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耍猴》连载

耿于天

先介绍一下作者
耿于天，男，北京人，198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北京市顺义区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按时间顺序）：长篇小说《所谓80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卤煮研究生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猪图腾》、《股浪语》（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千分之二》、《耍猴》等，另有同名广播剧《卤煮研究生院》（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录制）、《股浪语》等

耿于天

什么是仕途？
    曾有人说，你见过马戏团里那根高耸入云的木杆么？杆顶挂着一串香蕉，耍猴人一声锣响，一大群猴子蜂拥而上，这根杆，就叫仕途。
    或许是吧……
    但谁才是猴子？谁是耍猴人？谁是观众？谁又是那串香蕉？
    简单说来，究竟谁在耍谁？
    谁知道呢……
    谁又想知道呢……

耿于天

一、往事千年

1.白马非马

    今天是天朝市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举行的日子。
    上午九时许，全市政学军商等各界名流，鸿都尚填咽，举国来奔波，齐集位于铅水湖东岸的国学馆。
    今年的祭孔大典，其规模较之以往更加空前，可来宾的脸上，却大都洋溢着一种凝重的神色。
    因为就在不久前，本市刚刚经历了一场规模同样空前的政治风波……
    大约两年以前，天朝召开新一次党代会，原市委书记和市长两位主官，一个调任省城、一个到杠退休，面临全面换届。
    长期以来，天朝的领导班子一直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都不要说书记市长，即使是普通常委，也很少能做足两届，很多人连一届都没任满就退居二线了。有鉴于此，这次换届时，省委组织部下决心新陈代谢，划下铁线，新市委书记年龄五十岁一刀切。
    当时的常委会中，符合条件者只有两个，一是现在的市委书记白羽，时任天朝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另一个是傅耒，时任海天新区工委书记，两人一是省纪委委员、一是省委候补委员……
    谜底刚才已经预先揭晓，最终成功胜出的是白羽。
    傅耒这一次确实败得很惨，书记没捞着就罢了，连退而求其次的市长都不是他，而是将临市的一位姓冯的副市长调过来成为现在的市长，傅耒只排在常委第三位，担任专职副书记。
    按理说，成王败寇，已经失败的傅耒，应该认命，踏踏实实给白羽当好副手、蓄芳待来年。可这不是傅耒的性格，他并不甘心认输，决心反击，利用手中有限的资源，意图趁白羽立足未稳，将其搞将下去。
    傅耒或由他指使教唆的人通过各种明里暗里的渠道，在全市及省内散布流言，称现在的天朝已被一伙带有黑社会特征的小集团控制，而这个集团的首脑，就是“黑芝麻汤圆——外白内黑”的当权派白羽。
    紧接着，傅耒又将他和白羽之间的权力斗争上升为路线斗争，话里话外把后者塑造成资本主义代言人，而傅耒自己则被标榜为左派，马哲毛概的坚定信徒及卫道士。
    除却扣帽子之外，有破还需有立，傅耒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自己标签的“施政纲领”，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所谓“十五条”，被他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即所谓“一个坚持”、“两个恢复”、“三个缩小”、“四个取消”和“五个提高”。
    “一个坚持”，是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十五条”的总纲，请注意他选择的措辞，不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白马非马。
    “两个恢复”，是指恢复公费医疗并从城区推广至全天朝，同时在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恢复福利分房，并伺机拓展至其它所有制经济部门。
    “三个缩小”，或称“缩小三个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有地域发展差距。
    “四个取消”，是指取消社会保险个人缴纳，取消非农业、农业户籍区别，大幅降低或取消农村农民税费征收，大幅降低或取消中低收入阶层及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征收。
    “五个提高”，指提高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提高政府财政对低收入群体及困难群众的直接补助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及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提高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大幅提高各类私营及股份制经济部门的税费征收……
    以上这些政策纲领，有的同官方主流路线方针并不冲突，至少纸面上是这样，有的涉及全国一盘棋，远远不是他傅耒或者天朝市甚至本省说了算的。但稍懂时事政治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倘若这些主张真的付诸实施，就等于是彻底颠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道路，回到或者说是退回建国后前三十年甚至“文化大革命”时代。
    是耶非耶，历史自会有它的分解，但在当下，傅耒这么做，自然无异于同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为敌，其后果自然也可能而知。
    虽然在同白羽的书记争夺战中落败，但开始时省里并没想过对傅耒赶尽杀绝，既无必要，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现实，可是现在却不一样了，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尽管遭到个别人的反对，省里现任及卸任的主要领导还是很快达成了基本一致，傅耒不能留了，阻力再大也要虎口拔牙。省纪委监察厅的办案人员除白羽外没向任何人打招呼便神兵天降到天朝，突然出现在常委会例会上，当场宣布对傅耒的“双规”决定并将其带走。
    这次行动省里定下的基调归纳起来就是几个“快”字，“快收、快打、快藏，不叫鬼子抢走一粒粮”，从组织调查到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只用了短短一个月不到，争取将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即便这样，最终还是出事了……
    傅耒被抓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天朝市立即炸了锅，并酿成近二十五年来最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约十万各界“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傅耒长期主政的海天新区为主力，据说是被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煽动蛊惑，纷纷群起走上街头，包围冲击全市党政军众多要害部门。这些人的诉求主要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当然是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民的好干部”傅耒书记，贯彻落实“十五条”，惩办“走资派”，“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
    可是事实上，上述局面反倒更加坚定了省里拿下傅耒的决心，看来这个选择没错，才当个副书记且没多久，就能有这样的煽动性，长此以往还了得……
    历史的经验早就无数次证明，中国同西方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的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不会为了所谓的价值或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别说跪着活，就是趴着活，只要还能有三两个土豆白薯把命吊着，就绝不会舍得一身剐。从这个意义上讲，傅耒显然是失算了，他以为画个饼、玩儿个民粹就能够获得所谓的群众基础，却忘了中国的老百姓永远只能同甘而不能共苦，只会捧臭脚、恃强凌弱而不可能舍生取义、锄强扶弱。
    看似浩大逼人的“群体性事件”，其实不过是虚火，省军区和武警总队刚一动，都还没来得及远程投送到天朝，十万大军就都洗洗睡了……
    祭孔大典的前一周，傅耒案刚刚异地宣判，整个审理过程公开透明，控辩折腾半天，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但再未有谁敢说个不字。
    躲在网络上拍案而起的除外。
    镜头前的傅耒，既憔悴又苍老，宣判前，法官还特意问他，有什么想对天朝市百姓说的。
    傅耒想了想，好像嘟囔了一句什么。
    至于是什么，谁都没听清，法官让他再重复一遍，傅耒笑了笑，之后摇摇头……

