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翔鹏发现一钟双音的分析

晨风

作者：冯洁轩

    今年是黄翔鹏先生逝世10周年，也是黄先生发现并确认先秦青铜编钟一钟具有双音的30周年，是有着双重纪念意义的一年。黄先生对于中国音乐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鞠躬尽瘁献身学术的精神，在一些纪念性的集会与不时发表的文章中已有不少阐述。但是，对于黄先生是一钟双音的发现者及最早作出科学论证者，却往往语焉不详，少见完全肯定的文字；有些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言词迟疑，含含糊糊；甚且黄先生本册时，虽有大谈一钟双音的大块文章问世，却不见有一字肯定黄先生的发现之功。这是学术的不公！今天，正当一钟双音被发现30周年之际，同时也为纪念一代学者黄翔鹏先生逝世10周年，有必要回过头来认真检索一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庶几不致学术蒙羞，从而肯定先贤发现之功，激励后学努力之勤。
    多年以来，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先秦编钟一钟只发一个音高乐音；这个“多年”，“多”至二千余年时间！在这“多年”时间内，从古代铸钟、演奏实践，到现代科学考察、研究，无不以一钟一音的认识为基础。如果把这一认识比作水面的话，那么，用“水平似镜”来形容二千多年来这一状态之毫无变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唯一可称为“例外”的是半个世纪前，“似镜”的水面上似出现过一丝涟漪，但随即消失，依然是“水平似镜”。
    距今半个世纪，也就是1957年，河南信阳出土了一套春秋编钟，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民族音乐研究所派出王世襄、孟宪福、郭瑛三位先生前往考察、调查，后以“调查小组”的名义著文《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其后，杨荫浏先生也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信阳出土春秋编钟的音律》（《音乐研究》1959年第1期）。与以往的认识无异，大家都在一钟一音的认识基础上考察信阳编钟。不过，调查小组当时曾用信阳编钟敲奏了《东方红》，并录了音。这次录音后来作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曲，而其声名大噪，则是因为1970年在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不断向太空播放，“响彻宇宙”；由此这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信阳出土春秋编钟共十三枚，按一钟一音的认识，它们只能发出由十三个不同音高音组成的一串音列，如果按自然音阶，用首调来表达，其常用调当以第四钟（由低往高数）所发小字2组升f为中音区的do；十三枚编钟的音列为：低音区fa、sol、la；中音区do、re、mi、fa、sol、la；高音区do、re、mi、la。可是，《东方红》里面有两处出现低音区的si音，以上音列却并不包含这个音。为了完成《东方红》的录制，以王世襄先生为首的调查小组便在低音钟上各处敲敲，看能不能找出一个虽发音不纯净但音高却近似低音si的音。最后，居然在一枚钟的钟枚上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低音si，这才对付着完成了《东方红》的录音。按今天对于一钟双音的认识程度可以十分容易地判断出：他们所敲的发出低音si的钟，应是第二钟；所敲钟枚，应是其右鼓或左鼓上方的钟枚。但钟枚并不是乐音的激发点，所以亲耳听过《东方红》录音的人不难记得：《东方红》的“正五声”都清亮透明，悦耳动听，但这两个变宫音(si)却不那么好听，无论音高和音色都显得模糊、不太协调。倘用时下的流行话来说，这两个si音，是王世襄先生们“忽悠”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认识，却仍停留在一钟一音上，并未前进一步。这不但由其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以所敲的si音而论，之所以会从钟枚上找出个比较模糊的si音，就是因为认定钟的鼓部是发出“本音”的部分，因此而不会考虑从鼓部去找不同音高音的缘故。这正是“一钟一音”思维定向的结果。今天追本溯源，我们会惋惜这是一次与“一钟双音”的发现擦肩而过的实践活动，但并不是一钟双音的真正被发现。所以这次录音实践之后，“一钟双音”的认识状态依然是“水平似镜”，纹丝未动。

