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梦(短篇) 一 我现在才懂得,文学这个东西,很有钱的富翁、富婆不愿搞,很没钱的穷光蛋搞不了。——我就是一穷光蛋。 手握一纸北京寄来的“中原”杯新文学大赛获奖作者创作笔会邀请函,我有点傻眼,——“苗一方同志:作为获奖作者,特邀请你参加此次新文学创作研讨会,每位参会作者需交食宿、旅游、会议等费用1080元人民币。”娘的,邀请就邀请呗,为什么还要求交1080元人民币? 说什么游故宫、八达岭,凭吊陶然亭公园高君宇、石评梅墓,说什么北京现有的著名作家、诗人齐聚现场,唉,我多么想去,多么想游故宫、八达岭,多么想看看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多么想见见我所崇拜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可是,我没钱。 昨晚一个人徘徊白马山下,黑魆魆的山体贴身压来,一只孤鸦“呱呱”叫着先是往南,忽又在西边鸣叫,声音戚哀,隔着黑丛丛的松林我无法准确感知它,只看到为数不多的星星燧石一样闪着冷光。春节后只身来A城谋职,从家带来的钱只有区区400元,连房子也不敢租。——1080元,比我每月工资还多出80元。自己刚到A城不久,刚寻了一份工作,刚领了第一月的工资。想当初背着行李卷来这儿,先把行李寄在火车南站,一个人举目无亲,在市区转悠着找工作,顺着报栏挨个看招聘信息,硬着头皮面试,急不择路,怎么就选择了这么一家小破厂?这个厂子用的生产设备都是老旧濒临淘汰的,生产的塑窗也几无订单。 尽管暗自生自个儿的气后来想想也不能这么埋怨,进这个厂干业务员,主要是能免费提供住宿,挣钱不挣钱的先混混经验。有个一块进厂的聊城人小赵,大家都唤他赵子,比我小两岁,同住一宿舍,两人感情不错,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开农用三轮的父亲串乡收玉米,受不了父亲的训斥,跑出来了。不过他是要再跑回去的,因为已经订了婚,并且很爱对方,定好年底结婚的。在他看来,我是最不应该出来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舍掉,出来能混出啥来?可是,在我心底还有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除开这塑窗设备业务员还有个兼职,那就是《华夏文学报》的采编,是我正经通过招聘考试录用的。 竞聘《华夏文学报》采编的有300人之多,却只招10人,复试这一天,参加正经考试的有60人之多,竞争还是蛮激烈的,作题两个半小时,我是最后一个交卷的,结果通过了。进报社干采编,采编这个活么?和文学多少有点距离。采什么呢?当然是采报告文学,向企业要版面费啦。10000元一个版,价格可适当低一些,当月任务如保证完成一个版,提成15%,底薪500元,就是说,要是真能完成创收任务,一个月可拿到2000元,要比现在的专职收入还要高一倍。只可惜我所在的这个厂太小,不需要做宣传,再说,我也没必要吃窝边草。 人在生活的大环境里就像一群猴子在抢空果壳,我却是什么也没抢着。抛妻离子,只身来A城打拼,百事不如意,想起临来时妻儿话别,不觉鼻子发酸落下泪来。晚写诗一首,其中有“呵,我的欲望/已风化成一具夜隼的骨架”,又给老婆写信,安慰她也安慰自己,——“小蕊,你就放心吧,我有文化,有专科学历,一定能混出名堂来的。”可是,自己也知道,一时半会能混出个屁名堂来?忽而转念又想,自己还是太脆弱了,经不住打击,写作上也有些懒,热度一退就难恢复,唉!为了所谓的事业,为了所谓的文学梦,舍掉的太多太多了。 二 春天终于来了,马路上的法桐长出了新芽,冬青油绿绿的,南归的鸟儿又跃上了枝头。可是,我的春天没有来到。如果你是A城人,你一定知道2013年春天的BC街地下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一下炸死35个人(报上说的),炸死的人挂在法桐树上,挂在法桐树上的不仅仅有死人,还有自行车、汽车轮胎、广告牌。