耿于天

2.八佾舞于庭

    正在举行祭孔大典的这座国学馆，据说位于当年的文庙遗址，建国后辟为天朝市委党校，几年前为“申遗”将党校迁至几条街以外，原址由某企业家捐资重建为现在的国学馆……
    今天祭典的献官由市政协主席强声担任。
    强主席身着唐装，率九十九名着所谓先秦六礼服制的国学馆学生，执锦帛祭品，沿神道徐徐走向落成不久的先师行教像，资料说这座高约二十米的立像省内独步。
    神道左右，是数百位贵宾的观礼席位。右侧前排，天朝市党政一干主要领导依级别逐次排开，坐在自左手数起第三位的，是市府主管经贸的副市长马道成，政府系统中仅次于市长和常务两位。坐在他身后的，是马道成的副手、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博，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以及所对应的经贸处处长……
    献官宣布献礼初成，下一个环节，是由主祭人宣读祭文，今天的主祭人，由天朝市现任市委书记白羽亲自担任。
    白羽在掌声中走向祭台中央，开始宣读那篇专门花费重金请省社科联主席撰写、骈四俪六的祭文，祭文言辞古奥、佶屈聱牙，白羽错别字连篇……
    陈博不解，就算白羽国学功底不灵光，偌大个天朝市难道就找不出明白人了，彩排走场时，怎就没人提醒他。换个角度想想，随即也就释然了，“文革”时期流行穿“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绿军装那会儿，向来不修边幅的毛主席的帽子似乎永远戴不正，愁坏了负责拍领袖标准照的记者，可却从来也没人敢伸手在太岁头上动土。
    绝对的尊重，其实就是绝对的不尊重。
    想到毛主席，陈博不禁抬头朝几条街外的市委党校新址眺望，铅水湖东岸一带地势北高南低，国学馆刚好位于“孤山寺北贾亭西”的制高点上，正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座新市委党校，还是傅耒任市委副书记兼党校校长时建的，倘若不是他的坚持，那座同样汉白玉材质、天朝现存最高的毛主席像可能在迁址时就被拆除了。争论再三，好歹像格列夫游记中的小人国一样蚂蚁搬家挪了过去……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彭露盘仙人，欲立致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 ”
    天若有情天亦老，毛主席若在天有灵，远远望见自己的追随者们，正在对砸烂后重建的“孔家店”三拜九叩，竟也不知会是怎样的心情？
    陈博回过头，瞟了一眼高高在上的至圣先师。或许是鹊巢鸠占，或许是完璧归赵，可不知为什么，陈博反复端详，却总是觉得本该志得意满的孔圣脸上的表情似乎也很不开心的样子。
    陈博耸耸肩，曹营的事，显然是难办得很……
    正在漫无目的地东瞧瞧西看看，陈博忽然发现，坐在神道左侧前排的一个女人正在朝自己这边看，她叫孟怡，这座国学馆据说就是她捐资兴建的。陈博心跳迅速加快，先前早就听说过这个孟怡，也曾不止一次对着照片相面，这个女人有着玫瑰一样的眼睛，可以直刺人心的那种。
    他知道孟怡在天朝市的地位，也明白自己的地位，且不说陈博在作风问题上一向洁身自好，何况是这种女人，就算不检点，在当今这个社会恐怕也得讲究个三六九等、门当户对……
    祭台中央的白羽还在和那篇祭文较劲……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复兴似乎成为了时尚，美其名曰“文化寻根”。很多人将中国当代的复古，与成就西方乃至世界现当代文明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可只要稍微有点脑子就会发现，二者不仅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经历了千年黑暗时代后，越过中世纪向希腊罗马寻找复兴之路，换句话说，人家是先复古、后复兴。中国则正相反，封建专制明明已经被血的教训证实为此路不通，通过向西方学习民主科学才实现复兴，如今却要好了伤疤忘了疼，重新回到复古愚昧的陈词滥调上去……
    陈博鬼使神差地又往孟怡那边瞄了一下，居然发现她还在看自己，陈博心跳的速度快要赶上高铁了，赶紧垂下眼，像是刚刚做完什么亏心事被抓了现行一样……
    白羽锃亮的额头已经见了汗，祭文还差大半没完，因为看不懂，所以不能像平时发言讲话那样随机截长补短，勉为其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宣扬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凝聚人心，煽动民族情绪，历来就是巩固政权、维护稳定最简单、性价比同时也最高的方式。可人们似乎忘了，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搞民族主义，唯独这共产党人，万万不能上了这条贼船，否则只能是饮鸩止渴。
    只要是官方认可的马列著作，翻开扉页，都写着同样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亲不亲阶级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不仅国家，就连民族，最终都是要消亡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很看不起狭隘民族主义那一套，所以他才是伟人。之于中国，本来就是舶来品的共产党，实在想不出煽动民族主义能有什么好。苏联的经验在那里摆着，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将俄罗斯民族捧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最后怎么样，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的口号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决不允许一个外来的主义和政权凌驾于它之上”，捅了苏共致命的一刀……
    陈博低着头，再也不敢往孟怡那边看一眼，可是西游东荡的余光却怎么都不听话，他第一次发现人类的视野竟可以这么宽，秒杀一切广角相机……
    白羽同祭文之间艰苦卓绝的拉锯战，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原先几个字一停，现在几乎字字血泪，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充这个大头……
    陈博装作若无其事地瞻仰先师行教像。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他一直被当作中华文化的人格象征，可是据考证，这恐怕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最大、却并不美丽的误会之一。
    孔丘本人是宋国或者说是殷商东夷后裔，跟“中”或者“华”不沾边。人类学研究表明，上古东夷系统和今天的南岛语系民族更为接近，发明渔网的太昊伏羲氏，很可能就是南岛民族信仰的海神探伽罗，也正是孔子及殷商一族的祖先。圣人他老人家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被人拿来当作民族主义急先锋，用来同其实在文化上更为接近的那些西太平洋岛国作对，真真笑煞……