晨风

真正打破“似镜”水面的，是黄翔鹏先生。
    30年前，1977年的3月到5月，吕骥、黄翔鹏、王湘、顾伯宝组成了一个小组，由吕骥带队，去甘、陕、晋、豫四省调查，目的是“具体探索我国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状况”。①黄翔鹏先生就是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并确证先秦编钟一钟具有双音的。
    在讲黄先生的发现前，有必要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一钟双音是不是调查小组的“集体发现”？认为发现之功应归于“集体”的理由大体是：调查小组拢总才四个人，四个人在一起活动，既有发现，怎么会属于其中一个人呢？理应是小组集体的。这实际上是“好处人人有份”的“大锅饭”思想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大锅饭”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依然盛行，至今也未完全绝迹。这种思想貌似“集体主义”，似乎有“集体精神”，骨子里却浸透了自利和懒惰。“大锅饭”思想的趋利性质是再明显不过的，这也正是它的虚伪和脆弱所在。例如，“大锅饭”思想盛行之时，设如某单位有人发明了个什么，获了奖，拿到奖金了，便不难见持此论者纷纷打着“集体”的旗号去割取利益，炊事员也有份，有道是：“没有我做饭给你吃，你有力气搞发明？”但是如果事情反过来，某单位有人犯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判刑，你见过包括炊事员在内纷纷去公安局、法院认罪的么？“没有我做饭给他吃，他哪有力气去杀人”？可见，凡一种理论、原则，如只能用在“利”、“害”的某一面，则这种理论，原则肯定是非科学的，也是不公允的，再怎么装点打扮，说穿了，仍不过是骗人之术而已。马克思、恩格斯也可以既是他们的“集体”的分子，但即使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同，也是各写各的文章，并不算在什么“集体”帐上，没有说成是“集体研究成果”。我这样说，决不等于不承认世界上有真正的集体研究。问题是吕骥小组有没有集体研究过？并没有。吕骥小组作为一个集体，大家一起参与活动，却并没有一起研究。小组一行四人，除顾伯宝先生担任测音技术工作外，其余三人都负有研究任务，但在调查过程中，每个人的思考角度、认识、意见、结论却不尽同。三个月的调查结束以后，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小组的共识、写出调查结论即集体研究的成果来。而是相反，黄翔鹏先生和吕骥先生先后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王湘先生则未见文字面世），且不但完成时间有早晚，观点也不尽同。所以不论黄先生还是吕先生，如观点错误，都应由本人负责；如有创见，也应由本人负责。总而言之，与“集体”无关。那么，有什么理由硬要把黄先生因参加小组活动而发现并确证“一钟双音”往小组“集体”身上扯呢？!
    第二个问题：至少在20多年前，笔者参加全国第一次律学会议时，就曾亲耳听到有人向某些与会者介绍吕骥先生，说这位是吕骥先生，他就是一钟双音的发现者！这里不准备讨论是否有当面献媚、肉麻讨好的因素之类道德操行问题，这或有诛心之嫌，且超出了本文的论旨。但如果仅仅因为黄翔鹏先生当年是小组成员，而吕骥先生是小组的带队人，所以黄先生占有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应归诸小组带队人，那么，它和“一切成果归集体”同样毫无道理，是明摆着的；它混淆了行政权（还是临时的、松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知识产权的界限，甚至完全蔑视学术权和知识产权的合法存在，其本质还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样说并没有无视吕骥先生组织、带领小组调查之功的意思；通过小组活动，吕骥先生本人也对学术作出了一定贡献，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吕骥先生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却不是发现“一钟双音”。这次调查结束后，吕骥先生于翌年（1978年）3月完成其调研论文，发表于《音乐论丛》，文章名为《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②，研究的对象是“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目的是“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这是吕骥先生通过以他为首的小组作了3个月调查后个人研究所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里面无一字涉及一钟双音，甚至根本未涉及编钟。而且即使在收罗其生平著述较为全面的先生的文集里，也并没有一篇研究编钟的文章。显而易见，由正常的逻辑思维，我们是得不出“吕骥先生发现一钟双音”的结论的。