我来这个城市淘金,干了没两个月,就发生了这档子事。 偏偏我们这个塑窗设备厂就背靠这条街,偏偏爆炸的地段就离厂子不远,后墙防盗窗上的玻璃全碎了,墙也裂了些大缝隙,这一大爆炸还炸出了厂子不规范操作问题,工厂不能生产了,我和赵子失业了。我得搬出去住,却没挣到租房的钱,一个人租房子住,我还真没这个意识,只一心指望找一个管住的新东家,可哪里这么好找,明天厂里大门就要上锁,我还在厂院里瞎转悠,徐副厂长也被遣散了,他是本地人,提出让我先在他家住几天,等找到工作再说,他夫妻不睦,老婆常年住娘家,我自然很感激地同意了。 徐厂长家住市郊,小区在A城的大西北,交通不方便,只有一趟公交车。到他家才知道,他是看我人老实,让我在他那里干几天短工。他住一楼,第一天到他家就干砍树的活,不顾邻居的反对,徐厂长让我把他小院里遮阳的梧桐树砍掉,却给了我一柄破斧子,干了多半天,两手磨出了泡,才把树放倒,放倒了树徐厂长又让在院子里挖鱼塘,干了三天,徐厂长买来了水泥,先四壁砌砖,再抹缝,浑身搞得像刚钻出湿泥地的知了鬼似的。我跟厂长说,我不能老在您家里吃闲饭,我得尽快出去找工作。厂长总说不慌,但也不阻拦,我就借了厂长200元钱,到旧货市场花150元买了辆旧自行车,骑回来又觉得买贵了,两个轮子磨损得厉害,已看不见凹槽,到修车铺装了一个自行车前筐,200元几乎用光。为了找活,天天骑车出去买报纸,看路边的招聘栏,招聘广告倒是看了不少,多是招大厨、电焊工、电器维修工,都大晌午了,马路边一大堆揽活的民工还聚集在那里,等用人者挑选。这些民工有持锯者,有持瓦刀者,有持粉刷者,有空手缩着头傻站者;路边还有一大群脏兮兮的包着各色头巾的妇女,嘁嘁喳喳等着主顾。唉,自己空有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连这些民工也不如,到哪儿也无人问津。 晚上回到徐厂长家,厂长不见踪影,借公话打他手机不通,给赵子联系,说是徐厂长去了平邑,晚上回不来了。我走时他也不告诉我一声,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临时决定出差,忘了我的存在,这下陷我落难于他的小区。刚开春,天气一到晚上就冷透了,可我还抱着幻想,小区里瞎转悠半天,希望徐厂长能赶回来,他家里还能亮起灯光。等啊等啊,双脚都冻麻了,也是自己不自爱,停在路边的一辆旧面包车没锁车门,我就想钻进去暖和暖和,刚拉开车门,不料黑暗中一老太太走过来,疑心我是偷车贼,说了我几句,还说观察你好一阵了,年纪轻轻啥钱挣不了?不学好,我说我在等人,老太太哪里肯信,等人在外面等,钻人家车里干什么? 没奈何,晚十一点住进了路边的小旅馆,一住两晚,徐厂长才来。心知这是撵我走啊,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娘的,前一个月的几天里,我还住在鲍庄街道办一宣传委员家里,帮他写稿子,这个人是我们厂长的同学,了解到我能写,周六周日专门开车把我请到家里,让我给他写一篇夸赞他单位的文章,当然,署名是他的,为这,那人还每晚给倒洗脚水呢。可是现在,求职无门,马上就要露宿街头了。有次出去找工作,按照工厂地址走到郊外,身后那条带子似的柏油路已远离了城市建筑,还没见到工厂在哪里?看来是劳务介绍所的小子使坏。唉,实在找不到就先租一小房住着,住下来再继续找。给《时代小说》投的稿子又退回来了,徐厂长亲手交给我的,信寄到厂子里,他去厂里交接工作时捎回来的。退稿中还附有一纸退稿单,说他们这个杂志主要面对城市题材,您写的是农村,不大合适,退稿单中还有这样一段:“林一方同志:你的小说在编辑部传阅后,觉得语言不错,有些细节描写也挺好。可惜题材旧了些。经研究,不用了。今退回,请查收。”这篇小说名字叫《新田园轶事》,后来又转投了别处。 三 我这个人不善于隐藏心情,心情的好坏都挂在脸上,又自卑又自负,遇上不顺心的事就拉脸子,这一点很不好,缺少随机应变的能力,唉,举目无亲来到A城,分明这社会,这城市,对自己疏远和排斥,也分明感到了客乡的冷漠。我本是一个爱独处的人,只要有书作伴,憋家里半个月不出门也觉正常,可现在没有家啊!迷失在城市的街头,你只有影子陪着,落魄、烦闷、无依、孤独、怀乡,娘的,袁世凯怎么说的啦?