    那篇令白羽如居炭火之上的祭文终于念完了，对停顿已经有些适应的听众，过了差不多半分钟，才确定这次是真的逃出升天了，掌声稀稀落落地响起来。
    接下来是雅乐演奏，伴随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陈博再没敢朝孟怡那边看，平时司空见惯的双眼此时不知该放在哪里才好，可尽管如此，陈博心中一直默算，孟怡向自己“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没有十次也有八次，或许是错觉吧，或许他希望只是错觉吧……

耿于天

3.犹是春闺梦里人

    直至祭礼结束回到市府，陈博依旧心神不宁，怎么都无法再集中注意力，将工作简单交代给了经贸处副处长高原，距下班时间还差两个多小时，就破天荒地早退了……
    揣着帘幕无重数的心事回到家，陈博打开大门，见玄关处放着一个铁笼，里面是十来只活蹦乱跳的小白鼠，便知叶之秋已经回来了。她是陈博的爱人，一名医生，主攻肝胆外科，在天朝市第一医院工作，去年刚刚评上主任医师。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小白鼠就是叶之秋事业成功的牺牲品，她的敬业令陈博多少有些哭笑不得，加班加点也就罢了，还经常把些活鼠活兔弄回家，活体实验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可怜的陈博，每天都要生活在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室中……
    叶之秋从实验室中出来，双手沾满仁人志士的鲜血：“这么早就回来了，吃饭了么？”
    陈博摇摇头，但同时亦制止了她“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的企图：“你先忙你的吧，我还不饿呢。”
    对于血腥味，陈博早就已经像对来苏水一样习以为常，但每逢这种时候，依然难免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尽管叶之秋的厨艺像她的医术一样出色。
    叶之秋倒是没大所谓，回到陈博那间经常沦为屠宰场的书房继续科研攻关。
    陈博将自己扔在沙发上，双眼放空望着天花板，先前在国学馆中的一幕幕渐次浮现在眼前，他隐约觉得，那个孟怡自己似乎曾在哪里见过，不是报纸也不是电视新闻，而是在记忆底层的某处……
    正在胡思乱想着，门铃突然响起，陈博现在住的这套三室一厅是叶之秋单位分的，市政府的同事大都不知道，免去了很多麻烦。
    “我占着手呢，你帮我开一下吧。”
    就算叶之秋不说，陈博肯定也会主动去开门，虽然来这里的客人中找她的居多，大都见惯“忍看朋辈成新鬼”，但还是尽可能避免把家里弄得像凶案现场。
    懒洋洋地踱过去拉开门，陈博打了一半的哈欠立刻凝固成震惊的表情。
    站在门口的是孟怡……
    职业装换成了一袭略带晚装色彩的筒裙，近看更加光彩照人，薄施以淡妆，既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无可挑剔的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又与这居家休闲氛围浑然一体。
    孟怡看陈博的目光，丝毫没有半点客套寒暄气，更像是久别的旧友重逢，一丝欢欣之外，似乎还加上一点酸酸的内容……
    “谁啊？”叶之秋边摘手套边从书房中出来。
    陈博的惊讶很快变为惶恐，虽然不知道自己紧张什么，但他还是像被人捉奸当场一样，冷汗直冒，语无伦次。
    见到孟怡，叶之秋也立时愣在那里。
    孟怡看她的目光，和刚才看陈博很相似，都像是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悲喜相织，只不过一个略带皮笑肉不笑的行尸走肉，另一个却是形神兼备。
    “你是…… 孟怡？”叶之秋的嘴倒比陈博刚才张得还大。
    孟怡款款地点点头。
    “哎呀哎呀，真的是你…… ”叶之秋的尖利叫声将上下几层的声控灯瞬间点亮，同时将那双带血的手套塞给陈博并一把抱住孟怡。一贯稳重得近乎于冷漠的她，竟异乎常态地拉着孟怡又是转圈又是蹦跳，倒将陈博着实吓了个不轻，这么些年来，他几乎从未见过叶之秋这样。
    孟怡亦显得很高兴，随着她的脚步旋转腾挪，却依然难掩其雍容端庄，目光时常越过叶之秋，含笑望着陈博……
    他也是许久之后，才从二人微言大义的只言片语中稍稍理清了头绪。
    原来，叶之秋和孟怡是曾经的大学同学，十几年前同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叶之秋是临床医学专业，孟怡是高级护理专业，同宿舍床挨床抵足而眠了五年时间。孟怡先毕业一年，据说是分到军队系统某机关任保健护士。
    读书期间，她二人关系极好，整天黏在一起，孟怡毕业后，起初还常去找叶之秋，后来不知为何突然间没了踪迹。叶之秋按照孟怡早先提供的地址去找过她，单位的人说她辞职了，去了哪里谁都不知道，又按图索骥、顺藤摸瓜了一阵，实在找不到线索只得作罢。
    这些年来，叶之秋仍会时常想起孟怡，不知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没烦恼，只是苦于音信全无。
    万万没想到，就在自己已经快要记不清孟怡的面目眉眼时，她却毫无征兆地找上门来，地点竟在千里之外的天朝，难怪叶之秋喜不自胜……
    拉着孟怡的手再也不愿松开，甚至忘了向她介绍陈博，一个劲儿地问东问西，这些年怎么过的，为什么一直杳无音讯…… 孟怡一一作答，但一旁冷眼倾听的陈博却发现，每到紧要之处，她不是闪烁其词，就是一带而过。
    叶之秋已经激动得忘乎所以，自然不会注意这些细节，问与不问，如何回答，其实都只是个表达心情的形式。
    每说几句，孟怡总会装作不经意地瞟陈博一眼。
    看似细致、实则潦草地问完孟怡的情况，叶之秋又巨细靡遗地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综述了一遍，也不论人家问没问、愿意不愿意听，有些车轱辘话来回倒腾了好几遍却不自知：“咱们不理他，到我卧室聊去，”好不容易想起来，告诉孟怡那个端茶到水的不是家政服务员，可还没等陈博插句话，就拉着她进了里屋……
    屋里传出的爽朗笑声显然绝大部分都是叶之秋的，陈博撇撇嘴，走进那间常被征用的书房，将尸横遍野的战场简单打扫了一下，门口那些“犹是春闺梦里人”，肯定不知道这里早已经“可怜无定河边骨”。
    在书桌旁坐下，陈博从包里取出一大叠报纸，分门类摆好，都是今天最新的中央以及省市各级党报党刊，还未曾来得及阅读。陈博一直有个习惯，只要不是病得起不来，每天都会将当天的党报党刊至少浏览一遍，否则根本睡不着，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三十年时间了。
    刚刚被提升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陈博，今年四十岁上下，大部分人恐怕都会感觉这个账头是不是弄错了，四十减三十，陈博岂不是十岁就开始阅读党报党刊？
    可是事实上，这笔账还真没错，陈博的确是从小学时代起就开始每天翻阅同龄人可能都不知道为何物的党报党刊，后来能走上仕途，也与此有着脱不掉的干系……