晨风

“一钟双音”的真正发现者，是黄翔鹏先生。
    30年前，1977年3月至5月，黄翔鹏先生随调查组去甘、陕、晋、豫四省调查，主要是在陕、晋、豫的调查中，黄先生接触了许多先秦编钟，在为它们测音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绝大多数钟的右鼓部有着明确的不同于正鼓部的音高，而且这两处的音程关系较有规律，基本上构成小三度。他认为这种大量的有规律的现象不能用钟的音质不纯，或某个泛音突出等等偶然性来解释，而应是上古铸钟工匠有目的地铸造的结果；再联系有些钟的右鼓部铸有与钟的整体几何图案风格完全不同的鸟形美术图案，以及上古认为乐音起源于凤鸟鸣声的传说，这个风格大异，位置突兀的（凤）鸟形图案当为特意加上并起着强调指明它所在部分有着另一音高音的作用，同时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钟双音”的目的性、规律性的有力物证。不过，尽管我们的祖先、上古工匠发明了“一钟双音”，并以十分纯熟、精湛的工艺铸造出了具有明确双音的青铜编钟，堪称音乐声学上的重大发明，但是随着青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双音编钟这一发明也慢慢为历史所淡化，直至完全遗忘，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所以，黄翔鹏先生初次提出一钟双音的见解时，并不能立即为其他人接受，人们甚至觉得无法想象。黄先生最尊敬的前辈大家杨荫浏先生，就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现象只能反过来说明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伟大！当然，同时说明今天能认识、理解、揭示并肯定这一伟大发明，也是音乐学发展进程中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调查小组的调查于1977年5月结束，其后黄翔鹏先生便赶写文章，总结这次调查的认识，当年9月即脱稿，交付《音乐论丛》编辑部，翌年元月付排（此据编辑部所写《后记》），5月出版，这就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出版的不定期连续出版物《音乐论从》第l辑。文章篇名很长：《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和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文章篇幅同样很长，故而第一辑只能发上半部，下半部直到1980年1月才继续发表在《音乐论丛》第3辑（《音乐论丛》第2辑1979年3月出版，在显要版面刊登了上述吕骥先生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的文章，却未续载黄翔鹏先生文章的下半部）。但因为黄先生是全文写竟一齐交稿的，故倘论学术观点，则应视其首发部分的时间为全篇问世的“真时间”。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黄先生首次揭示了先秦编钟的一钟双音现象，并与文献相印证，对之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论证。
    在文章中，黄先生由文献所提周代用乐“无不涉及宫、角、徵、羽四调，而两周钟在不同八度的音域中的应用，按隧音（冯按：此为当时暂定名，后经正名，称“正鼓音”）说却只有角?羽关系这种结构”的矛盾现象展开了自己的论证。曾记得黄先生把自己对“一钟双音”的初步认识向杨荫浏先生汇报时，杨先生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并告诫黄先生：文献上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讲。黄先生由此入题，正说明对他最尊敬的杨先生的不同观点及其视角的重视：黄先生发现，文献上不是没有，恰恰是有的，只不过倘按一钟一音的传统认识，则出土实物反倒与文献无从吻合了。（顺便说一句，今有从事过一些音乐文物研究而自名为“音乐考古”的著述，在为“音乐考古”喝道的同时，却不明智到去大贬音乐文献，浑不知这是在宣布自己所说的都是废话，因为凡其形诸笔墨，见于文字者，莫不属于其所不屑的“音乐文献”也。）所以，只有承认实际调查测得的一钟双音，才能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于是，文章紧接着叙述了黄先生调查所得的一钟双音的建制及其乐音结构规律，并附示意图说明。黄先生说：
    成套的西周中、晚期编钟自第三钟以上的角?羽结构每组两钟，除它们的“隧”部音响之外，在隧部与铣边之间近钟口处，一般地都可敲击出比“隧音”高一小三度的音响。此处暂且名之曰“右鼓音”（左鼓一般同音）（冯按：黄先生已说明“右鼓音”是“暂且名之”的。后经正名，称“侧鼓音”）：

