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蜜蜂社会、斯巴达社会、社会主义、停滞的文明？

秦王政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第三部分有关停滞的文明章节，仔细分析了历史上几个他认为发展到巅峰便长期处于停滞的文明社会。所有这些停滞的文明之所以停止下来不再成长是因为它们获得了某种“绝技”的结果，这些绝技是对于挑战的过度反应，其反应强度恰好超过了能够刺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被击败两者之间的临界点。在他们的环境下，他们不会被击败，但也不会再成长了。

首先是爱斯基摩人，为了适应北冰洋沿岸的生活环境，爱斯基摩人的绝技是在冬天里居住在冰上猎获海豹，为了这一点，爱斯基摩人精心发明的器具近乎完美，皮船，木架蒙皮船，鱼叉，带有投掷木板的鸟枪，三叉头的蛙鱼枪，装有动力装置的复合弓箭以及狗撬、雪鞋、过冬的房子和点着鲸鱼油灯的雪屋，等等。这些器具体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完美的技艺，但是在另一方面，爱斯基摩人却表现出低等的发展。这种文化已经被迫把爱斯基摩人几乎全部的能量用在发展维持生计的方法上了。因此，为适应北冰洋的严寒作出的 搏斗，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爱斯基摩人必须严格适应这种寒冷的气候年复一年地更迭变迁住所，所以，爱斯基摩人究竟是北冰洋的征服者还是它的奴隶？面对大自然的挑战，爱斯基摩人的应战，虽然没有失败，但也不能说是成功，因为，他们的社会停滞了。

当爱斯基摩人与冰天雪地进行搏斗时，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曾勇敢地与难以驾驭的恶劣环境进行了顽强的搏斗。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海洋其实有着相通之处。它们只可作为文明人短暂的旅游和朝圣之地，而不是日夕相伴的家园。但是历史上欧亚大草原上曾纷纷扰扰地兴起过许多的游牧民族，他们发明了杰出的技艺，甚至也建立起了不只一个大帝国。但是，游牧民族征服者建立的帝国一般都迅速衰落下去，没有生长成熟就灭亡了。阿瓦尔人奴役斯拉夫人，东西方的昙花一谢的匈奴帝国，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以及突厥、帕提亚人。唯有奥斯曼帝国维持了至少超过了四个世纪之久。它没有夭折，但却成为了一个停滞的文明。奥斯曼帝国适应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的挑战是，把一部分奴隶训练成人类的助手，维护着放牧农耕的“人类畜群”的工作。，从而维持着帝国的统治。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埃及的马穆鲁克奴隶军事体制。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构里，包括苏丹和他的家庭，他的家族官吏，政府行政人员，骑兵，步兵，法庭和政府中的一切服务人员，除少数例外，全部都是奴隶出身进入统治集团的，甚至苏丹的母亲是奴隶，苏丹是奴隶的孩子，苏丹事实上已经不能从王室阶层中迎娶新娘。奥斯曼帝国体制就是，有意地吸收奴隶，培养他们成为国家重臣，和公主们结婚，让他们担任伟大的穆罕默德国家的重任，充当无敌军队的士兵和将军，从小就与亲生父母隔离，灌输信仰，以击碎十字架举起新月旗为主要乐趣，在追求无与伦比的人类荣耀上奉献一生。而生而自由的奥斯曼贵族却 被排斥在政府之外，虽然奇怪，但却被证明是正确的。当自由的穆斯林教徒在苏里曼统治末期开始最终完全进入统治集团时，奥斯曼帝国也就进入到了他的衰落期。自由的穆斯林教徒被允许加入禁卫军，尽管禁卫军人数增加了，但纪律却松散了，战斗力也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奴隶制集团的最后衰败表明它本身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僵化性，虽然它曾是了不起的绝技，虽然它曾无往不胜席卷欧亚大陆，但是，一旦运转脱节，它本身不能修复，也不能自我调节加以改造。而如今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们，土尔其人已经放弃了祖先征服世界的野心和雄心，他们偏居一隅，从此将会愉快地摆脱要作为“一个伟大和特殊的人”所难以承受的压力和激励，过着一种舒适愉快的停滞了安逸平凡的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设想他的乌托邦时，是以斯巴达社会为蓝本的。和奥斯曼帝国类似，斯巴达社会与其存在着很强的相似性。当公元前8世纪，所有的希腊城邦都陷入到了人口增长速度超过食物供应速度的困难。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处于地峡的科林斯采取了海外殖民的办法来安置自己过剩的人口，到海外去寻找新的土地，征服当地的蛮族人，在地中海、南意大利以及古代叙利亚沿岸建立起林立的希腊殖民地，而雅典，采取了农业专门化，出口外销手工业制品，并改革制度赋予因贸易而新兴的阶级以政治权利。而地处希腊内地，没有临海的斯巴达，则通过攻击和征服他的邻邦满足了该国国民对土地和食物的需求。结果，代价是斯巴达不得不长期和邻人进行顽强的艰苦的战争，为适应这种形势，斯巴达被迫将整个斯巴达社会生活彻底军事化。在斯巴达公民内部，是严格遵守平等原则，每一个斯巴达公民都从城邦分配面积相等或产量相等的土地，然后交予他们的被征服者黑劳士农奴耕种，每一份土地足够维持斯巴达家庭生活，这样就使他能够以全部的精力来发展自己的战争艺术了。每一个斯巴达孩子，从7岁起就要强迫接受斯巴达军事教育课程，无一例外，女孩子也必须和男孩子一起一样接受体育训练，并且强制结婚生子，没有结婚和没有子嗣的成年斯巴达男子是要被羞辱的。但是，斯巴达社会要求即使在结婚以后，都要在军营里的公共餐厅吃住，即使是贵为国王得到的特权也不过是在公共餐厅吃饭时能得到双份的食物以授予他的亲近伙伴或者地位尊崇的长者。这样的结果就是，培养了一种难以相信的、无坚不摧的公众精神。因为这个体制，斯巴达人长期称霸希腊世界达几个世纪，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了雅典同盟。但是，就是这个胜利的社会，其文化艺术却在辉煌的希腊世界里几乎等于零，和被称为希腊的学校的雅典相比，斯巴达为了生存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制度，却是一架数百年没有一丝变化的机器。