耿于天

4.党的恩情似海深

    陈博本是天朝市上河县人，小的时候家境很贫寒。
    起初，陈博家虽不算富裕，但还勉强能支撑，那时候，父亲有份说得过去的工作，可后来的一次事故，残了他一条腿，干不了重活，只能在一家县办小厂的传达室当临时工。
    虽说行行出状元，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虎克当年也是看大门的。可惜陈博的父亲没这个手艺，由于不是正式编制，待遇很低，每个月零七八碎都算上，连一百大元都勉强不到。
    母亲长期卧病在床，还有个年迈的奶奶，这点钱根本不够家计，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也计划赶不上变化。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工资之外，机缘凑巧使然，陈博的父亲还有份外快，这才没饿死瞎家雀……
    这家工厂的厂长有个小蜜，原本是厂里的女工，后来嫌同事说闲话，吵着要调走，要调还要调个公务员编制。厂长没有恩格斯的心胸、同样觉得在眼皮底下搞这种勾当不雅，通过关系将这位女工小蜜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墙里开花墙外香。
    小蜜没什么文化，宣传部又是个秀才扎堆的地方，关系倒是调过来了，工作却很难安排。领导再三研究后，安排她负责党报党刊征订，这项工作倒是不需要共产党员的修养，却对人脉要求很高，那个时候征订指标又很重，小蜜没办法，只能去磨她唯一认识的人脉、也就是那位厂长。
    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是支持小蜜的工作，厂长大笔一挥，区区两百多人的厂子，竟订了一千套党报党刊，中央以及省、市、县四级各一份。从此之后，小蜜年年成为党报党刊征订先进个人，又是发奖金又是提工资，工厂同时也成为征订先进单位，省里颁的锦旗，事迹登上报纸……
    但问题随即出现了，这家工厂是企业单位，除了几位领导，整天坐办公室的，充其量到车间主任一级。至于工人，人家的先进性是天生的，领导阶级嘛，又出了那么了不起的“先锋队”，根本用不着读书看报，照样能当好主人翁。
    可邮局不管你看不看，按时按量日复一日送来，还不到半个月，已经将传达室堆满，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陈博的父亲只好去请示厂长，报纸没人领，也不能总堆在传达室，厂长想了想，说你看着处理吧。
    什么叫“看着处理”，陈博的父亲不明白。思来想去，反正扔了也是扔了，信息这种东西一旦失去时效性一钱不值，倒还不如当废品卖掉贴补家用……
    在中国，废品可能是最抗通胀的商品，一个塑料瓶现在卖一毛，三十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废纸的情况也差不多，有史以来一直是几毛钱一斤。
    那时的报纸没有现在这么厚，一份一般就是八或十六开、两到四张，几克重，但架不住基数大，一旦乘以四、再乘以一千、再再乘以三十，立即变得可观起来。一个月算下来，仅此一项，就能多到手几百块，养廉银倒比正俸高出几倍，说多不算多，可对于等米下锅的陈博一家却足解燃眉之急。
    虽然不算盗卖国家物资，但也不能敲锣打鼓明着干，一般来说，都是趁每周陈博的父亲值夜班时，悄悄地进行。先到邻居家借来加装载重轴的自行车，分作几次，到厂里装上攒了一个星期的党报党刊，陈博和奶奶轮换着，一人推一段，先存在家里，等过几天一位相熟的废品收购站工作人员上门拉走，并结清前一次的账。
    这其实也是掩耳盗铃，因为卖报纸的事情厂里的人都知道，只是限于厂长及小蜜的关系，都装聋作哑，权当没看见，偶尔碰上也是绕着走……
    这当中还有过一段插曲，有那么一次，厂里新分来一位财务，是个大专生，八九点钟的太阳。
    太阳很是有点儿爱厂如家的劲头，发现陈博的父亲卖报纸的事情后，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但至少得查漏补缺吧。一次厂务会上，太阳当着所有中层以上领导的面，将报纸的事提了出来，二百人的厂子为什么要订一千份党报党刊，就算是上级摊派，卖废纸的钱也得归厂里。
    厂长一听就急了，这岂不是当众打自己的脸么，虽说不知者不怪，可是太阳你也太没眼力价了，这种事是能公开说的么？
    厂长当然是不能直接骂“好心办坏事”的太阳，而是将斗争焦点转移到了工人头上，这都什么觉悟啊，党组织的声音都给你们送上门来了，身在福中却不知福，和人家冒着生命危险维护《挺近报》的重庆地下党怎么比？厂务会当即决定，从今天开始，每个员工每天去领三份党报党刊，车上、枕上、厕上各一份，谁敢不领扣光奖金。
    可那时候上厕所都用专门的卫生纸了，报纸实在是没用，工人们原本就是赶鸭子上架的热乎劲儿没过几天就散了，奖金当然也没扣，只是那个捅马蜂窝的太阳，不久后被寻了个由头、发配去看仓库思过了。
    其实厂长挺感激陈博的父亲的，等于无形之中给自己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至于那几百块钱，反正不多，即使不算“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的访贫问苦，也正可算作懂事为领导分忧的奖励了……
    从此，再没人敢提报纸的事，直至大约十年后，那位厂长成为后来的县工业局局长，一千份党报党刊和每月几百块的额外收入从没断过。要是没这笔“横财”，别说供陈博读完中学并考上大学，恐怕连锅都难揭开，总说是党养育了自己，可真能像陈博这样，体会得如此切肤之痛的，怕是还真不多。
    在他整个童年和少年记忆中，党报党刊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候全家挤在一间小破屋内，总共十几平米，党报党刊就堆了差不多半间屋子。
    家境使然，儿时的陈博几乎从未拥有过一件真正的玩具，除一台时灵时不灵的老旧收音机外，也没有任何像样的休闲娱乐设施，像他这样的人，肯定也很少出去和其他孩子玩，每天除上学外，就是对着满屋子的党报党刊发呆。
    瓜田李下，老猫枕着咸鱼睡，左右无事，陈博只能随手拿起一张，懵懵懂懂地翻看。
    最初肯定是味同嚼蜡，但凡事就怕坚持，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天一天坚持看下去，竟也渐渐瞧出些门道……
    乍一看上去全是废话的官样文章，如果真有耐心细细咀嚼，发现其中还真蕴含着相当复杂且深刻的哲理。这不奇怪，虽然条条框框很多，但别忘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国家中，负责写这些废话的，可都是些最聪明的人。
    陈博开始沉迷于其中，原先是每周将报纸从厂子运回家、到被收购人员取走的时间差中读旧闻，欲知后况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来发展为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读刚出锅的最新消息，要么由父亲下班时带回来，要么直接自己去取。
    父亲虽觉得他这个爱好有些奇怪，但怎么说也还算不上不良嗜好，便随他去，至少比学坏强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报党刊像其它报刊一样变得越来越厚，而陈博的政治阅历，也随之与年龄毫不相称地疯长着，伴之以同样越来越大的瘾头。同龄人还在撒尿和泥的时候，陈博就已经开始读《人民日报》、《求是》了，这样的人有朝一日不当官才活见了鬼呢。果不其然，寒门出才子高分考上北京某名牌高校时，填报的第一志愿便是公共行政管理，毕业后回到天朝并走上仕途。
    而阅读党报党刊的习惯，也被他保持了下来，三十年如一日，“一天不摸枪，手指就发痒，一枪没瞄好，吃饭都不香”，好在从读书到工作，陈博一直围着官场转，这里和当年那个县办小厂一样，最不缺的就是这些……
    可是今天，坐在书桌前手不释卷的陈博，却无论怎样都无法与党报党刊中的先进人物神交，并非被隔壁不时传出的尖叫和欢笑打断，而是心中有太多的困惑和不解。
    据他所知，孟怡在天朝经商绝不是近一两年的事，既然她和叶之秋是这般要好又失散多年的同学，怎么会直到今天才重逢相认。虽然能算得上半个公众人物，但叶之秋不知道孟怡在天朝倒并不奇怪，她一向不看新闻，可孟怡呢，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是自己在国学馆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的今天来。
    就算这一切都是巧合，可那眼神又是怎么回事，绝不是自作多情，孟怡看陈博的目光，倒像是比见到叶之秋更加喜极而泣似的……

