的挂职生活有关？

　　李骏虎：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至少挂职回乡让我看到了童年时眼里的人们，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被岁月雕蚀的面孔，怎能不刺激我的内心，让我有去追述他们命运的冲动呢？

　　记者：有读者说，你的小说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这是否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李骏虎：我想，这可能和我的阅读有关，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被读者误认为是个老头子，这样的老气横秋，只能是来自于阅读。韩石山老师有本书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而我少年时最喜欢读的就是鲁迅的

　　《而已集》、《且介亭杂记》等，不但行文语言一本正经，就连性格也受了影响。

　　记者：关注底层、关注当下是你今后一段时期的创作方向吗？

　　李骏虎：关注当下是，关注底层不是。我觉得文学概念上的“底层”本身就是个伪概念，是一种作家先入为主的俯视姿态，其实我们只需要关注人本身，每个人的职业和身份不同，但作为个体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在为生活和精神经受着考验。

　　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一点也不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把笔触切入自己的时代，而且能够表现出对自己时代的思考，并且塑造出这个时代的鲜活人物？为什么我们要么只会写过去，要么写当代就流于迎合和速朽？我正尝试着写一部表现当下时代风潮和人物群像的长篇小说，但我需要时间思考和准备。

　　记者：小说排行榜出炉，山西作家仅你一人上榜，请谈谈感想好吗？可否对中国小说乃至山西小说的总体创作印象谈谈你的看法？

　　李骏虎：这个我不敢骄傲，自2000年中国小说学会每年搞排行榜以来，至少有张平老师、蒋韵老师、葛水平和李燕蓉几位在我之前就进入过中国小说排行榜，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感想。对于山西小说总体的创作印象，作为省作协创作研究部的负责人，我觉得现在创作旺盛的作家个性迥异，除了没有群体特征，包括王祥夫、葛水平、手指在内的几个年龄层次的作家，总体的艺术功底，并不比前几代作家差。但是，作为读者，我要说，当下的山西小说创作什么都不缺，缺的是大作品。我想重点说说对当下中国小说的看法。我认为，经过一个时期的闭关锁国后，国外，尤其是欧美的文学思潮传输进来，大潮汹涌，一直波及到现在。从那时到现在，“先锋文学”一直是个重要现象，然后就是个别作家对个别大师们的模仿，也造就了我们现在处在文学主流的大作家莫言、苏童等等很多人，这许多的作家，他们的文学资源和师承，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国外的大师和翻译后的经典文本，对中国传统小说几乎没有任何营养汲取，热热闹闹30年后，回过头去看，有一部分作家也在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和创作，那种从翻译腔里产生的文学和小说，是不是一种“副本文学”？从文学的艺术美学上来说，我们这30年习惯操作的小说语言，是不是一种和中国传统小说以及国外经典都没有关系的“外星语言”？那些翻译出去被国外“承认”的小说，可不可以看做只是提供了一个素材而被用人家的语言重新创作过了？我们现在已经被奉为当代经典的大多数作品，是不是只是一场文学误会？就像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唱到的

　　“一场美丽的神话”？时间可以检验一切，读者和作家，都会有清醒的时候，至少目前看来，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很有可能只是一场文学误会。

　　记者：《母系氏家》是你的新长篇，刚一问世便引发强烈反响。其实，同属农村题材，从它及《五福临门》中可看出你对农村的深深热爱，对农村题材的把握与驾驭似乎更纯熟与老到。

　　李骏虎：《母系氏家》和《五福临门》其实写的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人物和事件都有交叉，如果说纯熟和老到，那不是因为我的语言功力，而是因为中国农村的传统风俗丰厚，老百姓的语言本身就非常形象和准确，我只是熟悉这些，尝试着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作品里。我不替人物去思考，我只是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我也不替他们编织语言，我只需回想什么情形下谁是怎么说的。但是我对乡村和乡亲的爱是刻骨铭心的，我也有我的文学理想，那就是我志在创造一种心物合一、情景互渗的乡村画卷，给读者留下丰富而美好的阅读记忆。