汤因比最后总结到，爱斯基摩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斯巴达人都通过尽可能地抛弃无限多样化的人性而坚持一种僵硬性完成了他们所要完成的使命，虽然发展到极致，但却停滞不动。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使自身严格适应高度特殊环境的那类动物已经处于灭亡边缘，在进化过程中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恰好是停滞的文明的命运。

汤因比继续引申，指出人类的所谓乌托邦社会，和现实的昆虫社会都呈现出与这样的命运的类似的命运。蚂蚁，蜜蜂，等等昆虫，在原始智人脱离脊椎动物界几百万年之前，就已经进化到了它们现在的社会形态，有专业的分工，有严格的等级制，但却在这样的形态永远地停滞下来，至于乌托邦社会，它们同样是不可能再发展的。

一本不能改变你认知的书，不会是一本好书。古代斯巴达社会也曾是共产主义思想诞生的催生剂，而深受柏拉图、色诺芬、修昔底德以及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先哲著作影响的我，一直对古代斯巴达制度怀有好感，面对汤因比将斯巴达社会定义为停滞的社会，确实触动不小。由此，我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来注视。这两个被称为乌托邦似的社会是否也将是一个停滞的社会？面对剥削、人性贪欲、腐败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极致的处理办法和制度，是否是最适宜的办法？当一种超稳定平衡状态成为一个社会所有力量和目标必须屈从和为之服务的目标，甚至如有必要，其他目标可以被牺牲掉，这是否是正确？

我留意到这一点，无论是斯巴达还是奥斯曼，他们都在与同等级文明的残酷竞争与较量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在面对更高一级的文明压力时显得应变不足与僵化呆滞。站在一个后来者的立场，我们惋惜被斯巴达击败的雅典的辉煌，但当我们换个角度，站在雅典城破的那一天，一个雅典人的立场来看，面对城邦的破灭，人民的被驱逐和被屠杀，火光冲天的景象，我们还会以为雅典的方式高于斯巴达吗？作为一名后世的历史爱好者，我会哀叹雅典的陨落，推崇雅典的荣光，但若作为一名当时的受害者，我会希望给我一个机会，做一名胜者。斯巴达和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的哲学家便开始批判过去两个多世纪曾经使雅典无比繁荣伟大的一切事物，他们坚持之后把雅典的哲学和斯巴达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希腊，他们不惜一切要建立起一种平衡状态的希腊社会，这个时候，雅典的哲学家是斯巴达政治家的学生。色诺芬、修昔底德、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就体现了这个倾向。个人的幸福重要还是共同体的稳定重要？这个理想在深受这些希腊先哲影响的罗马人治理下得到了实现。公元2世纪，整个地中海的罗马和希腊世界沐浴在和平宁静的生活中，从公元96年到180年间，在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指导下，罗马皇帝的庇佑下，上千个城邦相安无事，享受着一种和平宁静的时光，这是一个繁荣稳定的时代，代价则是这是一个消灭创造和灵感活力的时代。那么，这究竟是一个黄金时代，还是一个黑暗时代？是为了后世人能赞赏文明的成就和杰作的艺术作品，而让当时的人们生活在战乱和动荡不安之中呢，还是为了让当时的人平平安安地从出生活到老死，几代同堂共享天伦，而让后世鄙视这是一个没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时代？

我不禁要问，人类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全人类和平相处，稳定地，天伦之乐地，子子孙孙在超稳定的环境中过下去，还是掌握文明科技，不断向外太空发展，在未知中冒险，将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投入到一场又以场不会有最终赢家的赌博中去？即使你赌赢了过去的所有，终有一次你会全盘输给下一个未知的对手？就像科学一把双刃剑一样，一位科学家曾说过：“我们具备能力，掌握工具，却没有安全利用的那份明智。”

最后，我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读后感，“任何社会体制的终极目标都应当是建立一种军事制度，像其他的制度那样，目的都是在士兵不能尽职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和平环境。”

疏影淡然

呵呵，忽然想起了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跟这帖有点不妥帖，但就是忽然冒出的念头
安逸是一般人的向往，但安逸常让人失去动力，裹足不前
动荡富有新的机会，推动人获取发展空间，
如此比喻一个国家有点是不是有点相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