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几次废除中医

从湘江到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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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民间就有“尽信医不如无医  ”的说法，其实也就是对当时中医的不尽人意的抗议。
    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和中国面对“东亚病夫”的帽子，面对着瘟疫、天花、疟疾、痨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对着初生婴儿和孕妇极高的死亡率，面对着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和面对着中医对这些常见疾病束手无策不作为和荒诞迷信不科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站起来反对中医。
    其实开始是中医首先在嘲笑谩骂抵制西医的——清朝末年，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起始人，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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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改变旧传统、旧文化的队伍逐渐增大。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余云岫、陈独秀、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胡适、鲁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其中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句最为著名。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当时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医药”剔除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没有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4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取缔中医教育。接着，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呼应。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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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禁止开办中医学校和中医医院，停止中医个体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以这种方式，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不过遭到了顽固旧势力的反对和批评。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回应中医界的批评。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建议取消“所谓国医”。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存废中医之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1946年国民党教育部取缔仅剩的两所中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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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余云岫在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主张废医存药，废除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藏象和四诊八纲。当时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并宣布停止中医带徒，实现中医逐步消亡。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1955年中央确定中西医结合，创建新医学的方针，同时，医学界提出一个口号：“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封闭状态下生存。无论是医，还是药，都没有得到半点国际援助。更要命的还在于，国内政治环境也极度恶化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不是“具有帝国主义背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生。由之，“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力量都丧失殆尽了。
   
     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极端缺医少药的背景下，毛泽东丢掉了他1949年关于“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讲话精神，彻底中断了“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并为此撤销了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老资格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不仅如此，在“三大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还以“解放中医”的名义，把中医全面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
    从此，中医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中医药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由显性转成了隐性。中医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讨论，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由之，中医当中固有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陋习，被当成“传统”而延续下来了。原来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医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地掩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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