——“慢慢走,等等看。”大概我现在只是一个怀有小农意识的旁观者,自己要想沉淀下来真正融入这座城市,少不得先作孙子,再当爷爷;干吧!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定下的一处住处,在振兴街第七居委会一个靠街的小房子,是居委会沿街增设的门头房,这房子原是居委会准备租给人干小卖部的,在墙上钉有一个小货架,两层,正好给我当书架,我也是看上这一点才租下来的,不管走哪哪里,我那两纸箱书都一直跟着。可是太小,只有四、五平方,每月150元。困难时期,就将就着住吧。小房太小了,除了床,勉强能把自行车塞进去,塞进自行车就没了站脚的地,所以进屋主要活动的地方就是床,床也不是真的床,两条条凳上铺了几块木板,太硬,而我的被褥又薄,晚上睡觉硌得腰疼,头几夜不习惯,一直没睡安稳。可是别无他法,坐在被褥上,可以在货架上写字,货架很窄,连稿纸都摆不开,但总还可以将就着写。小房子只通了电,却没有水,解决渴的问题是买点便宜水果,可是,春天便宜水果不多,多数时候就忍着,不久就生了口疮,吃东西时呲牙咧嘴。 自行车给我出了大力,经过小十次不懈地应聘、面试,终于找到了一份专职的采编工作,——《创业导刊》的采编,其实就是业务员,我这一批招聘来的负责“华夏名医”专栏。这下总算解决了早晨刷牙洗脸的问题,每天早起到单位去解决。这个报是市里一家大刊的分支,算是大刊的子刊,——儿子刊,被我们现在的林主编承包下来,林主编叫林树,40岁左右,瘦瘦的,中等个,和我一样戴着近视眼镜,不过比我的眼镜高级。他每年给大报交多少钱不是我这样的业务员应该知道的,我也没那好奇心。书、报,只要见着我都要翻翻,人说“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自己今后想吃文学这碗饭,一定得在现有笔头子的水平上再有提高,起码不能滑下来。 白天我一般不回来,回来屋内也得开灯,因为唯一的窗户被钉死了,窗户倒不小,原是出售货物的地方,现在住了人就用木板封死了,就是夜里也是磨蹭到7点半以后才回,怕被路人看见还有这么个穷光蛋蛰居这儿。小房门上,春节时贴了个横批“万事如意”的春联,“万事如意”,什么时候能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不过是人们虔诚的祝福,世间是决不曾有的。因为沿街房比较吵,“热馒头!”、“收废品!”、“碎羊杂!”、“桔子来!”、“收被褥!”、“清洗油烟机!”、“磨剪子来戗菜刀!”,这就是住处外小贩们整天的吆喝声,春雨如暗尘,伴着街心的泥泞。唉,这同样也是职业,人活着,总的有挣钱谋生的手段。 四 门头房只租了一个月,居委会老太就来通知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人住,这个地方缺一个杂货店,居民反映购物不方便,有人想高价租下来做生意,你要出不到这样的高价,最好下月就搬出去。我答应了,我自己也觉得在这儿住的憋屈。等了一天,居委会老太通知我10号最好搬走,我租期是8号到期,也不想占她两天的光,8号搬走算了。周日去找房子,就在兴民湖畔的一处民房找了个住处,小平房挺好,同在房东院里,和正房的窗户相接,算是正房的一个耳房,10平方,房租每月200元,屋里有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买了锅可以自己做着吃。当下给了房东周老太太20元定金,其实手里只有这么多,那180元,得等到工资发下来才有,实在等不得就向报社借支200元。人逢喜事精神爽,温暖的春风里骑车拐向青年北路,想去市图书馆翻翻书,刚拐过去,就被一红色松花江面包车挂了一下,我这个采编大人手脱了车把,从自行车上飞了出去,远远地趴到水泥地上,而包飞得更远,从车筐到了街心,我爬起来,周围有不少人围观,那辆松花江没有减速,逃之夭夭,这个地方没装监控,我只好泄愤地骂了两声。幸喜身上没有伤,只是车把歪了,车筐瘪了,也没找到车子哪里碰到面包车了,还好,要是让大货车挂住,就完结了。 “华夏名医”倒还有一定市场,因为款项不大,能跑得出业务来,向私人诊所的“名医”每位收800—1000元不等,承诺上一个整版,配发照片、简介、诊所电话。