耿于天

5.翰林花园

    同很多领域一样，政坛上常常也有一些命中注定的路窄冤家，比如白羽和傅耒，纠纠缠缠了二十几年，最终闹到你死我活。
    但他们好歹只算是一世恩怨，且已经付讫结清。相比而言，那些几代人绵延不尽的“夙孽”，显然更令人唏嘘，陈博的“主公”、副市长马道成和傅耒的继任者、现任海天新区工委书记丁心一两家，便是典型的例子。
    说起这段“百年情仇”，还要从马道成现在所住的这所深宅大院说起……
    天朝市铅水湖南岸沿湖一带，有很多地名都与“翰园”二字相关，比如“翰园路”、“翰园斜街”、“翰园西里”、“翰园东里”等等，连刚建成不久的一盘地产项目，也被开发商命名为“翰园私邸”。
    “翰园”，实为“翰林花园”的简称，作为地名，在已经有快两个世纪的历史了。
    清朝中期，天朝出过一位金榜题名的头甲进士，姓石，由于是头甲出身，无需庶吉士过渡，直接留馆，授编修、编撰之职。石翰林饱学之士，又颇通官场存身之术，尽得当朝皇帝欢心，故始终未舍外放，累经侍讲、侍读等阶，一路迁至从二品掌院学士。晚年“乞骸骨归”，回到老家，在铅水湖南岸斥巨资修建宅邸，最盛时占地近两百亩，大小房屋数百间，围墙绵延几条街，人称“翰林花园”。
    宅邸落成后不久，石翰林就去世了。从那之后的百余年间，石家人一直居住在这里，祖先荫德，后代中为官做宰者不少，虽再未出过掌院学士一类的红顶子，但始终稳居本地第一望族宝座，三尺小儿皆知：天朝真正说了算的，不是知府、通判，而是“翰园”……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历史的车轮来到华夏大地翻覆变革的20世纪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原本如千年古刹般往复不前的“翰林花园”也难以独善，拉开它日新月异的序幕。
    当时，石府长房有位名叫石求真的大xiaojie，同家中那些谨遵三从四德法则的闺秀不同，她从小就是个敢于打破传统樊笼、积极寻觅进步新知的洋派女性，从不顾父母反对自己做主改的名字上便可见一斑。那时，石府的家塾还没有解散，但石求真却对那些子曰诗云的陈词滥调一概不感兴趣，小学、初中都是在刚刚创设的女子教会学校中就读的。到高中时，更是只身一人前往省城，考入如今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省第一女子高等学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语）。上世纪20年代初，正是左翼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方兴未艾之时，尤其是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以后，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由半地下转入公开。当时，省第一女高中也有不少左派进步青年，石求真就是其中非常积极的一位，大家成立了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并公推家境富裕、出手阔绰的石求真担任组长……
    读书小组成立的那年秋天，来自全省十余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负责人齐集省城，召开省委成立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代表大会，石求真也有幸参加，并当选为妇工部干事。会议结束后，她提前结束在第一女高的学业，受上级委派返回天朝，筹建当地党组织。
    同那些未语先怯、开口就脸红的旧式女性迥然不同，石求真向来就是个能言善道、动员说服能力很强的女孩子，省城数年更是大开眼界，满口都是当时仍相对闭塞的天朝人从没听说的新见闻、新词汇，身旁永远围着一群视其为传道者的青年男女。加之石家本就威望甚高，不出两年，石求真组建的共产主义小组便已有上百名铁杆成员，外围追随者更难以统计，她本人自然毫无争议地成为组织一把手，起初叫召集人，后改名为书记。
    那时，该小组在天朝的政治生活中很有影响，除一般的读书、印书、办报、集会、演说外，还在当地各类工厂中组织建立或协助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工会团体，开展过几次像模像样的罢工斗争……
    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就在石求真的共产主义小组日益发展壮大之时，血腥的1927年到来了，国民党右派突然翻脸，国共合作宣告破裂。白色恐怖阴云很快也席卷到了天朝市，当地军警倾巢出动，捣毁一切左翼团体，并大肆抓捕运动积极分子。
    刚开始时，石求真还打算像苏联小说中那些不屈的革命义士一样，同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但很快，她便意识到现实远不似文学作品浪漫，共产主义小组的那些平时看起来坚如磐石的铁杆，绝大部分都是瞎凑热闹的墙头草，曾经耀武扬威的工人纠察队也强不到哪里去，真遇上事就全怂了，没等坐老虎凳便纷纷倒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悔过、自白。
    虽然比起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更有见识、更有理想，但当年的石求真，说到底毕竟还只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振臂高呼、抛撒传单时当然英姿飒爽，可真在巡捕房幽暗潮湿的地牢中关上十天半个月，放眼都是手持棍棒皮鞭的酷吏狱卒，身旁充斥着一脸恶相的地痞流氓，耳畔尽是受刑囚犯鬼叫般的嚎啕，不吓哭才怪呢……
    果然，被抓到巡捕房没多久，石求真便崩溃了，一边抽泣一边喊着要妈妈。事实上，就在她被捕的同时，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的石求真父母已经找到当地警方，正四处托关系搭救。当年的石家，虽不似前清时显赫，但在当地依旧是手眼通天。其实，若非上峰逼得紧，石求真又是头号被点名“反动团体”的“首犯”，警方绝不至于把她关起来。
    没过多久，石家人便同有关方面达成了谅解协议，只要石求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一个声明，承认所做一切都是出于年轻无知、被坏人欺骗利用，并保证今后不再从事相关活动，和“反动组织”一刀两断，曾经的种种便可一笔勾销。天朝当局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把石求真怎样，名门千金，动不得也没必要动，否则她如何能够在不死也得掉层皮的巡捕房里毫发不伤地待上这么久。
    坦白讲，石求真原本就不是个革命意志多么坚定的人，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往好听了说是“左倾幼稚病”，往难听了说是投机革命，甚至根本就是起哄。民国时期的中国，有些类似同时代的魏玛德国，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政治团体、政治思潮渐欲迷人眼，“革命”更像是一种时髦，就像张天翼笔下的那个“华威先生”，为了参与而参与，从没想过为什么，或者会有什么样的代价和后果。
    如今，听说只要写个自白书就能逃离苦海，石求真自然如蒙再造，她拒绝请人代笔，亲自操刀，墨水和着泪水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悔罪声明。不仅将“欺骗”自己的“组织”骂了个狗血喷头，还额外主动供出不少当时尚未暴露的上线，积极争取立功。
    当局对石求真弃暗投明的坚决态度十分满意，非但没有爽约，还对其大加褒奖。国民党天朝市党部主委、市长分别接见，将她树为“回头是岸”青年典型，甚至还襟授了九等嘉禾奖章一枚。一时之间，石求真竟成了名人，照片和事迹频频登上报刊版面……
    风波平息后，石求真痛定思痛，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她不再是那个风风火火的热血青年，越来越“稳重”，越来越像“翰园”中那些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大家闺秀，回归主流、回归传统。几年以后，石求真由父母做主，嫁给在天朝市财政局工作的表哥，并将“翰园”中的一处院落送给他们当作嫁妆。该院名为“瘦金园”，是石翰林晚年读书的别院，很宽敞，也很幽静，因满院遍植菊花，故而得名。
    那之后的二十余年，石求真的生活平静而悠闲，她在市内一所女中有份教职，课不多，且可去可不去。毕竟，像她这种出身的人，只要不败家，一辈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是没问题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问个平平安安”。美中不足是夫妻二人始终膝下福薄，虽曾育有五子，分别起名“未成”、“未辍”、“未惬”、“未了”、“未安”，但不知是不是“未”这个字辈不大吉利的缘故，五个孩子先后幼年夭折，最大的也没能活过束脩之年。
    最后，还是由族中尊长居中，过继了石求真一位堂弟的孩子，依然姓石，便是丁心一的岳父、也就是他爱人石蕊的父亲了，取名“未未”，算是负负得正……