汀芷幽兰

文学影视化的利与弊

人民日报 朱向前
　　近年来，一大批军旅作家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如朱苏进的《康熙王朝》、《我的兄弟叫顺溜》；兰小龙的《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江奇涛的《汉武大帝》、《亮剑》；柳建伟的《突出重围》、《惊天动地》；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王海?的《中国式离婚》、《大校的女儿》；朱秀海的《乔家大院》、《军歌嘹亮》；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等，这一方面提升了军旅作家的影响力、知名度；另一方面对军旅文学而言，影视化又是一把不得不警惕的“双刃剑”，在收获了市场同时可能也斫伤了文学本身。

　　当红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影视化大潮中的基本状态大致有四种。一种是过去的优秀小说家，现在不再原创作品，而是甘当“二传手”，将别人的小说改编成剧本。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套写”，作家自己写剧本同时出同名小说。或先出剧本再改小说，或瞄着电视剧去写小说，不过这些从剧本套写过来的小说明显不如他们自己过去的纯小说那样经得起细读，恐怕也难以进入经典之列。第三种是专门做电视剧写手。第四种情况是专心小说，不“触电”。徐贵祥就是一例，他的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卖了影视版权，但他自己从来拒绝亲自操刀改编。

　　作家走向电视剧概而言之，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钱的诱因。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的有十万八万元，诱惑不可谓不大。二是精神上的“成就感”。电视剧编剧是一种能够即刻兑现名利的创作劳动。今晚播出一集，你就可以在收视现场感受人们因为你的故事而喜怒哀乐，几天内可以知道收视率。文学创作就不一样了，它的写作过程是孤独的、寂寞的，即使经过编辑出版进入市场后，也很难在第一时间里及时得到读者的反馈，经过了影视成就感强烈诱惑的作家已经再难坐得住文学创作的冷板凳了。第三个层次就是艺术理想的追求。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诸后世，但做到却很难。即便你付出了辛苦和寂寞，谁能保证你的作品一百年后还有人读呢。

　　有人问：在文学创作和影视的矛盾之间，难道作家就不能两者兼顾吗？答曰：不易。首先，因为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遵循的是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而纯文学(小说)创作则是心灵的敞开，灵魂的飞扬，是作家对人性、人情、人世间的真善美的讴歌与亲近，对假丑恶的拷问与鞭挞，是个体生命对自然万物四季轮回的细腻感受、独特体验和完美表达，是不带世俗功利目的的精神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长篇小说)创作和影视剧制作的内在差异性。

　　其次，它们对写作者的要求也不同。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文学创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目前影视圈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且对编剧还不够重视，很多影视人只把它看作是从属地位，认为只要能编出吸引观众眼球的故事就行。在这种环境中，长期的电视剧写作对作家来说可能是有害的，最终导致作家艺术品质的下降和艺术才华的腐蚀。有作家说他先写几部电视剧赚够了钱，然后再安心写小说，美其名曰“以文养文”，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一旦尝到了电视剧甜头要“金盆洗手”是很难的，只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还有的作家将小说和剧本一起套写，希望两不耽误，这看似两全其美，其实是一厢情愿。小说的结构和剧本的节奏不一样，小说的语言和剧本的语言更是两回事，写惯了分镜头剧本的笔又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呢。

　　因此说，文学影视化的问题有两面性，如果从提升当下中国影视剧水平出发，我乐意看到更多的优秀小说家加盟其中；如果从捍卫长篇小说的纯洁性出发，我倒希望优秀小说家与“触电”保持距离。在文化体制、政策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能否抗拒名利的诱惑审慎“触电”，对作家依然是一个两难抉择。面对少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而多了一个著名编剧的现实，我不知该为之庆幸还是为之惋惜。

　　小说作品被成功搬上荧屏、银幕，是小说家的荣幸；而一味瞄着荧屏、银幕去写小说，则是小说家的无奈。

汀芷幽兰

春天的祝愿(从维熙)