做“华夏名医”数我的业务最好,领了1600元的提成,还徐厂长200元,一下给小蕊和孩子汇去了1000元,女儿、儿子都要上小学,家里开支不小。还徐厂长钱时路上买了瓶酒,两个人喝到半夜。 单位附近文化广场有个不大不小的书店,我下了班常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时下新书贵得要命,就是打折我也不敢常买,一切都得控制在自己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所以读书主要以借阅为主,市图书馆虽然远,还是跑去办了借书证。市图每次允许借三本,只要还书还得勤,不愁没书读。我原有的两纸箱书大都是旧书,是自己每个周日到旧书市场淘来的,我有记笔记的习惯,读的书自认为精典部分先划线摺叠起来,读完就把划线的部分抄到笔记本上,市图的书,都是用铅笔简单记个记号,抄完再拿橡皮擦掉。从市图借的书,几乎都是翻译著作,这次借了三本:茨威格《心灵的焦躁》、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之所以开始大量阅读国外作品,源于我不久前读到的一部读书心得集,叫《心仪》,是小说家张炜写的,对我的触动很大。张炜心仪的书全是外国作品,有百十部,我由此想小说家莫言可能也在读这类作品,要是像我这样老读国内作家的文章,那就一点突破也没有,只能在他们屁股后面亦步亦趋。 林主编对自己这个“华夏名医”的创意很自得,开会时大讲,——“对知识的推崇,使你们位尊至上,见官大半级,见了市委书记也不掉价!哈哈,努力干吧!有的是一心想扬扬名、揽住病人的‘名医’,哪条街上没三五个‘名医’?能出大钱的,可以请他们出任咱们的理事会理事。” 可是,这个城市人均收入在全国不算高,小诊所挣不了多少钱,大的上规模的诊所又不多,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又不肯自个掏腰包,我们这些采编显然是僧多粥少,为了业务,我多次骑车到郊外,为了采编的面子,先把破自行车寄存到离诊所远一点看不到的地方,再腋下夹着包走进去。到下面乡镇找“名医”,“名医”倒是有,土大夫们都说自己是名医,且是祖传名医,可是,越往乡下越掏不起钱,跟这帮“名医”简直与虎谋皮,白费唇舌。因业务一般,按林主编的话说,我已经对不起自己每月领到的底薪工资了。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有想法,觉得这个工作不怎么靠谱,空手套白狼,到现在一期《创业导刊》也没出,我那几个“名医”几次打手机催我了。再这么做下去,连人格也没有了。再往深里想,感觉《华夏文学报》的采编也不靠谱,自以为是文学刊物,盲目托大,下去采访时准客户并不吃你这一套。我两边都干,都干不好,费心费力去了几个大企业,能办了的事就是给人家放下几份报纸。 五 春末夏初,万物一派生机,朝暾初上,房东老太小院里的石榴树开得火红一片。每晚读书写东西都要弄到十二点,只要有写的欲望,就不停笔。门外风吹杨树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似在为勤奋用功的我鼓掌。说起来好多人毕了业就不再专注学习了,可我的汉语言文学钻研从来没断,比别人多学了这么多年,自己早晚还不得成精?因而常常暗自激励写作上千万不可灰心,今春务必再掀起一个创作的小高潮,即便结不了籽,发表不出去,算练笔也好。想想写作这个玩意,是有点周期的,有井喷也就有停歇,就像女人生孩子,怀哪一胎都需有个过程,有时下笔千言,有时腹内空空。 《华夏文学报》采编那份兼职,因为一直没做出业务,也就一直没从这份职业挣到一分钱,不免心有自责。这当然也不全是我自身的原因,定的价位太高,太狠,企业不买账,尤其是份和经济不大沾边的报纸,发行量肯定高不了。但这个兼职岗位我还是挺珍惜的,因为它毕竟和文学沾点边,从每期的报纸上能学到些东西。