耿于天

6.一山不容二虎

    一晃，20世纪的脚步已经走了一半，石求真也随之步入中年。
    山不转水转，谁也没想到，“大革命”失败时曾“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共产主义运动，短短二十几年后，居然成了大器。1949年夏天，解放大军摧枯拉朽般席卷而至，天朝宣告改朝换代……
    当年解放天朝的是第X野战军X纵某师，马道成的爷爷修本尤，正是该师的副师长。进城后，一部稍作休整继续南下，剩下的常驻，成立军管会暂行政权。
    原有部队官兵，加上陆续从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调来的地方干部，进城军政人员林林总总有约数千人，首当其冲，住房成了大问题。为此，天朝市军管会签发命令，对全市公用民用房产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并根据实际需要予以统筹调整，用老百姓口头语言说，就是“号房子”……
    国民党当局党政军机关败退后，各类“衙门”空了出来，随之逃走的，还有不少官吏、富户，房产乱世之中一时难以出手，又不似金银细软能随身带走，都成了“无主之地”。以上这些，自然一概充公，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三大经济纲领中的“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一脉相承。
    但这还远远不够，于是，那些住房相对宽裕，甚至过于宽裕的人家，便成了下一个“统筹调整”的目标。自然，在当时的天朝，符合这种条件的，首当其冲就是石家以及他们的“翰园”。
    那时候，“翰园”中住着上上下下数百口老老小小，但绝大部分都是佣人、帮工、丫头、老妈、院丁、杂役等“下人”，真正的石家人并不多。砸烂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人身依附没有了，下人们纷纷得到“解放”，有的回乡分地务农，有的在城里给安排了工作，逐渐离开“翰园”，只将孤家寡人的“主子们”留了下来。因而，曾经繁华热闹的“翰园”，一时间变得甚是冷寂，方圆一百多亩的深宅大院，只剩十来户孤魂野鬼点缀其间……
    解放大军刚刚进城时，天朝市内并不十分太平，政权交替造成的暂时真空，为土匪、恶霸、“还乡团”横行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再加上国民党当局安插潜伏的各类敌特人员，一时之间，气氛倒比当初兵临城下时还要紧张。
    因此，为保安全，军管会并不打算将党政机关及高级别领导干部的住宅安排在老城区闹市，可择址重建对于当时经费紧张的新政权来说又不现实，即使有钱，时间上也来不及。权衡之下，“翰园”便成了绝佳的不二之选。该园位于铅水湖南岸，与北岸老城区虽绝对距离不远，却因湖水阻隔而相对独立，附近倒也有些人家，但大都同样是些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格局整齐，住户有些。更为重要的是，占地广大、建筑众多的“翰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尽可满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需。
    于是，没过多久，石家人便被从“翰园”中请了出来，有的稍许给点钱，算是“和平赎买”，剩下些有抵触情绪的，直接“统筹调整”到大杂院里。按照当时的标准，石家人即使不算反动派，至少也是剥削阶级，更何况其中不少人还先后在旧政权甚至伪政权中任过职，没被镇压已属宽大，再无养尊处优之理。
    不过，石家人陆续迁出“翰园”后，住进去的并不是所谓的“寒士”，而是新贵。“翰园”东部几处正宅，稍加改造后，成为军管会及后来的市党政机关所在地，直到现在，几条街以外的市委市府大院虽早已建成，部分机构依然留在这里。而西部的几所别院，则被分配给了几位高级别干部，其中就包括马道成的祖父、时任军管会主任的修本尤……
    在天朝，修本尤还有个更为人所耳熟能详的名字，“六指将军”。且他的六指与众不同，别人都是一只手六根指头，他却是两只手加在一起只有六根指头，确切说是只有六根完整的指头（非常六加七），其余四根，有的只剩一个关节，有的则齐根不存，据说都是在历次战斗中失去的。
    分给修本尤的，刚好就是石求真原本居住的那处院落，临湖的“瘦金园”，当然，满院菊花早已不存，只剩下“瘦金园”徒有虚名……
    自从人民政权接管天朝，石家人便一直沉浸在沮丧与绝望中，尤其是被赶出“翰园”后，“铁杆庄稼”没了，连今后的生计都成了问题。可有一个人却是例外，那便是石求真，与别人相反，自从大军进城，她就一直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中。
    石求真主动找到军管会，声称自己是天朝市党组织的创始人，并曾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后虽一度脱党，然始终心向组织，“多少年，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你，盼到你”，总算等到革命胜利。要求恢复党籍，入党时间从省第一女高马列主义读书小组成立算起，屈指已有二十余年，不要说这些进城干部，就连那些拿过“八一勋章”的人，只要不是一级，估计党龄都不如她。
    军管会起初没当回事，以为石求真有什么毛病，见过攀龙附凤的，但没见过这么攀龙附凤的，你怎么不说自己是“一大”代表呢？可石求真一再上门，似乎不像故意捣乱，这才逐渐引起军管会的重视，责成有关方面详查。这一查可不要紧，发现石求真就是当年“大革命”失败时“回头是岸”的青年典型，亲笔书写的自白书以及受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市长接见时的新闻在旧报纸上历历在目，连那枚九等嘉禾奖章也在家中被翻了出来。好啊，正愁找不着你呢，石求真被定性为“叛党”，当场逮捕，依历史反革命治罪……
    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还不如老老实实挨家待着呢，这不是没事找事么？石求真只得自认晦气，窝在号里听从发落。原以为这回是在劫难逃了，没想到她的命还真硬，又一次逢凶化吉。
    这次救石求真于水火的是省里的一位贵人，此人姓包，时任某大区军政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建国初期带有过渡性质的一级行政组织，统辖数省。包委员算是石求真的故人，想当初，省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时，他便是会议选出的临时省委负责人，推荐石求真出任妇工部干事并责成其返回天朝建立党组织的也是他。
    那年，石求真“叛党”案的审结报告及处理意见送到省里，被包委员无意中看到。对于石求真这个名字，他的印象很深，毕竟，当初“党代会”召开时，二十几个代表中就这么一个女性，天朝市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也曾向他汇报过几次工作，“大革命”失败时听说她也被捕了，再之后就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当初那个小姑娘还活着，而且被自己人关进了“冤狱”。
    包委员多年从事地下工作，见过太多生生死死，长期险恶的斗争环境，铸就了他爱憎分明的性格，也最见不得自己的“战友”遭到“迫害”。为了石求真的事情，包委员专门来了天朝一趟，直奔狱中，将她接出来，大加抚慰，并将军管会的人痛骂了一顿，瞎了你们的狗眼，连“革命先驱”都敢关。
    不仅如此，包委员还主动为石求真担保证明，她确实是20年代便积极向组织靠拢的老党员，是天朝市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幸与组织失去联系，最多也就是个“脱党”，和“叛党”二字无论如何也沾不上边。至于自白之类，极可能是敌人栽赃，了不起是年少无知被人欺骗利用，没搞过地下工作的人当然不懂，周总理不还有个所谓的“伍豪事件”呢么，一张旧报纸说明不了什么。
    如蒙大赦的石求真又一次像当年成为“回头是岸”青年典型时一样，千恩万谢，墨水和着泪水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思想汇报，细数自己二十几年来如赤子望父母、大旱望云霓般对党的思念，登在《天朝日报》头版头条，甚至还曾被选入当地语文课本。可事实上，恐怕连那个包委员自己都想不到，当初“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正是由于石求真的出卖，才导致其一度被捕，险些死在狱中……
    组织问题倒是解决了，可如何安排石求真的工作却成了一个难题。自从包委员为她作了证明，石求真就开始以天朝市“首任市委书记”自居，虽然没有办公室，却整天在军管会里转悠，动不动就指手画脚，甚至还曾拿着宪法和党章要求参加相关会议。
    像她这种情况，直接安排在党政核心机关肯定是不合适的，石求真虽然是全市党龄最长的人，但她既不是地下党，也不是进城干部，名不正言不顺。本想给个“参事”一类的虚衔吧，天朝不是省会城市，没有这个机构，她又不是什么耆宿硕儒，文史馆肯定不合适。最终，研究来研究去，给了石求真一个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加政协常委衔，待遇高配，享受行政十二级标准，每月工资一百五十五元新币，几乎和副市一级的领导相当。
    除此之外，军管会还为石求真安排了一处不错的住所，就在“翰园”以南不远处，两进十几间的四合院，面积不算太大，但干净整洁，格局也很合理。论起来，这处宅子还与石家有所渊源，是当年“翰园”中一位混出头脸的管家置办的私宅，设计、用工都十分考究。解放前夕老管家跑回了老家，四合院随即空了出来，原本是准备分给一位省内著名的民主人士，却被她截了胡……
    以常理而论，对于组织上的照顾，石求真应该心存感激才对。
    可事实上，她非但不觉满意，还牢骚满腹，甚至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在石求真看来，以自己的“身份”，最起码也可以和那几个住在“翰园”里的领导干部平起平坐，无论如何也没有道理让她搬出“瘦金园”，更何况那本就是石家的产业。如今分给自己的这处小院，追本溯源，是当初侍候大xiaojie的下人住的，分明是在埋汰人。
    至于区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求真更是看不入眼，这算个什么官，没权没地位，同样是钻故纸堆，可比石翰林当初的掌院学士差远了……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石家与马家的梁子就算是正式结下了，石求真和修本尤，一个是自封的天朝市“首任市委书记”，一个是解放后真正意义上的首任市委书记，一天二日，一山二虎。
    石求真动辄以革命先驱自居，好像若没有了她，人家都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修本尤起初还能以礼相待，后来也渐渐被折腾烦了，开始同石求真针锋相对，大会小会、有事没事总要敲打敲打她。石求真当然毫不示弱，四处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言论，说修本尤这个“泥腿子”根本不配忝居高位，是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小农阶层代言人，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和党渐行渐远……

