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时拥有两个丈夫的女人（二）
二也许是天意，让两个男人在饥肠瘪肚岁月里相遇，同爱着一个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同把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抛掷在一个窝里，在此又融汇了一段扑簌迷离的精彩生活，凝成人性中最温存的一股暖流，温暖着这俩姓一家成员，同时也震撼着古老的社会伦理和传统家庭制度。
姨姥家里尽管人口多，外人对她家的口粮那么充裕。伙食那么好、生活那么富裕的现状充满猜疑。毫无疑问，姨姥家吃得好是不掺假的。与当地居民拉开了一个档次，但她却不抠门，困难时期邻里家遇有断顿的危难时刻，到她家借点米面，姨姥从不让他们空手而归。
家家户户孩子都处在营养不良危难时刻。而姨姥家两姓的八个孩子，个个小脸都红扑扑的，没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迹象。孩子大都在上高中、初中、小学，正是能吃、好动、淘气的时候，她家的孩子个个活泼爱动，邻居们看到这些俩爹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在一起，充满欢愉、无忧、融合地生活，暗地里不仅对她家庭哪里来这么多粮食而纳闷，而且还对其家庭内幕如何相安无事颇感好奇，对这家人的宽裕生活都好生羡慕，特别对两个男人太平相处状态充满猜疑，不少猎奇者的脸上及神情中还是挂着许多狐疑的成分，摇头者心里掺杂着太多的不可思议意。
姨姥的汪姓丈夫年龄偏大，比姨姥大十二岁。姨姥的柳姓丈夫比姨姥小一岁。
挨饿的时期两个丈夫同在东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好心的生产队长为了减少姨姥家俩男人之间的矛盾，不愿见到这种特殊家庭里面发生争风夺爱的恶斗。于是就让老汪、老柳俩人分别不同的时间给生产队当更夫，轮流值夜和喂马。这样老汪和老柳俩每人就能半月住在家里，半月住在生产队。
挨饿时俩男人为这个家吃的问题都绞尽脑汁，极尽个人所能，主人的担当意识尤显突出。
生产队远离镇子，喂马的马圈周围是一片坑洼不平的荒地和已经牵走的坟场，老汪就利用工余时间平整出十几块小镐头荒，合计有几亩，待夏天生产队种完地后，他利用自己纯熟的种糜子、荞麦的技艺就在那里种上早熟的荞麦和糜子，到秋头就弄回十几麻袋荞麦和糜子。
老柳也是一个极其肯干的人，每年秋头拾荒季节，整天游走在大地里，天天能捡到不少的谷子、豆子、苞米，送回家里。因为他兼做生产队保管员，有时还能从生产队的饲料堆里用衣兜揣回一些高粱、谷子、豆饼。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老柳还有一门手艺，他会修理收音机和乐器，那时他给别人维修不收钱，修好了要五斤小米。
在两个男人的努力下，一家子十一口人碗满钵满，粮满仓、米满囤、油满缸、菜满窖、豆包用茓子装。俩老头那种共度荒年的责任意识超过了镇里的所有男人。俩人心里除了要担负起自己的孩子不能挨饿的职责之外，或多或少也有一种比贡献比成果来取悦于老伴的意思在里面。在这个家里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局面。
一妻二夫是中国新社会法律所不容的，而姨姥家形成的独特现状，是姨姥的万般无奈的经历，是新旧社会更迭对撞中形成的畸形家庭，她与俩男的本来都没想走到这一步，多年来仨人都顶着道德伦理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经受着法律制度及其卫道者的精神拷问，经过多次不舍的离去再聚，最终能够不离不弃的融合一体，并肩一起走到今天，真是新中国一桩罕见的案例。
伪康德二年（1934）姨姥结婚的时候，才十六岁，而那时的老汪已经二十八岁了，老汪前妻因患上瘟疫而死亡，当时老汪的家境殷实，五间房子，十几晌土地，一群马牛。妻子死后，汪家给了王姨姥的娘家一份十分丰厚的彩礼，锣鼓喧天，场面隆重，八抬大轿，娶回了姨姥。 本人49年生人，属40后、还是50后？建国之后所有的事都经历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挨饿，吃糠咽菜，瘦的走道打晃。父亲在房产部门赶车，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旧社会给地主扛活还豆包管够吃，现在，土豆都跟不上溜。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那时，我大舅在生产队喂马，因为有豆饼吃，家都不愿意回......。
读中恒的文章，总有往事上心头，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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