有一个和我一同进报社的采编刘文采,比我小几岁,和我交好,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后来了解到他是通过关系进来的,因他父亲和我们报社总编是文友,私交非同一般,有一天开完碰头会,文采说跟我到家里玩玩吧,认识认识我老爸,他在本市可算得上大作家,十多年的省作协会员了,就是还没入中国作协,你们交流交流。我欣然同意,路过一水果摊还掏钱买了一大兜水果,算是见面礼。果然他父亲在家,刘聚丰,五十岁左右,文质彬彬,写诗也写小说,唤他刘叔叔,他阻止,说别那么客气,咱们今后就是文友,唤刘老师就行。正是这位刘老师,成了我在A城文学上的引路人,他每个月16号参加市南区文学研究会,一大帮文友在一块交流交流,有次就通知我过去,并隆重作了介绍:“这位新来的是《华夏文学报》的编辑苗一方先生,诗文俱佳,后生可畏,欢迎成为我们的新会员!”从那,不管多忙,不管刮风下雨,每月16号我都去参加例会,从而结识了本市一大半的作家和诗人,对文学的新认识蘧然而觉,觉得这仍然是希望之所系。 文学研究会平日里活动不断,我只参加了不多的几次,实在没那么多的空闲时间,我得混钱,得生活。有一次有个比我稍年轻些的诗人发言时说,他是著名诗人XX的学生,我觉得他说了外行话,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看法,依我看写诗是没有师傅的,就靠一个字:“悟”。至于我对诗的理解,现在主流的诗写作是叙述性的,这个叙述性可能还会风行20年不止,但我觉得这并不是诗写作的一个很好的出路。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文学研究会组织黄河风景区采风活动,我随车去了,来A城三个多月了,虽然黄河就在身边,却一次也没去看。现在黄河还不到汛期,河面不宽,夕阳下的河川飘燃着一层流动的火焰。大河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浮桥颤微微地躺在河面上,两岸露出大面积的沙滩。河风吹在脸上,像大手抚过,抚得风吹雨侵的黄河母亲沙雕变成了两堆黄土,那是从腰部断开来的。随行的有几个既是作家又是画家,拿着炭笔在白纸上这样那样描着,呵呵,我是个笨人,专攻一样还未入巷哩。观河回来,感慨万千,心胸开阔了不少,雨果怎么说的啦?——在人的一生中,可以有作为的时候只有一次,那就是现在。于是熬夜凌晨两点,把早先构思的短篇小说《迷向》写出了大半。 可是,生活是第一位的,既不能枵腹从公,也不能连个安身的地儿都没有还侍弄文学。“华夏名医”跑了三个月,山穷水尽,已很难再开发出来,不少和我一块上班的都离开了,林主编的两个副手,——我们的两个总在电脑跟前枯坐的副主编,因为老拿不到工资、提成,有了业务也不再上交财务。单位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方就要干涸的泥潭,不想坐以待毙的蛙们都跳出来寻找新东家去了,平时来报到上班的很少。有次杜副主编值班,我刚从外面回来,他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平时我和这位副主编倒挺能合得来,他是社科院的,不知怎么上了贼船,他反对我看文学书,说那不顶事,要求我多看经济类的。这个人还懂周易,会看手相,有天午间休息时过来和我们拉呱,抓起我的手看了半天说,事业线很清晰,且连接婚姻、智慧、生命三线,事业上一定能成功,只是要晚许多年,不过不要紧,十年磨一剑,有前途就行。他讲这些的时候煞有介事,连我身边的两个女同事也跟着说,今后富贵别忘了我们哟。 借其吉言,我有了动力。现在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你去王医生那里拿到款了吗?” “拿到了。” “多少?”副主编问。 “1000元。” “好!财务今天没来,你别带在身上了,交给我吧,晚上林主编过来我交给他。” 这个杜副主编拿了钱,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再没来上一天班,为此我挨了林主编一通批。 “看不出来吗?猪脑子,他早就不想干了!” “我也不想干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