耿于天

7.黄埔常务副校长

    两家矛盾斗争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60年代中后期，当时，石求真的儿子石未未与修本尤的儿子修永忠已经长大成人，接过先辈传下来的“革命火种”，成为斗争前沿的急先锋。
    “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分别是天朝市两大造反派的头子，那时还是“老红卫兵”主导运动的岁月，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造反势力多由“大院子女”组成，“红二代”为首。
    石未未领导的派别名为“红铁骑”，将斗争矛头直指市委一把手修本尤。与石求真当初的论调一脉相承，将其定性为“反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大军阀”，罗织罪名，称修本尤本为乡间无赖，犯案后躲进革命队伍，长期欺压下属，作风蛮横，当权后更不知收敛，乃天朝第一公害。
    修永忠旗下造反派的名字更有针对性，直接被叫做“揭老底战斗队”，不用说，对象显然是石求真。那时，曾经为石求真翻案的包委员已经倒台，靠山没有了，老底很快被揭。“大革命”失败后“叛党”的事情重新翻了出来，各种罪证被印成传单，飞遍天朝各个角落。这个罪名可是不轻，且并非空穴来风，加上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出身，也够喝一壶的……
    混战以两败俱伤收场，“天朝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市委形同虚设，修本尤也被打倒，好在由一个时任省军区某部主官的老下属及时接走，名义上是“监督劳动”，实则保护了起来。石求真就没这么幸运了，“叛党”坐实后，先是一通批斗游街，最终关了牛棚。
    石未未和修永忠的下场同样没好到那里去，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出身工农兵阶层的“新红卫兵”很快取代“红二代”主导的“老红卫兵”。“红铁骑”与“揭老底战斗队”均遭捣毁，石未未和修永忠也一报还一报，像当初他们整治别人一样，被胖揍一顿后看管起来。
    当然，“新红卫兵”也没蹦跶几天，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典的“新事物”与“新出现的旧事物”命题一样，“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便一起被轰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
    顺便说一句，之所以修本尤姓修、而马道成姓马，转折点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各造反派混战时，修永忠的名字被对手拿来做文章，“修”就行了吧，还“永忠”，连起来就是“永远忠于修正主义”，和那个混蛋老子修本尤一丘之貉。修永忠一气之下，干脆改姓马，“永远忠于马克思主义”，这总没的说了吧……
    “文化大革命”末期，确切说是在那次著名的“云南知青暴动”事件后不久，相关政策出现松动和微调，“整顿”中逐渐复出修本尤的与石求真，通过关系以招工的名义将已经改名的马永忠和石未未调回。又过了几年，二人先后考上大学，都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专业，一个是自动化控制，一个是高压输变电，毕业后又几乎同一时间走上仕途。
    这一时期的马永忠与石未未，虽不似当初“街头政治”年代中那样动辄“血溅五步之内”，但也始终暗自相互较劲，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今天刚刚听说马永忠受到提拔，明天石未未就接到了升迁调令……
    马永忠先是在某省属企业当了一段时间技术员，在当时，这是技术派官僚最常见的起点，算是混个“工人阶级出身”，不能从一开始就脱离人民群众嘛。当然，他是不可能长期在车间里跟老大哥们为伍的，没过多久就被调入厂办，后又来到市工业局，一直累迁至局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工业局随之也装不下他了，修本尤离休前，马永忠成为天朝市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后又扶正，几年前最终以市委副秘书长衔光荣致仕。
    比较而言，石未未的官路似乎更单纯一些。本科毕业后，他留在大学任教，先是搞本专业，后在教务处及党委任职，升任副书记后不久，被调到市委党校，在党史教研室短暂担任主任并很快成为副校长，十年后在常务副校长任上退休。
    乍看上去，石未未的仕途似乎要比马永忠黯淡得多，“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啃书本能有什么出息，跟石求真的党史研究室差不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若真这么想，那便不仅大错且乎特错了。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建陆军官校，亟需物色一位既老成又干练之人担任校长。那时候，国民党众多元老们也是不愿意去孤岛上当“孩子王”，唯独蒋介石慧眼，将这个看似没什么起色的买卖接了下来。当时的蒋某人，已经官居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谋长之职，相当于上将，而黄埔校长只是个中将，即使不算降职使用，多少也有些屈尊的味道，但他却毫不在乎，宁可暂时不要枪杆子，也要当这个校长，“宁舍十顿饭，不舍二人转”。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这笔看似不怎么划算的风险投资，用一本万利形容怕是都嫌不足。担任黄埔校长之前，蒋在国民党高层别说前十，前三十都未必能排得进，军界中更是根基浅薄。然而，短短几年校长当下来，国民党已堪堪变色，国军更是成了黄埔系的家天下，想不独裁都难。
    细细想来，石未未的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与当年蒋介石的黄埔校长之职相比，还真有些神似。蒋当校长时，黄埔还有个“总理”（孙中山），以及“党代表”（廖仲恺），名曰校长，其实也就是个“常务副”。反观市委党校，校长之职依惯例由常委中排名第三的专职副书记兼任，人家的工作重心在市里，通常没工夫过问党校日常事务。石未未这个“常务副”，反倒能够称孤道寡……
    “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校，没有和尚没有道，一群腐败分子在深造”。玩笑归玩笑，官场上的人，怕是没有一个敢真正看低了这座像庙的党校，甚而有些既敬且畏。翻开领导干部的履历，只要够一定级别，恐怕没有任何一人会缺少党校学习的背景，即使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和行政学院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都说党校学术水平低，是“文凭印刷机”，这话或许有几分道理，但请别忘了，人家印刷的可是这个国家中含金量最高的文凭，几乎可以等同于委任状。
    蒋介石依靠黄埔的师生之谊在党内军内培植出盘根错节的嫡系人马，身为天朝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石未未也能做得到，甚至更容易。黄埔学生，尤其是最初几期，刚入师门时都还只是毛头小子，毕业后也得从排长、连长慢慢爬起。可党校就不同了，动不动就“厅局级干部进修班”，最损也是个“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要么是在职的大员，要么是前程无可限量的“第三梯队”。且无论级别多高、资格多老、贡献多大、背景多深、后台多硬，到了这里，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学生。中国可是个自古讲究师道尊严的国家，“天地君亲师”，即使不用手背后，尾巴还是得夹起来的。
    事实上，不管来此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管期满后的前程如何，是飞黄腾达还是王小二过年，从没听说有谁在党校学习期间乱说乱动的。高级别领导们，一个赛一个地谦虚，生怕高声大嗓落人口实，对老师则极尽毕恭毕敬之能事，显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尊师重道，没有半点官威官谱，连官步官肚都收敛了不少。等待提拔的中青年干部更是一步不敢踏错，一纸期末鉴定，亦或只是鉴定中的一个措辞差异，都可能对他们的前途产生潜移默化却无法估量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正因如此，石未未这个乍看上去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党校常务副校长，在天朝政坛的分量，甚至可以与市委组织部长一较高下。毕竟，二者追本溯源本就一脉相承，都是手握“官票”的人，只不过一个是“现货”、一个是“期货”，后者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却是保证金交易，“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杠杆化工具，至少也能套期保值，左右不赔。
    如今的天朝市官场上，几乎所有大小官员，都与石未未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师生关系，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小而化之的一个职务，大而化之的一个政权，说到底。不就是个“名”么？而这一切，也成为石未未以及后来的女婿丁心一在天朝政坛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组织基础”。
    石未未这张人脉网，想想都觉得可怕，虽然轻易不会动用，但只要愿意，他可以随时拨通全市任何一位领导干部的电话，刚刚报上名头，甚至只需简单打个招呼，听筒那边会立即传来一声甜甜的“校长”。尽管不用像国军将领见到蒋介石时一样立正敬礼，但那份尊重却是由衷的，甚至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即使如今石未未已经退居二线，即使这些学生中相当部分人的地位早已或者本就高于他，但校长永远是校长，甚至和胜负都没有关系，详情可参考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格兰特与罗伯特·李将军……
    近几年来，石、马两家斗争的焦点慢慢集中到了丁心一和马道成身上。同石未未与马永忠一样，他们二人，再加上现在天朝市检察院反贪局任职的石蕊，从小就认识。
    丁心一也是干部家庭出身，父母都在市直机关工作，地位当然比不上石未未或马永忠，但也算是有一号。他比马道成和石蕊大几岁，长得人高马大，性情又十分孔武，自幼便是市委市府这群孩子当中的带头大哥。石蕊则属于那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类型的女孩，很早就出落得楚楚动人，可到了“女大十八变”的时候却没能更上层楼，反倒有些走下坡路，虽不至于从白天鹅变回丑小鸭，但南瓜马车确已消失，“泯然众人矣”。
    这当然都是后话，小时候的石蕊，始终是男孩子们心中的公主，可她却不太愿意多和这些在自己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小屁孩废话，唯独对丁心一青眼有加。反之，丁心一对石蕊也颇为照顾，两人常常合起伙来，跟马道成过意不去。大概是从小接受石求真以及石未未“反动宣传”的缘故，石蕊向来看马道成不顺眼，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马道成家的“瘦金园”，乃至整个“翰园”，原本都是她石家的，“祖上也阔过”。连同“首任市委书记”这顶桂冠，后来都被万恶的修本尤用卑鄙手段抢了去。
    对于这一切，马道成通常采取一笑了之的态度，小时候的他比较内向，特殊身份也使其行踪有些深居简出的味道，除在校外，少有同其他孩子来往的机会。不过，丁心一和石蕊却没有因此放弃对他“迫害”。马道成额头外侧有一道伤疤，至今历历可见，是读初中时遭人暗算，“向前进，向前进，出门一拐弯，挨了一板砖”落下的，他始终怀疑是丁心一或受其教唆的人下的手。
    后来，三人渐渐长大，承祖辈衣钵，也都步入仕途……
    进入官场的丁心一和马道成，倒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官路始终处于平行状态，“缘吝一面”，没有什么交集。丁心一起家的地点是市教育局，几年后调到湖西区，从组织部再到委办，够一定级别后开始在市辖各区县之间来往，螺旋上升，从天朝市的角度看，属于“外官”类型。
    马道成虽然也是从市直部委局办上路，但之后再未离开市委市府机关，原本有一次对口援建的机会，稀里糊涂也错过了。从最初的外贸局，到外贸局撤销后的商业局，再到市府办，直至坐上副秘书长、副市长的位子，一直在这一亩三分地转悠，属于典型的“京官”……
    两人可能永远也成为不了朋友，但似乎同样算不上敌人，虽然有那一板砖的悬案，但好歹也是儿时的玩伴，“十年修得同船渡”。开会时偶然遇到，倒能互相点个头，有时实在找不到旁人，也不排除聊上两句的可能。
    比较而言，丁心一的官运似乎要比马道成稍好一些，尤其是在傍上了原省委副书记何鑫之后。两年以前，傅耒调任市委副书记，海天新区工委书记的位置空了出来，经过几派人马的激烈博弈，时任湖东区委书记的丁心一成功胜出，同时增选为市委常委，比同是副市级的马道成先一步“入常”。
    对此，马道成心中虽多少有点小醋意，但倒也没大觉得所谓。海天新区是个是非之地，情况很复杂，甚至可能是火药桶，当初为傅耒留下的职位打得头破血流时，也有人劝他一试身手，马道成权衡后还是没去凑热闹。条条大道通罗马，更何况自己还年轻，既然丁心一家祖坟上有那根蒿子，就随他去吧。后逢市委全会召开时，两人在会堂大厅碰到，马道成还满真诚地向丁心一表示了同志式的祝贺与勉励……
    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事情开始慢慢起了变化……