晨风

第三钟以上的“右鼓音”（原注：第一、二钟一般无右鼓音［按钟乐音阶排列次序，它们之间已成羽一宫关系，其间已无填补所缺音阶骨干音的必要］。有的大钟也有右鼓音的音响，则多半是为了谐和的需要，如“柞”钟之第二钟的右鼓音el，与隧音成大三度关系而与第三钟的el基本同音。又，测音工作中所见最大钟的右鼓音也有为大三度的，似乎是按照泛音列的原理而与高音各钟相协，但与第二钟相矛盾。）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小三度，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倾向于纯律的小三度（只有极少的例外，比纯律小三度略小）。已知测音资料的西周中、晚期编钟，除上举两例以外（冯按：指其前文已叙述过的西周中期“中义”钟和西周中晚期“柞”钟），成套的还有沣西马王村出土的甬钟，陕西虢镇出土的甬钟；音响成套而件数不全或非一次铸成，因而形制稍异者有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钟两套，残套而能成角一羽结构者如周原扶风等地发掘出土的编钟也有好几组。基本上都是同样情况。鼓音为角一羽结构而两件成组者，只见一钟偶然破坏了全套规律而在右鼓音上出现例外（还有可能是出于调音的不善）。此外，极个别的残套（仅余三、四钟）似在整体音阶结构上另有规律。
    这样，隧音为“角”者，其右鼓音必然就是“徵”；隧音为“羽”者，其右鼓首必然就是“宫”。表面上的角?羽结构其实就暗含着“角?徵?羽?宫”结构。
    由此，黄先生正确地指出：“这种‘右鼓音’，显然不是出于偶然。”随后，文章继前面引用《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冼为羽”等语说明周代用乐有宫、角、徵、羽四调之后，进一步引《礼记?玉藻》等予以论证：
    《礼记?玉藻》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荠》，行以《肆夏》”。《周礼?春官?乐师》又说：“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原注：均见陈?《乐书》，同书卷四《礼运》篇及卷四十一《周礼?春官?大司乐》“训义”均有基本相同的文字，但“左”、“右”二字有互换情况，而徵、角共存，宫、羽共存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采荠》、《肆夏》都是乐曲名。陈?在解释此礼此乐时说：“礼曰：升车有鸾和（原注：一种车铃。）之声，行步有环佩（原注：指前文之“佩玉”）之声，则环佩而拜，其声与钟鼓之节相应。”钟乐与佩玉的“相应”，在角?徵共存、宫?羽共存这种共同音阶结构上是存在共同基础的。这里，文献材料已可以作为关于右鼓音问题的测音材料的旁证。
    同时，黄先生由先秦编钟的正鼓音和侧鼓音的小三度关系为纯律小三度，以及“纯律的三度音程在和声结构中是比较完满地达到谐和效果的音程”，而认为这种谐和关系恐怕就是有些钟自铭“?钟”的最初原因。“‘?钟’，可能即以共存于一件钟体之内的、谐和的音程关系而得名”。它“起初应是钟的一个种属名称，后来可能已经失掉了它的本来意义（或已不被普遍认识），至少是在有关文献中已经仅遗其名，而未得其传。”黄先生的这一见解也属卓见。
    钟自铭“?钟”、“协?钟”、“?钟”，“（林）”谓其多，可编排成列，而非单独一枚，说的是钟自身的性质；“?（和）、“协?（和）”循例也应是指钟自身的性质，而不会是指音乐之“和”，甚至是指音乐思想上“天地之和”的“和”。但过去，甚至在黄先生提出这命题之后，大多数人仍不免笼统地把这些自铭看作是当时音乐思想的证据，未能予黄先生这一重要思想以足够的注意。
    最后，黄先生由“实际调查中，一般钟体隧部（冯按：今称正鼓部）的内侧和左、右鼓部（冯按：今称侧鼓部）的内侧都有调音时留下的锉痕。”指出：“可见，不仅是隧音经过了音高调整，而‘右鼓音’同样也经过音高的调整。”从而完全断定侧鼓音是古人有目的、按程序在钟体上刻意求得的另一个乐音，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论证。

晨风

即使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加以审视，30年前黄先生的以上论证也是全面完整、无懈可击的。但是1978年发掘了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出土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大套编钟，而且钟的铭文即写明了一钟双音，连各个音的名称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还用得辛苦论证吗？还用得着辩论不休吗？一夜之间，人人都是“一钟双音派”了。而且还只如此。问题在于黄先生文章中论证一钟双音的部分偏偏在全文的下半截，其面世的时间已是1980年1月，远远落后在曾侯乙编钟获得空前的轰动之后。那时候，可说业内已无人不晓一钟双音，故而黄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已不能在一钟双音的问题上引起特别的关注。于是事情被颠倒过来了，本来曾侯乙编钟只不过是黄先生一钟双音论断的最有力证据而已，但在有些专论文章及人们心目中却变成曾侯乙编钟出土后才让世人大吃一惊，知道世间竟有一钟双音；黄先生的发现之功则被说得含含糊糊，似有若无；黄先生以极大努力完成的科学发现竟被忽视乃至遗忘了！黄先生本人在其后的20年生涯中也从未出面自承过一钟双音的发现。究其原因，大约比较复杂。可能有传统文人谦虚、洒脱的一面；也应有“不争名利”之类思想因素在内；也许还夹杂着个人的感情因素（黄翔鹏先生历来很尊重吕骥先生的）。总之，一钟双音发现者黄翔鹏先生自己并没有站出来说过话，其他人也就不免“各取所需”地重塑了那段历史。
    但是，黄翔鹏先生发现并研究确证了一钟双音，并在其后不久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上获得铁证，从而进一步被证明完全正确，这就是中国音乐学术的成就，学术的光荣，是人们主动重新认识历史的辉煌的实例，也是中国音乐学者整体研究实力的生动体现。它绝不仅仅是黄翔鹏先生个人的荣耀与否。换句话说，漠视黄先生的发现之功，也就等于否认了我们的研究群体，是自认无能，只能被动地因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才迫使接受了一钟双音的历史事实。为什么非得把自己（哪怕是不自觉地）打扮成可怜的一群呢？所以有必要藉纪念黄翔鹏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清醒地重理这段历史，并秉笔大书曰：纪念黄翔鹏先生发现一钟双音30周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