北京晚报 从维熙
　　几年前的一个春日，部队的将军作家白刃突然来访。他年长我十六岁，是我文学的前辈人，又给我带来了他刚刚出版的六卷文集，使我兴奋不已。特别是他送书时，他还说了几句自我调侃的话，就更让我不安了。他说：“这些涂鸦的文字，给你的书架增加负担了！”我感动地说：“您是我喜欢的部队作家。所以喜欢，全然在于书中展示的生活的真实和艺术手法的独特。”

　　春天的祝愿

　　还是在学生时代，我就读过白刃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血战天门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用另一只手写战争题材小说的作家。记得，在学校文艺组的成员讨论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时，我说过类似的话：在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中，能够把小知识分子当成小说主人公的作品极少，而白刃是其中的一个。时隔不久，我又在报刊上，看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受到批判的文章，当时是五十年代初期。时至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我才读到白刃同志此部长篇小说的第二部，第一部与第二部的出版时间，几乎间隔半个世纪。因而在我赞美白刃同志坚忍不拔的意志的同时，心里也不禁留下一个问号：就是以“十年磨一剑”来苛求，白刃同志的长篇第二部，竟然相隔近五十个年头。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十几年前我有幸与白刃同志晤面于四川五粮液酒厂，后又在长江同游三日，才得知他《战斗到明天》第二部难产之谜：从《战斗到明天》一书问世开始(此书为茅盾作序)，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沼泽，任凭他怎么检查，也没能爬出“沼泽地带”。尽管他对《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已然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运动，那卷《战斗到明天》长篇第一卷，就像是一条割不断的尾巴，一次接一次地进行自我检查，一直到了“文革”结束。此后，一场反右倾运动，他又被网在其中，头顶“漏网右派”的帽子，送往农村劳动。这期间，他既无工资，又无编制；他的四个孩子，都靠他妻子的微薄收入生活。要是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他可能成了无业游民了。在广州会议上，他得到了平反－－他的话剧《兵临城下》(当时还没改编成电影)再次演出，周总理曾三次观看演出，不但给了很高的评价；还特意约白刃去中南海，与白刃商谈将此剧改编成电影的问题。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台风刮起之后，他再次被吹进了台风眼??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之中，其罪名之大，可谓耸人听闻：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于是白刃再次成了“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试想：在那些疲于奔命的日子，怎么会有心情续写长篇第二部呢？。

　　白刃对我倾吐这些往事，是在长江轮船的甲板上。记得，那天江风很大，我们在轮船上交谈时，白刃稀疏花白的头发，被江风吹得七零八落??强劲的四五级大风，几次哽咽住了我们彼此交谈的喉咙。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命运有近似之处，更让我为之心动的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一片赤诚：白刃祖籍闽南，幼小时就漂洋过海，浪迹过菲律宾的几个海岛，最后在马尼拉谋生时，中华民族爆发了抗日战争。小小年纪的他，为了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毅然跨海归来。1937年参加抗日的部队，从南海之滨到鸭绿江畔，留下了他南征北战的足迹，其心其志其灵其肉，一直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他历任过八路军参谋、报社主编、广播电台台长……在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过辽沈和平津战役，真可谓满腹战争生活。试想，如果能给这样一位作家充分的写作时间与空间，他能奉给人民多少好书呵！

　　在江轮上，为了转移这种更哽咽的局面，我给白刃讲了个开心的故事：我在劳改队时，有一天放映电影。放映电影的农场场部，当时正值三九寒天，天地间还刮着四五级寒风。但是“老右”们一听是放映《兵临城下》，无一缺席。我们坐在小马扎上，把手揣进棉袄袖口并不断跺着双脚，看完了《兵临城下》。在那么冷的夜晚，没有一个人中途溜号不说，我们还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在那个成灾的年代，那些冻红了的巴掌表达出的心声，是对白刃艺术才能的最为有力的赞颂。

　　白刃笑了，对着滚滚东流的江水说：“文学不能愧对历史，让时间来充当文学的最后法官吧！”

　　这个江轮上的画面，至今我还清晰如初。值此2010年之春，祝福已然九十三岁高龄的白刃，坦然地笑对人生夕阳??因为他的作品既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一个作家的人文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