耿于天

二、高峡平湖

1.相爱相杀

    自从前次突然造访并与叶之秋相认后，孟怡与陈博见面的机会便渐渐多了起来。
    刚开始时，孟怡每个周末都会来陈博家，后来变成约他和叶之秋出去，再后来变成分别约陈博和叶之秋出去，再再后来约前者的频率渐渐远超后者……
    近期，天朝市军分区文工团联手市歌舞团，排演了一部新编芭蕾舞剧，抗战题材，名曰《火凤》，不日即将与观众见面。首演前几天，陈博接到孟怡的电话，说自己很想看看这部舞剧，问陈博能不能帮她搞张票。
    起初，陈博感觉很奇怪，若论在天朝市的活动能量，孟怡比起自己只高不低，更何况只是张戏票而已，分分钟拿下，似乎没有道理专门来托自己。但很快，陈博咀嚼出了其中的味道。像孟怡这种女人，愿意帮她办事，或者想帮她办事的男人，不说一个独立团，至少也有一个加强营。她找谁办事，尤其是这种根本就不需要请托送礼的事，基本可以等同于向谁伸出橄榄枝……
    弄张演出票，特别是此类带有官方色彩的演出票，对陈博来说很容易，上午给市文联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下午票就送来了，而且是个包厢。在中国大地，芭蕾舞剧，也是曾经火过一把的，当然，是在那个文艺作品极度贫乏的特殊年代。当时，不仅艺术生活如同沙漠，即使是狗肉上不得台面的低级趣味，想得到满足也是件难事，花上几大毛来场芭蕾舞剧，就算是为了看大腿也值了。可如今，文艺市场早已供大于求，看大腿的渠道也慢慢多元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芭蕾便渐渐少人问津了。
    票到手后，陈博立即打电话给孟怡，看是自己把票送去还是她派人来取。果不其然，孟怡说不用送也不用取，问他演出那晚有没有空，若有是否愿意陪自己一同前往。好在事先有所准备，陈博的心才不至于跳将出来，虽不知究竟该不该算好事，但似乎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与一般的商业演出不同，《火凤》的首演被安排在一个周一而非休息日的晚上，据说是为了配合预定出席的市领导行程，地点位于落成不久的天朝大剧院。
    天朝大剧院是新任市委书记白羽上台后的一号城市形象工程，位于市中心人民会堂以西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面积约五万平米，总造价近十亿元。该剧院由巴黎左岸某据称世界闻名的造型工作室主持设计，主体建筑高二十五米，比东面的人民会堂略低，不至喧宾夺主，呈椭圆形，采用全金属外壳，由三千多块钛合金板拼接而成，表面为淡淡的鹅黄色，最新型镀面可保五十年不变色生锈。主体建筑外围是两万平米的环形广场，全由专程采购自新疆的汉白玉铺成，表面浅浮雕有中西合璧的数十组艺术图样。从空中俯看，鹅黄色主体建筑托于洁白的地砖之上，被天朝百姓形象地戏称为“荷包蛋”……
    《火凤》首演如期于“荷包蛋”璀璨夺目的星光大厅举行，陈博和孟怡的包厢位于剧场二层，中央稍偏侧面，观赏芭蕾舞剧恰到好处。
    “听说这部戏是袁雪竹排的，”孟怡翻看着宣传册：“没错，她是艺术总监。”
    “哪个袁雪竹？白羽的夫人？”
    “还能有哪个袁雪竹，中国虽然不似朝鲜，新领导人上台后全国所有和他同名同姓的人都得改名，但有些名字也是不能随便乱叫的，”孟怡笑了起来：“我曾听说过一件事，有那么家洗浴中心，老板不知哪根筋搭错了，让ixoajie们都起名叫当地女干部或干部妻女的名字，后来这家洗浴中心涉黄被查，本来只是罚款拘留的事，却判了五年。”
    “这就是典型的自作孽不可活，”陈博笑着摇摇头：“这部戏的主演是谁，还是宋松月么？”
    “不是，是个不知名的年轻演员，据说好像是袁雪竹的学生…… ”
    宋松月与袁雪竹，是天朝市乃至全省文艺界鼎鼎大名的“舞坛双姝”，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二人“相爱相杀”了近三十年时间。她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天朝人，自幼相识，师出同门，宋松月比袁雪竹小五岁，算是她的师妹。
    两人的艺术足迹几乎一模一样，同样出身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都曾赴所有芭蕾舞演员心中的不二胜地——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学院进修，先后在全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竞逐中蟾宫折桂，后又不约而同地回到天朝，加盟市军分区文工团，如今都是专业技术六级，文职四级，副师待遇。
    自古有所谓“同行是冤家”，文艺界更是一山不容二虎，幼年学艺时情同姐妹的宋松月与袁雪竹，很快成为事业上的对手，最终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便是省内尽人皆知的所谓“袁宋情结”……
    起初，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是宋松月，比起袁雪竹，她更年轻，也更漂亮，台缘好，专业素质似乎也略胜一筹。更为重要的是，宋松月与原省委副书记何鑫之间，始终有那样一种若明若暗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百姓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因此，近十几年来，天朝市每年的春节晚会，零点敲钟前黄金时段，永远被一支固定由宋松月担纲的独舞占据，雷打不动。比较而言，袁雪竹那边的行情就有些惨淡了，从开始时的分庭抗礼，逐步“曹强刘弱”，到后来干脆就“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了。
    然而，正所谓“先胖不算胖，后胖压断炕”，谁能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与宋松月的急功近利不同，袁雪竹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想当年，追逐她的各年龄组登徒子虽没有宋松月那么多，但找个不比何鑫逊色的靠山倒也不难，可她却一概回绝，而是选择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白羽，踏踏实实地做正宫娘娘。
    后来的事实证明，袁雪竹的策略不仅正确，而且名利双收。曾经的政坛希望之星白羽不负众望，一步一个脚印地坐上了天朝市的头把交椅，袁雪竹也随即跟着夫贵妻荣。与此同时，宋松月的好日子却到了头，何鑫到杠卸任，虎威虽犹存，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舞台上的宋松月尽管看上去依旧光彩照人，但毕竟是四十岁开外的人了，风韵尚在，可一旦卸了妆，和文工团里那些十几、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小丫头比起来，多少已经有点惨不忍睹，想重新找一棵何鑫那样的大树，怕是再不能了。
    被宋松月压了这么多年，袁雪竹有朝一日翻身，前者的下场可想而知。
    就在白羽正式继任天朝市市委书记的那年，宋松月便永久性地从春节晚会中那个原本只属于她的时段中消失了，文工团团长也很快落选，只勉强换了个艺术指导的虚衔，算是没有赶尽杀绝，稍稍保全了面子，至于市政协委员、青联常委、文联理事、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之类，都没有实权，当不当区别不大。
    这些倒也罢了，可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舞台，也残酷地向宋松月关闭了大门。近几年，天朝市的观众已经很少能在各类演出或文艺节目中看到她，虽然省内外甚至国内外还有一些不合时宜的邀约，但宋松月不同于那些市场化的演员，她是军人，一举一动都要服从组织安排，只要文工团那边不点头，谁也休想用她……
    “没办法，这就是国情，孙猴子再厉害，也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什么也大不过权力，”孟怡叹气，似乎有些惺惺相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宋松月当初依附何鑫，不也是靠权力上的位么？如今栽在这上面，倒也不算冤。”
    “没错，是这个道理，”孟怡点点头：“听说，那个傅耒也是何鑫的人。”
    “还不仅如此，他们两家的渊源很深。若干年以前，何鑫才刚刚崛起，有人组团想要整他，拉拢傅耒的父亲、时任省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傅盟，后者表面应允，暗地里提前告知了何鑫，何鑫闻讯后跑到老省委书记那里去哭诉，密谋者功亏一篑，并遭到反啮。投桃报李，傅耒走上政坛后，何鑫一直视之为嫡系，提携有加，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傅耒是自己最属意的接班人。”
    “我听说丁心一与何鑫的关系也很密切，比起傅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让他接傅耒的班、出任新一任海天新区工委书记？”
    “政治这门艺术，是很错综复杂的，没有外部民主的政体中，派系斗争确实是主流，但不能简单化理解。”
    “此话怎讲？”
    “近年来‘何系’确实在走下坡路，傅耒的倒台就是个标志性事件，可并不是说所有跟何鑫有关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扫荡殆尽，有时还会否定之否定，打个嘴巴接着给个甜枣。”
    孟怡点点头。
    陈博突然发现自己似乎说得太多了，官场上的生存法则是多看少说，尤其是这些很大程度上只能意会的事情，即使是同马道成，一般也只是点到为止。陈博不禁暗暗吃惊，一向小心谨慎的他，怎么一到孟怡身边，就不由自主地卸下警惕和面具，他们认识不过才个把月时间而已……
    正胡思乱想着，剧场内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
    “开始了，”孟怡显然对刚才的话题并没有持续兴趣，避免了陈博的左右为难，她在椅子上找了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似乎还超陈博这边挪了挪，收敛心思，准备专心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